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地儿住的人看了《蜗居》，对高房价的态度由失望变成了绝望；一些暂时还有地儿住的人，看了《阿凡达》，对自己是否会被“强拆队”赶出家园忧心忡忡。也许国人要改改“善于联想”的毛病，否则一部电视剧、一部电影，怎么就让针对房地产的“民怨”迅速升温？
　　好在中央政府能及时地“体察民情、对症下药”，很快开出了平抑民怨的“方子”。
　　新年伊始，两项针对上述问题的政策就进入酝酿阶段。先是国务院在1月7日出台了《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通知》（也称“国务院促进房地产发展11条”），通知第一条就提及“增加保障性住房”。随后，《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拆迁补偿条例(草案)》也进入征求意见阶段，据称此条例出台有望改善各地野蛮拆迁的局面。
　　与此同时，各种限制房地产泡沫、改善中低收入者住房条件的政策也相应密集出台。
　　房地产贷款政策开始收紧。中国银行首先将房地产贷款利率优惠由7折升至8.5折，并且全面停止了与中介的二手房合作。另据香港大公报消息，中国银监会也要求银行上调第三套住房的贷款利率和首付比例，并停止对囤积土地或蓄意捂房惜售的开发商发放新贷款。
　　征收物业税的猜想，成了今年影响房地产市场的主流话题。在部分地区物业税“空转”试点六年之后，“空转”将推广至全国。去年房价上涨最快的北京，似乎将成为首先实质性征收物业税的城市，先是有中国财经大学的专家透露，北京最快有可能在年内对商业地产开征物业税，不久后北京市地税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北京最早明年底开征物业税，税率范围大致在0.5%至1%之间。”
　　中小城镇和农村也有可能成为房地产泡沫的泄洪区。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将放宽中小城市和城镇的户籍限制，此举被认为是二线城市房地产行业的重大利好。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又首次鼓励农民建设自建房，并强调了“土地确权”和“建材下乡”等有利于农村房地产发展的政策方向。
　　一系列的政策，能否一下子解决房地产市场面临的问题？我们不得而知。但常识告诉我们，积重难返的慢性病，并不是靠打几针消炎药就治得好的。而且，上述政策让我们大有“似曾相识”之感。比如保障房问题，早在1998年，国家为了解决中低收入家庭住房问题，就有了“经济适用房”的相关制度，但12年过去了，经济适用房非但没有对房价暴涨起到平抑作用，反而出现了不少“豪华经济房”、高出租率经济适用房等广受诟病的问题。
　　每当出现问题的时候，就有相应的政策出来解决问题，但问题要么就是解决不了，要么是牵扯出新的问题。究其根源，是各地政府对房地产行业“利害”权衡的思维逻辑。
　　据城乡建设和住房保障部统计，2009年全国土地出让金总收入高达1.59万亿元，同比增长63.4%。其中的84%为房地产用地出让款，达1.34万亿元，这一数字约为全国财政收入的20%，约为地方本级财政收入的40%。如果再算上房地产业带来的各种税费收入，以及拉动地方的经济增长和就业的贡献，可以说房地产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已经成为主要的收入来源和经济支柱。
　　在以GDP增长为政绩目标的背景下，“地产经济”成了地方政府谋求发展的捷径。更何况，房地产利益链条中存在诸多灰色地带，很容易给某些官员们提供一个浑水摸鱼的场所，帮其发现权力寻租的空间。所以，我们很能理解那位倒霉的房产局长周久耕，查处开发商低于成本价销售楼盘这事儿，于公于私他都得干，否则哪来的天价烟、哪来的名贵表，又哪来的政绩呢？
　　但是，这种“利害”关系正在发生微妙的转变。房地产价格的不断推高，首先对金融形成威胁，过分依靠贷款的问题在房地产商和购房者中普遍存在，一旦房价泡沫破裂，银行呆坏账将陡然增加。其次，高房价消灭了正在成长的中产阶层，抑制消费需求，社科院的一份调查显示，高房价使大多数购房者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负担，只能省吃俭用压缩消费，从而造成严重的内需不足。更严重的是，高房价导致的“民怨”不断积累，从“蚁族”到“专业钉子户”，从“房奴”到“唐福珍”，最无奈的争议和最暴烈的对抗，都源自一个“房”字。
　　这些争议和对抗是谁“折腾”出来的？当然不是房地产金字塔中最底端的普通民众，但是也不能把板子全部打在“炒房团”、开发商和地方政府身上，还需要追问机制、体制中的根源问题。当权者应该意识到，房价是一种商品价格，它的波动原本是市场的选择，政府要做的是市场的守夜人而不是运动员。
　　要有勇气面对的现实是，一服中央政府开出的“良方”，并不能解决全国的问题，就像要讲“国情”一样，我们还要承认“省情”、“市情”甚至“镇情”，各地的问题最终要靠各地自己解决。被热烈的民意逼迫出来的办法，往往会让事情变得更加复杂，也许只有等到争论冷却下来，才能看见发展的机会。
　　所以，不管这“方子”能不能治病，先“退退烧”再说，最终解决问题的办法会是什么，还得地方政府自己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