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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沿线》 纪录片，杜海滨作品(拍摄地：陕西宝鸡)
杜海滨在为一部剧情片找外景地时，发现了这群在宝鸡铁路沿线靠变卖废品及偷盗为生的人们，最小的年仅九岁。无家可归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打工被骗、遗失身份证、父母离异等。这些被阻隔在主流社会及主流媒体之外的人们在摄影机前开口讲述自己的故事，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在任何一个城市的街道上都能看到这样一些人，也曾经有过一种冲动，想走上去与他们交谈聊天，但因为缺少一种行之有效的办法，都被他们警惕地回绝了，这一次，算我走运，我走近我轻易地走近了他们。并开始了一次既无准备又充满刺激的拍摄工作。”杜海滨用一种平视的眼光看待这些社会最底层的人物，使得这些平常在我们眼中具有某种标签身份的人拥有了丰富多彩的个性，并且散发出入性的光彩。
《北京纪事》、《高楼下面》 纪录片，杜海滨作品(拍摄地：北京)
北京，午夜在街头徘徊的卖淫女，忐忑不安的保安，缓慢的镜头语言，静止很多分钟的空场内容；女人被抓走，保安惊惶逃跑，疲惫地蹲在路边往嘴里塞冰冷的雪。
北京，同样的街头，同样的高楼阴影下．当深夜的城市卸下他的霓虹彩饰，灰白的水泥墙间赤裸裸，疲惫不堪的人们又有什么不同。
对边缘人群生活的关注．杜海滨镜头的介入方式，他说，只是为了表达一种情绪。看这样的影像并不是怀着猎奇心理，真正感动的观众不过是找到了同样的感觉，所记录的群体划分在此刻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只是真实。
《人面桃花》纪录片，杜海滨作品(拍摄地：四川成都)
有这样一群人就在我们身边。男人——女人——男人，他们每天不断转换性别，变换装束。在小小的舞台上，在如梦似幻的灯光下，性别已不再重要，这时候的他们个个“人面桃花”……取名《人面桃花》有两层意思：桃花妖艳，在诗中诗人与桃花女若即若离的关系，也象征着我和他们的关系。
第一次拿起DV拍东西是什么时候?
杜海滨(以下简称杜) 1999年。我有一台松下的掌中宝，它不是Digital Video，是模拟的，我姐姐送我的，当时是1997年。DV是一直蹭着用的，自己没有。1998年做《铁路沿线》时我们还是拿我那台机器拍的。当时我们是一个小组，有5个人，每个人还都拿它拍了一个5分钟的短片。松下AG-DVCl80MC是前年为了拍《人面桃花》才买的，借钱买的，在这之前没有机器。那时候我以前的机器也就淘汰了，一般来说用那个机器正常情况下一年也就拍5、6盘带子，5年也就20几盘，我那个机器五年差不多就拍了两三百盘带子。
当时为什么选择了松下AG-DVCl80MC?
杜 以前用过SONY的机器，DSR-PDlOOAP，后来改咸DSR-PDl0P了。之后没过多久DSR-PDl50P出来了，当时是想买一台自己用，但没有具体计划是要买什么，想等到具体做片子再买。碰到广播电视交流会或者去外地都去看机器，觉得DSR--PDl50P挺好，但有很多不足的地方。突然有一天，一个哥们拿着AG-DVCl80MC的广告给我，我一下就喜欢上了，它外形比SONY舒服，后来去出差看到这个机器了，它完全改变了我对DV的看法，最吸引我的还是它的“电影模式”。
你用松TAG-DVCl80MC拍了《人面桃花》，之前的《铁路沿线》是用掌中宝拍摄的，你拍摄完之后觉得机器有什么不同，
