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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特18岁了。15岁之前，她坚定地认为自己是一个黄皮肤黑头发的美国人。那之后她陷入极大的困惑之中。转折发生在2014年夏天，当她踏上寻亲的旅程，才发现自己丢失多年的“中国”密码。
佐伊21岁。在中国生活半年之后，她确定了自己的身份——自己是一个美国人，在中国出生的美国人。
她们有着共同的身份，中国弃婴，美国家庭的养女。20世纪的最后十年，有超过3万名中国弃婴被跨国收养，从此成为“美国人”。他们绝大部分是女孩。
在长大的过程中，这些曾经被遗弃的孩子，获得了幸福的童年，但她们从白人父母的眼睛里，看不到自我的映射。在美国这个强调独立人格、寻求自我的国家，当女孩们相继成年，“我是谁？”“我来自哪里？”她们被这样的自我审问反复纠缠。
20年过去了，那些女孩们已经相继成人，越来越多的人试图回到中国，寻找父母，找回遗失的生命密码，发现真实的自己。
然而，寻找家人和找回自己，都不是件简单的事。
成为了美国人
1996年9月27日早晨，天刚蒙蒙亮，江苏无锡洛社镇花苑村委会门口的台阶上，躺着一个女婴，用浴巾包裹着。没有人知道她已在那儿躺了多久。也许几个小时前，她还躺在母亲的怀里，最后一次吮吸妈妈的奶水，也许母亲还亲了亲她的额头和脸蛋。可现在，她躺在冰冷的台阶上，成了弃婴——父母健在的“孤儿”。
“96.9.15 生”这是女婴的母亲给她留下唯一的出生介绍，写在一张撕得方正的红纸上，藏在包裹她的浴巾里。女婴被路人送到附近的派出所，备案登记后，又被民警送到洛社计生办，最终被转进无锡福利院。“锡芸竹”，这是福利院给她的新身份。
“锡芸竹”并没有成为她后来的名字。她的命运很快与一位美国妇女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1995年，41岁的克罗蒂女士辞去白宫的行政职务，回到美国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市定居。克罗蒂有五个兄弟姐妹，都已经结婚生子，她最小。因为常年满世界跑的工作，她没有结婚。安定下来之后，她想要一个孩子，她希望是个健康的女孩，因为没有丈夫，克罗蒂不知道如何和男孩相处。
独身很难在美国收养孩子，法院更倾向于将问题儿童或者孤儿交给夫妻收养。有收养了中国弃婴的朋友告诉克罗蒂，因为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很多健康女孩被遗弃后寄养在福利院里，她们需要一个家。
“收养”在中国真正合法化，是在1991年12月29日，中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并于次年4月1日执行。其中第二十一条“外国人依法可以在中国收养子女”，为克罗蒂他们正式打开国际收养的通道。
锡芸竹的资料被无锡市福利院整理递交到中国儿童福利和收养中心（CCCWA），克罗蒂的收养需求同样被邮寄到此。1997年，刚满一周岁的锡芸竹在福利院见到了来接她回家的陌生妈妈。在美国大使馆，“锡芸竹”有了她一直沿用至今的名字，“凯特·克罗蒂”。
这一天，凯特正式成为美国公民。
“我是否值得被爱？”
