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2岁的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博士,每天仍然坚持用笔纸演算,从事专业研究。今年6月,李先生从美国回上海、北京讲学,期间在北京外国专家大厦接受国家外国专家局局长季允石为他颁发的“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最有影响的海外专家”奖牌,并接受了本刊记者专访。
　　
　　1946年,国民党政府启动原子弹专家培育计划,派遣青年学子到美国学习最新的原子物理科技,学成回国再参与原子弹计划。经吴大猷推荐,19岁的西南联大大二学生李政道成为幸运儿之一,获得政府奖学金留学美国。
　　这一机会改变了他的一生。尽管原子弹专家培育计划很快就夭折,但是李政道在美国导师的指导下,一步步走上物理学顶峰。1957年,他和杨振宁一起,摘取了诺贝尔物理学奖桂冠,成为炎黄子孙永远的骄傲。当时,他只有31岁,风华正茂。
　　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中美交流的重新开始和逐渐正常化,身在美国的李政道除了科学研究,又多出了一项事业:潜心推动祖国科学教育事业发展。
　　
　　首倡大学“少年班”
　　
　　中国的大学“少年班”,曾经以培养“神童”出名。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少年班”的最早倡导者是美籍华人科学家李政道,倡导者的初衷也并非是为了培养“神童”。
　　那是1974年,李政道夫妇第二次回国。在参观复旦大学时,发现情况比两年前还糟糕,绝大部分学生下乡劳动去了;少数在校的工农兵学员,连最基本的科学常识都缺少了解,几乎完全是科盲。
　　国内除了芭蕾舞和乒乓球等个别领域,几乎完全放弃人才培养。这样下去,中国科技将越来越落后于世界。再看看美国等突飞猛进的发达国家,李政道忧心如焚,却又不知从何入手。就在这时,李政道夫妇参观考察了为样板戏训练人才的少年班,触发灵感,觉得这也许是当时环境下培养科学人才的一条可行之路。
　　于是,他起草了一份少年基础科学人才培养的建议书,提交给周恩来总理。
　　样板戏芭蕾舞演员需要从小就开始培养,基础科学人才不也是一样吗?为什么不行?在周恩来主持的会见中,李政道与“四人帮”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面对面的交锋。直到后来,毛泽东接见了他,李政道的这一建议终于获得同意,促成了教育的部分恢复。
　　1978年,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正式开始面向全国招生,我国人才培养超常教育模式的探索从此起步。
　　
　　打开美国一流大学深造之门
　　
　　1979年春,李政道利用假期再次来到北京,在北京友谊宾馆大礼堂,系统讲授粒子物理和统计力学两门课程。每周讲5天,每天讲一个上午。国内知名的物理学家、大学老师、科研院所的科研人员和在校学生共计近千人前来听讲。
　　“文化大革命”长达10年的动乱和浩劫,使年轻人失去了系统的高等教育的机会。学员们对知识的渴望,深深感染了李政道。李政道从自己成长的经历中深切感到:国家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只在国内举办讲座补课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尽快为年轻人创造到世界一流大学去系统学习的机会。这才是培养国际高水平科技人才的长远之计,也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
　　当时,国内尚未开设托福等考试,美国一流研究生院无法通过正常招生途径录取中国学生。为此,他设计了中美联合招考物理研究生项目(CUSPEA),打开了改革开放后中国学生进入美国一流大学深造的大门。
　　该项目从1979年启动到1989年结束,成功派出931名优秀学子,全部得到美方资助,共争取到美方资助费用近亿美元;不但造就了我国众多科技栋梁之材,也培育出搜狐创始人张朝阳等IT精英。
　　项目实施10年,每年约有100名学生去美国,每一个学生都需要十几封推荐信。粗略估算,李政道每年都要花费约1/3的时间和精力,书写推荐信、申请材料,承担各类艰难而烦琐的协调工作。因为邮寄联系函太多,塞满住所附近的邮筒,引来纽约当地邮局的抱怨,李政道夫妇和他的助手不得不推着装满邮件的小车到离家较远的邮局去投寄。遇到学生生病需回国调养,李政道都要亲自协调联络,把学生送到机场,嘱咐专人把学生安全带回国内。
　　“CUSPEA项目是我生命中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的成果之一,对我而言,这个项目和拿诺贝尔物理学奖一样重要。”李政道说。由他开创的这种每年从一个国家破例招收近百名物理研究生的招生方式,在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
　　
　　推动设立高端人才培养资助机制
　　
