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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初期，我在河北老家受进步思想的影响，读了一些马列主义的书和《斯大林传》，在学校里与几个志同道合的青年办了本油印刊物，宣传进步思想和粗浅的共产主义理念。在参加学生爱国救亡运动的过程中，我接触到了中共地下党组织。在组织上的帮助下，我从一个懵懂无知的热血青年一步步成长为一个追求共产主义理想的革命战士。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寇开始对华北地区乃至中国进行全面侵略，我的家乡也沦陷在日本鬼子的铁蹄下。经组织安排，我告别了故乡，一路向西，几经辗转到了西安，又在那里的同志们的帮助下，终于到达了我日夜思念的革命圣地——延安。
1938年初，组织上分配我到新疆“新兵营”，为那里收编的西路军干部战士做培训工作。1940年初，随新兵营回延安，被分配到王家坪总参谋部一局作战室做参谋工作。
在王家坪作战室工作
王家坪当时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部所在地，由朱德总司令、叶剑英参谋长主持工作。我所在的总参一局当时负责的几位局长分别是郭化若、边章五和伍修权。
我们作战室有十多个人，任务是依据抗日前方无线电传来的战报，研究分析敌、我、友三方的动态和战况，把这些情况整理出来标注在地图上或制成表格，然后汇总编辑成《作战周报》，打印出来以供中央领导翻阅参考。
我们依据前方的情况编写战报时，首先要用五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把那里的战况标注，分析清楚才能动手写汇总材料。
通过五万分之一地图可以知道全国各地的地形地貌，于是我们便可以按照无线电传过来的战报内容，看着地图，身临其境地了解那里发生的详细战况。
在作战室我分管山东（一一五师）、太行（一二九师）地区战况的整理汇总。
我在1940年到总参一局工作时接触比较多的是一一五师分兵后与日伪作战的情况，将士们在前方艰苦卓绝与敌斗争的战况通过电波传来，每次我都十分认真地把他们的情况汇总上报。
1940年8月，彭德怀指挥八路军为在华北敌后打击日伪军发动了一次大规模战役。在总部的统一部署下，一二九师也参加了这次行动，对正太路西段展开大规模破袭战，并在反击日伪军报复性的“扫荡”中，给他们以沉重打击。八路军共出动了105个团的兵力（约40万人），经过三个半月的作战，共进行大小战斗1800多次，攻克敌人据点2993个，破坏铁路470公里、公路1500公里，破坏桥梁、车站、煤矿、隧道等建筑260余处，打死、打伤和俘虏日伪军4万多人，缴获大量武器弹药及军用物资，这就是举世瞩目的“百团大战”。
那段时间我和作战室的同志们度过了很多个不眠之夜，经常通宵达旦，根据前方无线电传来的战况，汇集编写成详尽的快报给中央领导参考。
几个月下来，大家都瘦了许多，但同志们仍然无怨无悔地努力工作，因为大伙都知道，这次战役粉碎了日伪的“囚笼政策”，推迟了他们的南进步伐，增强了中国军民取得抗战胜利的信心，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八路军在人民大众心目中的声望。
作战室轮班工作，食宿都在作战室。我曾经和丁甘如同志共同值过一个班次，通过这段时间的同吃同住，我们之间建立了很深的革命友谊。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从中央到各单位，都十分关注苏德战争的发展变化。当时延安没有研究苏德战况的地图，大家四处寻找，才在总参找到一本仅有的4开本俄文版的《世界地图集》，这是当时能得到的唯一一本最详细、最大的地图了。
