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唐人编选的诗文总集与唐人的诗文创作相伴而生，也同时经历着流传、散佚与重辑的过程，唐代的很多文学现象，都可以从唐人编选的诗文总集中窥见端倪。因而唐人编选的诗文总集也受到了后人层出不穷的关注。最近，卢燕新先生的《唐人编选诗文总集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12月版）的问世，使我们在反思长期以来学术史固定格局的同时，也对未来的学术研究趋向有了一定的思考。本书共分三编。第一编为总论，从文化理论层面，先论唐前诗文总集及其对唐人编选诗文总集的影响，次考唐代编选诗文总集的社会文化背景、编纂者类别及其心态、编纂体例、选本批评及其特征，最后一章考究唐人编选诗文总集在唐代的传播过程、传播对象及其效果，宋代公私书目中对此重出、误收等传播变异现象，并以朝鲜半岛、日本为中心，考察其域外传播情况。第二编为分论，则从个案研究层面，重点选择唐人编选诗文总集如《续诗苑英华》《翰林学士集》《珠英学士集》《河岳英灵集》《国秀集》《中兴间气集》《西汉文类》《极玄集》《群书丽藻》等，或考论其编者、编选内容、编纂体例与题名职官，或研究其选学观、诗学观及其时代意义，或探讨编选者选本批评的地位与价值，由点及面，大抵将唐人在不同历史时期诗文总集编纂的特点与成就清晰地展现于读者面前。第三编为辑考，主要从文献整理层面，将前辈学人尚未考述的唐人编选诗文总集，分通代、断代两大类进行整理汇编，既补前人之疏漏，也为今后学者从事相关研究提供可资参考的重要资料。
综合起来看，《唐人编选诗文总集研究》打破了传统的研究格局，开启了新的研究路径。因此，本文的讨论重在该书研究理路的梳理与研究方法的抉微，并在此过程中彰显其学术特点及其对于学术史的贡献。
第一，文化现象：唐人编选诗文总集的整体考察。《唐人编选诗文总集研究》一书的出版，可以说是系统研究唐人选唐诗文总集的一次成功尝试。作者认为：“唐人诗文总集的编选活动与唐人诗文创作活动一样，贯穿整个唐代社会的始终，二者共同构筑了唐代诗文文化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第1页）“全面地研究唐人编选诗文总集，并将其放在中国古籍编纂长河中全方位审视，不仅是研究唐代选学的需要，也是研究我国古籍编纂与编纂文化史的需要。”（第13页）基于此，作者在论述中一直将“唐人编选诗文总集”作为一个整体概念进行探讨，同时将宏观研究与专题研究、理论阐述与文献稽考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在具体的论述中又能做到三个部分既各自独立又相互渗透、互为经纬。如本书总论编，在宏观追溯唐前诗文总集的编纂对唐代总集编纂活动的影响之时，又着重以《文章流别集》《晋元正宴会诗集》《文选》《诗苑英华》《玉台新咏》等唐前总集为例，考述其与唐人编选诗文总集的内在联系。在研究宋人著述对唐人总集的重出、误收现象时，则以《新唐书·艺文志》《玉海》为中心重点考察。再如本书分论编，虽以个案探微为主重点择取九种颇具代表性的唐人编纂诗文总集，各成章节进行考论，然而，这些看似独立的章节之间仍有一条宏观发展主线贯穿始终，这条主线即唐代初、盛、中、晚四个时段诗文总集的编纂特点及其成就得失。至于文献稽考，更是全方位地渗入了本书各个章节的研究内容，尤其在《宋人著述对唐人诗文总集的误收》《〈续诗苑英华〉考论》《〈翰林学士集〉题名职官考辨》《李吉甫编纂的诗文总集考论》等章节中。作者通过大量的考据作为自己立论的基石，以支撑其唐人编选诗文总集研究属于一种文化现象的学术理路。
