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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谣歌手是流浪者，是歌者，是诗人，也是城市的塑造者。
他们吟唱的，是城市的呼吸，是对异乡人的怜惜与慰藉。
他们点亮了一个地名，催生了一种欲望，击中了一种情绪，能轻易和你产生共鸣，也会在你伤口上撒盐，压得你喘不过气。
远方之愁、情爱之殇、离别之痛、孤独之惑，让城市和民谣一再相通、共鸣，相互成就。
没有一首歌能一言以蔽之地说清一座城，但你仍会因为一首歌而爱上一座城。
城市民謠让人们获得了集体认同
一首《成都》的爆红，让网友们兴致勃勃地玩起了接龙游戏，那就是列举那些歌唱本城的代表歌曲（当然最好歌名中嵌入城市名）：
北京有汪峰的《北京北京》、信乐团的《北京一夜》、好妹妹乐队的《一个人的北京》；上海有顶楼马戏团乐队的《上海童年》；香港有陈冠希的《香港地》；广州有《石牌桥》；
南京有李志的《你离开了南京，从此没有人和我说话》以及《热河》《山阴路的夏天》；杭州有李志的《杭州》；郑州有李志的《关于郑州的记忆》；
大理有郝云的《去大理》；丽江有赵雷的《再也不想去丽江》；拉萨有郑钧的《回到拉萨》；西安有马飞的《回西安》；等等。
歌手们（尤其是民谣歌手）喜欢歌唱城市，因为城市就是他们所生存的水土。这个说法来自歌手周云蓬，他表示，对歌手而言，“过去的水土是你家的河流山川，现在的水土是你居住的城市”。
乐评人耳帝评价赵雷的《成都》：“它听起来甚至不像新歌，而是像上世纪80年代末流行歌的还魂。”耳帝说，赵雷有80年代情结，写这样一首歌并非赵雷刻意模仿的结果，但《成都》能引起大范围的共鸣，在于它所呈现的情感，以及它的曲调。
英国流行音乐研究者、曾担任水星音乐奖评审团主席的西蒙·弗里斯在《迈向民众音乐美学》一书中认为，音乐具备两种社会功能：“提供一种方式，使我们得以处理我们公开的与私密的情感生活之间的关系”“形塑公共记忆，组织我们的时间感”。
他还指出：“好的音乐是某种东西的原真表现——一个人、一种观念、一种感觉、一种共享的经验、一种时代精神。”还可以加上一样东西，就是世界观——李志说过，他的歌表达的是一种世界观。正是城市民谣所表现的公共记忆和共享经验，让人们获得了集体认同。
民谣成了当地的“城市宣传曲”
作家丹·布朗被戏称为“旅游大使”，因为他每出一部著作，就相当于为书中写到的城市做了巨大的宣传，比如《达·芬奇密码》之于巴黎、《天使与魔鬼》之于罗马和梵蒂冈城、《失落的秘符》之于华盛顿、《地狱》之于佛罗伦萨。
人们希望跟随书中男主角兰登教授的脚步，到这些地方来一场主题游。确实有数据显示，丹·布朗的这些畅销书为当地带来了大量游客。
同样道理，上文所列举的这些歌唱城市的歌，无形中成了当地的“城市宣传曲”——尽管这并不是创作者的初衷。而且，城市民谣对城市形象的提升效应是显著的。
以成都为例，“成都，一座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这句城市宣传语，就没有赵雷《成都》中的表述来得文艺：“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也不停留/你会挽着我的衣袖，我会把手揣进裤兜/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所以那些找不出代表“城市宣传曲”的城市的居民，不免有失落感。自媒体作者“阿富汗奸细”在《你的城市，有人歌唱；你的城市，无人歌唱》一文中写道：“我有点羡慕那些有人为之歌唱的城市，或者说羡慕那些城市里的人。感觉哪怕是作为一个群体被书写下来，也会在那个城市里留下印记。”
