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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的债务危机不断蔓延,不仅引发了震惊世界的百万工人大罢工,而且罢工还升级为一场骚乱,导致了三名希腊公民丧生,一场经济危机渐有发展成为政治危机之虞。
一场经济风波为何导致民众如此愤怒?这就不得不从希腊为何欠下巨额债务说起了。希腊是一个高福利国家,福利政策覆盖了从胎儿到坟墓的全过程。例如凡是希腊的居民,有社会保险福利号码者均有权享受公费医疗;失业者可以申请在缴房租、付电话费、电费或者贷款还款方面的困难补助;职工病假可从社会保险局获得病假工资;受薪者到了退休年龄便可从退休管理部门获得退休金,这些钱足以保证其安享晚年。
希腊有三分之一的劳动人口是公务员,公务员薪资福利待遇极好。比如希腊所有的码头工人都算公务员,一个初级工人的月薪在3000～10000欧元之间,一年可以领14个月的工资,而且还有各种让人眼花缭乱的奖金和补贴等。尽管希腊法律保护公务员免于被辞退,但却允许他们在过了40岁之后就退休和领取退休金。希腊公务员的后代也能跟着沾光。如果公务员的女儿是未婚或者是离婚,她们可以在父母死后继续领取父母的退休金。
就因为希腊政府一向都这么大手大脚,在过去的200年间,国家有一半时间是处于欠债状态,且大多数时间负债率高于GDP的90%。
2000年,希腊计划进入欧元体系,但根据欧洲共同体部分国家于1992年签署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欧洲经济货币同盟成员国必须符合两个关键标准,即预算赤字不能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3%、负债率低于国内生产总值的60%。希腊为了达标,便借助美国高盛的金融创新工具融资了10亿美元。目前,这笔货币已经到了掉期交易到期的时限了,于是希腊的债务问题便日益暴露出来。
2009年底,希腊政府迫于各方压力,曝出了该国长期被掩盖的债务黑洞:2009年希腊的财政赤字占到希腊全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2%,债务总额高达2940亿欧元,平摊到1100万希腊公民的头上,相当于人均背负2.67万欧元(约合24万元人民币)的债务。希腊政府面临破产的危局。
为挽救希腊,防止希腊危机波及欧盟其他成员国,欧盟成员国财政部长经过漫长谈判,达成一项总额7500亿欧元的救助机制,但前提是希腊政府必须实施严厉的财政紧缩政策。为避免破产的局面,希腊政府只好痛下“杀手”。希腊政府实施的紧缩措施包括,取消月净收入3000欧元以上的公务员的第13个月和第14个月工资,所有公务员的补贴每年限定在1000欧元以内;取消退休金每月2500欧元以上的人的上述补贴,退休者每年补贴以800欧元封顶;增值税率从21%上调至23%,对燃油、烟酒等产品的税率调高10%。
一向享惯了清福的希腊国民这下子感觉被人勒紧了喉咙,于是纷纷走上街头向政府表示抗议,并进而引发了政治骚乱。
希腊债务危机不断升级蔓延,由此也引起了中国官方对地方债务的关注。前不久,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在2010年第二次经济金融形势分析通报会议上公布了一组数据:至2009年末,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余额为7.38万亿元,同比增长70.4%,占一般贷款余额的20.4%,全年新增贷款3.05万亿元,占全部新增一般贷款的34.5%。这组数据可谓是红色警示。
另一组数据则更令人心惊,据高盛估算,到2009年年底,中国政府总负债为15.7万亿元,包括中央政府国债、主要是地方融资平台贷款的地方政府债务,以及在2000-2001年期间商业银行剥离但仍体现在资产管理公司账面上的那些不良贷款三大部分。其中,中央政府国债占GDP的20%,地方政府债务大致在7.8万亿元,约占GDP的23%,第三部分总额为1.6万亿元,接近2009年GDP的5%。三者累加,中国政府总负债占GDP的比例为48%。而《广州日报》前不久的调查则更让人坐立不安:为应对金融危机影响,一些地方政府不惜采取依托政府融资平台等方式举债进行建设,并已接近极限,部分地方政府债务率已高达94%,个别县市债务率甚至已超过400%。作为参照,目前希腊的负债为GDP的125%,意大利负债正接近GDP的118%,欧元区负债则为其GDP的84%。
但我们还须留意中国的另一个现实:国民收入的增长不是超过了GDP增长,而是远远低于GDP增长。居民福利不是过于优厚,而是严重的保障不足。有数据显示,劳动者的报酬占GDP的比重在逐年下降。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率约为50%。从1995年开始,劳动者报酬占比开始下降。在1995-2007年间,劳动者报酬占比累计下降了11.7%。这意味着,大多数以劳动收入为主的居民,并没有享受到跟GDP增长同步的增长,反而随着CPI的增长而变相缩水。