第二，选本批评：唐人编选诗文总集的独特价值。唐人编选诗文总集是特定的选家在特定的时期根据自己的选取标准按照特定的体例而编选的集子，因此，每一本总集或多或少、或自觉或不自觉地蕴含着编选者的选本批评观点。本书在抉发选本批评的独特价值方面用力颇深，往往能从选诗的相互联系中总结其体例、类例、批评特点、批评方式诸方面的规律。就类例而言，唐人诗文总集主要有两大类型：一是以人为次，如《玉台后集》《国秀集》《河岳英为集》《中兴间气集》;二是以诗文为次，如《因继集》《刘白唱和集》。就体例而言，或以官班为次，如《翰林学士集》;或以时间为序，如《续诗苑英华》;或以类编纂，如《唐诗类选》;或以文体为本，如《古今诏集》《古今诗人秀句》;或综合多种体例，如《古今类聚策苑》，体例的综合化也是唐人编纂体例成熟的标志。就批评特点而言，是与体例密切相关的，以选录存者为旨归，以地域为限，以文体为准，分类别编纂，这样的批评具有较强的针对性;有些选本有序评加上小传，其批评则具有最深刻、最直观、最全面的特点;而综合多种体例编纂的文集，又体现出复杂性的特点;但唐人所编的诗文总集，还属于初创阶段，不少总集体例尚未尽善，如以官班为次而不够严格，选录己作以自张声势等。就批评特点而言，一是表现为选与编共存，侧重“编”者，有家集、唱和集、送别集等，侧重“选”者有断代诗总集、断代文总集、诗句选集、分体文总集、诗文混合总集等;二是选本批评具有较强的主观色彩，表现为选家主观的审美判断和鉴赏活动融入其中，从而突出了选家的个性化特征，主观色彩的渗入，也使得选本的质量良莠不齐。而对于具体的选本，其选本批评意义的阐述更具文学史与批评史意义。诸如姚合的《极玄集》，“以选录王维诗风格论之，《极玄集》兼及王维诗风的两大领域，上与《国秀集》《河岳英灵集》有一脉相承的关系，下启《又玄集》《才调集》，其诗学观表明唐人选唐诗对王维诗审美接受的一致性。也正是这一异同互见的特点，才使唐人选唐诗如百花争艳，为今人认识唐代诗人及其诗歌成就提供了宝贵的诗学理论借鉴。”（第315页）再如高仲武的《中兴间气集》，是选本批评中最具个性和最有价值的一种，“《中兴间气集》以前，唐人编纂诗文总集，就选本批评针对性而论，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以选诗的方式对遴选对象的比评，此可谓之内涵式批评。……就其外延式批评而言，《中兴间气集》在其序言中谓‘……《英华》失于浮游，《玉台》陷于淫靡，《珠英》但纪朝士，《丹阳》止录吴人’，由此可见，高仲武选本批评直接指向本朝选本，这在唐代选学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第267页）这样对于内涵式批评和外延式批评的界定，以及在唐代选学史上地位的论证，对于文学选本学术史的研究无疑是有重要的启迪意义的。 第三，渊源流变：唐人编纂诗文总集的深层内涵。唐人编选诗文总集是产生于唐代特定的社会环境和文学环境下的诗文集聚形态，因此这样的诗文总集，在宏观层面上必定会有源与流、正与变的传承、演变和接受的过程。《唐人编选诗文总集研究》的一个重要贡献，正是在于展现其复杂的渊源和流变情况。尤其是该书的上编五章，第一、第二章溯其源，第三、第四章论其变，第五章述其流。不仅如此，在该书的第二编和第三编的专题研究和文献清理中，也处处贯穿着源流与正变的思考。
就“源”而言，诗文总集的编纂是在唐以前就发生的，甚至在特定的时期还颇为繁盛，对于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样的编纂方式上起于《诗经》《尚书》，延续于秦汉但并未形成选家的自觉。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文学的自觉，诗文总集的编纂也逐渐走上了自觉之路，这以挚虞的《文章流别集》开其端，萧统的《昭明文选》集其成，徐陵的《玉台新咏》明其变。社会文化背景也是唐人编纂诗文总集的重要源头，首先，唐人有编纂别集的风气，受到诗文别集编纂的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但以唐总集编纂史观之，唐人编纂别集对其编纂诗文总集仍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其次，唐代文士的职官变迁、幕府与宦游导致文士的迁徙、流动，对唐人诗文总集的编纂具有积极的影响。最后，唐代统治者为笼络人才，设置了一些相特殊的机构如修文馆、弘文馆、集贤院、崇贤院等，在其影响之下，唐人编纂大量的通代诗文总集以及一定量的唱和集与诗选集，呈现出内容与艺术兼备的特色。