其实我一直有一个观念，就是越好的机器用起来应该越舒服、越简单。我那台模拟机器很好，唯一不便就是电池使用时间太短，一般一个小时不到就用完了。在铁路旁边没有充电的地方，只能拍那么长时间，开机关机，手都累了，而且因为没钱还要照顾带子。其它方面机器对我来说没有太多障碍，很舒服。它一个问题是白平衡，因为是自动白平衡，所以老闪，白平衡很容易变化，这是个挺要命的问题。不过它本来就是拍家庭录像用的，是你自己拿去拍片子的，活该。AG-DVCl80MC也很舒服。为什么不选择SONY DSR--PDl90P呢?就我自己对机器的感受，我觉得它比较麻烦。我个人拍片子会用很多带子， 我不会用DVCAM，而DSR--PDl 90P用普通带子没有发挥长处；第二，AG-DVCl80MC的镜头很适合我。我用到的镜头就这么大的量，我不大可能用DV的长焦拍东西，他们没有实践的考虑。因为它是电子成像。它的广角不够，如果加一个广角镜头，机器的头就更沉了，我们拍片子大部分时间是手持，我不想这样；第三，用DSR-PDl90P，我必须去菜单里换白平衡，AG—DVCl80MC可以自己设置成私人模式，光不够了我调小点，也不太影响质量，这些都在外面，很方便。
杜 这次帮朱传明拍《阿英》用的是SONY的HVR-Z1C高清摄像机，有什么感受?其实我只用了几天，也主要是前期拍摄．后期没有接触到，画面质量等还不能评价。但如果让我选择，我会选择这个，不管它是不是高清。其实它学习了AG--DVCl80MC的一些优点，商品就是这样的，主要看使用者的选择。
《DV@时代》 刚才一直在说技术，机器，现在说说这几部片子的类型，《阿英》是剧情片。之前的都是纪录片，你对此有怎样的想法?
杜 这个问题说了很多次了。实际上有几个原因：一个是跟我自己的经历有关系，比如说我先有了那台机器，有了个人拿着机器拍的习惯，这样既然可以称为作品，我愿意这样做。我觉得大家在学校里面做东西时合作意识，方法都比较欠缺，包括合作的态度。纪录片更接近个人行为。特别是学生年代，大家都有各自的想法，又不像现在有商业操作。
我以前一直学画画，后来却上了电影学院。三年级的时候．我们开了一门课叫纪实摄影，但不是单张的，是用图片讲故事，系列的。说实话，如果我今天不拍纪录片．我肯定去做摄影，单张的摄影，我想用这个来发掘生活中被我们忽略的影像，来寻找一种张力，传达一种状态或者情绪。摄影学了一段时间，我开始觉得这种方式的局限。这么说不是指图片摄影不能表达事件或情绪．在我拍片子的时候我有一种强烈感受．就是特别好的声音无法记录，细节无法拍到。图片摄影其实就是选择的艺术。你看到一个东西很好．但光不好，而摄影只有一下的可能，等到所有的条件都行了，那个状态已经过去了。我当时是在公共汽车上拍的，光特别不好，只有窗子里进来一些光．一些非常有意思的对白和叙事性的声音都没有。画面的力度又不够，顶不上来。但它却让我对这件事特别感兴趣，想是不是应该把声音也记录下来。
1997年年初拿到机器，我觉得可以拿它表现一下，试一下。当时是看了学校放的一些纪录片，我每天晚上都去看。大部分都是国内的，我觉得自己可以尝试一下，但没有任何概念和理论。吴文光的《流浪北京》我当时没有看过，拍完之后他好象沉寂了，他们那时候是录像带．传播广度 非常有限，都没有办法看到。唯一对纪录片有点概念的就是看了很少量的国外纪录片。拿着机器去拍了，脑子里面有电视台做的专题片，一些类似的东西，拍的时候总在想。那个片子拍的时候也挺有意思的。后来我也意识到我不能跟他们一样，我不代表电视台，但我又不知道在形式上如何避免。而且觉得推拉变焦这些功能不用就浪费了，现在几乎不用了，这种东西那个时候意识不到。那个时候就是知道要拍什么了。还有谈一点．当时是拍一个一起来北京的同学，我们状态很相象，我觉得拿起摄像机第一个要拍的人是自己，我们俩的命运是在我上了电影学院之后分开的。
