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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汶川大地震”和“八·八水灾”都是由于自然原因导致的危机事件，都在执政当局主导下进行了抗灾和重建活动，反映出的政府危机处理效能和民意支持度却差异甚大。通过对“汶川大地震”和“八·八水灾”的处置和效果分析，一方面强调危机处理中的效能，另一方面也不能忽视执政当局在政治社会化方面的运作，以夯实执政基础。
【关键词】汶川大地震 “八·八水灾” 危机处理 政治社会化
2008年5月在中国大陆发生的四川“汶川大地震”和2009年8月台湾地区“八·八水灾”都是由于自然原因导致的危机事件，都在执政当局主导下进行了抗灾和重建活动，反映出的政府危机处理效能和民意支持度却差异甚大。
在两起自然灾害中检视政府危机处理效能
“汶川大地震”与“八·八水灾”受灾状况对比。“汶川大地震”发生于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以四川汶川、北川等地为震中，发生8级强烈地震，城乡居民住房大量损毁，这是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破坏性最强的一次地震。
“八·八水灾”是2009年8月6日至8月10日间发生于台湾中南部及东南部的一起由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导致的严重水灾，在短时间内局部区域骤然降雨超过2000毫米，比该地全年的降雨量都要多，由于上述地区山洪爆发形成泥石流，造成重大人员与财产损失，受灾最重的高雄县甲仙乡小林村惨遭泥石流“灭村”，全村两百多间房屋夷为平地。灾害中死亡461人、失踪192人、财产损失1，100亿元（新台币）。①这起灾害被称为台湾近五十年最严重的风灾，造成的损失也是巨大的。
“汶川大地震”和“八·八水灾”中执政当局的危机处理效能对比。“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中国大陆国家主席胡锦涛立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尽快抢救伤员，确保灾区人民生命安全，震后仅四小时，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乘坐的专机就已经抵达四川成都。从震后至6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九位常委先后赴灾区察看灾情，调集各方力量抗灾救灾，用实际行动诠释着“以人为本”和“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地震发生后不到半个小时，中国地震局即启动一级预案，由中国地震局、北京军区某部工兵团和武警总医院医护人员组成的国家地震灾害紧急救援队紧急奔赴汶川灾区，开展搜索、营救和医疗救护任务。国家减灾委紧急启动国家一级救灾应急方案，并组成救灾工作组即赴四川汶川灾区，协助指导抗震救灾工作。民政部紧急调拨2.5万顶救灾帐篷以及其他救灾物资支援四川灾区。解放军总参谋部也立即启动应急预案，迅速组织灾区驻军全力投入抗震救灾，成都军区紧急出动6千余名官兵在第一时间赶赴灾区参加抗震救灾，其后各地救灾军队、人员也以最快速度抵达灾区开展救援工作。重灾区四川省各方面力量同时紧急行动起来，展开救灾工作。中央有关部门和其他相关省份也立即展开了相应救灾工作。灾后，由中央部委组织北京等21个省市开展对口支持地震灾区工程，解决灾区群众的基本生活、灾区重建等，到目前这项工程已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从相关媒体披露情况看，由“莫拉克”台风带来的骤时豪雨导致的天灾是一方面原因，更为重要还在于两岸执政当局在应对突发事件和政治社会化方面的差异。马英九团队在整个灾害处理过程中的表现尽欠人意，存在事先预测不准，事中信息失灵、判断失误、反应迟顿、协调不畅等问题，错过了救灾的“黄金七十二小时”时机，使得灾情进一步扩大，在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下，马英九及其团队的声望因此严重受挫。由于中国大陆方面执政党和政府积极有效地开展抗震救灾工作，尽管人员伤亡、财产损失比“八·八水灾”更为严重，中国大陆执政党和政府却以高效合理的处置获得了国内外舆论的一片称赞和高度民意支持。
以政治社会化角度检视政府危机处理效能与民意支持
政治文化是人们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由政治态度、信仰和情感等构成的主观取向，是由历史和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等所塑成，但同时“这些态度本身也可以在一个能动的过程之中，不断受到社会政治经历的影响。”②而“政治社会化是政治文化形成、维持和改变的过程。”③执政当局为了获取更高的民意、民心，在施政过程中，无不重视通过有效的政治社会化方式，去建构有利于增强自身政权建设的政治文化，以获取民众信任，从而更加巩固政权。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固然非常重要、影响持久，但在当今危机事件频出的时代，通过对危机事件的妥当处理，更能获得民众好感、打动民心，赢得民众正面的政治评价和政治支持。尽管社会中多数人的政治价值观和政治评价标准已然成型，然而在重大危机事件出现时，已然成型的政治文化也会随着执政当局的作为发生相应改变和位移。这说明执政当局在危机事件处理中的作为对政治社会化的巨大和深刻的影响，从政治社会化的角度也反映出执政当局的执政理念、执政效能和民意走向。