就“变”而言，唐代诗文总集的编纂主体即编纂者较前代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类别可以用科举区分如及第者与未及第者，也可以用地域区分如京城与地方、吴地与蜀地，还可以用时间区分如初唐、盛唐、中唐、晚唐，更可以用作者身份区分如低级官吏、未入仕途和辞官归隐者。因为身份的不同，其编纂诗文总集的心态也各异，如低级官吏、未入仕或辞官归隐者表现为“立言”心态，贬迁官吏表现为传情、自适与求名心态，京城等上层文士表现为入世求功心态，其中最为特殊的现象是出现了以《玉台后集》《又玄集》《才调集》为标志的女性诗作为主的诗歌总集，表现出选家在一定程度上将选学观、诗学观与伦理观分离，从而凸显了审美的自觉性。而就某一部总集的个案而言，编选者往往表现出更为特殊的心态，像殷璠的《河岳英灵集》不仅偏爱古体，体现了较为浓厚的尊古心态，而且专选官职低微的诗人则表现出殷璠发愤著述的心态。在各种心态的综合推动下，唐人编纂诗文总集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就“流”而言，唐代诗文总集的传播范围和传播过程非常广泛而深远，从传播过程而言，迄今尚有余响，而以唐代最具典范意义;从传播范围而言，国内国外都有流传，尤其在日本的传播更值得重视，甚至有些总集是先传到日本而在中土散佚又在近代回传而来的。唐代诗文总集在传播过程中构建了三级的传播关系：诗文作者，总集编撰者，诗文受众。与唐前诗文总集传播比较，其传播对象与范围并不相同，如唐前总集不录存者而唐人总集选录存者;传播主旨也不相同，如唐人诗文总集往往表现帝国的繁荣与功名心态，而唐前诗文总集的编纂者立足于教化和审美功能;唐人编纂诗文总集不少与科举发生了紧密的联系，这是以前所没有见到的，而对宋代以后的诗文选本却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影响传播的重要方面包括受唐代科举的影响唐人重视声名的传播，旨在保存诗文作品以及文士活动资料的传播，因此这些传播途径具有特定的个性特征和普遍的社会因素。在域外传播方面，得益于唐代宽松的文化教育和外交政策，尤其是使节往来促进了唐代文明在域外的传播，诗文总集的传播也就在这样的基础上日趋繁盛。传播到国外的诗文总集，为我们当代的学术研究提供了非常便利的条件，如《文馆词林》《又玄集》《赵志集》都在中土散佚，而在日本保存下来，现在又传回了中国。同时，这些传到域外的诗文总集，既影响了域外作家的诗文创作和诗文理论构建，也影响了域外诗文总集的编纂。
第四，专集论衡：唐人编选诗文总集的个案探微。如本书在以《河岳英灵集》为个案探微时，另辟蹊径，从《河岳英灵集》的选诗心态、对李白的认识评价，以及与《国秀集》选学观、诗学观之比较三方面入手探讨，既避开了前辈学人的研究视角，又将殷璠的诗学与选学观及《河岳英灵集》的研究推进了一步。再如本书第六章对《翰林学士集》题名职官的考辨，对《珠英学士集》编集特点、收录诗人、成书年代及“以官班为次”的编纂体例等问题的考索，均立足于前人未曾关注的研究点，为唐人编选诗文总集的专题研究开拓了新的空间。除视角选取之独特以外，本书之所以能在个案研究上颇多创获，还得益于作者在个案选择上所下的功夫。以往学者在研究唐人诗文总集时，注意力多集中在传世的13种唐人选唐诗，而作者在选择个案探微时并不仅仅将眼光放在传世文本上。本书第二编充分利用了散见于史籍文献中的记载，选取《续诗苑英华》《西汉文类》《群书丽藻》等几种尚未引起学界关注的已佚诗文总集，考订其编者、选本内容、编纂体例，并论其文献价值、选学意义等。这里特别需要说明的是，作者在选取《续诗苑英华》等诗文总集作为个案探研时，不仅考虑到这些已佚总集在诸文献中存留资料的丰富性，是否足以得出相对可信的考证结果，更关注所选个案在同类诸多总集中的特殊地位及其价值。如柳宗直《西汉文类》纂于唐代古文运动兴盛之际，又保存了柳宗元的《西汉文类序》，以是集为个案考论，可窥中唐诗文总集编纂之选学观、文学观及其与唐古文运动的关系。
卢燕新先生在构建自己学术脉络的过程中，也蕴含着对于研究方法的探究与实践。