“我的妈妈是拥有爱尔兰血统的美国白人，但她却喜欢把我打扮成一个穿唐装的中国小孩，让我学习中文，庆祝中国农历的生日。可是，我对中国没有任何记忆，我唯一和它的关系是，我看起来像个中国人。我不希望被逼着去做这些事情仅仅因为看起来像。”凯特对记者说。2014年夏天，凯特在养母的陪同下来中国寻亲。回到美国之后，一切都变了。凯特主动找了私人中文老师，主动接待来自中国的交换生。她开始喜欢中国，并希望自己不仅仅看起来像中国人。
可小时候，凯特从没有对自己的身份有任何质疑，“我就是个美国人”。
上小学一年级时，她在全班面前做自我介绍：“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的被收养的孩子，但我是美国人。”因为养母的爱尔兰血统，她有时也会称自己为“爱尔兰人”。但同学还是会彼此议论，“凯特是中国人，我知道她是中国人。”她对此异常敏感而愤怒，她大声怒吼，或者向老师和母亲哭诉。但同学的嘲弄并没有停止。“也许他们没有恶意，只是觉得看我生气好玩。”她事后回忆说。
同样的困扰也伤害着佐伊。
“如果您的家里有多余的空房间，您的心里还有足够的爱，您是否愿意领养一个中国孤儿？”佐伊的养父曾在教堂收到这样一份传单。那时，他的3个孩子都已经大学毕业离开了家。和妻子商量之后，他们认为“我们有足够的条件，可以给孩子一个家”。
如今佐伊已经21岁。她说，“我能被收养是一件非常非常非常幸运的事。”她连续用了好几个“very”来加重自己的感激。但15岁那年，她并不这么认为。
佐伊在一个白人社区里长大，她是家里唯一一个被收养的孩子，哥哥姐姐都大她二十岁以上。小学时，她是学校唯一一个华裔。因为家离学校很远，她没有什么亲密的伙伴。小时候的孤独境遇让她变得敏感。
15岁，佐伊进入了难熬的青春期。在被收养这件事上，她开始不停地和自己较劲。“我感觉我是被抛弃的，这一点让我很受伤。但我觉得周围没有人懂我。他们不懂被抛弃的感觉。”
那个时候，她需要不断地被说服，“你是被爱的，你值得被爱”。
离母亲最近的方式，就是看镜子里的自己
索菲亚很小就萌生了寻找母亲的念头。她的养母很坦诚地告诉她被收养的事实：“你有一个中国的妈妈，她给了你生命。但我会是你永远的妈妈。”其实，瞒也瞒不住。索菲亚身材娇小，而养母则是体型高大的白人。她们在一起的时候，看起来并不搭调。
“你像爷爷那样爱掉头发。”或者，“你有一双妈妈那样的细长的手指。”这些普通人日常生活中显而易见的事情，对被收养的孩子来说，是永远未知的谜。她们始终对自己的过去，以及被这个不可知的过去影响的将来惴惴不安。
索菲亚13岁那年，在养父母去中国领养自己的妹妹露西之前，有一天，养母走进她的房间，坐在她身边，主动问她：你想去寻找自己的父母吗？养母一直明白索菲亚的心结，她并不反对。毕竟，寻找本身，只是为了解开困惑，她相信这并不会冲淡她们之间的感情。 2014年6月，凯特和母亲一起踏上中国的寻亲之旅。她们从北京、西安、成都、桂林，一路南下，这是凯特第一次在中国旅游。吃火锅、包饺子、看大妈跳广场舞，所有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对她来说都是新奇的事情。
但凯特感觉“像回家了”。每个人都长得跟自己很像，他们会主动跟我说中文，向我问路。“太奇妙了！”走在中国的马路上，凯特会故意离白人妈妈远一点，这样他们就会觉得她是中国人。第一次被淹没在黄皮肤黑头发的人群里，凯特觉得很舒服。
常常，她会盯着迎面走来的人看很久，她琢磨着，这个人和我长这么像，会不会是我的妈妈，或者，会不会是我的姐妹？她知道这不是真的，只是这些念头总是忍不住在脑子里转悠。整天都有。
凯特不再认为“中国”是个抽象的名词，至少她和这个名词之间产生了联系。实实在在的。