一方面,中国将面临着与希腊类似的巨额政府债务;另一方面,中国百姓的收入和福利待遇并没有提高。这种债务危机,一旦爆发,危险性和严重性会更甚于希腊。
一场经济风波为何导致民众如此愤怒?这就不得不从希腊为何欠下巨额债务说起了。希腊是一个高福利国家,福利政策覆盖了从胎儿到坟墓的全过程。例如凡是希腊的居民,有社会保险福利号码者均有权享受公费医疗;失业者可以申请在缴房租、付电话费、电费或者贷款还款方面的困难补助;职工病假可从社会保险局获得病假工资;受薪者到了退休年龄便可从退休管理部门获得退休金,这些钱足以保证其安享晚年。
希腊有三分之一的劳动人口是公务员,公务员薪资福利待遇极好。比如希腊所有的码头工人都算公务员,一个初级工人的月薪在3000～10000欧元之间,一年可以领14个月的工资,而且还有各种让人眼花缭乱的奖金和补贴等。尽管希腊法律保护公务员免于被辞退,但却允许他们在过了40岁之后就退休和领取退休金。希腊公务员的后代也能跟着沾光。如果公务员的女儿是未婚或者是离婚,她们可以在父母死后继续领取父母的退休金。
就因为希腊政府一向都这么大手大脚,在过去的200年间,国家有一半时间是处于欠债状态,且大多数时间负债率高于GDP的90%。
2000年,希腊计划进入欧元体系,但根据欧洲共同体部分国家于1992年签署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欧洲经济货币同盟成员国必须符合两个关键标准,即预算赤字不能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3%、负债率低于国内生产总值的60%。希腊为了达标,便借助美国高盛的金融创新工具融资了10亿美元。目前,这笔货币已经到了掉期交易到期的时限了,于是希腊的债务问题便日益暴露出来。
2009年底,希腊政府迫于各方压力,曝出了该国长期被掩盖的债务黑洞:2009年希腊的财政赤字占到希腊全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2%,债务总额高达2940亿欧元,平摊到1100万希腊公民的头上,相当于人均背负2.67万欧元(约合24万元人民币)的债务。希腊政府面临破产的危局。
为挽救希腊,防止希腊危机波及欧盟其他成员国,欧盟成员国财政部长经过漫长谈判,达成一项总额7500亿欧元的救助机制,但前提是希腊政府必须实施严厉的财政紧缩政策。为避免破产的局面,希腊政府只好痛下“杀手”。希腊政府实施的紧缩措施包括,取消月净收入3000欧元以上的公务员的第13个月和第14个月工资,所有公务员的补贴每年限定在1000欧元以内;取消退休金每月2500欧元以上的人的上述补贴,退休者每年补贴以800欧元封顶;增值税率从21%上调至23%,对燃油、烟酒等产品的税率调高10%。
一向享惯了清福的希腊国民这下子感觉被人勒紧了喉咙,于是纷纷走上街头向政府表示抗议,并进而引发了政治骚乱。
希腊债务危机不断升级蔓延,由此也引起了中国官方对地方债务的关注。前不久,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在2010年第二次经济金融形势分析通报会议上公布了一组数据:至2009年末,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余额为7.38万亿元,同比增长70.4%,占一般贷款余额的20.4%,全年新增贷款3.05万亿元,占全部新增一般贷款的34.5%。这组数据可谓是红色警示。
另一组数据则更令人心惊,据高盛估算,到2009年年底,中国政府总负债为15.7万亿元,包括中央政府国债、主要是地方融资平台贷款的地方政府债务,以及在2000-2001年期间商业银行剥离但仍体现在资产管理公司账面上的那些不良贷款三大部分。其中,中央政府国债占GDP的20%,地方政府债务大致在7.8万亿元,约占GDP的23%,第三部分总额为1.6万亿元,接近2009年GDP的5%。三者累加,中国政府总负债占GDP的比例为48%。而《广州日报》前不久的调查则更让人坐立不安:为应对金融危机影响,一些地方政府不惜采取依托政府融资平台等方式举债进行建设,并已接近极限,部分地方政府债务率已高达94%,个别县市债务率甚至已超过400%。作为参照,目前希腊的负债为GDP的125%,意大利负债正接近GDP的118%,欧元区负债则为其GDP的84%。
但我们还须留意中国的另一个现实:国民收入的增长不是超过了GDP增长,而是远远低于GDP增长。居民福利不是过于优厚,而是严重的保障不足。有数据显示,劳动者的报酬占GDP的比重在逐年下降。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率约为50%。从1995年开始,劳动者报酬占比开始下降。在1995-2007年间,劳动者报酬占比累计下降了11.7%。这意味着,大多数以劳动收入为主的居民,并没有享受到跟GDP增长同步的增长,反而随着CPI的增长而变相缩水。
一方面,中国将面临着与希腊类似的巨额政府债务;另一方面,中国百姓的收入和福利待遇并没有提高。这种债务危机,一旦爆发,危险性和严重性会更甚于希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