首先，域外文献的利用进一步拓展了唐人编选诗文总集的研究空间。自古以来，中国的典籍就通过各种渠道传播于域外，其中自然包括不少唐人编选的诗文总集。仅据藤原佐世《日本国见在书目》记载，就可知在唐时至少有20余种唐人编纂的诗文总集传入日本。这些流于域外的唐人所编诗文总集，或系同书诸多版本中的较早版本，或为国内久已失传的佚存书，其文献价值之高不言而喻。近年来，已经有学者利用域外所存的相关文献取得了重大整理收获，如陈尚君《唐代文学丛考·唐人编选诗歌总集叙录》，在考订唐人所编诗歌总集时，便将《日本国见在书目》作为重要参考书目之一，以备著录之依据，并考及《又玄集》《唐诗卷》《文馆词林》《翰林学士集》《赵志集》五种日本现存的唐人编选诗文总集。不过前贤的考察未必完备，随着近几年域外访书活动的日趋频繁，大量域外汉文献逐渐公之于世，就唐人编选诗文总集而言，还可以进一步增补。此处略举二例：一例是日本宫内厅书陵部所藏旧钞本《杂钞》残卷，据王勇考证当系唐人乐府诗总集，至于是否为唐人所编，因资料不足尚难确考;二例是日本文化厅藏唐写本残卷《新撰类林钞》，日本学者小川环树认为此集介乎《河岳英灵集》至《搜玉小集》的十种“唐人选唐诗”中。《唐人编选诗文总集研究》既已涉及域外所存唐人编选诗文总集的考述，在文献辑考时不妨将此类集子也列目考订，并补考前人未考的域外存留的唐人所编总集。 其次，出土文献的发现一定程度上提供了唐人编选诗文总集的原典材料。新出土文献当中，涉及唐人编选总集虽然并不完备，但资料弥足珍贵，或可纠正传世文献的讹误，或可与传世文献相互补充。而且，已经有学者将出土文献中的唐人著述辑出，利用起来十分方便，如程章灿《唐代墓志中所见隋唐经籍辑考》、张固也《唐代墓志中所见隋唐经籍辑考补正》、陈尚君《石刻所见唐人著述考》、潘明福《唐代墓志中新见唐人著述辑考》、韩震军《唐代墓志中新见隋唐人著述辑考》等，而胡可先《出土文献与唐代诗学研究》，则专设“出土文献所见唐代诗集研究”一节，将近年来新出土文献中的唐人编纂的文学总集，分总集、家集、唱和集三类辑考，对于研究唐代总集的编纂及流传情况，颇为有用。《唐人编选诗文总集研究》虽广稽文献，对唐人编选诗文总集的编纂者、集名、卷数、编选范围及特点等考证谨慎，论据坚实，但因为对出土文献中的信息注意不够，论证时难免顾此失彼，有所疏漏。比如《文馆词林》的编纂，《唐代墓志汇编》咸亨○六八《唐故司成孙公墓志铭》：“公讳处约、字茂道，本□乘乐安人也。……从贞观已来，奉敕修撰《周史》、《续贞观□录》，兼国史、《文馆词林□》。”此墓志铭记载孙处约曾参与《文馆词林》编纂，而此事并不见于传世文献的记载，故本书自然也无从征考。如果在研究唐人编选诗文总集的资料来源时，更加关注出土文献中的相关资料，并与传世文献与域外文献相互印证补充，可能会取得更大的创获。
再次，缘于唐人编选诗文总集的复杂性，其研究范围的边界和类别划分的尺度也是可以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比如，本书将《艺文类聚》《初学记》视为诗文总集汇入辑考，这是否合适是可以讨论的。众所周知，此二书虽收录了大量唐人诗文作品，但本质上仍属于类书，是各种专题文献资料的汇编，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唐人编纂诗文总集。作者辑考时“参照胡应麟等观点，视该集为诗文合选集，暂系于此”（360页），而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一三：“然类书有数种，如《初学》《艺文》并载诗词，则近于集。”胡氏只说“近于集”，但也并未归入总集范畴。况且《初学》《艺文》广为学术界所用，即便视为诗文总集，也没有辑考之必要。再如第二章第一节，在考察唐代诗文别集编纂者的类别时，作者以“杨炯为王勃编集”为例，说明第三类为门生、友人或崇拜者，这个例子似乎有争议之嫌。据杨炯《王子安集序》：“君平生属文，岁时不倦。缀其存者，才数百篇。……兄勔及勮，磊落词韵，铿鍧风骨，皆九变之雄律也。弟助及勋，总括前藻，网罗群思，亦一时之健笔。友爱之至，人伦所及。永言存没，何痛如之。援翰纪文，咸所未忍。盖以投分相期，非弘词说，澘然擥涕。究而序之，分为二十卷，具诸篇目。”从杨序的这段文字看，王勃的诗文集似乎是其死后由兄弟收集编写，而杨炯只是为之作序。