与此相对应的是马英九执政当局在“八·八水灾”中表现出来的隔阂、迟缓和低效。在“八·八”水灾受灾最重的地区原本是台湾绿营的铁杆基本盘，在灾难发生时，正是争取绿营民众支持、获取民心的时候，马英九在视察灾区时的表现却令世人震惊，在得知灾区一名女孩被埋两分钟被救出后，居然问道：“你能坚持憋气两分钟，你是怎么做到的？”在灾区，马英九当着所有人两度提及《中国时报》的报道，询问灾民：“政府在六龟救灾不力，真的这样吗？”，由此可见台湾行政的运作情况是如何不顺畅，执政当局甚至在新闻发布会把责任推到“他们（灾民）不撤离”，为自己开脱责任，引起台湾社会强烈反弹。其他官员的言语也成了流传一时的典故，如台湾媒体爆料台湾当局行政院秘书长薛香川的言语：“父亲节吃个饭有错吗？我岳父爱吃地瓜稀饭”。更为令人跌破眼镜的是，薛香川竟然还打电话去call-in节目喊屈，一句“我们吃完马上走耶，拜托！”成了经典的搞笑电话铃声，而台东知本金帅饭店在洪水中应声倒下的场景更是反复在电视上播放，成为这次水灾中让观众印象深刻的图景，让人为马英九当局的作为而感慨。反而是台湾的民间慈善组织在第一时间出现在灾难现场，对受灾群众给以救护和帮助，提供基本的生活用品和药品。尽管在一个月后马英九用当年诸葛亮斩马稷的手法—以阁揆刘兆玄率领全体阁员辞职的做法来平息民怨舆怒，然而也是事后“马”炮，马英九的能力形象大大受损，台湾民众对马英九执政能力的信心瞬然暴跌，根据台湾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对马英九的满意度由其上台领政之初七成多狂跌到二成多。④ 启示
政治社会化从个人融入社会时开始，在社会经历中不断习得、演化、成型，同时政治社会化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每个人的政治经历和社会经历的发展，总在不断变化”，“某些重大的和戏剧性的事件可能使整个国家经历一场突然的再社会化”⑤。重大危机事件在特殊时刻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民众政治社会化的转变起着重要的激化作用，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政治认知、政治情感和政治评价，而大众媒体在促进政治文化形成、维系和转变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发挥着舆论导向、形象塑造、社会力量动员等作用和功用。在危机事件发生和处理过程中，执政当局不但要积极作为，更需要重视政治社会化的功效尤其是大众媒体的功能和作用。在这两起应对自然灾难的过程中，报纸、电视、网络、广播等无不发挥出重要的政治社会化作用，将救灾中执政当局的作为言行传播出去，从而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观念和看法。
养成危机意识，建立危机预警机制和处置预案。当前社会危机和突发事件层出不穷，执政当局要养成和怀有危机忧患意识，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和侥幸心理。在一些自然灾害经常发生的地区，对紧急灾害可能发生的预测更应该处于高度重视状态，应建立联防和上报的高效预警机制，以便最高决策层掌握事态详情，集合全国全地区之力给以援救，并备有经过演练的、科学合理的危机事件处置预案，做到有备无患，以应付突如其来的危机发生。
科学高效决策，快速调动公权力量处置。执政当局的作为在灾难发生时表现得尤其明显，这不仅仅需要最高层级政治首脑的正确判断和科学决策，同时需要相关部门和各级地方政府的配合，尤其是对军队、警察等特殊公权力量的运用，在分秒必争的抢救中与死神赛跑，争取宝贵的生命救护时间，将人员和财产灾难损失降到最低限度，同时安抚灾民的情绪，维护灾区的稳定，树立执政当局的良好形象。同时争取并接受国际上和其他国家、地区的救援，在国际上树立正面形象。
重视对舆论媒体的正确引导，发挥政治社会化功能。在灾区一片慌乱、信息陷于停顿、谣言四起之时，当局更应该实时地披露相关信息，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灾区受损情况、灾害程度、灾民数量、所需物品等信息，同时消除谣言的祸害，避免出现更大的动乱。对救灾中出现的感人的和不良的作为都可以及时报道，引导舆论导向，批评不良社会现象，树立良好的社会典范，恢复民众信心和希望，同时让民众情感和道德经受洗礼和升华，到达政治社会化的功效。
（作者为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政治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注释】