由于我在新疆新兵营工作时学了一点儿俄文，情急之中领导让我把这个地图集上的地名翻译出来。接受任务后，我立刻抓紧时间，抱着本《俄汉词典》，以最快的速度把地图上的地名翻译成了中文。经过绘图员制成图，送到解放日报社印了出来。
当我看到通过自己和同志们的努力，在极短的时间里让延安中央领导的手边有了可用于研究苏德战争形势发展变化的中文地图时，心里十分高兴。
主席教诲
毛泽东主席在杨家岭办公室里用的三十万分之一地图是科长安东带着我和杨迪同志去挂的。想起那天给主席挂地图时的情形，我的心里就觉得暖烘烘的。
那天我们进屋时主席正坐在椅子上看书，见到我们几个人进去，他便放下书本，走过来跟我们一一握手，看着我们把地图挂好以后，亲切地与我们拉起了家常，那情形就像是久别重逢的兄长似的。
主席听说我是河北人，就笑着用手点着我说：“你的家乡可是出了不少的英雄豪杰，三国时那智勇双全、忠肝义胆的赵子龙就是你们河北人。他虽功齐关张，但甘列其后，你要学习他，认真研究兵法，做个八路军的赵子龙哟！”
听了主席的话，我不住地点头说：“我一定听主席的话，把革命工作做好！”
临出门之前，大伙纷纷向主席表决心说，我们一定在党和主席的领导下，努力工作，尽快地把小日本从咱们的国土上赶出去！
从主席办公的窑洞出来，我暗下决心，在以后的工作中时刻记着主席的教诲，多读书，努力工作，争取做个八路军的赵子龙。
周副主席谈读书
在延安，从中央到下属各机关对干部政治理论学习和对国内外形势分析研究都非常重视。当年那里的人们普遍学习《联共党史》，大家曾一度把《联共党史》作为马列主义的百科全书来阅读。
到延安以后我一有空闲时间就找本书看，也常去逛书店。没想到一天在书店里我很偶然地遇上了到那里办事的周恩来副主席，他去书店是要求他们降低《联共党史》和一些马列书籍的售价。
书店主任按他的指示把一些马列的书降了价。我买了几本降价书，于是，我成为在周副主席指示图书降价后的第一个受益者。
当我拿到书的时候，周副主席走过来拍着我的肩膀热情地鼓励我要多读马列的书。他还亲切地问我：“什么文化程度？马列书里的内容是否都能看懂？”
我不好意思地对副主席说：“我是师范毕业，马列的书读起来还是有一些不懂的地方。” 周副主席笑着说：“师范毕业的也是大知识分子了！”
接着他指着我手里的书说：“这种理论的书要跟大家一起读，边看边讨论。你虽然有文化，但遇到不明白的地方还要虚心向别人多请教。”同时，他还鼓励我要尽量地多读书。
周副主席两眼炯炯有神地看着大家说：“我们共产党人就是要多读书，博览群书，不断提高自身的文化水平，要让我们的军队成为文明之师，我们的干部战士成为文武双全的栋梁之才！”
他在离开书店的时候一直鼓励我要培养自己多读书的好习惯。
多少年来，我看了很多的书，从不少好书中汲取到对敌斗争、战胜困难的智慧和力量，这是和当年周副主席对我的谆谆教导分不开的。
文娱活动
王家坪军委会议室也是毛主席、朱总司令、叶参谋长等中央首长每周一次文娱活动的场所之一。只要有这种活动，叶参谋长必打电话过来，告诉作战室的同志们去参加。
在中央党校大礼堂经常有文艺演出，鲁艺的学员们把《日出》《雷雨》《格尔洛夫》《钦差大臣》《甲申三百祭》等名剧都拿到那里演出。每到有演出的时候，大家就抓紧时间吃饭，然后兴致勃勃地赶去看这些在当时绝对高水平的戏剧表演，尽情地去享受剧中的喜怒哀乐。
一天我跟着叶剑英参谋长一起去礼堂观看了一场文艺演出，毛主席坐在前面，周围有很多的中央首长。记得当时台上的乐队演奏出振奋人心的乐曲，合唱队齐刷刷的。
听身边的首长们议论，这个激动人心的歌曲是由一个刚到延安不久，名叫莫耶的女同志写的歌词，由当时著名的朝鲜族作曲家郑律成谱的曲子，歌曲的名字叫《歌颂延安》，这是第一次在延安礼堂为中央领导演出，歌曲雄厚的旋律和合唱队的齐唱振奋人心，赢得了大家的阵阵掌声。后来这首歌曲被中央的宣传部门改名为《延安颂》。
《南泥湾》《翻身道情》和《八路军大合唱》那天也一同在台上演出，大家都很喜欢听。那时延安舞台上演唱的歌曲大部分都朗朗上口，这些来自民间的曲调，不仅歌唱家能唱，就连普通的干部战士也能跟着旋律哼唱几句。大家唱这些歌曲的时候，都有一种鼓舞斗志和增添力量的感觉。
日常生活