总体而言，《唐人编选诗文总集研究》是新世纪以来唐代文学研究领域颇具启发意义的一部专著，值得向学术界推荐。作者试图将唐代诗文总集编纂从雏形、产生、发展、高潮至成熟各阶段的种种面貌，通过一条清晰的线索展现于读者面前，同时熔理论综括、个案探微、文献考订于一炉的研究方法，不仅对于唐代诗文总集研究是一大推进，而且对于有志于学术的年轻学子撰写博士论文具有实际的指导和借鉴意义。而对于唐人编选诗总集与唐人编选文总集的比较研究、唐代总集编纂中的诗文分合考察、唐代总集编纂与文体分类的关系、唐代总集编纂与文学运动的关系、唐人编选总集在域外的传播及其影响等新的论题的提出，也可能会成为未来几年该研究领域新的学术增长点，希冀有心的学者能做进一步考察与思考。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中文系
（责任编辑 魏建宇）
综合起来看，《唐人编选诗文总集研究》打破了传统的研究格局，开启了新的研究路径。因此，本文的讨论重在该书研究理路的梳理与研究方法的抉微，并在此过程中彰显其学术特点及其对于学术史的贡献。
第一，文化现象：唐人编选诗文总集的整体考察。《唐人编选诗文总集研究》一书的出版，可以说是系统研究唐人选唐诗文总集的一次成功尝试。作者认为：“唐人诗文总集的编选活动与唐人诗文创作活动一样，贯穿整个唐代社会的始终，二者共同构筑了唐代诗文文化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第1页）“全面地研究唐人编选诗文总集，并将其放在中国古籍编纂长河中全方位审视，不仅是研究唐代选学的需要，也是研究我国古籍编纂与编纂文化史的需要。”（第13页）基于此，作者在论述中一直将“唐人编选诗文总集”作为一个整体概念进行探讨，同时将宏观研究与专题研究、理论阐述与文献稽考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在具体的论述中又能做到三个部分既各自独立又相互渗透、互为经纬。如本书总论编，在宏观追溯唐前诗文总集的编纂对唐代总集编纂活动的影响之时，又着重以《文章流别集》《晋元正宴会诗集》《文选》《诗苑英华》《玉台新咏》等唐前总集为例，考述其与唐人编选诗文总集的内在联系。在研究宋人著述对唐人总集的重出、误收现象时，则以《新唐书·艺文志》《玉海》为中心重点考察。再如本书分论编，虽以个案探微为主重点择取九种颇具代表性的唐人编纂诗文总集，各成章节进行考论，然而，这些看似独立的章节之间仍有一条宏观发展主线贯穿始终，这条主线即唐代初、盛、中、晚四个时段诗文总集的编纂特点及其成就得失。至于文献稽考，更是全方位地渗入了本书各个章节的研究内容，尤其在《宋人著述对唐人诗文总集的误收》《〈续诗苑英华〉考论》《〈翰林学士集〉题名职官考辨》《李吉甫编纂的诗文总集考论》等章节中。作者通过大量的考据作为自己立论的基石，以支撑其唐人编选诗文总集研究属于一种文化现象的学术理路。
第二，选本批评：唐人编选诗文总集的独特价值。唐人编选诗文总集是特定的选家在特定的时期根据自己的选取标准按照特定的体例而编选的集子，因此，每一本总集或多或少、或自觉或不自觉地蕴含着编选者的选本批评观点。本书在抉发选本批评的独特价值方面用力颇深，往往能从选诗的相互联系中总结其体例、类例、批评特点、批评方式诸方面的规律。就类例而言，唐人诗文总集主要有两大类型：一是以人为次，如《玉台后集》《国秀集》《河岳英为集》《中兴间气集》;二是以诗文为次，如《因继集》《刘白唱和集》。就体例而言，或以官班为次，如《翰林学士集》;或以时间为序，如《续诗苑英华》;或以类编纂，如《唐诗类选》;或以文体为本，如《古今诏集》《古今诗人秀句》;或综合多种体例，如《古今类聚策苑》，体例的综合化也是唐人编纂体例成熟的标志。就批评特点而言，是与体例密切相关的，以选录存者为旨归，以地域为限，以文体为准，分类别编纂，这样的批评具有较强的针对性;有些选本有序评加上小传，其批评则具有最深刻、最直观、最全面的特点;而综合多种体例编纂的文集，又体现出复杂性的特点;但唐人所编的诗文总集，还属于初创阶段，不少总集体例尚未尽善，如以官班为次而不够严格，选录己作以自张声势等。就批评特点而言，一是表现为选与编共存，侧重“编”者，有家集、唱和集、送别集等，侧重“选”者有断代诗总集、断代文总集、诗句选集、分体文总集、诗文混合总集等;二是选本批评具有较强的主观色彩，表现为选家主观的审美判断和鉴赏活动融入其中，从而突出了选家的个性化特征，主观色彩的渗入，也使得选本的质量良莠不齐。