《DV@时代》 说说你的两部片子，《铁路沿线)说的是底层工人，<人面桃花》的题材就更特殊了。还有你刚才说的大学时候的小组的成员，拍的都是一些底层社会的东西，是不是说当时底层社会这种题材已经成为纪录片的首选？
杜 回头来想，那时候之所以选择纪录片，有两个因素。一个是我们所受的教育，我在电影学院所摄取的营养，我所喜欢的,都一样。这是自然而然的。我们说“新现实主义”的东西，可以数出来很多。还有一个,这些东西真的是我们眼皮底下却一直没有被呈现出的,在我们的电视里面，1998——2000这个阶段，我们没有看到太多这样的人，甚至一直到现在还是不能被原生态表现出来。我没有利益可图，我就是做一个作品。这种状态很对。至于别人说我是“独立”的什么，那都是别人加上的，当时根本没有想那么多。
《DV@时代》 到拍《人面桃花》的时候你内心对影像的理解应该已经有一个跳跃了，不论是器材还是想表现的．这个阶段你的状态是怎样的，
杜 还是一个认识过程。拍《铁路沿线》的时候，在我看来我只是要把这种状态表现出来，记录下来，没有想过是什么作品。到做《人面桃花》的时候，我开始有一种认识，回头看《铁路沿线》，我就觉得有些画面特别好，刚好那个机器质量就那么高，一上雾呈现出来的就是黑白颜色，跟我片子里的人很符合，有时候用下长焦，人在雾中的效果很独特。我完全可以用它跟绘画，摄影作品做比较，很美，挺漂亮的。具有传统意义赋予的氛围和质感。我很难想象当时如果拿个高清去拍出来会是什么样子。有的时候焦点都不实了，恰是那么一台机器，却和人物，环境协调统一了。拍《人面桃花》之前我去看他们的演出，色彩是大红大紫的，非常艳丽的服装，就觉得它适合另外一种设备。看了之后觉得应该用这个机器．反映一些夸张的东西，苍白、空洞的心理。一个人的状态下，180表现已经很好了，如果再多一个人，声音会好一些。在一些细节上还有遗憾。
《DV@时代》 《人面桃花》在釜山电影节上也拿奖了。其实这些年我们一直在考虑，纪录片拍出来怎么播出?一个是电视台，比较主流；再有就是参加影展和竞赛。你怎么看待中国纪录片的市场?
杜 比较低迷。你看近几年在得奖的DV纪录片中，是大量纪录片作品中的凤毛麟角，而能卖出去的更是凤毛麟角。上了交易平台的不多，但它可以给创作者带来更大的创作空间。现在的纪录片市场扑朔迷离，对心态倒是一个比较好的影响。没有利益的吸引了会纯粹一点。从长远角度，当然希望形成一个市场。毕竟不是个人一直可以从事的事情，需要一种力量和资源让你做下去。现在很重要的一个问题，一说到国外，就是非法，不合法，带有一点灰色．没办法谈。就算上了，也是国外的交易平台,国内的不好说。
《DV@时代》 你对现在喜欢DV的人有什么建议和忠告？
杜 喜欢什么就拍什么。只要你有这个便利条件，手中有DV，拍什么呢？当创作的话，起码要有两个底线，一个是自己的良知．是一个社会的，是整个人的层面。不能掉下去。第二个，千万不要受任何东西的影响。我不一定很期待他们拍出什么，但我想看到新的东西。最可怕的就是一拿起笔就有人告诉我什么该写什么不该写，DV和笔一样，不要受别人的影响，这个东西是自由的。而且你用影像表达来书写的时候，受关注程度和影响也更大一些。我觉得不应该受到任何限制。
《DV@时代》有没有想过自己以后拍纪录片以外的东西，
杜 肯定有。说实话。纪录片是不能让我接着创作的。我现在做了五部片子，还有一部马上出来，算是六部，其中两部是别人出钱，其他都是我自己的资金。从1998年拍的第一部到2005已经七年了，直到现在生活状态才有点好转。之前就是给人家拍了一个活，没有结帐就老惦记这个事，这种状态很不好。
《DV@时代》 2006年有什么打算?
杜 7月份结束一个关于采石场开山工的纪录片，现在做了2／3，估计7、8月份能结束。
《DV@时代》 你自己对纪录片和DV的定义是什么?
