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成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注脚。美欧等发达国家深陷疫情泥潭，医疗体系几乎被摧垮，疫情一波接着一波袭来，感染率与死亡率均屡创新高。
　　发达国家采取的激进经济政策虽然防止了短期的市场崩溃，但对经济的中长期复苏影响并不明显，甚至可能埋下隐患。反之，中国在世界经济舞台上再度“一枝独秀”，在全球经济衰退的背景下显得格外明显。

美欧等发达经济体

成“泥足巨人”

　　2020年疫情初起时，美欧国家没有重视。等到疫情开始大面积扩散时，他们才强制民众戴口罩，但疫情已经失控，经济也全面停滞。
　　2021年1月5日，世界银行发布2021年1月期《全球经济展望》报告指出，虽然全球经济在2020年萎缩4.3%之后恢复增长，但新冠肺炎疫情已造成大量人口死亡，数百万人陷入贫困，并可能长期抑制经济活动和收入增长。
　　世界银行行长戴维·马尔帕斯表示：“尽管全球经济似乎已进入缓慢复苏，但决策者在公共卫生、债务管理、预算政策、中央银行业务和结构性改革等诸多领域仍面临严峻挑战。克服疫情的影响并抵御投资‘逆风’需要大力推动改善营商环境，增加劳动力和产品市场的灵活性。”
　　此次疫情给发达经济体造成的冲击，是一个不同寻常的组合：疫情对经济的供给侧和需求侧同时产生冲击。工业生产受到影响，给供给侧造成混乱，同时也限制了居民的消费支出。无论去商店购物，还是坐飞机旅游，都属于“危险行为”。因此，尽管美联储及欧洲央行这些中央银行很早就采取了措施，未雨绸缪，大幅下调利率，但央行的货币政策很难发挥强有力作用。
　　此外，全球主要央行因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后续影响，货币政策几乎用尽，没有什么回旋余地。欧洲央行早已开始实行负利率，美联储也把利率降为零，并无限买入债券提供流动性。然而，这些货币政策除了人为维持股市的水平外，对恢复实体经济几乎无能为力。

疫情终结美欧

新自由主义趋势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欧一些国家不仅自己成为新自由主义的信徒，还积极向世界推广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新自由主义以放松政府管制为出发点，批判一切国家干预，指责产业政策只会造成浪费和腐败。然而，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开始，新自由主义理论与政策在美欧等发达国家开始受到质疑。
　　国家干预主义在美欧悄悄回归，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经济学界开始远离新自由主义，为国家干预主义正名。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开始，包括此次疫情当中，西方经济学界出现了一些放弃新自由主义，重新回归国家干预主义的声音。与此同時，西方经济学界为产业政策辩护的声音也偶尔可闻。产业政策是政府利用特殊的政策来促进某些制造业发展的工具，其中包括一系列的优惠财政政策和贸易保护政策。
　　事实上，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德国之所以在西方国家里还能保持较强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靠的是它的制造业优势，而德国的制造业优势很大程度上仍然靠的是产业政策。德国执行产业政策也靠国有企业这个“法宝”，比如，德国的国家开发银行就是执行产业政策的主要工具。
　　二是美欧国家都在不断立法，一方面以“国家安全”为由，加强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审查，另一方面制定法律，直接排斥外国企业对本国财政困难企业的兼并。
　　用立法来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是西方国家一贯的做法。美欧国家一直强调法律在治国中的作用，而且认为只要通过程序立了法，这件事情就合法了，就可以名正言顺、大张旗鼓地实行了。美欧在历史上都有过“立恶法”的例子，现在面对疫情有可能再度使用这些过时的措施。这不仅无助于解决自身的困难，还可能让世界经济陷入更加麻烦的境地。
　　三是用国家财政的力量，给陷入困境的企业提供资助，甚至把陷入困境的企业国有化。
　　疫情暴露出美欧国家企业的弱点，有些企业很快面临流动性枯竭和资不抵债的困境。当发展中国家遇到金融危机时，美欧等国家会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机构给发展中国家重组债务，条件是它们必须“变卖家产”，把许多国有资产卖给发达国家企业，然后再紧缩国家财政，省出钱来还债。这些做法不仅导致许多发展中国家陷入更深的经济危机，也使一些国家从此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再也走不出债务的陷阱。但是，遇到相同危机时，发达国家就可以通过开发银行等机构，为陷入困境的本国企业提供财政支持，帮助它们渡过难关。
　　这些措施似乎还不够，欧洲国家的舆论已经在呼吁政府采取更加激进的措施来保护它们的企业了，要求政府出面把陷入困境的企业“国有化”，以保护关键的产业和领域不落入外国企业之手。

国家干预主义

可能使全球产业链重组

　　疫情暴发以来，中国不仅率先控制住疫情，恢复了生产，还向全球许多国家输送了大量急需的抗疫及防疫物资。虽然一些发展中国家对中国感激不尽，但美欧等国家的媒体却对中国说三道四，指责中国利用“口罩外交”扩张自己的地缘政治影响力。
　　美欧国家的政治家，特别是一些激进的议员大大夸张对中国的依赖，将其上升到国家安全受到威胁的高度，强烈要求政府采取行动，与中国“脱钩”。
　　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的政府允诺对企业回迁提供财政补贴，要推动它们的企业与中国“脱钩”，回归本国市场。但是，在美欧疫情失控的情况下，资本并不偏向这些国家，反而加快了向中国的流动。
　　2020年，全球跨境投资大约下降40%，但来华的直接投资却仍在增长。上半年，尽管疫情还在，新加坡对华投资增长7.9%，美国投资同比增长6%，东盟国家投资增长了5.9%。其中，高技术服务实际使用外资增加了19.2%。这些数据说明，即使跨国公司被迫要分散投资风险，加大在中国以外地区投资，中国仍然是跨国公司离不开的市场，仍然是世界经济中最有热度的投资点。
　　未来，若美欧真要与中国“脱钩”，它们获得廉价工业制成品与半成品的机会会减少，构建新的供应链成本会增加，未来再度陷入“滞胀”并非不可能。
　　考虑到美欧一些国家的疫情尚未结束，经济复苏遥遥无期，而这些国家又是中国的传统出口市场，中国必须改变出口结构与经济结构。中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正是为了应对国际格局出现的这些变化。加强国内大循环一方面要给那些收入不高的人群赋能，提高他们的技能与收入，增强中国内部市场的消费能力，减少中国经济对外部市场的依赖;另一方面要健全中国自主的产业链，比如通信设备生产中的各个环节，不能让芯片等半导体元器件的供给完全掌握在外国制造商手里，防止我们的产业受制于人。
　　中国加强外循环与内循环的相互连接，既可以利用开放来促进我们的内部改革，也可以更好地利用外部资源来加快我们的发展。过去，我们对外开放是对美欧日等发达国家企业的开放，是嵌入了这些发达国家企业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产业链中。未来，在新的外循环里，除了继续开放外，中国还要考虑中国企业如何才能更好地“走出去”，在海外市场上布局，引导国际社会推动新型全球化。

　　（摘自七一网 七一客户端/《瞭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