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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2日，山东作家王照杰凭借散文集《给女儿的九封信》荣获第三届中国金融文学奖。王照杰，1970年出生，山东德州人，中国银行山东省分行作家协会主席。
《给女儿的九封信》以写给女儿的信为主，配以大量诗歌、随笔，凸显了作者的教育理念和文学观念。山东作协副主席李掖平称，“丰富的生活经历、感恩的悲悯情怀和坚强乐观的人格意志，成就了他为父、为子、为人的丰富多彩的生命历程。”
向四位女性致敬的“大书”
担任中学语文老师的二姐王桂兰想起弟弟王照杰这些年的艰辛，在散文集《给女儿的九封信》的后记中写下了一段话：
“在他十三岁丧父由一个备受宠爱的老儿子沦为孤儿寡母的时候，在往返几里路一口气挑水到家的时候，在齐腰的水湾里打捞全家赖以糊口的小麦的时候，在挣脱不了世俗的枷锁强迫订婚的时候，在高考落榜寄人篱下几乎走投无路的时候，在二姐遭遇人生最低谷几近崩溃的时候，在他与痴心的恋人分离千里苦相思的时候，在母亲得了尿毒症做手术我们撕心裂肺痛哭无助的时候，在他自己重病拿命支撑坚持工作的时候，他心中的信念不灭，口中念念有词的总是这一句话：‘等到春暖花开，一切都会好起来。’”
一句“春暖花开”，将王照杰数十年的艰辛与追索展露无遗。
《齐鲁周刊》：你在序言中谈到，在你一生中，有四位女性和你关系最密切相处最多而又影响最大。女性对于塑造作家身份的你，有何具体的影响？
王照杰：在我刚刚满月时，大哥就去了异地工作。而父亲则常年在离家数十里的公社工作，每隔十几天才回一次家。童年、少年乃至青年时期，我都是与母亲、三个姐姐相依为命。
母亲是我文学尤其诗歌的第一位启蒙老师，虽然她目不识丁，但记忆力超人，仅仅靠记忆力就能吟唱三百余首鲁西北民谣，有些甚至长达上百行。二姐是我初中三年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更是引导并欣赏我文学才华的第一人。她见证了我人生的奋斗与辉煌，也目睹了我曾经的艰辛和忧伤。
妻子是我相处最久的女人，很多人以为与我这样一位“金融家”兼作家在一起会很幸福，但我对她最愧疚。只有她才知道我内心如何的“恃”才傲物，有时又是如何的特立独行。在文学的道路上，她不仅是我最密切的知音，更是一位优秀的编辑。女儿才是这本书真正的主角，甚至是我所有女人中的最爱。
《齐鲁周刊》：如何走上写作道路？写作在你的生命中处于怎样的位置？
王照杰：对我而言，文学与生俱来，尚处于母腹的时候，母亲就每天吟唱鲁西北民谣。我儿时许多黑暗的夜晚，都是在母亲的歌谣中安然入睡的。因此，我对于韵律、乐感、诗歌有一种无师自通的能力，要感谢母亲，感谢鲁西北民间文化丰厚的土壤。
自上小学开始，我就尝试写诗。中学时，开始写小说。所有创作均一气呵成，甚至未曾改写一字。大学四年，正式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工作后，写作几乎处于停滞状态，但在某个关键节点，还是拿起手中的笔去创作，比如写给女儿的长诗《生日礼物》、写给女儿的十三封信、长诗《献给母亲的歌》等等，都是生活的总结与提炼。
家书的教育意义和文学价值
2007年8月，妻子对王照杰说起女儿因家里没有大房子、车子而不满意，提醒他应该注意长期的两地分居生活对于孩子的教育非常不利，他于次日抵达青岛后写下了给女儿的第一封信《关于梁月家的房子与车子》，并于其后的接近10年里陆陆续续写下了十三封信。其中在写到第九封时获得了《青岛财经日报》“我与孩子一起成长”征文唯一的一等奖。
于是，书信成为接下来王照杰文学表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狭义的书信和广义的书信之间，他找到了文学栖息的土壤。
《齐鲁周刊》：书信寄托了一位父亲真挚的爱，和女儿一起成长，你有什么收获？
王照杰：我十三岁没有了父亲，自此开始了相对独立又独特的生活。可以说，我过早地体味到了人间的悲欢离合以及世态炎凉。正因如此，在孩子降生之初，完全按照妻子的教育模式去培养——妻子出身于一个有良好教养的家庭，并做过多年的中学教师。孩子自小学到目前的某985高校，一直成绩名列前茅，中学、高中直至大学一直是校学生会主席，去年还得了国家奖学金。
