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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将此次美国在非常时期的救助举措误释为常规之举，动摇自由市场信念，则可能拖累中国朝向市场经济的改革进程
几经波折之后，美国财政部提出的7000亿美元拯救计划，终于10月3日在美国国会通过。此后一周，美国财政部忙于筹备启动该方案，美联储则扮起救援行动的主角，从一而再、再而三地扩大临时性流动性融资工具金额，到史无前例地直接购买企业商业票据，再到主导全球六大央行同时降息，美国政府为挽救市场信心可谓费尽心机。
笔者此间正在美国旅行，不时可以感受到普通民众对此番政府救助的无奈与愤懑，听到他们对经济形势的担忧和叹息。美国国会在通过救援计划的同时，开始就危机本身广泛听证，处于祸端焦点的雷曼总裁和美国国际集团（AIG）两任总裁均被召去作证。雷曼总裁过去八年逾3亿美元的巨额收入，AIG在接受国会巨资救助后不到一周即在高档度假地招待顶级销售人员的奢糜之举，一一进入舆论聚光灯。身为纳税人，美国民众将救助行动视为被绑架式的不得已，更强烈地感受到不公平。
几乎可以肯定，这是一次成本极为高昂的救助之举。无论救援方案如何实施，最终能在多大程度上缓解危机、减轻痛苦，金融危机造成的伤害都已经深刻地而且将持续地存在。金融危局如此紧迫，以至救援等不及到今年11月大选之后再行实施，也使处于执政地位的共和党人告别白宫几成定局。
美国次贷危机演进至今，教训深刻，已有共识。监管当局不恰当地放松管制，特别是放松对衍生产品的监管，信贷过度扩张，引发了房市的泡沫，并触发金融体系内大量坏账和流动性危机。如今，形势危殆，政府当然有责任维护金融市场运行。从迄今事态来看，美国政府的救助是有选择的：从对象而言，选择救助有外部性的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而对影响面较小的独立投资银行相对放手；从时机而言，大规模的救助选择在被救助机构股价已经“跳水”之后实施，投资者承担了相应的损失，政府承担的市场风险得以适当降低。以广义论，此番救助亦可称为“救市”，但并非旨在抬高股指的托市之举。而救援的实际效果仍有待观察。
政府的基本逻辑是假设政府出手或可稳定金融市场，而如果不救助，市场就有可能对经济造成更大的损害。更乐观的假设是，如果救助时收购的不良资产在形势稳定后有升值空间，则政府还可以获得回报，似乎纳税人的钱花得“物有所值”。不过，说到底，这是一次“两害相权取其轻”的行动，而且从上周股市暴跌之势而看，市场对政府救助的反应也相当冷淡。
事实上，此次救助最大的负面影响，是美国奉行的自由市场原则受到重创，有如“国本”动摇。政府干预最显而易见的问题是道德风险。政府兜底的做法将鼓励更多的冒险行为，金融市场的风险不但没有释放，反而有可能积聚到政府手中。这次危机祸起华尔街（Wall Street），有可能殃及代表普罗大众的主街（Main Street），而为了稳定金融市场和保护经济的基本面，很有可能创造出一个全新的“国家街”（State Street）。推而言之，如果美国政府在救助金融机构的同时获得对被救助机构的控制权，“国家街”将有可能接管华尔街，美国政府将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控股公司。
更为严重的是，如果巨额救助仍然不能稳定金融市场，美国政府进一步救助的能力将非常有限。按照目前的救助规模，如果美国政府不能有效阻止资产价格的下跌，纳税人的钱就可能付诸东流，美国财政赤字有可能接近其GDP的10％，美国可能步日本之后尘，踏入漫长的景气调整期。
目前，全面评判美国政府此番市场救助的效果和影响为时尚早。如果将救助仅限于非常时期的非常措施，政府能够适时退身，并坚决回到自由市场经济的轨道上来，则此次救助的不良影响尚是可控的；如果非常救助措施长期化，则这次危机将成为美国经济大转折的开始。当然，从美国应对经济危机的历史来看，后者仍只是“极小概率事件”。
对中国而言，美国救助行动的含义十分明显。救助本身不姓“社”也不姓“资”，只是一个政府基于管理经济事务的责任而采取的不得已措施。倘将此次美国在非常时期的救助举措误释为常规之举，动摇自由市场信念，则可能拖累中国朝向市场经济的改革进程。
此外，无论美国此次“救市”行动的后果如何，全球经济变冷趋势已成，中国面临的挑战极为严峻。当前，借压力顺潮流，中国更需要的是大幅推进改革，全方位启动内需，推进经济增长方式实现从外向型向内需型转变。于中国经济之长远，于中国资本市场之本，这才是着力的重心所在。
时近深秋，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的纪念日即将来临。30年来的改革路程也曾蜿蜒曲折，但自由市场的经济改革取向却越来越清晰。当前的危机是对国人思维的再次洗礼。能不能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是不是继续明辨政府与市场边界，将决定中国的未来。■