而对于具体的选本，其选本批评意义的阐述更具文学史与批评史意义。诸如姚合的《极玄集》，“以选录王维诗风格论之，《极玄集》兼及王维诗风的两大领域，上与《国秀集》《河岳英灵集》有一脉相承的关系，下启《又玄集》《才调集》，其诗学观表明唐人选唐诗对王维诗审美接受的一致性。也正是这一异同互见的特点，才使唐人选唐诗如百花争艳，为今人认识唐代诗人及其诗歌成就提供了宝贵的诗学理论借鉴。”（第315页）再如高仲武的《中兴间气集》，是选本批评中最具个性和最有价值的一种，“《中兴间气集》以前，唐人编纂诗文总集，就选本批评针对性而论，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以选诗的方式对遴选对象的比评，此可谓之内涵式批评。……就其外延式批评而言，《中兴间气集》在其序言中谓‘……《英华》失于浮游，《玉台》陷于淫靡，《珠英》但纪朝士，《丹阳》止录吴人’，由此可见，高仲武选本批评直接指向本朝选本，这在唐代选学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第267页）这样对于内涵式批评和外延式批评的界定，以及在唐代选学史上地位的论证，对于文学选本学术史的研究无疑是有重要的启迪意义的。 第三，渊源流变：唐人编纂诗文总集的深层内涵。唐人编选诗文总集是产生于唐代特定的社会环境和文学环境下的诗文集聚形态，因此这样的诗文总集，在宏观层面上必定会有源与流、正与变的传承、演变和接受的过程。《唐人编选诗文总集研究》的一个重要贡献，正是在于展现其复杂的渊源和流变情况。尤其是该书的上编五章，第一、第二章溯其源，第三、第四章论其变，第五章述其流。不仅如此，在该书的第二编和第三编的专题研究和文献清理中，也处处贯穿着源流与正变的思考。
就“源”而言，诗文总集的编纂是在唐以前就发生的，甚至在特定的时期还颇为繁盛，对于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样的编纂方式上起于《诗经》《尚书》，延续于秦汉但并未形成选家的自觉。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文学的自觉，诗文总集的编纂也逐渐走上了自觉之路，这以挚虞的《文章流别集》开其端，萧统的《昭明文选》集其成，徐陵的《玉台新咏》明其变。社会文化背景也是唐人编纂诗文总集的重要源头，首先，唐人有编纂别集的风气，受到诗文别集编纂的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但以唐总集编纂史观之，唐人编纂别集对其编纂诗文总集仍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其次，唐代文士的职官变迁、幕府与宦游导致文士的迁徙、流动，对唐人诗文总集的编纂具有积极的影响。最后，唐代统治者为笼络人才，设置了一些相特殊的机构如修文馆、弘文馆、集贤院、崇贤院等，在其影响之下，唐人编纂大量的通代诗文总集以及一定量的唱和集与诗选集，呈现出内容与艺术兼备的特色。
就“变”而言，唐代诗文总集的编纂主体即编纂者较前代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类别可以用科举区分如及第者与未及第者，也可以用地域区分如京城与地方、吴地与蜀地，还可以用时间区分如初唐、盛唐、中唐、晚唐，更可以用作者身份区分如低级官吏、未入仕途和辞官归隐者。因为身份的不同，其编纂诗文总集的心态也各异，如低级官吏、未入仕或辞官归隐者表现为“立言”心态，贬迁官吏表现为传情、自适与求名心态，京城等上层文士表现为入世求功心态，其中最为特殊的现象是出现了以《玉台后集》《又玄集》《才调集》为标志的女性诗作为主的诗歌总集，表现出选家在一定程度上将选学观、诗学观与伦理观分离，从而凸显了审美的自觉性。而就某一部总集的个案而言，编选者往往表现出更为特殊的心态，像殷璠的《河岳英灵集》不仅偏爱古体，体现了较为浓厚的尊古心态，而且专选官职低微的诗人则表现出殷璠发愤著述的心态。