因为较为宽松的教育环境以及与女儿一直保持良好的沟通，我与女儿不仅仅是父女关系，更多的是朋友关系，是哥们关系。女儿也同时是一面镜子，时时照出我个人身上的“小”来，也因此激励我更加努力，真正做到与孩子一起成长。
《齐鲁周刊》：书信在你的整个文学创作中处于怎样的位置？它同时也是你的价值观的一种体现，你最终想表达什么？
王照杰：总体而言，写给女儿的信与献给母亲的歌是两个具有里程碑式的作品。就文学性、社会性、教育性而言，写给女儿的信必将是所有作品中最核心最重要的部分。在今后的创作中，我还会继续给女儿写信，与孩子一起成长。
书信确实是我价值观的一种体现，某种程度上讲，《献给母亲的歌》可以看做是我写给在天堂中的母亲的信笺。从文学史甚至人类史而言，书信一直是感情表达与交流最重要的手段与工具，“家书抵万金”，无疑是对于书信重要性最全面最深刻的解释。
《齐鲁周刊》：《唱给母亲的歌》是一首情感丰沛的长诗，我从中读出的不仅是母子之间的深情，还有过去数十年中国乡村变迁史。你是懷着怎样的心情写下这首诗？这首诗代表了你怎样的文学观念？
王照杰：按乡村习俗，考妣百天祭奠日，游子须归乡至墓地焚烧纸钱。我于2003年11月9日抵达故里，时值立冬次日，于瑟瑟冬风中看落叶如蝶飞舞，听寒鸟孤鸣切切，不胜悲戚之至，没有了双亲，家园便是残缺家园。遥想童年时候，家境虽然贫困，但因有爹有娘，可哭、可闹、可尽情玩耍。而今虽长大成人，可看看家中破败的残塬、因无人居住而乘势疯长的杂草以及老屋中满目的灰尘，不禁悲从中来。及至母亲新坟处，举目四望，只见尘雾茫茫、风沙漫漫，手捧新坟旧土，更是心怀怆然。
就这首诗而言，我想说的是文学其实就是人学。毋容置疑，并非所有的作家都能够写出具有诗史性质的文学作品的。对于大多数写作者而言，把自己的所思所想所感诉诸笔端，或许便是文学的现实作用，这也更利于文学或者写作的普及与推广。
《齐鲁周刊》：从事金融工作，如何处理工作与文学的关系？谈一谈金融文学奖的事。
王照杰：首先要感谢中国银行，这家具有百年历史的国有大型银行一直承担着经济与社会的双重职能。“担当社会责任，做最好的银行”也一直是中国银行的宗旨与目标。在文化建设尤其文学创作方面，中国银行给予我们这些文学爱好者以较为宽松的创作环境。2014年，中国银行总行成立了金融系统第一家行业作家协会，2015年，中国银行山东省分行作家协会成立。而作为一个个人贷款专职审批人，我也因在文学创作方面的特长而被选为第二任作家协会主席。
《给女儿的九封信》以写给女儿的信为主，配以大量诗歌、随笔，凸显了作者的教育理念和文学观念。山东作协副主席李掖平称，“丰富的生活经历、感恩的悲悯情怀和坚强乐观的人格意志，成就了他为父、为子、为人的丰富多彩的生命历程。”
向四位女性致敬的“大书”
担任中学语文老师的二姐王桂兰想起弟弟王照杰这些年的艰辛，在散文集《给女儿的九封信》的后记中写下了一段话：
“在他十三岁丧父由一个备受宠爱的老儿子沦为孤儿寡母的时候，在往返几里路一口气挑水到家的时候，在齐腰的水湾里打捞全家赖以糊口的小麦的时候，在挣脱不了世俗的枷锁强迫订婚的时候，在高考落榜寄人篱下几乎走投无路的时候，在二姐遭遇人生最低谷几近崩溃的时候，在他与痴心的恋人分离千里苦相思的时候，在母亲得了尿毒症做手术我们撕心裂肺痛哭无助的时候，在他自己重病拿命支撑坚持工作的时候，他心中的信念不灭，口中念念有词的总是这一句话：‘等到春暖花开，一切都会好起来。’”
一句“春暖花开”，将王照杰数十年的艰辛与追索展露无遗。
《齐鲁周刊》：你在序言中谈到，在你一生中，有四位女性和你关系最密切相处最多而又影响最大。女性对于塑造作家身份的你，有何具体的影响？
王照杰：在我刚刚满月时，大哥就去了异地工作。而父亲则常年在离家数十里的公社工作，每隔十几天才回一次家。童年、少年乃至青年时期，我都是与母亲、三个姐姐相依为命。
母亲是我文学尤其诗歌的第一位启蒙老师，虽然她目不识丁，但记忆力超人，仅仅靠记忆力就能吟唱三百余首鲁西北民谣，有些甚至长达上百行。二姐是我初中三年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更是引导并欣赏我文学才华的第一人。她见证了我人生的奋斗与辉煌，也目睹了我曾经的艰辛和忧伤。
妻子是我相处最久的女人，很多人以为与我这样一位“金融家”兼作家在一起会很幸福，但我对她最愧疚。只有她才知道我内心如何的“恃”才傲物，有时又是如何的特立独行。在文学的道路上，她不仅是我最密切的知音，更是一位优秀的编辑。女儿才是这本书真正的主角，甚至是我所有女人中的最爱。
