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都市白领的乡村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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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上海的白领,放弃丰厚的工资和稳定的生活,只为心中的一个梦,一个乡村梦。终于在某一天,他决然地放弃一切,选择这样一条路——前往中国最贫困的乡村,去帮助贫困农民,发起爱心帮扶“万村行”。
  一个人,一辆自行车,他几乎走遍中国贫穷的大山和乡村,记录近千篇日记,拍了上万张照片。
  2010年,他把几年来乡村调查的所写所拍集结出版了一本书——《粮民》。
  本书堪称是一部当代中国贫困乡村最深入的社会调查与贫困人口的生存实录,以近百个真实感人的故事,对当下农民问题进行深度的剖析,字字泪、声声唤,呼唤全社会关注“三农”问题。
  书出版后,引起社会轰动,社科院农村所教授于建嵘评价:“读完蔚然的《粮民》,我深感愧疚。”
  他就是——爱新觉罗·蔚然。
  5年间,他走过了12个省,跑了近千个村子,至今还没停下来。
  这一切,缘于他心中的那个“乡恋”。
  最近,蔚然接受本刊记者采访,讲述了他的乡村调查之路。
  
  心底的乡村梦
  
  蔚然1967年出生在宁夏,大学念的是中文系。毕业后,先是到北京工作,之后来了上海。
  在上海,他曾跟朋友合伙开了一家软件公司,中标过政府项目。早在北京时,蔚然就关注“三农”问题,喜欢到农村考察。那期间,他去过几次甘肃。一次,他住在一户农民家,那家很穷,却像招待贵宾一样招待了蔚然,左邻右舍好不容易凑钱,给他买了一块肉。走时,全村人又把他送到了村口。
  “离开村子,我一路走一路想,都说好人有好报,可这些好心人,为什么生活得如此困苦?他们贫困的症结是啥?我能为他们做什么?”
  这份思考一直埋在他的心底,并且一直在做准备。
  他做好了自己“万村行”的规划——他打算用25年时间,走访上万个村子。
  2004年,蔚然在上海创立了幸福发展促进会(民间公益社团),专职帮助农民脱贫、解困、发展,同时也致力于农村、农民问题研究。
  他还规划了如何帮扶,开展哪些项目,去什么地方,行走的路线图等。但是一直下不了决心,迟迟没行动。“说白了,我还是一个俗人,心中难以割舍所得,以及害怕周围人世俗的眼光,放不下俗心俗念。”蔚然说。
  直到2006年8月14日,蔚然父亲的去世,让他下定最后的决心。
  料理完父亲的后事,蔚然坐在回上海的飞机上,望着舷窗外飘浮的白云。他说自己突然间顿悟:对父亲来说,上苍已经很厚爱他老人家了,居然活到90岁。“但恰恰是这个90岁,刺激了我。难道生命,真的就像这过眼烟云,转瞬即逝吗?”
  “90年的岁月,也不过如此,也就三个30岁而已。我的第一个30岁已经过去,第二个也快10年了。等着一切条件都成熟,终于下决心行动时,可能我就快60岁了,还能跑得动、做得动吗?”
  他决定再也不管别人怎么想、怎么看了,自己要全身心地投入到想做的事情中去。
  一天早晨,蔚然登上了上海至西宁的列车。随着火车开动,他感到自己一下子解脱了、轻松了。
  到了西宁,他买了一辆自行车,放上背包、照相机、笔记本电脑,马上就骑着车,去了附近的农村。
  就这样,蔚然开始了他的乡村调查路。
  
  八旬老翁回乡“务农”
  
  2007年2月28日,蔚然在一个村庄调查,村里一位精神矍铄的白须老人,听说来了一个从上海来乡村对农民做帮扶的人,就到村长家找他,邀他去他家做客。
  这位老人是一名教育系统退休的干部,已年过八十,但精神状态不亚于青壮。
  老人在村里办起了一家小型淀粉、粉丝加工厂。老人对蔚然讲:“我在外边工作了几十年,大小也是个退休的公家干部,见过许多人做好事,但是像你这样的人还是第一次。你能吃这么大苦,到这么偏远艰苦的乡村来帮农民,实在是不简单。蔚先生,是什么样的动力和决心使得你来做这件事情?你一没有拿国家工资,二还要吃这么大苦,误解和不理解你的人会很多吧!这需要多大的毅力和决心啊!还要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心理承受力!我叫你来我家就是想和你好好聊聊,我这么大岁数了,昨天听了寨子上人们说我还不相信呢,可见了你,和你谈完话之后,我完全相信了你,我也被你这种行为感动了。”
  听完老人这番话,蔚然感到诚惶诚恐。
  蔚然被这么大岁数的老人不辞辛劳,为贫困山区的乡亲们四处奔忙,为家乡的农村发展自筹资金、自办企业、成立协会而整天操劳而感动。老人放弃在城里安度晚年的舒适生活,回到老家与老伴住在年久失修的祖屋,白天为加工厂忙碌,晚上还要找农户说明协会的作用和协会给农户带来的好处,动员农户种植优良品种红薯,发展养殖业等。
  他问老人:“大爷,您都八十多岁了,为什么不在城里好好享几年清福?回到这么偏僻的地方,生活又不方便,您身体受得了吗?”老人干脆爽朗地回答:“为家乡我选择了——老有所为!”
  蔚然说起这个老人,深有感触。在中国社会,一直有一个落叶归根、反哺乡里的传统。以前,外出做官的士大夫,都会告老还乡,回归故里,成为乡村精英,领导村民开展文化建设和公共建设,成为乡村和城市、官与民的联系纽带。然而,在相当一段时间,乡村精英纷纷进入城市,安家立业,导致农村人才、资源匮乏。现在能有一些城市精英重返乡村,对新农村建设起到巨大的作用。
  