那么，到底什么样的城市值得歌唱？这个问题需要区分两种人群：
对于本地人来说，城市再小，只要收纳了自己的记忆，就值得讴歌，比如《来到西固城》的例子。因此，每座城市都值得歌唱。
对于外地人来说，那些有吸引力的城市、能包容野心与忧伤的城市、让人有梦的城市，也就是“有故事的城市”，更值得歌唱。嗯，所以北京就是公认的“有故事的男同学”？
但城市民谣毕竟不是体量宏大的小说或电影，它所能承载的，无非是创作者的私人情感、城市记忆片段，而不承担反映残酷现实的责任。
换句话说，这些歌唱城市的民谣，是自带情感滤镜的：歌手带着个人滤镜去感知城市，听众同样带着个人滤镜，再通过歌手的观察去感知城市，也就是说，他们看到的，是双重滤镜下的城市。这当然谈不上客观，很多情况下是一厢情愿的。
一位匿名用户在网易云音乐的《兰州兰州》页面上留下评论：“未去过兰州，未吃过拉面，但丝毫不影响我对兰州的向往：仿佛午夜那真的羊群迎着刀子，走向肉铺；仿佛那里才可大口喝酒、大块吃肉；仿佛那里的人随时可以和人拼刀子……在这个意气渐消的年代，兰州是不是最后一个未被攻破的城门？”
有人回复道：“不要抱太大的希望，城市总是千篇一律的，不一样的是人心。”
确实，中国城市的现状是：城市建设千城一面，一样的高楼大厦，单看照片根本分不清这是哪座城市；市民为各种问题焦虑——越来越不能承受的高房价，孩子的教育问题（“清华毕业买不起学区房，教育的意义在哪儿”），对单身人士的恶意，等等。
所以，尽管好妹妹乐队的《一个人的北京》所描述的北漂的苦被认为是一种“撒娇”，但还是有很多人感同身受。
或许，理性的态度应该是：不仅仅沉湎于在城市民谣里找慰藉，而是正视城市的真问题。
（刘振摘自微信公众号“新周刊”图/关节熊）
他们吟唱的，是城市的呼吸，是对异乡人的怜惜与慰藉。
他们点亮了一个地名，催生了一种欲望，击中了一种情绪，能轻易和你产生共鸣，也会在你伤口上撒盐，压得你喘不过气。
远方之愁、情爱之殇、离别之痛、孤独之惑，让城市和民谣一再相通、共鸣，相互成就。
没有一首歌能一言以蔽之地说清一座城，但你仍会因为一首歌而爱上一座城。
城市民謠让人们获得了集体认同
一首《成都》的爆红，让网友们兴致勃勃地玩起了接龙游戏，那就是列举那些歌唱本城的代表歌曲（当然最好歌名中嵌入城市名）：
北京有汪峰的《北京北京》、信乐团的《北京一夜》、好妹妹乐队的《一个人的北京》；上海有顶楼马戏团乐队的《上海童年》；香港有陈冠希的《香港地》；广州有《石牌桥》；
南京有李志的《你离开了南京，从此没有人和我说话》以及《热河》《山阴路的夏天》；杭州有李志的《杭州》；郑州有李志的《关于郑州的记忆》；
大理有郝云的《去大理》；丽江有赵雷的《再也不想去丽江》；拉萨有郑钧的《回到拉萨》；西安有马飞的《回西安》；等等。
歌手们（尤其是民谣歌手）喜欢歌唱城市，因为城市就是他们所生存的水土。这个说法来自歌手周云蓬，他表示，对歌手而言，“过去的水土是你家的河流山川，现在的水土是你居住的城市”。
乐评人耳帝评价赵雷的《成都》：“它听起来甚至不像新歌，而是像上世纪80年代末流行歌的还魂。”耳帝说，赵雷有80年代情结，写这样一首歌并非赵雷刻意模仿的结果，但《成都》能引起大范围的共鸣，在于它所呈现的情感，以及它的曲调。
英国流行音乐研究者、曾担任水星音乐奖评审团主席的西蒙·弗里斯在《迈向民众音乐美学》一书中认为，音乐具备两种社会功能：“提供一种方式，使我们得以处理我们公开的与私密的情感生活之间的关系”“形塑公共记忆，组织我们的时间感”。