凯特回到福利院，见到了曾经照顾她的护工。她在日记里写道：福利院的设施让她很惊讶，教室、育婴房、游戏室，所有正常孩子所需要的一切都有了。然而，如今待在福利院的大多数都是有残疾或者特殊需求的儿童。她很遗憾，“有些在美国非常容易被治疗的疾病在中国还是无法得到解决。”
凯特看到了那张写有自己生日的红纸，哭了。“这是我的妈妈留给我的唯一的信物。我确信我的生日是真的。”可惜，她没有办法把这个母亲唯一的信物带走，她拍了照，存在手机里。看到每一个有机会帮助她的人，都把它翻出来给他们看。
福利院、派出所，凯特循着来时的路一路回溯，曾经居委会的台阶已经变成了工厂的侧门。她很难想象，18年前，自己曾经孤零零地躺在这里。
虽然凯特的一路寻找都获得了各方面的帮助，无锡都市资讯频道还在新闻节目中播放了她的寻亲故事。但凯特最终没能找到自己的生母。根据医院的出生记录，唯一一个可能是她生母的人在四川成都，然而两天之后，在她上飞机之前，工作人员向她确认，这个人不是她要找的妈妈。
索菲亚同样没有找到自己的生母。
出生后，索菲亚和生母在生命中，只有10天的重叠。因为“是家里的第三个女孩”，出生10天后，索菲亚被亲生父母送给了一户姓“欧阳”的人家。她在媒体的帮助下，找到了这户人家。然而，她的寻亲之旅也到此为止。这户人家并没有提供更多关于她生母的信息。唯一能给索菲亚安慰的是，他们告诉她“你和你妈妈长得很像”。
索菲亚说，那年在厦门，她感觉自己离父母很近。“我知道他们在这片土地上的某个角落，他们存在在和我一样的时空里。虽然没有物理上的在一起，但我能感觉到。”
索菲亚和亲生父母之间永远只能停留在这么近，又那么远的距离。有时候，索菲亚照镜子，会有一种奇妙的感觉，“我觉得离母亲最近的方式，就是看镜子里的自己。”她说。
永难弥合的修复
“没有找到，并不意味着寻找失败。”宾夕法尼亚米勒斯维尔大学教授常昌富说，对孩子而言，回中国，与其说是寻找父母，不如说是寻找自己。她们也许并不执著于找到血缘上的纽带，更在意的是找到构建自我认知的方式。一旦当她们踏上中国的土地，“中国”或者“中国人”就不再是抽象的名词。
2011年起，CCAI（美国最大的专门服务中国孤弃残儿童的非政府慈善领养机构）和中国民政部合作，每年都组织收养家庭和孩子回国“寻根”。创始人仲辉说，你无论如何去和孩子解释“中国”，描绘“长城”，都不如带他们回国，让他们自己站在天安门广场，或亲眼看到兵马俑的那些时刻来得感动和震撼。
2014年6月，佐伊来到北京大学交换学习。学习汉语，了解中国文化，也期待能找到长期以来寻找的那种归属感。“我可以听，但是我不能说，很难把内心的想法表达出来。”佐伊义务去教小孩学习英文，小朋友围着她叽里咕噜讲一通。她只能勉强挤出一句，“哦，那很有意思。”或者，“哦，是那样。”发音中透着一股舌头捋不直的外国人腔调。
6个月过去，佐伊仍没有做好准备回到祖籍湖南去看一看，但她已不再执拗于把自己划分于中国人或美国人的二元对立之间寻找归属感。
而经历了一整个夏天的寻找，当别人再次问起凯特：你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凯特会毫不犹豫地回答：中国人。我的根在中国。我的亲生父母，我的祖先，那些和我真正有血缘关系的人，都在中国。“你知道一个家庭像一个整体一样，我硬生生被从原来的整体剥离，到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环境里。但那并不意味着我们之间没有联系，我曾经在我母亲的子宫里长大。我想重新建立这种无法被阻隔的联系。”
