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策》：“三位一体”农村合作协会在您挂职瑞安后横空出世，当时作为一个30岁的年轻博士后，之前有所准备吗？
　　陈林：俗话说无知人胆大，当时是怀揣一股热情与天真。来之前也没想太清楚，这阶段具体要做出什么。虽然早年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就在关注、研究“三农”过程中写过一些文章，但是直到结合了具体实际以后，才有了进一步灵感和素材。2006年初中央提出新农村建设，浙江省委在当年中央1号文件发布之后提出了“三位一体”宏伟构想，我才有幸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决策》：浙江兴起的“三位一体”新型合作组织的改革实践，产生哪些经验？
　　陈林：经验就是农民专业合作社、供销社、信用社“三位一体”的新型合作架构。2006年10月，习近平听取试点汇报后指出，“三位一体”的新型合作与联合组织，把合作制农业产业化经营又提高了一个层次，实现了新老合作经济资源的对接和各种合作经济组织的合作与联合。这是发展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的有益实践，是立足新阶段、把握新趋势而积极探索的一条新路子。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曾在2007年初的一个座谈会上说“改革开放时，我们就考虑，日本农协为什么搞得好，我们合作社为什么搞不好？重要的是我们把三类合作肢解了……把农民专业合作、供销合作、信用合作三位一体，其实这种模式是中国几代搞合作制的人的追求。”
　　《决策》：您觉得今年以来，有什么新的政策趋向吗？
　　陈林：十八大之后，2013年的中央一号文件，特别强调了农业生产经营体制创新，这是多年来所未有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中央长期的既定方针，并且写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八条。要继续完善和创新，只能是以适当方式强化“统”的一面。而“统”的载体和途径，只能是合作制。
　　2013年3月，在全国“两会”上，习近平同志来到江苏团，座谈中，兴致勃勃地说到了“务农致富”。在回顾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农村先由分到合、再由合到分过程后，习近平说，改革开放从农村破题，大包干是改革开放的先声。当时中央文件提出要建立统分结合的家庭承包责任制，但实践的结果是，“分”的积极性充分体现了，但“统”怎么适应市场经济、规模经济，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新世纪十多年来，像沿海地区以及农业条件比较好的地方，在这方面都做了积极的探索，也有了一定的经验。
　　《决策》：现在较多的人将农业规模效益的提高寄托于土地流转，您怎么看？
　　陈林：农业和农村经济的规模效益，仅仅依靠土地流转是不足以实现的。农民的增收不仅取决于产量在物质上的增加，更取决于价格条件及其背后所隐含的市场力量的对比。这就需要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增强市场谈判地位和议价能力。农业中的“规模经营”，可以有多重实现途径，例如农村金融合作、流通合作、科技合作等社会化服务所体现的“规模”效益，未必需要以土地规模化特别是土地的大规模兼并为必然前提。
　　《决策》：您对当下农村的改革有什么看法？
　　陈林：回顾农村改革的历史，“三自一包”，特别是包产到户，赋予农民较大的经济自由，很快实现了农业生产的大幅度增长。但原来构想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特别是在其“统”的一面，一直并未真正得到落实。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原有政策的潜力几乎释放殆尽，“三农”问题空前突出。
　　在现有的资源与技术条件下，在小农生产领域，以“分”为主，包“产”到户，往往更有效率。但是千家万户的分散小农，要与千变万化的大市场对接，特别是要在市场化进程中分享到应有的利益，就必须在金融、流通、科技等领域合作。
　　在我国，长期以来，信用社、供销社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经济合作社的改革与发展是各行其道，各种农经、农贸、农资、农机、农技机构也各有隶属，至于政府涉农部门各自为政，而广大基层农民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主体地位并未突出。
　　农村改革，特别是农村市场化的已有成就是无可否认的，并且，农村市场化的进一步潜力仍然值得期待。由于农民在市场上的交易对手往往具有相对优势、甚至是垄断优势，而农民群体高度分散，如果仅仅片面推进农村市场化，所形成的市场结构就会日益偏离公平竞争，既损害农民的利益，也不能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因此，大力扶持农民组织化，对于农村市场化是一种互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