杜 有意义，有价值。记录者身上是有责任的。如果没有，那就是另外一种纪录片了。其实我理解的纪录片角度是比，较窄的。至于DV，有人说是一种工具有人说它是一种生活方式。我觉得它像我面前这个话筒一样，是一个载体。不拿它的时候我意识不到，但它影响到了我的生活。它使我变成了很容易用影像去表达的人。
杜海滨在为一部剧情片找外景地时，发现了这群在宝鸡铁路沿线靠变卖废品及偷盗为生的人们，最小的年仅九岁。无家可归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打工被骗、遗失身份证、父母离异等。这些被阻隔在主流社会及主流媒体之外的人们在摄影机前开口讲述自己的故事，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在任何一个城市的街道上都能看到这样一些人，也曾经有过一种冲动，想走上去与他们交谈聊天，但因为缺少一种行之有效的办法，都被他们警惕地回绝了，这一次，算我走运，我走近我轻易地走近了他们。并开始了一次既无准备又充满刺激的拍摄工作。”杜海滨用一种平视的眼光看待这些社会最底层的人物，使得这些平常在我们眼中具有某种标签身份的人拥有了丰富多彩的个性，并且散发出入性的光彩。
《北京纪事》、《高楼下面》 纪录片，杜海滨作品(拍摄地：北京)
北京，午夜在街头徘徊的卖淫女，忐忑不安的保安，缓慢的镜头语言，静止很多分钟的空场内容；女人被抓走，保安惊惶逃跑，疲惫地蹲在路边往嘴里塞冰冷的雪。
北京，同样的街头，同样的高楼阴影下．当深夜的城市卸下他的霓虹彩饰，灰白的水泥墙间赤裸裸，疲惫不堪的人们又有什么不同。
对边缘人群生活的关注．杜海滨镜头的介入方式，他说，只是为了表达一种情绪。看这样的影像并不是怀着猎奇心理，真正感动的观众不过是找到了同样的感觉，所记录的群体划分在此刻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只是真实。
《人面桃花》纪录片，杜海滨作品(拍摄地：四川成都)
有这样一群人就在我们身边。男人——女人——男人，他们每天不断转换性别，变换装束。在小小的舞台上，在如梦似幻的灯光下，性别已不再重要，这时候的他们个个“人面桃花”……取名《人面桃花》有两层意思：桃花妖艳，在诗中诗人与桃花女若即若离的关系，也象征着我和他们的关系。
第一次拿起DV拍东西是什么时候?
杜海滨(以下简称杜) 1999年。我有一台松下的掌中宝，它不是Digital Video，是模拟的，我姐姐送我的，当时是1997年。DV是一直蹭着用的，自己没有。1998年做《铁路沿线》时我们还是拿我那台机器拍的。当时我们是一个小组，有5个人，每个人还都拿它拍了一个5分钟的短片。松下AG-DVCl80MC是前年为了拍《人面桃花》才买的，借钱买的，在这之前没有机器。那时候我以前的机器也就淘汰了，一般来说用那个机器正常情况下一年也就拍5、6盘带子，5年也就20几盘，我那个机器五年差不多就拍了两三百盘带子。
当时为什么选择了松下AG-DVCl80MC?
杜 以前用过SONY的机器，DSR-PDlOOAP，后来改咸DSR-PDl0P了。之后没过多久DSR-PDl50P出来了，当时是想买一台自己用，但没有具体计划是要买什么，想等到具体做片子再买。碰到广播电视交流会或者去外地都去看机器，觉得DSR--PDl50P挺好，但有很多不足的地方。突然有一天，一个哥们拿着AG-DVCl80MC的广告给我，我一下就喜欢上了，它外形比SONY舒服，后来去出差看到这个机器了，它完全改变了我对DV的看法，最吸引我的还是它的“电影模式”。
你用松TAG-DVCl80MC拍了《人面桃花》，之前的《铁路沿线》是用掌中宝拍摄的，你拍摄完之后觉得机器有什么不同，