但凯特也明白，因为从1岁到成年，17年来接受的文化教育，她已是个地道的“美国人”，她崇尚美国的价值观，信奉美国的自由主义，更接受美国式的母女相处方式。那些都已是刻在骨子里抹不掉的东西。
凯特说，她会继续寻找亲生父母。但“这不是我生活的所有重心。一旦我尽了所有努力（还是找不到的话），我会停止。即使这对我来说很重要。找到他们，更靠近我的本真；如果没有，我也会很开心地过自己的生活，只是我的人生的某些部分，永远是残缺不明的。”
一直到离开家上大学，佐伊才意识到，养父母对她有多重要。“离开他们一年，我非常想念他们，我知道他们也很想念我，确信他们爱我，对我来说意味着太多。”
但佐伊希望大学毕业之后能回到中国，做一些和救助孤儿相关的工作。她甚至希望成家之后，能收养孩子，她向记者说出心里的想法，“有自己的小孩很好，但我觉得那样有一点自私。很多孩子没有家，我曾经和他们一样，我知道在一个好的家庭成长，整个人生都会不一样”。
索菲亚说，她从来没有憎恨过抛弃自己的母亲。因为她从小被教育要宽容。她相信，没有一个母亲愿意放弃自己的孩子，除非迫不得已。
中国的涉外收养在2005年达到顶峰。随着国内收养能力的增加和弃婴数量的减少，现在想要跨国收养一个健康的中国女婴至少要等待5年甚至更久的时间，可根据美国国务院的数据，1999年至2013年间，仍有71632名中国孤儿被美国家庭收养，其中63707名女婴，占了整体收养人数的89%。
这些在21世纪初被收养的孩子，很快也将逐渐成年，她们是否会和里基、凯特、佐伊一样，遭遇如何寻找自己的迷茫和困惑？又是否会执著地找回自己丢失的密码？
里基是这些孩子中对自己的身世了解得最丰富的一个。她已经完整地经历了探寻和追求的过程，而三年前，当她和亲身父母相处45天后重新回到美国，里基面临另一个难题：如何保持和中国家庭的联系，并把这种联系贯穿到整个人生里？
可无论如何寻找，命运于这些孩子而言，像一张被磨损的唱片，即使尽力修复，也难以听见最初的和弦。
佐伊21岁。在中国生活半年之后，她确定了自己的身份——自己是一个美国人，在中国出生的美国人。
她们有着共同的身份，中国弃婴，美国家庭的养女。20世纪的最后十年，有超过3万名中国弃婴被跨国收养，从此成为“美国人”。他们绝大部分是女孩。
在长大的过程中，这些曾经被遗弃的孩子，获得了幸福的童年，但她们从白人父母的眼睛里，看不到自我的映射。在美国这个强调独立人格、寻求自我的国家，当女孩们相继成年，“我是谁？”“我来自哪里？”她们被这样的自我审问反复纠缠。
20年过去了，那些女孩们已经相继成人，越来越多的人试图回到中国，寻找父母，找回遗失的生命密码，发现真实的自己。
然而，寻找家人和找回自己，都不是件简单的事。
成为了美国人
1996年9月27日早晨，天刚蒙蒙亮，江苏无锡洛社镇花苑村委会门口的台阶上，躺着一个女婴，用浴巾包裹着。没有人知道她已在那儿躺了多久。也许几个小时前，她还躺在母亲的怀里，最后一次吮吸妈妈的奶水，也许母亲还亲了亲她的额头和脸蛋。可现在，她躺在冰冷的台阶上，成了弃婴——父母健在的“孤儿”。
“96.9.15 生”这是女婴的母亲给她留下唯一的出生介绍，写在一张撕得方正的红纸上，藏在包裹她的浴巾里。女婴被路人送到附近的派出所，备案登记后，又被民警送到洛社计生办，最终被转进无锡福利院。“锡芸竹”，这是福利院给她的新身份。