　　CUSPEA项目为中国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博士生。不过,根据长期在国外的观察,李政道认为,取得博士学位只是人才培养的一个环节,青年博士必须在学术气氛活跃的环境里再经几年独立工作的锻炼,才能逐渐成熟;因此,中国应该建立博士后制度,挑选一些新获得博士学位的人员在这里从事一个阶段的博士后研究,使之成为具有较高水平的专业人才。
　　1983年3月和1984年5月,李政道两次写信给中国领导人,建议借鉴发达国家做法,在中国设立博士后流动站,实行博士后制度。1984年5月,邓小平会见李政道,在搞清楚博士、博士后的功能和区别后,当即表示赞成,并对中国实行博士后制度的目的、意义、发展方向以及具体措施等都作了明确指示。
　　中国博士后流动站和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很快成立,迅速壮大,在鼓励留学生回国工作、加速培养一批拔尖人才、推进人才流动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截至2008年,全国共设博士后科研流动站1796个,累计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6万多人,有近3万人出站,年轻的高层次专业人才在这片沃土茁壮成长。
　　为了吸引海外优秀人才, 资助基础科学研究,1985年7月,李政道向中央建议成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得到邓小平的赞成。1986年2月,经国务院批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正式成立。20多年来,基金从初创时期的8000万元增长到2009年的64亿元,成为国家科技创新的重要支撑。
　　
　　帮助开展中美高能物理合作
　　
　　中国发展高能物理,迫切需要与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建立合作机制。从1972年到1978年,虽然中国多次派遣代表团访问美国,但一直未能达成真正的合作。由于渠道不畅通,我国的科研人员很难接触到美国最尖端的科研项目。
　　为此,李政道专门在美国设立了一个高能物理实验领域的“中国访问学者项目”。自1979 年开始,40多名中国物理学家通过这一项目被派到美国接受全面训练,并顺利进入了高能物理的前沿研究领域。这些学者也被称作“李政道学者”。 后来学成而归,成为建立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BEPC)、进行高能物理实验的骨干。
　　早在1976年, 针对中国高能物理研究,李政道就提出建造正负电子对撞机开展粒子物理研究的建议。1983年,中央决定把建造正负电子对撞机列入国家重点工程建设项目。在此后的4年中,他定期回国,在方案设计选择、机制运营等方面发挥独特作用。
　　李政道还全力促成了中美两国高能物理领域合作协议的签订。1979年1月,李政道和潘诺夫斯基(Panofsky)一起在美国组织了第一次中美高能物理会谈。会谈结束,两国正式启动中美高能物理合作项目。通过这一合作渠道,在李政道的精心安排下,美国5个高能物理研究国家实验室的科学家为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设计、建造提供了大量的技术支持。
　　1988年10月,中国第一座高能加速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首次对撞成功,为我国粒子物理和同步辐射应用研究开辟了广阔的前景,被称作是继“两弹一星”之后,我国取得的又一伟大科技成就。对撞机运行20余年,取得了一系列具有国际影响的重大物理成果,成为世界八大加速器中心之一。李政道为此付出了很多。
　　
　　创立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
　　
　　为了创造一个良好的学术环境,促进科研人员在国内的工作和交流,组织海外中国青年学者回国短期工作和讲学,1986年,李政道争取到意大利的经费,在中国科学院的支持下,创立了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CCAST)并担任主任。中心成立后,每年回国主持国际学术会议,指导开展多种形式的学术活动。每年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近千名科研人员参加研讨。
　　1998年,李政道从美国、欧洲聘请了30位国际著名的加速器物理和技术专家,以及两位中国加速器物理专家作为教师,不拿薪金,对118名学员进行培训。学员们来自全国各地,中心不但不收学费,而且免费提供食宿和往返旅费。学员们和老师自清晨工作学习到深夜,场面十分感人。
　　同时, 李政道还在北京大学建立了北京现代物理中心(BIMP);其后,又组建了浙江大学浙江近代物理中心、复旦大学李政道实验物理中心和北京大学高能物理中心。在北京大学、苏州大学、兰州大学等学校设立基金,奖励优秀学生。
　　几十年来,李政道对发展祖国科技和教育事业、推动基础研究以及人才培养等作出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1999年,荣获中国政府“友谊奖”。 目前,李政道依然往返中美两国间,专心从事他的研究和教育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