他还指出：“好的音乐是某种东西的原真表现——一个人、一种观念、一种感觉、一种共享的经验、一种时代精神。”还可以加上一样东西，就是世界观——李志说过，他的歌表达的是一种世界观。正是城市民谣所表现的公共记忆和共享经验，让人们获得了集体认同。
民谣成了当地的“城市宣传曲”
作家丹·布朗被戏称为“旅游大使”，因为他每出一部著作，就相当于为书中写到的城市做了巨大的宣传，比如《达·芬奇密码》之于巴黎、《天使与魔鬼》之于罗马和梵蒂冈城、《失落的秘符》之于华盛顿、《地狱》之于佛罗伦萨。
人们希望跟随书中男主角兰登教授的脚步，到这些地方来一场主题游。确实有数据显示，丹·布朗的这些畅销书为当地带来了大量游客。
同样道理，上文所列举的这些歌唱城市的歌，无形中成了当地的“城市宣传曲”——尽管这并不是创作者的初衷。而且，城市民谣对城市形象的提升效应是显著的。
以成都为例，“成都，一座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这句城市宣传语，就没有赵雷《成都》中的表述来得文艺：“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也不停留/你会挽着我的衣袖，我会把手揣进裤兜/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所以那些找不出代表“城市宣传曲”的城市的居民，不免有失落感。自媒体作者“阿富汗奸细”在《你的城市，有人歌唱；你的城市，无人歌唱》一文中写道：“我有点羡慕那些有人为之歌唱的城市，或者说羡慕那些城市里的人。感觉哪怕是作为一个群体被书写下来，也会在那个城市里留下印记。”
那么，到底什么样的城市值得歌唱？这个问题需要区分两种人群：
对于本地人来说，城市再小，只要收纳了自己的记忆，就值得讴歌，比如《来到西固城》的例子。因此，每座城市都值得歌唱。
对于外地人来说，那些有吸引力的城市、能包容野心与忧伤的城市、让人有梦的城市，也就是“有故事的城市”，更值得歌唱。嗯，所以北京就是公认的“有故事的男同学”？
但城市民谣毕竟不是体量宏大的小说或电影，它所能承载的，无非是创作者的私人情感、城市记忆片段，而不承担反映残酷现实的责任。
换句话说，这些歌唱城市的民谣，是自带情感滤镜的：歌手带着个人滤镜去感知城市，听众同样带着个人滤镜，再通过歌手的观察去感知城市，也就是说，他们看到的，是双重滤镜下的城市。这当然谈不上客观，很多情况下是一厢情愿的。
一位匿名用户在网易云音乐的《兰州兰州》页面上留下评论：“未去过兰州，未吃过拉面，但丝毫不影响我对兰州的向往：仿佛午夜那真的羊群迎着刀子，走向肉铺；仿佛那里才可大口喝酒、大块吃肉；仿佛那里的人随时可以和人拼刀子……在这个意气渐消的年代，兰州是不是最后一个未被攻破的城门？”
有人回复道：“不要抱太大的希望，城市总是千篇一律的，不一样的是人心。”
确实，中国城市的现状是：城市建设千城一面，一样的高楼大厦，单看照片根本分不清这是哪座城市；市民为各种问题焦虑——越来越不能承受的高房价，孩子的教育问题（“清华毕业买不起学区房，教育的意义在哪儿”），对单身人士的恶意，等等。
所以，尽管好妹妹乐队的《一个人的北京》所描述的北漂的苦被认为是一种“撒娇”，但还是有很多人感同身受。
或许，理性的态度应该是：不仅仅沉湎于在城市民谣里找慰藉，而是正视城市的真问题。
（刘振摘自微信公众号“新周刊”图/关节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