1940年至1942年是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期，由于日寇和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延安的补给很困难，我们响应毛主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上山种土豆，还在桃林公园外种西红柿。大家用纺车纺线，上劳山打柴等等，样样农活都亲自动手。
当时延安的人们吃的主食是小米，供应好的时候我们每周还能吃上一两次白面大馍。蔬菜的种类很少，我们吃得最多的是白菜，西红柿、土豆就要等好日子吃了。
那时延安的物质生活非常俭朴，除了部队发放的军装之外，人们很少自己做衣服。大生产运动中，为了节省衣服，很多人下地干农活时都光膀子到田间劳作，发下来的新军装放在枕头套或用小包袱裹起来，只在正式场合或者天凉了才拿出来穿。
“抢救运动”
1942年延安开始搞整风运动，人们学习上级发下来的各种文件，写读书笔记。上级要求大家独立思考，还要联系实际做自我批评，这一切进行得似乎很正常，可是到了后来就做过分了。
记得那是1943年7月15日，上级通知大家一起去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听报告，我进入会场后才知道是康生作报告，以前他的报告我听过多次，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对的地方，那次他作报告的题目是“抢救失足者”。
康生讲过之后，先后有一男一女走上台，现身说法地做“讲演”。男的说他曾经是甘肃省地下党员，后来怎样失足了，变成了国民党特务，又怎样带着国民党的特别任务到了延安等等。女的说她是国民党和日本人的双料“特务”，曾去过日本，见过天皇等等。
女的我认识，因为我们曾一起在新疆的新兵营工作过，抗战前她曾在河北石家庄市一家日本人办的纱厂做女工，卢沟桥事变后到延安参加了革命。
她的讲演让我大为震惊，多年后才知道这完完全全是由康生亲自导演，并亲手使用诱供、逼供等残酷手段制造出来的冤案，当时逼迫他们上台“表演”是做给大家看的，目的就是要证明在延安到处有“特务”。
从康生的《抢救失足者》报告以后，延安大地上便开始刮起了“抢救失足者”运动的狂风，当时简称为“抢救运动”。
这个运动很快弥漫到延安的各个角落，在王家坪一次动员坦白交代大会上，首先报告了一条所谓的好消息，就是告诉大家，抗大的学员里坦白交代的“特务”已经到了80%。
当时台上作报告的人还威吓说，你今天不坦白，太阳还是你的。明天不坦白，太阳就不是你的了。
在这威吓之后，又有一个人上台，用像蚊子一样的声音“坦白”说他父亲是国民党。全场顿时鸦雀无声，后来在这种紧张的气氛中再也没人上台坦白了。
从杨家岭听完康生的报告回来，我就遭难了。
在王家坪军委会议室，大约有十来个人都被宣布有问题。他们把我拉到作战室西头的小会议室里，对我严加“审讯”，甚至扣上莫须有的罪名辱骂我。此后停止了我的工作，但一时半会儿又查不出什么问题，就把我放到山坡上一座有套间的小窑洞里便无人过问了。
在党中央正确领导下，从1944年1月1日开始，延安停止了“抢救运动”，转入到甄别平反阶段，那时我和一些被诬陷的同志才得到了平反。
时隔不久我便向组织上提出申请，要求跟着南下的部队去前线打鬼子。组织上批准了我的请求。
在我和其他几位同志去前线将要离开延安时，叶剑英参谋长把我们约到王家坪他的办公室谈话。叶剑英参谋长在谈话中说，“刘及时同志工作很好，没有任何问题，今天在座的同志都可以证明，希望刘及时同志到了前方大胆地为党工作”。
虽然“抢救运动”时间不长，充其量只搞了大半年时间就被制止了，但它引发出来的冤案涉及很多人，其中不少人被迫害致死，即便一些人蒙冤后得到了平反，这些侥幸活下来的人后来的政治生活仍然为此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回想起当年在延安的日子，尽管大家生活贫穷、生产资料匮乏、生产力落后，但我和同志们在王家坪的日子里大部分时间是充实、幸福的。这些归纳起来就是后来人们常常提到的延安精神。（编辑 王雪）