“锡芸竹”并没有成为她后来的名字。她的命运很快与一位美国妇女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1995年，41岁的克罗蒂女士辞去白宫的行政职务，回到美国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市定居。克罗蒂有五个兄弟姐妹，都已经结婚生子，她最小。因为常年满世界跑的工作，她没有结婚。安定下来之后，她想要一个孩子，她希望是个健康的女孩，因为没有丈夫，克罗蒂不知道如何和男孩相处。
独身很难在美国收养孩子，法院更倾向于将问题儿童或者孤儿交给夫妻收养。有收养了中国弃婴的朋友告诉克罗蒂，因为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很多健康女孩被遗弃后寄养在福利院里，她们需要一个家。
“收养”在中国真正合法化，是在1991年12月29日，中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并于次年4月1日执行。其中第二十一条“外国人依法可以在中国收养子女”，为克罗蒂他们正式打开国际收养的通道。
锡芸竹的资料被无锡市福利院整理递交到中国儿童福利和收养中心（CCCWA），克罗蒂的收养需求同样被邮寄到此。1997年，刚满一周岁的锡芸竹在福利院见到了来接她回家的陌生妈妈。在美国大使馆，“锡芸竹”有了她一直沿用至今的名字，“凯特·克罗蒂”。
这一天，凯特正式成为美国公民。
“我是否值得被爱？”
“我的妈妈是拥有爱尔兰血统的美国白人，但她却喜欢把我打扮成一个穿唐装的中国小孩，让我学习中文，庆祝中国农历的生日。可是，我对中国没有任何记忆，我唯一和它的关系是，我看起来像个中国人。我不希望被逼着去做这些事情仅仅因为看起来像。”凯特对记者说。2014年夏天，凯特在养母的陪同下来中国寻亲。回到美国之后，一切都变了。凯特主动找了私人中文老师，主动接待来自中国的交换生。她开始喜欢中国，并希望自己不仅仅看起来像中国人。
可小时候，凯特从没有对自己的身份有任何质疑，“我就是个美国人”。
上小学一年级时，她在全班面前做自我介绍：“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的被收养的孩子，但我是美国人。”因为养母的爱尔兰血统，她有时也会称自己为“爱尔兰人”。但同学还是会彼此议论，“凯特是中国人，我知道她是中国人。”她对此异常敏感而愤怒，她大声怒吼，或者向老师和母亲哭诉。但同学的嘲弄并没有停止。“也许他们没有恶意，只是觉得看我生气好玩。”她事后回忆说。
同样的困扰也伤害着佐伊。
“如果您的家里有多余的空房间，您的心里还有足够的爱，您是否愿意领养一个中国孤儿？”佐伊的养父曾在教堂收到这样一份传单。那时，他的3个孩子都已经大学毕业离开了家。和妻子商量之后，他们认为“我们有足够的条件，可以给孩子一个家”。
如今佐伊已经21岁。她说，“我能被收养是一件非常非常非常幸运的事。”她连续用了好几个“very”来加重自己的感激。但15岁那年，她并不这么认为。
佐伊在一个白人社区里长大，她是家里唯一一个被收养的孩子，哥哥姐姐都大她二十岁以上。小学时，她是学校唯一一个华裔。因为家离学校很远，她没有什么亲密的伙伴。小时候的孤独境遇让她变得敏感。
15岁，佐伊进入了难熬的青春期。在被收养这件事上，她开始不停地和自己较劲。“我感觉我是被抛弃的，这一点让我很受伤。但我觉得周围没有人懂我。他们不懂被抛弃的感觉。”
那个时候，她需要不断地被说服，“你是被爱的，你值得被爱”。
离母亲最近的方式，就是看镜子里的自己
索菲亚很小就萌生了寻找母亲的念头。她的养母很坦诚地告诉她被收养的事实：“你有一个中国的妈妈，她给了你生命。但我会是你永远的妈妈。”其实，瞒也瞒不住。索菲亚身材娇小，而养母则是体型高大的白人。她们在一起的时候，看起来并不搭调。