①②③⑤据中国大陆民政部网站2008年9月25日公布信息加以整理。
④民调结果根据当时台湾远见民调、联合报等民调数据综合得出，显现马英九当时的民意支持度在二至三成之间。
责编/张蕾
【关键词】汶川大地震 “八·八水灾” 危机处理 政治社会化
2008年5月在中国大陆发生的四川“汶川大地震”和2009年8月台湾地区“八·八水灾”都是由于自然原因导致的危机事件，都在执政当局主导下进行了抗灾和重建活动，反映出的政府危机处理效能和民意支持度却差异甚大。
在两起自然灾害中检视政府危机处理效能
“汶川大地震”与“八·八水灾”受灾状况对比。“汶川大地震”发生于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以四川汶川、北川等地为震中，发生8级强烈地震，城乡居民住房大量损毁，这是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破坏性最强的一次地震。
“八·八水灾”是2009年8月6日至8月10日间发生于台湾中南部及东南部的一起由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导致的严重水灾，在短时间内局部区域骤然降雨超过2000毫米，比该地全年的降雨量都要多，由于上述地区山洪爆发形成泥石流，造成重大人员与财产损失，受灾最重的高雄县甲仙乡小林村惨遭泥石流“灭村”，全村两百多间房屋夷为平地。灾害中死亡461人、失踪192人、财产损失1，100亿元（新台币）。①这起灾害被称为台湾近五十年最严重的风灾，造成的损失也是巨大的。
“汶川大地震”和“八·八水灾”中执政当局的危机处理效能对比。“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中国大陆国家主席胡锦涛立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尽快抢救伤员，确保灾区人民生命安全，震后仅四小时，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乘坐的专机就已经抵达四川成都。从震后至6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九位常委先后赴灾区察看灾情，调集各方力量抗灾救灾，用实际行动诠释着“以人为本”和“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地震发生后不到半个小时，中国地震局即启动一级预案，由中国地震局、北京军区某部工兵团和武警总医院医护人员组成的国家地震灾害紧急救援队紧急奔赴汶川灾区，开展搜索、营救和医疗救护任务。国家减灾委紧急启动国家一级救灾应急方案，并组成救灾工作组即赴四川汶川灾区，协助指导抗震救灾工作。民政部紧急调拨2.5万顶救灾帐篷以及其他救灾物资支援四川灾区。解放军总参谋部也立即启动应急预案，迅速组织灾区驻军全力投入抗震救灾，成都军区紧急出动6千余名官兵在第一时间赶赴灾区参加抗震救灾，其后各地救灾军队、人员也以最快速度抵达灾区开展救援工作。重灾区四川省各方面力量同时紧急行动起来，展开救灾工作。中央有关部门和其他相关省份也立即展开了相应救灾工作。灾后，由中央部委组织北京等21个省市开展对口支持地震灾区工程，解决灾区群众的基本生活、灾区重建等，到目前这项工程已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从相关媒体披露情况看，由“莫拉克”台风带来的骤时豪雨导致的天灾是一方面原因，更为重要还在于两岸执政当局在应对突发事件和政治社会化方面的差异。马英九团队在整个灾害处理过程中的表现尽欠人意，存在事先预测不准，事中信息失灵、判断失误、反应迟顿、协调不畅等问题，错过了救灾的“黄金七十二小时”时机，使得灾情进一步扩大，在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下，马英九及其团队的声望因此严重受挫。由于中国大陆方面执政党和政府积极有效地开展抗震救灾工作，尽管人员伤亡、财产损失比“八·八水灾”更为严重，中国大陆执政党和政府却以高效合理的处置获得了国内外舆论的一片称赞和高度民意支持。
以政治社会化角度检视政府危机处理效能与民意支持
政治文化是人们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由政治态度、信仰和情感等构成的主观取向，是由历史和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等所塑成，但同时“这些态度本身也可以在一个能动的过程之中，不断受到社会政治经历的影响。”②而“政治社会化是政治文化形成、维持和改变的过程。”③执政当局为了获取更高的民意、民心，在施政过程中，无不重视通过有效的政治社会化方式，去建构有利于增强自身政权建设的政治文化，以获取民众信任，从而更加巩固政权。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固然非常重要、影响持久，但在当今危机事件频出的时代，通过对危机事件的妥当处理，更能获得民众好感、打动民心，赢得民众正面的政治评价和政治支持。尽管社会中多数人的政治价值观和政治评价标准已然成型，然而在重大危机事件出现时，已然成型的政治文化也会随着执政当局的作为发生相应改变和位移。这说明执政当局在危机事件处理中的作为对政治社会化的巨大和深刻的影响，从政治社会化的角度也反映出执政当局的执政理念、执政效能和民意走向。