《齐鲁周刊》：如何走上写作道路？写作在你的生命中处于怎样的位置？
王照杰：对我而言，文学与生俱来，尚处于母腹的时候，母亲就每天吟唱鲁西北民谣。我儿时许多黑暗的夜晚，都是在母亲的歌谣中安然入睡的。因此，我对于韵律、乐感、诗歌有一种无师自通的能力，要感谢母亲，感谢鲁西北民间文化丰厚的土壤。
自上小学开始，我就尝试写诗。中学时，开始写小说。所有创作均一气呵成，甚至未曾改写一字。大学四年，正式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工作后，写作几乎处于停滞状态，但在某个关键节点，还是拿起手中的笔去创作，比如写给女儿的长诗《生日礼物》、写给女儿的十三封信、长诗《献给母亲的歌》等等，都是生活的总结与提炼。
家书的教育意义和文学价值
2007年8月，妻子对王照杰说起女儿因家里没有大房子、车子而不满意，提醒他应该注意长期的两地分居生活对于孩子的教育非常不利，他于次日抵达青岛后写下了给女儿的第一封信《关于梁月家的房子与车子》，并于其后的接近10年里陆陆续续写下了十三封信。其中在写到第九封时获得了《青岛财经日报》“我与孩子一起成长”征文唯一的一等奖。
于是，书信成为接下来王照杰文学表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狭义的书信和广义的书信之间，他找到了文学栖息的土壤。
《齐鲁周刊》：书信寄托了一位父亲真挚的爱，和女儿一起成长，你有什么收获？
王照杰：我十三岁没有了父亲，自此开始了相对独立又独特的生活。可以说，我过早地体味到了人间的悲欢离合以及世态炎凉。正因如此，在孩子降生之初，完全按照妻子的教育模式去培养——妻子出身于一个有良好教养的家庭，并做过多年的中学教师。孩子自小学到目前的某985高校，一直成绩名列前茅，中学、高中直至大学一直是校学生会主席，去年还得了国家奖学金。
因为较为宽松的教育环境以及与女儿一直保持良好的沟通，我与女儿不仅仅是父女关系，更多的是朋友关系，是哥们关系。女儿也同时是一面镜子，时时照出我个人身上的“小”来，也因此激励我更加努力，真正做到与孩子一起成长。
《齐鲁周刊》：书信在你的整个文学创作中处于怎样的位置？它同时也是你的价值观的一种体现，你最终想表达什么？
王照杰：总体而言，写给女儿的信与献给母亲的歌是两个具有里程碑式的作品。就文学性、社会性、教育性而言，写给女儿的信必将是所有作品中最核心最重要的部分。在今后的创作中，我还会继续给女儿写信，与孩子一起成长。
书信确实是我价值观的一种体现，某种程度上讲，《献给母亲的歌》可以看做是我写给在天堂中的母亲的信笺。从文学史甚至人类史而言，书信一直是感情表达与交流最重要的手段与工具，“家书抵万金”，无疑是对于书信重要性最全面最深刻的解释。
《齐鲁周刊》：《唱给母亲的歌》是一首情感丰沛的长诗，我从中读出的不仅是母子之间的深情，还有过去数十年中国乡村变迁史。你是懷着怎样的心情写下这首诗？这首诗代表了你怎样的文学观念？
王照杰：按乡村习俗，考妣百天祭奠日，游子须归乡至墓地焚烧纸钱。我于2003年11月9日抵达故里，时值立冬次日，于瑟瑟冬风中看落叶如蝶飞舞，听寒鸟孤鸣切切，不胜悲戚之至，没有了双亲，家园便是残缺家园。遥想童年时候，家境虽然贫困，但因有爹有娘，可哭、可闹、可尽情玩耍。而今虽长大成人，可看看家中破败的残塬、因无人居住而乘势疯长的杂草以及老屋中满目的灰尘，不禁悲从中来。及至母亲新坟处，举目四望，只见尘雾茫茫、风沙漫漫，手捧新坟旧土，更是心怀怆然。
就这首诗而言，我想说的是文学其实就是人学。毋容置疑，并非所有的作家都能够写出具有诗史性质的文学作品的。对于大多数写作者而言，把自己的所思所想所感诉诸笔端，或许便是文学的现实作用，这也更利于文学或者写作的普及与推广。
《齐鲁周刊》：从事金融工作，如何处理工作与文学的关系？谈一谈金融文学奖的事。
王照杰：首先要感谢中国银行，这家具有百年历史的国有大型银行一直承担着经济与社会的双重职能。“担当社会责任，做最好的银行”也一直是中国银行的宗旨与目标。在文化建设尤其文学创作方面，中国银行给予我们这些文学爱好者以较为宽松的创作环境。2014年，中国银行总行成立了金融系统第一家行业作家协会，2015年，中国银行山东省分行作家协会成立。而作为一个个人贷款专职审批人，我也因在文学创作方面的特长而被选为第二任作家协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