（本文刊于10月13日出版的2008年第21期《财经》杂志）
几经波折之后，美国财政部提出的7000亿美元拯救计划，终于10月3日在美国国会通过。此后一周，美国财政部忙于筹备启动该方案，美联储则扮起救援行动的主角，从一而再、再而三地扩大临时性流动性融资工具金额，到史无前例地直接购买企业商业票据，再到主导全球六大央行同时降息，美国政府为挽救市场信心可谓费尽心机。
笔者此间正在美国旅行，不时可以感受到普通民众对此番政府救助的无奈与愤懑，听到他们对经济形势的担忧和叹息。美国国会在通过救援计划的同时，开始就危机本身广泛听证，处于祸端焦点的雷曼总裁和美国国际集团（AIG）两任总裁均被召去作证。雷曼总裁过去八年逾3亿美元的巨额收入，AIG在接受国会巨资救助后不到一周即在高档度假地招待顶级销售人员的奢糜之举，一一进入舆论聚光灯。身为纳税人，美国民众将救助行动视为被绑架式的不得已，更强烈地感受到不公平。
几乎可以肯定，这是一次成本极为高昂的救助之举。无论救援方案如何实施，最终能在多大程度上缓解危机、减轻痛苦，金融危机造成的伤害都已经深刻地而且将持续地存在。金融危局如此紧迫，以至救援等不及到今年11月大选之后再行实施，也使处于执政地位的共和党人告别白宫几成定局。
美国次贷危机演进至今，教训深刻，已有共识。监管当局不恰当地放松管制，特别是放松对衍生产品的监管，信贷过度扩张，引发了房市的泡沫，并触发金融体系内大量坏账和流动性危机。如今，形势危殆，政府当然有责任维护金融市场运行。从迄今事态来看，美国政府的救助是有选择的：从对象而言，选择救助有外部性的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而对影响面较小的独立投资银行相对放手；从时机而言，大规模的救助选择在被救助机构股价已经“跳水”之后实施，投资者承担了相应的损失，政府承担的市场风险得以适当降低。以广义论，此番救助亦可称为“救市”，但并非旨在抬高股指的托市之举。而救援的实际效果仍有待观察。
政府的基本逻辑是假设政府出手或可稳定金融市场，而如果不救助，市场就有可能对经济造成更大的损害。更乐观的假设是，如果救助时收购的不良资产在形势稳定后有升值空间，则政府还可以获得回报，似乎纳税人的钱花得“物有所值”。不过，说到底，这是一次“两害相权取其轻”的行动，而且从上周股市暴跌之势而看，市场对政府救助的反应也相当冷淡。
事实上，此次救助最大的负面影响，是美国奉行的自由市场原则受到重创，有如“国本”动摇。政府干预最显而易见的问题是道德风险。政府兜底的做法将鼓励更多的冒险行为，金融市场的风险不但没有释放，反而有可能积聚到政府手中。这次危机祸起华尔街（Wall Street），有可能殃及代表普罗大众的主街（Main Street），而为了稳定金融市场和保护经济的基本面，很有可能创造出一个全新的“国家街”（State Street）。推而言之，如果美国政府在救助金融机构的同时获得对被救助机构的控制权，“国家街”将有可能接管华尔街，美国政府将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控股公司。
更为严重的是，如果巨额救助仍然不能稳定金融市场，美国政府进一步救助的能力将非常有限。按照目前的救助规模，如果美国政府不能有效阻止资产价格的下跌，纳税人的钱就可能付诸东流，美国财政赤字有可能接近其GDP的10％，美国可能步日本之后尘，踏入漫长的景气调整期。
目前，全面评判美国政府此番市场救助的效果和影响为时尚早。如果将救助仅限于非常时期的非常措施，政府能够适时退身，并坚决回到自由市场经济的轨道上来，则此次救助的不良影响尚是可控的；如果非常救助措施长期化，则这次危机将成为美国经济大转折的开始。当然，从美国应对经济危机的历史来看，后者仍只是“极小概率事件”。
对中国而言，美国救助行动的含义十分明显。救助本身不姓“社”也不姓“资”，只是一个政府基于管理经济事务的责任而采取的不得已措施。倘将此次美国在非常时期的救助举措误释为常规之举，动摇自由市场信念，则可能拖累中国朝向市场经济的改革进程。
此外，无论美国此次“救市”行动的后果如何，全球经济变冷趋势已成，中国面临的挑战极为严峻。当前，借压力顺潮流，中国更需要的是大幅推进改革，全方位启动内需，推进经济增长方式实现从外向型向内需型转变。于中国经济之长远，于中国资本市场之本，这才是着力的重心所在。
时近深秋，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的纪念日即将来临。30年来的改革路程也曾蜿蜒曲折，但自由市场的经济改革取向却越来越清晰。当前的危机是对国人思维的再次洗礼。能不能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是不是继续明辨政府与市场边界，将决定中国的未来。■
（本文刊于10月13日出版的2008年第21期《财经》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