（作者是抗战时期总参一局作战参谋，文章由整理者刘尚一根据刘及时日记整理）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寇开始对华北地区乃至中国进行全面侵略，我的家乡也沦陷在日本鬼子的铁蹄下。经组织安排，我告别了故乡，一路向西，几经辗转到了西安，又在那里的同志们的帮助下，终于到达了我日夜思念的革命圣地——延安。
1938年初，组织上分配我到新疆“新兵营”，为那里收编的西路军干部战士做培训工作。1940年初，随新兵营回延安，被分配到王家坪总参谋部一局作战室做参谋工作。
在王家坪作战室工作
王家坪当时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部所在地，由朱德总司令、叶剑英参谋长主持工作。我所在的总参一局当时负责的几位局长分别是郭化若、边章五和伍修权。
我们作战室有十多个人，任务是依据抗日前方无线电传来的战报，研究分析敌、我、友三方的动态和战况，把这些情况整理出来标注在地图上或制成表格，然后汇总编辑成《作战周报》，打印出来以供中央领导翻阅参考。
我们依据前方的情况编写战报时，首先要用五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把那里的战况标注，分析清楚才能动手写汇总材料。
通过五万分之一地图可以知道全国各地的地形地貌，于是我们便可以按照无线电传过来的战报内容，看着地图，身临其境地了解那里发生的详细战况。
在作战室我分管山东（一一五师）、太行（一二九师）地区战况的整理汇总。
我在1940年到总参一局工作时接触比较多的是一一五师分兵后与日伪作战的情况，将士们在前方艰苦卓绝与敌斗争的战况通过电波传来，每次我都十分认真地把他们的情况汇总上报。
1940年8月，彭德怀指挥八路军为在华北敌后打击日伪军发动了一次大规模战役。在总部的统一部署下，一二九师也参加了这次行动，对正太路西段展开大规模破袭战，并在反击日伪军报复性的“扫荡”中，给他们以沉重打击。八路军共出动了105个团的兵力（约40万人），经过三个半月的作战，共进行大小战斗1800多次，攻克敌人据点2993个，破坏铁路470公里、公路1500公里，破坏桥梁、车站、煤矿、隧道等建筑260余处，打死、打伤和俘虏日伪军4万多人，缴获大量武器弹药及军用物资，这就是举世瞩目的“百团大战”。
那段时间我和作战室的同志们度过了很多个不眠之夜，经常通宵达旦，根据前方无线电传来的战况，汇集编写成详尽的快报给中央领导参考。
几个月下来，大家都瘦了许多，但同志们仍然无怨无悔地努力工作，因为大伙都知道，这次战役粉碎了日伪的“囚笼政策”，推迟了他们的南进步伐，增强了中国军民取得抗战胜利的信心，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八路军在人民大众心目中的声望。
作战室轮班工作，食宿都在作战室。我曾经和丁甘如同志共同值过一个班次，通过这段时间的同吃同住，我们之间建立了很深的革命友谊。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从中央到各单位，都十分关注苏德战争的发展变化。当时延安没有研究苏德战况的地图，大家四处寻找，才在总参找到一本仅有的4开本俄文版的《世界地图集》，这是当时能得到的唯一一本最详细、最大的地图了。
由于我在新疆新兵营工作时学了一点儿俄文，情急之中领导让我把这个地图集上的地名翻译出来。接受任务后，我立刻抓紧时间，抱着本《俄汉词典》，以最快的速度把地图上的地名翻译成了中文。经过绘图员制成图，送到解放日报社印了出来。
当我看到通过自己和同志们的努力，在极短的时间里让延安中央领导的手边有了可用于研究苏德战争形势发展变化的中文地图时，心里十分高兴。
主席教诲