在各种心态的综合推动下，唐人编纂诗文总集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就“流”而言，唐代诗文总集的传播范围和传播过程非常广泛而深远，从传播过程而言，迄今尚有余响，而以唐代最具典范意义;从传播范围而言，国内国外都有流传，尤其在日本的传播更值得重视，甚至有些总集是先传到日本而在中土散佚又在近代回传而来的。唐代诗文总集在传播过程中构建了三级的传播关系：诗文作者，总集编撰者，诗文受众。与唐前诗文总集传播比较，其传播对象与范围并不相同，如唐前总集不录存者而唐人总集选录存者;传播主旨也不相同，如唐人诗文总集往往表现帝国的繁荣与功名心态，而唐前诗文总集的编纂者立足于教化和审美功能;唐人编纂诗文总集不少与科举发生了紧密的联系，这是以前所没有见到的，而对宋代以后的诗文选本却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影响传播的重要方面包括受唐代科举的影响唐人重视声名的传播，旨在保存诗文作品以及文士活动资料的传播，因此这些传播途径具有特定的个性特征和普遍的社会因素。在域外传播方面，得益于唐代宽松的文化教育和外交政策，尤其是使节往来促进了唐代文明在域外的传播，诗文总集的传播也就在这样的基础上日趋繁盛。传播到国外的诗文总集，为我们当代的学术研究提供了非常便利的条件，如《文馆词林》《又玄集》《赵志集》都在中土散佚，而在日本保存下来，现在又传回了中国。同时，这些传到域外的诗文总集，既影响了域外作家的诗文创作和诗文理论构建，也影响了域外诗文总集的编纂。
第四，专集论衡：唐人编选诗文总集的个案探微。如本书在以《河岳英灵集》为个案探微时，另辟蹊径，从《河岳英灵集》的选诗心态、对李白的认识评价，以及与《国秀集》选学观、诗学观之比较三方面入手探讨，既避开了前辈学人的研究视角，又将殷璠的诗学与选学观及《河岳英灵集》的研究推进了一步。再如本书第六章对《翰林学士集》题名职官的考辨，对《珠英学士集》编集特点、收录诗人、成书年代及“以官班为次”的编纂体例等问题的考索，均立足于前人未曾关注的研究点，为唐人编选诗文总集的专题研究开拓了新的空间。除视角选取之独特以外，本书之所以能在个案研究上颇多创获，还得益于作者在个案选择上所下的功夫。以往学者在研究唐人诗文总集时，注意力多集中在传世的13种唐人选唐诗，而作者在选择个案探微时并不仅仅将眼光放在传世文本上。本书第二编充分利用了散见于史籍文献中的记载，选取《续诗苑英华》《西汉文类》《群书丽藻》等几种尚未引起学界关注的已佚诗文总集，考订其编者、选本内容、编纂体例，并论其文献价值、选学意义等。这里特别需要说明的是，作者在选取《续诗苑英华》等诗文总集作为个案探研时，不仅考虑到这些已佚总集在诸文献中存留资料的丰富性，是否足以得出相对可信的考证结果，更关注所选个案在同类诸多总集中的特殊地位及其价值。如柳宗直《西汉文类》纂于唐代古文运动兴盛之际，又保存了柳宗元的《西汉文类序》，以是集为个案考论，可窥中唐诗文总集编纂之选学观、文学观及其与唐古文运动的关系。
卢燕新先生在构建自己学术脉络的过程中，也蕴含着对于研究方法的探究与实践。
首先，域外文献的利用进一步拓展了唐人编选诗文总集的研究空间。自古以来，中国的典籍就通过各种渠道传播于域外，其中自然包括不少唐人编选的诗文总集。仅据藤原佐世《日本国见在书目》记载，就可知在唐时至少有20余种唐人编纂的诗文总集传入日本。这些流于域外的唐人所编诗文总集，或系同书诸多版本中的较早版本，或为国内久已失传的佚存书，其文献价值之高不言而喻。近年来，已经有学者利用域外所存的相关文献取得了重大整理收获，如陈尚君《唐代文学丛考·唐人编选诗歌总集叙录》，在考订唐人所编诗歌总集时，便将《日本国见在书目》作为重要参考书目之一，以备著录之依据，并考及《又玄集》《唐诗卷》《文馆词林》《翰林学士集》《赵志集》五种日本现存的唐人编选诗文总集。不过前贤的考察未必完备，随着近几年域外访书活动的日趋频繁，大量域外汉文献逐渐公之于世，就唐人编选诗文总集而言，还可以进一步增补。此处略举二例：一例是日本宫内厅书陵部所藏旧钞本《杂钞》残卷，据王勇考证当系唐人乐府诗总集，至于是否为唐人所编，因资料不足尚难确考;二例是日本文化厅藏唐写本残卷《新撰类林钞》，日本学者小川环树认为此集介乎《河岳英灵集》至《搜玉小集》的十种“唐人选唐诗”中。