  感人的盲人大叔
  
  2010年11月21日,蔚然在内蒙古托克托县一个村庄调查,一位周姓村民满腔气愤地告诉他,“上面有关系的全家大小都吃低保,有些够条件的可怜人反而还吃不到。实在太困难的人家,到县上去要回一个指标(低保申报表),村干部还不给盖章,结果还是办不成……”
  “现在农村低保都是有指标的,指标用完了,你再穷也办不下来。”一位村干部告诉他。
  蔚然听后,大为震惊,认真“纠正”这位村干部的说法,低保怎么能有指标(名额)限制呢?低保若有指标限制,那符合条件的困难农户,却因没有了“指标”,难道就让家人依然生活在食不果腹、衣不遮体的困境之中吗?
  村民说:“我们不懂国家这些政策,反正我们只是知道上面有人的,和村干部有关系的,不管条件够不够都在吃着低保。没有关系的,你再穷也吃不上。”
  蔚然走进一位三岁时就失明,自幼由于家庭贫困、姊妹多等原因而独自生活的盲人王满圈家。
  王满圈在全村人因干旱无水吃时,做出了一件让全村百姓感激不尽的大事,一件让地方干部与村干部汗颜的好事。
  2010年夏天,这里因干旱使得全村人无水可喝。全村家家苦恼,却束手无策,当地干部也无动于衷。
  在所有村民无计可施时,这位失明老人鼓足勇气,大起胆子借用邻居家的电话给内蒙古广播电台拨去了电话,把全村人遇到无水可喝的困难如实地反映给了电台。当电台得知求助的是一位盲人,正为村民没水喝而焦急打来电话求助时,电台积极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
  最终,王满圈老人反映的问题得以圆满解决,地方政府与部队用消防车送了一个多月的生活用水,直至恢复了正常供水。
  当蔚然知道此事的全部经过后,不敢相信坐在身边的这位双目失明的老人能干出如此惊天动地的大事来。
  村干部和身体健全的村民都无计可施、束手无策时,“他一个盲人却让全村人吃上了部队供应的水”。
  当谈起他能为村里做出这么大一件事,实在太了不起时,他淡淡一笑说:“这没有什么,我一个瞎子,如今吃的用的,大多都是国家给的。吃国家的用国家的,我做一点点小事不值得宣扬。做人要有良心,不能白吃国家的饭啊。”
  一位年逾六旬的盲人,平静却又掷地有声的一段话,听后让蔚然更觉汗颜。
  他的生活非常简朴,上衣是一件上世纪80年代的旧中山装,洗得都快变成白色了,一年四季几乎都是穿着这一件上衣。裤子、鞋子也是别人送的。政府给五保户生活补贴并不多,但他却心存感激,一直努力着要为他人做点事,在去年夏天终于实现了他的夙愿。
  讲起这件事,他发自内心地笑了,笑得是那么的灿烂,让蔚然看到一个最底层的公民对社会那份强烈的责任感。
  
