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爱情发生于长征途中。
　　那时，周东屏叫周少兰，1917年出生于安徽六安县一个贫苦的木匠家庭，7岁失去母亲，10岁当童养媳，13岁踏上了革命的道路。1932年，周少兰随中共皖西省委转移到鄂东。是年秋，新红25军成立，周少兰入伍了，先在兵工厂工作，后来到25军军部医院当护士。当时，红军医院的条件设施之简陋超出想象，而支撑她坚持下去的理由，大概能从她的歌声里找到：“参加红军闹革命，咱妇女翻了身，做一个女英雄多光荣……”
　　世间的人，宁愿为尊严活着，而不仅仅是为温饱。
　　正当她在革命队伍里找到这种尊严、不断成长进步时，25军要长征了。出于行军安全与便捷的考虑，部队决定遣散7名女战士，发给她们每人8个银元，让她们回家。女战士们哪里还有家可回？她们感到迷茫与绝望，于是站在路旁，抱头痛哭。这时，一个洪亮的声音传来：“你们为什么哭鼻子？”只见副军长徐海东骑马过来，周少兰壮着胆子，向徐军长请求留下她们。
　　徐海东被女战士们打动了，手一挥，让她们继续跟着部队走。他绝没有想到，这个决定将对他一生有多么的重要。
　　1934年年底，红军进入陕南后，与敌军进行了一次恶战。徐海东在战斗中负伤，这是他第九次负重伤，前八次他都奇迹般地从死神手里溜走。但这次，一颗子弹从他的左眼下方打进，从后颈飞出，贯穿了他的头部。也就是说，这颗子弹虽不会马上致命，但结果不容乐观。无设备，无药品，医生除了用盐水为徐海东洗伤口，用绷带包扎之外，没有办法。他不省人事，任凭鲜血汩汩地流着。
　　周少兰被派来护理徐海东，她细心地换绷带，擦拭伤口，用嘴吸出卡在他嗓子里的痰……一天过去、两天过去，她日以继夜、不敢合眼。终于，第五天，徐海东睁开了眼睛。他调整着模糊的目光，就像对焦镜头，映入逐渐清晰的眼帘里的，是周少兰的眼睛和面容。他觉得在哪里见过她，但一时又想不起，轻声问道：“现在几点钟了，部队该出发了吧？”
　　周少兰的眼泪一下子流了下来，她说：“首长，你可醒过来了！5天5夜不省人事，一句话也没说，把人都急死了！”
　　徐海东的头肿得像米斗，勉强笑着说：“我可没着急，倒是睡了个好觉。”
　　当爱情需要条件时，复杂得像一个无底洞；当爱情不需要条件时，简单到只是从昏迷中醒来时见到的第一个人。就像此刻，徐海东爱上了周少兰。
　　在许多人眼里，徐海东是个“天真可爱的小伙子”，圆脸上总挂着笑容。“嘴里露出掉了两个门牙的大窟窿，使他有了一种顽皮的孩子相。也就是这个人，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将他与彭德怀的头颅开价一样——10万银洋。”在《西行漫记》里，斯诺言及此事时，外号“徐老虎”的他“脸涨得通红”。或许，这样的人对爱情多半会采取直抒情怀的方式。
　　几个月后，周少兰听到军长的表白后，感到非常意外。徐海东追问：“看来你很犹豫，是不是嫌我的年纪比你大？”
　　周少兰急了，她从来没嫌弃过军长，她是对自己信心不足——出身卑微、没文化、身无所长……周少兰的担心让徐海东释怀了。他告诉她，他的出身比周少兰好不了哪去，从前他是个一文不名的窑工。
　　到了陕北，他们结婚了。在他的要求下，周少兰改名为周东屏，意为“徐海东的屏障”。一个驰骋沙场、叱咤风云、出生入死的大将，要求娇小柔弱的妻子做自己的屏障——多么意味深长，又多么情深意长。婚后，徐海东常常将周东屏裹在大衣里，一起进出大门，卫兵瞠目结舌地看着——军长怎么迈着四条腿走路呢？而他俩却为自己的戏法笑个不停。
　　抗战爆发后，许多女学生从大后方来到陕北。一次，有位同志向徐海东开玩笑地说：“要改组吗？我帮你介绍一个漂亮的。”徐海东青筋毕露，怒不可遏：“混账话！东屏是受苦人，我是泥巴人，我们是生来的夫妻！”
　　既是诺言，周东屏就忠实地做着“徐海东的屏障”，徐海东也始终偎着他的屏障。他能从她一个眼神里读到安慰，能从她毫不特别、甚至毫无疗效的草药里喝出生的希望……直到1970年，他先她而去。
　　有些故事是不会随着人的离去而消失的，像这样真情守候的故事，一定会流传下去。
　　编辑 魏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