《唐人编选诗文总集研究》既已涉及域外所存唐人编选诗文总集的考述，在文献辑考时不妨将此类集子也列目考订，并补考前人未考的域外存留的唐人所编总集。 其次，出土文献的发现一定程度上提供了唐人编选诗文总集的原典材料。新出土文献当中，涉及唐人编选总集虽然并不完备，但资料弥足珍贵，或可纠正传世文献的讹误，或可与传世文献相互补充。而且，已经有学者将出土文献中的唐人著述辑出，利用起来十分方便，如程章灿《唐代墓志中所见隋唐经籍辑考》、张固也《唐代墓志中所见隋唐经籍辑考补正》、陈尚君《石刻所见唐人著述考》、潘明福《唐代墓志中新见唐人著述辑考》、韩震军《唐代墓志中新见隋唐人著述辑考》等，而胡可先《出土文献与唐代诗学研究》，则专设“出土文献所见唐代诗集研究”一节，将近年来新出土文献中的唐人编纂的文学总集，分总集、家集、唱和集三类辑考，对于研究唐代总集的编纂及流传情况，颇为有用。《唐人编选诗文总集研究》虽广稽文献，对唐人编选诗文总集的编纂者、集名、卷数、编选范围及特点等考证谨慎，论据坚实，但因为对出土文献中的信息注意不够，论证时难免顾此失彼，有所疏漏。比如《文馆词林》的编纂，《唐代墓志汇编》咸亨○六八《唐故司成孙公墓志铭》：“公讳处约、字茂道，本□乘乐安人也。……从贞观已来，奉敕修撰《周史》、《续贞观□录》，兼国史、《文馆词林□》。”此墓志铭记载孙处约曾参与《文馆词林》编纂，而此事并不见于传世文献的记载，故本书自然也无从征考。如果在研究唐人编选诗文总集的资料来源时，更加关注出土文献中的相关资料，并与传世文献与域外文献相互印证补充，可能会取得更大的创获。
再次，缘于唐人编选诗文总集的复杂性，其研究范围的边界和类别划分的尺度也是可以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比如，本书将《艺文类聚》《初学记》视为诗文总集汇入辑考，这是否合适是可以讨论的。众所周知，此二书虽收录了大量唐人诗文作品，但本质上仍属于类书，是各种专题文献资料的汇编，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唐人编纂诗文总集。作者辑考时“参照胡应麟等观点，视该集为诗文合选集，暂系于此”（360页），而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一三：“然类书有数种，如《初学》《艺文》并载诗词，则近于集。”胡氏只说“近于集”，但也并未归入总集范畴。况且《初学》《艺文》广为学术界所用，即便视为诗文总集，也没有辑考之必要。再如第二章第一节，在考察唐代诗文别集编纂者的类别时，作者以“杨炯为王勃编集”为例，说明第三类为门生、友人或崇拜者，这个例子似乎有争议之嫌。据杨炯《王子安集序》：“君平生属文，岁时不倦。缀其存者，才数百篇。……兄勔及勮，磊落词韵，铿鍧风骨，皆九变之雄律也。弟助及勋，总括前藻，网罗群思，亦一时之健笔。友爱之至，人伦所及。永言存没，何痛如之。援翰纪文，咸所未忍。盖以投分相期，非弘词说，澘然擥涕。究而序之，分为二十卷，具诸篇目。”从杨序的这段文字看，王勃的诗文集似乎是其死后由兄弟收集编写，而杨炯只是为之作序。
总体而言，《唐人编选诗文总集研究》是新世纪以来唐代文学研究领域颇具启发意义的一部专著，值得向学术界推荐。作者试图将唐代诗文总集编纂从雏形、产生、发展、高潮至成熟各阶段的种种面貌，通过一条清晰的线索展现于读者面前，同时熔理论综括、个案探微、文献考订于一炉的研究方法，不仅对于唐代诗文总集研究是一大推进，而且对于有志于学术的年轻学子撰写博士论文具有实际的指导和借鉴意义。而对于唐人编选诗总集与唐人编选文总集的比较研究、唐代总集编纂中的诗文分合考察、唐代总集编纂与文体分类的关系、唐代总集编纂与文学运动的关系、唐人编选总集在域外的传播及其影响等新的论题的提出，也可能会成为未来几年该研究领域新的学术增长点，希冀有心的学者能做进一步考察与思考。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中文系
（责任编辑 魏建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