“你像爷爷那样爱掉头发。”或者，“你有一双妈妈那样的细长的手指。”这些普通人日常生活中显而易见的事情，对被收养的孩子来说，是永远未知的谜。她们始终对自己的过去，以及被这个不可知的过去影响的将来惴惴不安。
索菲亚13岁那年，在养父母去中国领养自己的妹妹露西之前，有一天，养母走进她的房间，坐在她身边，主动问她：你想去寻找自己的父母吗？养母一直明白索菲亚的心结，她并不反对。毕竟，寻找本身，只是为了解开困惑，她相信这并不会冲淡她们之间的感情。 2014年6月，凯特和母亲一起踏上中国的寻亲之旅。她们从北京、西安、成都、桂林，一路南下，这是凯特第一次在中国旅游。吃火锅、包饺子、看大妈跳广场舞，所有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对她来说都是新奇的事情。
但凯特感觉“像回家了”。每个人都长得跟自己很像，他们会主动跟我说中文，向我问路。“太奇妙了！”走在中国的马路上，凯特会故意离白人妈妈远一点，这样他们就会觉得她是中国人。第一次被淹没在黄皮肤黑头发的人群里，凯特觉得很舒服。
常常，她会盯着迎面走来的人看很久，她琢磨着，这个人和我长这么像，会不会是我的妈妈，或者，会不会是我的姐妹？她知道这不是真的，只是这些念头总是忍不住在脑子里转悠。整天都有。
凯特不再认为“中国”是个抽象的名词，至少她和这个名词之间产生了联系。实实在在的。
凯特回到福利院，见到了曾经照顾她的护工。她在日记里写道：福利院的设施让她很惊讶，教室、育婴房、游戏室，所有正常孩子所需要的一切都有了。然而，如今待在福利院的大多数都是有残疾或者特殊需求的儿童。她很遗憾，“有些在美国非常容易被治疗的疾病在中国还是无法得到解决。”
凯特看到了那张写有自己生日的红纸，哭了。“这是我的妈妈留给我的唯一的信物。我确信我的生日是真的。”可惜，她没有办法把这个母亲唯一的信物带走，她拍了照，存在手机里。看到每一个有机会帮助她的人，都把它翻出来给他们看。
福利院、派出所，凯特循着来时的路一路回溯，曾经居委会的台阶已经变成了工厂的侧门。她很难想象，18年前，自己曾经孤零零地躺在这里。
虽然凯特的一路寻找都获得了各方面的帮助，无锡都市资讯频道还在新闻节目中播放了她的寻亲故事。但凯特最终没能找到自己的生母。根据医院的出生记录，唯一一个可能是她生母的人在四川成都，然而两天之后，在她上飞机之前，工作人员向她确认，这个人不是她要找的妈妈。
索菲亚同样没有找到自己的生母。
出生后，索菲亚和生母在生命中，只有10天的重叠。因为“是家里的第三个女孩”，出生10天后，索菲亚被亲生父母送给了一户姓“欧阳”的人家。她在媒体的帮助下，找到了这户人家。然而，她的寻亲之旅也到此为止。这户人家并没有提供更多关于她生母的信息。唯一能给索菲亚安慰的是，他们告诉她“你和你妈妈长得很像”。
索菲亚说，那年在厦门，她感觉自己离父母很近。“我知道他们在这片土地上的某个角落，他们存在在和我一样的时空里。虽然没有物理上的在一起，但我能感觉到。”
索菲亚和亲生父母之间永远只能停留在这么近，又那么远的距离。有时候，索菲亚照镜子，会有一种奇妙的感觉，“我觉得离母亲最近的方式，就是看镜子里的自己。”她说。
永难弥合的修复
“没有找到，并不意味着寻找失败。”宾夕法尼亚米勒斯维尔大学教授常昌富说，对孩子而言，回中国，与其说是寻找父母，不如说是寻找自己。她们也许并不执著于找到血缘上的纽带，更在意的是找到构建自我认知的方式。一旦当她们踏上中国的土地，“中国”或者“中国人”就不再是抽象的名词。