与此相对应的是马英九执政当局在“八·八水灾”中表现出来的隔阂、迟缓和低效。在“八·八”水灾受灾最重的地区原本是台湾绿营的铁杆基本盘，在灾难发生时，正是争取绿营民众支持、获取民心的时候，马英九在视察灾区时的表现却令世人震惊，在得知灾区一名女孩被埋两分钟被救出后，居然问道：“你能坚持憋气两分钟，你是怎么做到的？”在灾区，马英九当着所有人两度提及《中国时报》的报道，询问灾民：“政府在六龟救灾不力，真的这样吗？”，由此可见台湾行政的运作情况是如何不顺畅，执政当局甚至在新闻发布会把责任推到“他们（灾民）不撤离”，为自己开脱责任，引起台湾社会强烈反弹。其他官员的言语也成了流传一时的典故，如台湾媒体爆料台湾当局行政院秘书长薛香川的言语：“父亲节吃个饭有错吗？我岳父爱吃地瓜稀饭”。更为令人跌破眼镜的是，薛香川竟然还打电话去call-in节目喊屈，一句“我们吃完马上走耶，拜托！”成了经典的搞笑电话铃声，而台东知本金帅饭店在洪水中应声倒下的场景更是反复在电视上播放，成为这次水灾中让观众印象深刻的图景，让人为马英九当局的作为而感慨。反而是台湾的民间慈善组织在第一时间出现在灾难现场，对受灾群众给以救护和帮助，提供基本的生活用品和药品。尽管在一个月后马英九用当年诸葛亮斩马稷的手法—以阁揆刘兆玄率领全体阁员辞职的做法来平息民怨舆怒，然而也是事后“马”炮，马英九的能力形象大大受损，台湾民众对马英九执政能力的信心瞬然暴跌，根据台湾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对马英九的满意度由其上台领政之初七成多狂跌到二成多。④ 启示
政治社会化从个人融入社会时开始，在社会经历中不断习得、演化、成型，同时政治社会化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每个人的政治经历和社会经历的发展，总在不断变化”，“某些重大的和戏剧性的事件可能使整个国家经历一场突然的再社会化”⑤。重大危机事件在特殊时刻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民众政治社会化的转变起着重要的激化作用，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政治认知、政治情感和政治评价，而大众媒体在促进政治文化形成、维系和转变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发挥着舆论导向、形象塑造、社会力量动员等作用和功用。在危机事件发生和处理过程中，执政当局不但要积极作为，更需要重视政治社会化的功效尤其是大众媒体的功能和作用。在这两起应对自然灾难的过程中，报纸、电视、网络、广播等无不发挥出重要的政治社会化作用，将救灾中执政当局的作为言行传播出去，从而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观念和看法。
养成危机意识，建立危机预警机制和处置预案。当前社会危机和突发事件层出不穷，执政当局要养成和怀有危机忧患意识，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和侥幸心理。在一些自然灾害经常发生的地区，对紧急灾害可能发生的预测更应该处于高度重视状态，应建立联防和上报的高效预警机制，以便最高决策层掌握事态详情，集合全国全地区之力给以援救，并备有经过演练的、科学合理的危机事件处置预案，做到有备无患，以应付突如其来的危机发生。
科学高效决策，快速调动公权力量处置。执政当局的作为在灾难发生时表现得尤其明显，这不仅仅需要最高层级政治首脑的正确判断和科学决策，同时需要相关部门和各级地方政府的配合，尤其是对军队、警察等特殊公权力量的运用，在分秒必争的抢救中与死神赛跑，争取宝贵的生命救护时间，将人员和财产灾难损失降到最低限度，同时安抚灾民的情绪，维护灾区的稳定，树立执政当局的良好形象。同时争取并接受国际上和其他国家、地区的救援，在国际上树立正面形象。
重视对舆论媒体的正确引导，发挥政治社会化功能。在灾区一片慌乱、信息陷于停顿、谣言四起之时，当局更应该实时地披露相关信息，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灾区受损情况、灾害程度、灾民数量、所需物品等信息，同时消除谣言的祸害，避免出现更大的动乱。对救灾中出现的感人的和不良的作为都可以及时报道，引导舆论导向，批评不良社会现象，树立良好的社会典范，恢复民众信心和希望，同时让民众情感和道德经受洗礼和升华，到达政治社会化的功效。
（作者为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政治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注释】
①②③⑤据中国大陆民政部网站2008年9月25日公布信息加以整理。
④民调结果根据当时台湾远见民调、联合报等民调数据综合得出，显现马英九当时的民意支持度在二至三成之间。
责编/张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