  与“乞二代”亲密接触
  
  最让蔚然难忘的是在河北某地,他看到了令人心酸的一幕:一双小手尽管黢黑,但依然掩藏不住幼小的可爱,一个直径约有四十厘米大的塑料盆,被一双小小的手举过头顶,向前来宣务山求神拜佛的人们乞讨。“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一遍遍在他嘴里向身边走过的人叫唤着、乞求着……
  这个年仅五岁半的小孩叫康招宝,已经有整整五年的乞讨生涯了。在河北、河南、山西一带的“乞讨界”也颇有“声望”,虽然年龄小,“讨龄”却不小;虽然人小,懂事程度却高于同龄人许多,因为在乞讨中一天天长大,他很是讨人喜欢,就连“同道”中的人也时不时为讨他“欢心(逗着开心)”而把自己讨要来的硬币投进他举着的盆子里。每一次听到盆子里有响声,他总是会说声“谢谢……”
  一双圆圆的大眼睛非常明亮,他帮残疾爸爸做好多事,如从行囊里麻利地取出“告路人书”、取出他爸爸的残疾证、身份证等等。
  孩子总是孩子,当没有路人经过时他还会“撒娇”,坐在爸爸的怀里享受父爱与亲情。这时的他又好像回到了一个幼儿该享有的无忧无虑的天地里,静静地坐在他爸爸怀里,早已忘记了他一个上午举着大盆子乞讨的事情,摸摸爸爸的这里那里,偶尔还会手托着他爸爸的下巴去啃一下,亲一下。
  蔚然说,虽然小招宝不懂户口是什么,但当爸爸告诉他,要到上学年龄了,再不能这样四处讨饭,希望蔚然能帮孩子上一个户口时,康招宝的眼睛里瞬间流露出极其渴望的眼神。这种眼神可能是孩子每次看到背着书包去幼儿园、去学校的孩子们让他心生羡慕的神情,也可能是孩子喜欢和小朋友一起玩耍的天性使然。
  “总之我看到那么小的孩子所表现出的期待与渴望,不由让人怜悯。那双圆圆的大眼睛盯着你,眼睛里充满着期待,就好像看着他从没有吃过的好吃的一般,一眨不眨。顿时,我心里那种五味杂陈、难以名状的酸楚无法抑制……”
  更让蔚然难忘的是,在交谈中,坐在爸爸怀里的康招宝仰头看着他爸爸下巴,说出一句让人心酸的话:“我不想要饭,我要上学!”
  “同一片蓝天,同为儿童,同为祖国的未来与希望,就因为他是流浪乞讨为生的人所生,连一个户口都不能拥有。更不要说欢欢喜喜地进幼儿园,去游乐场,去买自己喜欢的玩具了……他,唯一的玩具就是整天举过头顶的那只乞讨的塑料盆。”蔚然说。
  “康招宝,从字面上就可以看得出他父母对他的期待,招财进宝改变流浪乞讨的生活现状。可孩子才五岁多,将来能不能如愿,谁也无法预测,也许他也会在少年时就成为五道杠的总队长呢。”
  但是就在一年半前,他的“未婚(没有和他爸爸办理结婚证)妈妈”被一个流动卖耗子药的男子拐走了。尽管他的妈妈也是一个双目失明的残疾人,但毕竟在孩子心目中她是最可亲的人,当他爸爸向蔚然讲起“妻子”被拐走的事情时,孩子有些莫名的不安,时不时用他的小手按压一下他爸爸的嘴,眼睛里也流露出对妈妈想念的神情。
  康招宝的妈妈是由他爸爸的“养女”转化成“妻子”的。康庆国——康招宝的爸爸,三岁时父亲病故,母亲因家庭实在困难,生活不下去而改嫁,留下一个未成年的大儿子(智商比较低)带着不到五岁的康庆国一起生活。可总吃不饱肚子,到六岁多,康庆国实在饿得不行了,就随着村里外出乞讨的老人走上了乞讨为生之路。
  谁知,12岁那年,在一个地方乞讨时,被当地治安人员驱赶时把他的左脚脚踝砸骨折了,由于没钱医治就落下终身残疾。
  20多岁时,他在邢台火车站附近乞讨时,发现一个女弃婴,就捡了回去,用乞讨来的钱买奶粉喂养。后来,他才发现这个弃婴是一个先天性失明的女孩。就这样,这个弃婴也随着他一天天乞讨长大。再后来,他们就“结婚”生子,康招宝是他们两人的第三个孩子,前两个在跟随他们两个大人流浪乞讨之中,一个被冻死、一个病死,康招宝是侥幸成活下来的幸运儿。
  由于父母的“特殊生活”和“特殊婚姻”,康招宝至今不能取得一个合法户口。
  这是康庆国最为迫切的事情,他对蔚然讲:“孩子要上学了,没有户口没地方去上学。我去办他们不给我办,向我要结婚证和准生证。我们一直在外面要饭,也没有什么结婚证。现在人都被拐跑了,我上哪里去搞结婚证,还有那个什么准备生孩子的证。孩子没有户口上不了学,我不能再叫孩子跟着我要一辈子饭吧?我没办法,你们帮帮我,我不要你给的钱。你帮我给孩子办个户口我就很感谢了。”
  说到这,蔚然感叹道:如今有“官二代”、“富二代”、“穷二代”……可这个可怜的孩子连个“穷二代”都不是,而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乞二代”!中国乡村有太多底层人群值得我们去关注、帮助。
  
  行行重行行
  
  44岁的蔚然,至今独身一人,奔波在中国乡村。说到家庭,他淡然一笑,说:“父亲90岁去世,母亲87岁身体很健朗,母亲与哥哥在一起生活,家室相信会有的。”
  身处中国最发达的大都市,各种现代化的商品令人目不暇接,人们都在忙着追求物质与享受。但是他,却宁愿一个人独自跑到中国最穷的乡村,去体会农民的苦难,感受乡村的真实:农村留守儿童的苦涩与无望,农民养老、教育、医疗条件的缺失与尴尬,乡村美丽的破坏,农民家庭的裂变与艰辛,农村金融的混乱,新农村建设的流于形式……大量难以言尽的贫困状况。
  “行行重行行,且行且珍惜”,未来的日子长,路也长,他一个人,会一直孤独地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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