其实我一直有一个观念，就是越好的机器用起来应该越舒服、越简单。我那台模拟机器很好，唯一不便就是电池使用时间太短，一般一个小时不到就用完了。在铁路旁边没有充电的地方，只能拍那么长时间，开机关机，手都累了，而且因为没钱还要照顾带子。其它方面机器对我来说没有太多障碍，很舒服。它一个问题是白平衡，因为是自动白平衡，所以老闪，白平衡很容易变化，这是个挺要命的问题。不过它本来就是拍家庭录像用的，是你自己拿去拍片子的，活该。AG-DVCl80MC也很舒服。为什么不选择SONY DSR--PDl90P呢?就我自己对机器的感受，我觉得它比较麻烦。我个人拍片子会用很多带子， 我不会用DVCAM，而DSR--PDl 90P用普通带子没有发挥长处；第二，AG-DVCl80MC的镜头很适合我。我用到的镜头就这么大的量，我不大可能用DV的长焦拍东西，他们没有实践的考虑。因为它是电子成像。它的广角不够，如果加一个广角镜头，机器的头就更沉了，我们拍片子大部分时间是手持，我不想这样；第三，用DSR-PDl90P，我必须去菜单里换白平衡，AG—DVCl80MC可以自己设置成私人模式，光不够了我调小点，也不太影响质量，这些都在外面，很方便。
杜 这次帮朱传明拍《阿英》用的是SONY的HVR-Z1C高清摄像机，有什么感受?其实我只用了几天，也主要是前期拍摄．后期没有接触到，画面质量等还不能评价。但如果让我选择，我会选择这个，不管它是不是高清。其实它学习了AG--DVCl80MC的一些优点，商品就是这样的，主要看使用者的选择。
《DV@时代》 刚才一直在说技术，机器，现在说说这几部片子的类型，《阿英》是剧情片。之前的都是纪录片，你对此有怎样的想法?
杜 这个问题说了很多次了。实际上有几个原因：一个是跟我自己的经历有关系，比如说我先有了那台机器，有了个人拿着机器拍的习惯，这样既然可以称为作品，我愿意这样做。我觉得大家在学校里面做东西时合作意识，方法都比较欠缺，包括合作的态度。纪录片更接近个人行为。特别是学生年代，大家都有各自的想法，又不像现在有商业操作。
我以前一直学画画，后来却上了电影学院。三年级的时候．我们开了一门课叫纪实摄影，但不是单张的，是用图片讲故事，系列的。说实话，如果我今天不拍纪录片．我肯定去做摄影，单张的摄影，我想用这个来发掘生活中被我们忽略的影像，来寻找一种张力，传达一种状态或者情绪。摄影学了一段时间，我开始觉得这种方式的局限。这么说不是指图片摄影不能表达事件或情绪．在我拍片子的时候我有一种强烈感受．就是特别好的声音无法记录，细节无法拍到。图片摄影其实就是选择的艺术。你看到一个东西很好．但光不好，而摄影只有一下的可能，等到所有的条件都行了，那个状态已经过去了。我当时是在公共汽车上拍的，光特别不好，只有窗子里进来一些光．一些非常有意思的对白和叙事性的声音都没有。画面的力度又不够，顶不上来。但它却让我对这件事特别感兴趣，想是不是应该把声音也记录下来。
1997年年初拿到机器，我觉得可以拿它表现一下，试一下。当时是看了学校放的一些纪录片，我每天晚上都去看。大部分都是国内的，我觉得自己可以尝试一下，但没有任何概念和理论。吴文光的《流浪北京》我当时没有看过，拍完之后他好象沉寂了，他们那时候是录像带．传播广度 非常有限，都没有办法看到。唯一对纪录片有点概念的就是看了很少量的国外纪录片。拿着机器去拍了，脑子里面有电视台做的专题片，一些类似的东西，拍的时候总在想。那个片子拍的时候也挺有意思的。后来我也意识到我不能跟他们一样，我不代表电视台，但我又不知道在形式上如何避免。而且觉得推拉变焦这些功能不用就浪费了，现在几乎不用了，这种东西那个时候意识不到。那个时候就是知道要拍什么了。还有谈一点．当时是拍一个一起来北京的同学，我们状态很相象，我觉得拿起摄像机第一个要拍的人是自己，我们俩的命运是在我上了电影学院之后分开的。
《DV@时代》 说说你的两部片子，《铁路沿线)说的是底层工人，<人面桃花》的题材就更特殊了。还有你刚才说的大学时候的小组的成员，拍的都是一些底层社会的东西，是不是说当时底层社会这种题材已经成为纪录片的首选？