2011年起，CCAI（美国最大的专门服务中国孤弃残儿童的非政府慈善领养机构）和中国民政部合作，每年都组织收养家庭和孩子回国“寻根”。创始人仲辉说，你无论如何去和孩子解释“中国”，描绘“长城”，都不如带他们回国，让他们自己站在天安门广场，或亲眼看到兵马俑的那些时刻来得感动和震撼。
2014年6月，佐伊来到北京大学交换学习。学习汉语，了解中国文化，也期待能找到长期以来寻找的那种归属感。“我可以听，但是我不能说，很难把内心的想法表达出来。”佐伊义务去教小孩学习英文，小朋友围着她叽里咕噜讲一通。她只能勉强挤出一句，“哦，那很有意思。”或者，“哦，是那样。”发音中透着一股舌头捋不直的外国人腔调。
6个月过去，佐伊仍没有做好准备回到祖籍湖南去看一看，但她已不再执拗于把自己划分于中国人或美国人的二元对立之间寻找归属感。
而经历了一整个夏天的寻找，当别人再次问起凯特：你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凯特会毫不犹豫地回答：中国人。我的根在中国。我的亲生父母，我的祖先，那些和我真正有血缘关系的人，都在中国。“你知道一个家庭像一个整体一样，我硬生生被从原来的整体剥离，到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环境里。但那并不意味着我们之间没有联系，我曾经在我母亲的子宫里长大。我想重新建立这种无法被阻隔的联系。”
但凯特也明白，因为从1岁到成年，17年来接受的文化教育，她已是个地道的“美国人”，她崇尚美国的价值观，信奉美国的自由主义，更接受美国式的母女相处方式。那些都已是刻在骨子里抹不掉的东西。
凯特说，她会继续寻找亲生父母。但“这不是我生活的所有重心。一旦我尽了所有努力（还是找不到的话），我会停止。即使这对我来说很重要。找到他们，更靠近我的本真；如果没有，我也会很开心地过自己的生活，只是我的人生的某些部分，永远是残缺不明的。”
一直到离开家上大学，佐伊才意识到，养父母对她有多重要。“离开他们一年，我非常想念他们，我知道他们也很想念我，确信他们爱我，对我来说意味着太多。”
但佐伊希望大学毕业之后能回到中国，做一些和救助孤儿相关的工作。她甚至希望成家之后，能收养孩子，她向记者说出心里的想法，“有自己的小孩很好，但我觉得那样有一点自私。很多孩子没有家，我曾经和他们一样，我知道在一个好的家庭成长，整个人生都会不一样”。
索菲亚说，她从来没有憎恨过抛弃自己的母亲。因为她从小被教育要宽容。她相信，没有一个母亲愿意放弃自己的孩子，除非迫不得已。
中国的涉外收养在2005年达到顶峰。随着国内收养能力的增加和弃婴数量的减少，现在想要跨国收养一个健康的中国女婴至少要等待5年甚至更久的时间，可根据美国国务院的数据，1999年至2013年间，仍有71632名中国孤儿被美国家庭收养，其中63707名女婴，占了整体收养人数的89%。
这些在21世纪初被收养的孩子，很快也将逐渐成年，她们是否会和里基、凯特、佐伊一样，遭遇如何寻找自己的迷茫和困惑？又是否会执著地找回自己丢失的密码？
里基是这些孩子中对自己的身世了解得最丰富的一个。她已经完整地经历了探寻和追求的过程，而三年前，当她和亲身父母相处45天后重新回到美国，里基面临另一个难题：如何保持和中国家庭的联系，并把这种联系贯穿到整个人生里？
可无论如何寻找，命运于这些孩子而言，像一张被磨损的唱片，即使尽力修复，也难以听见最初的和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