毛泽东主席在杨家岭办公室里用的三十万分之一地图是科长安东带着我和杨迪同志去挂的。想起那天给主席挂地图时的情形，我的心里就觉得暖烘烘的。
那天我们进屋时主席正坐在椅子上看书，见到我们几个人进去，他便放下书本，走过来跟我们一一握手，看着我们把地图挂好以后，亲切地与我们拉起了家常，那情形就像是久别重逢的兄长似的。
主席听说我是河北人，就笑着用手点着我说：“你的家乡可是出了不少的英雄豪杰，三国时那智勇双全、忠肝义胆的赵子龙就是你们河北人。他虽功齐关张，但甘列其后，你要学习他，认真研究兵法，做个八路军的赵子龙哟！”
听了主席的话，我不住地点头说：“我一定听主席的话，把革命工作做好！”
临出门之前，大伙纷纷向主席表决心说，我们一定在党和主席的领导下，努力工作，尽快地把小日本从咱们的国土上赶出去！
从主席办公的窑洞出来，我暗下决心，在以后的工作中时刻记着主席的教诲，多读书，努力工作，争取做个八路军的赵子龙。
周副主席谈读书
在延安，从中央到下属各机关对干部政治理论学习和对国内外形势分析研究都非常重视。当年那里的人们普遍学习《联共党史》，大家曾一度把《联共党史》作为马列主义的百科全书来阅读。
到延安以后我一有空闲时间就找本书看，也常去逛书店。没想到一天在书店里我很偶然地遇上了到那里办事的周恩来副主席，他去书店是要求他们降低《联共党史》和一些马列书籍的售价。
书店主任按他的指示把一些马列的书降了价。我买了几本降价书，于是，我成为在周副主席指示图书降价后的第一个受益者。
当我拿到书的时候，周副主席走过来拍着我的肩膀热情地鼓励我要多读马列的书。他还亲切地问我：“什么文化程度？马列书里的内容是否都能看懂？”
我不好意思地对副主席说：“我是师范毕业，马列的书读起来还是有一些不懂的地方。” 周副主席笑着说：“师范毕业的也是大知识分子了！”
接着他指着我手里的书说：“这种理论的书要跟大家一起读，边看边讨论。你虽然有文化，但遇到不明白的地方还要虚心向别人多请教。”同时，他还鼓励我要尽量地多读书。
周副主席两眼炯炯有神地看着大家说：“我们共产党人就是要多读书，博览群书，不断提高自身的文化水平，要让我们的军队成为文明之师，我们的干部战士成为文武双全的栋梁之才！”
他在离开书店的时候一直鼓励我要培养自己多读书的好习惯。
多少年来，我看了很多的书，从不少好书中汲取到对敌斗争、战胜困难的智慧和力量，这是和当年周副主席对我的谆谆教导分不开的。
文娱活动
王家坪军委会议室也是毛主席、朱总司令、叶参谋长等中央首长每周一次文娱活动的场所之一。只要有这种活动，叶参谋长必打电话过来，告诉作战室的同志们去参加。
在中央党校大礼堂经常有文艺演出，鲁艺的学员们把《日出》《雷雨》《格尔洛夫》《钦差大臣》《甲申三百祭》等名剧都拿到那里演出。每到有演出的时候，大家就抓紧时间吃饭，然后兴致勃勃地赶去看这些在当时绝对高水平的戏剧表演，尽情地去享受剧中的喜怒哀乐。
一天我跟着叶剑英参谋长一起去礼堂观看了一场文艺演出，毛主席坐在前面，周围有很多的中央首长。记得当时台上的乐队演奏出振奋人心的乐曲，合唱队齐刷刷的。
听身边的首长们议论，这个激动人心的歌曲是由一个刚到延安不久，名叫莫耶的女同志写的歌词，由当时著名的朝鲜族作曲家郑律成谱的曲子，歌曲的名字叫《歌颂延安》，这是第一次在延安礼堂为中央领导演出，歌曲雄厚的旋律和合唱队的齐唱振奋人心，赢得了大家的阵阵掌声。后来这首歌曲被中央的宣传部门改名为《延安颂》。
《南泥湾》《翻身道情》和《八路军大合唱》那天也一同在台上演出，大家都很喜欢听。那时延安舞台上演唱的歌曲大部分都朗朗上口，这些来自民间的曲调，不仅歌唱家能唱，就连普通的干部战士也能跟着旋律哼唱几句。大家唱这些歌曲的时候，都有一种鼓舞斗志和增添力量的感觉。
日常生活
1940年至1942年是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期，由于日寇和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延安的补给很困难，我们响应毛主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上山种土豆，还在桃林公园外种西红柿。大家用纺车纺线，上劳山打柴等等，样样农活都亲自动手。