杜 回头来想，那时候之所以选择纪录片，有两个因素。一个是我们所受的教育，我在电影学院所摄取的营养，我所喜欢的,都一样。这是自然而然的。我们说“新现实主义”的东西，可以数出来很多。还有一个,这些东西真的是我们眼皮底下却一直没有被呈现出的,在我们的电视里面，1998——2000这个阶段，我们没有看到太多这样的人，甚至一直到现在还是不能被原生态表现出来。我没有利益可图，我就是做一个作品。这种状态很对。至于别人说我是“独立”的什么，那都是别人加上的，当时根本没有想那么多。
《DV@时代》 到拍《人面桃花》的时候你内心对影像的理解应该已经有一个跳跃了，不论是器材还是想表现的．这个阶段你的状态是怎样的，
杜 还是一个认识过程。拍《铁路沿线》的时候，在我看来我只是要把这种状态表现出来，记录下来，没有想过是什么作品。到做《人面桃花》的时候，我开始有一种认识，回头看《铁路沿线》，我就觉得有些画面特别好，刚好那个机器质量就那么高，一上雾呈现出来的就是黑白颜色，跟我片子里的人很符合，有时候用下长焦，人在雾中的效果很独特。我完全可以用它跟绘画，摄影作品做比较，很美，挺漂亮的。具有传统意义赋予的氛围和质感。我很难想象当时如果拿个高清去拍出来会是什么样子。有的时候焦点都不实了，恰是那么一台机器，却和人物，环境协调统一了。拍《人面桃花》之前我去看他们的演出，色彩是大红大紫的，非常艳丽的服装，就觉得它适合另外一种设备。看了之后觉得应该用这个机器．反映一些夸张的东西，苍白、空洞的心理。一个人的状态下，180表现已经很好了，如果再多一个人，声音会好一些。在一些细节上还有遗憾。
《DV@时代》 《人面桃花》在釜山电影节上也拿奖了。其实这些年我们一直在考虑，纪录片拍出来怎么播出?一个是电视台，比较主流；再有就是参加影展和竞赛。你怎么看待中国纪录片的市场?
杜 比较低迷。你看近几年在得奖的DV纪录片中，是大量纪录片作品中的凤毛麟角，而能卖出去的更是凤毛麟角。上了交易平台的不多，但它可以给创作者带来更大的创作空间。现在的纪录片市场扑朔迷离，对心态倒是一个比较好的影响。没有利益的吸引了会纯粹一点。从长远角度，当然希望形成一个市场。毕竟不是个人一直可以从事的事情，需要一种力量和资源让你做下去。现在很重要的一个问题，一说到国外，就是非法，不合法，带有一点灰色．没办法谈。就算上了，也是国外的交易平台,国内的不好说。
《DV@时代》 你对现在喜欢DV的人有什么建议和忠告？
杜 喜欢什么就拍什么。只要你有这个便利条件，手中有DV，拍什么呢？当创作的话，起码要有两个底线，一个是自己的良知．是一个社会的，是整个人的层面。不能掉下去。第二个，千万不要受任何东西的影响。我不一定很期待他们拍出什么，但我想看到新的东西。最可怕的就是一拿起笔就有人告诉我什么该写什么不该写，DV和笔一样，不要受别人的影响，这个东西是自由的。而且你用影像表达来书写的时候，受关注程度和影响也更大一些。我觉得不应该受到任何限制。
《DV@时代》有没有想过自己以后拍纪录片以外的东西，
杜 肯定有。说实话。纪录片是不能让我接着创作的。我现在做了五部片子，还有一部马上出来，算是六部，其中两部是别人出钱，其他都是我自己的资金。从1998年拍的第一部到2005已经七年了，直到现在生活状态才有点好转。之前就是给人家拍了一个活，没有结帐就老惦记这个事，这种状态很不好。
《DV@时代》 2006年有什么打算?
杜 7月份结束一个关于采石场开山工的纪录片，现在做了2／3，估计7、8月份能结束。
《DV@时代》 你自己对纪录片和DV的定义是什么?
杜 有意义，有价值。记录者身上是有责任的。如果没有，那就是另外一种纪录片了。其实我理解的纪录片角度是比，较窄的。至于DV，有人说是一种工具有人说它是一种生活方式。我觉得它像我面前这个话筒一样，是一个载体。不拿它的时候我意识不到，但它影响到了我的生活。它使我变成了很容易用影像去表达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