当时延安的人们吃的主食是小米，供应好的时候我们每周还能吃上一两次白面大馍。蔬菜的种类很少，我们吃得最多的是白菜，西红柿、土豆就要等好日子吃了。
那时延安的物质生活非常俭朴，除了部队发放的军装之外，人们很少自己做衣服。大生产运动中，为了节省衣服，很多人下地干农活时都光膀子到田间劳作，发下来的新军装放在枕头套或用小包袱裹起来，只在正式场合或者天凉了才拿出来穿。
“抢救运动”
1942年延安开始搞整风运动，人们学习上级发下来的各种文件，写读书笔记。上级要求大家独立思考，还要联系实际做自我批评，这一切进行得似乎很正常，可是到了后来就做过分了。
记得那是1943年7月15日，上级通知大家一起去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听报告，我进入会场后才知道是康生作报告，以前他的报告我听过多次，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对的地方，那次他作报告的题目是“抢救失足者”。
康生讲过之后，先后有一男一女走上台，现身说法地做“讲演”。男的说他曾经是甘肃省地下党员，后来怎样失足了，变成了国民党特务，又怎样带着国民党的特别任务到了延安等等。女的说她是国民党和日本人的双料“特务”，曾去过日本，见过天皇等等。
女的我认识，因为我们曾一起在新疆的新兵营工作过，抗战前她曾在河北石家庄市一家日本人办的纱厂做女工，卢沟桥事变后到延安参加了革命。
她的讲演让我大为震惊，多年后才知道这完完全全是由康生亲自导演，并亲手使用诱供、逼供等残酷手段制造出来的冤案，当时逼迫他们上台“表演”是做给大家看的，目的就是要证明在延安到处有“特务”。
从康生的《抢救失足者》报告以后，延安大地上便开始刮起了“抢救失足者”运动的狂风，当时简称为“抢救运动”。
这个运动很快弥漫到延安的各个角落，在王家坪一次动员坦白交代大会上，首先报告了一条所谓的好消息，就是告诉大家，抗大的学员里坦白交代的“特务”已经到了80%。
当时台上作报告的人还威吓说，你今天不坦白，太阳还是你的。明天不坦白，太阳就不是你的了。
在这威吓之后，又有一个人上台，用像蚊子一样的声音“坦白”说他父亲是国民党。全场顿时鸦雀无声，后来在这种紧张的气氛中再也没人上台坦白了。
从杨家岭听完康生的报告回来，我就遭难了。
在王家坪军委会议室，大约有十来个人都被宣布有问题。他们把我拉到作战室西头的小会议室里，对我严加“审讯”，甚至扣上莫须有的罪名辱骂我。此后停止了我的工作，但一时半会儿又查不出什么问题，就把我放到山坡上一座有套间的小窑洞里便无人过问了。
在党中央正确领导下，从1944年1月1日开始，延安停止了“抢救运动”，转入到甄别平反阶段，那时我和一些被诬陷的同志才得到了平反。
时隔不久我便向组织上提出申请，要求跟着南下的部队去前线打鬼子。组织上批准了我的请求。
在我和其他几位同志去前线将要离开延安时，叶剑英参谋长把我们约到王家坪他的办公室谈话。叶剑英参谋长在谈话中说，“刘及时同志工作很好，没有任何问题，今天在座的同志都可以证明，希望刘及时同志到了前方大胆地为党工作”。
虽然“抢救运动”时间不长，充其量只搞了大半年时间就被制止了，但它引发出来的冤案涉及很多人，其中不少人被迫害致死，即便一些人蒙冤后得到了平反，这些侥幸活下来的人后来的政治生活仍然为此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回想起当年在延安的日子，尽管大家生活贫穷、生产资料匮乏、生产力落后，但我和同志们在王家坪的日子里大部分时间是充实、幸福的。这些归纳起来就是后来人们常常提到的延安精神。（编辑 王雪）
（作者是抗战时期总参一局作战参谋，文章由整理者刘尚一根据刘及时日记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