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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8月3日，程开甲出生在江苏吴江盛泽镇一个经营纸张生意的“徽商”家庭。祖父程敬斋最大的愿望就是期望家里能出一个读书做官的人，在程开甲还没有出世的时候，他就为未来长孙，取了一个“开甲”的名字，意即“登科及第”。后来的成长轨迹证明，程开甲没有辜负祖父的期望。
1937年，程开甲以优异成绩考取浙江大学物理系的“公费生”。在这所被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博士誉为“东方剑桥”的大学里，程开甲接受了束星北、王淦昌、陈建功和苏步青4位教授严格的数理学习训练和科学精神的训练。
1941年，程开甲大学毕业留校任助教。1946年，经李约瑟推荐，程开甲获得英国文化委员会的奖学金，来到爱丁堡大学，成为有着“物理学家中的物理学家”之誉的玻恩教授的学生。
在玻恩身边的4年，程开甲结识了狄拉克、海特勒、薛定諤、谬勒、鲍威尔等科学巨匠。1948年，程开甲获得爱丁堡大学的博士学位，由玻恩推荐，任英国皇家化学工业研究所研究员。
1950年，沐浴着新中国旭日东升的阳光，程开甲谢绝了导师玻恩的挽留，回到了阔别已久的祖国。
回国前的一天晚上，玻恩和程开甲长谈了一次。知道他决心已定，导师便叮嘱他：中国现在很苦，自己多买些吃的带回去。他感激导师的关心，但在他的行李里，什么吃的也没有，全是他购买的建设新中国急需的固体物理、金属物理方面的书籍和资料。
程开甲先在母校浙江大学任教，担任物理系副教授。1952年院校调整，他从浙江大学调到南京大学。为了适应国家大搞经济建设的需要，程开甲主动把自己的研究重心由理论转向理论与应用相结合。
1958年至1960年，根据组织的安排，程开甲和施士元教授一起创建南京大学核物理专业，为南京大学核物理发展打下了基础。
一纸命令调入北京。
从此，销声匿迹20多年
1960年盛夏的一天，南京大学校长郭影秋突然把程开甲叫到办公室：“开甲同志，北京有一项重要工作要借调你，你回家做些准备，明天就去报到。”说完，校长拿出一张写有地址的纸条交给他。
看到郭校长满脸的严肃，程开甲什么也没问，很快就动身到北京，找到了那个充满神秘的地方——花园路3号九所。这才得知，原来是要搞原子弹。就这样，程开甲加入了中国核武器研制队伍。
中国原子弹研制初期所遇到的困难，现在是无法想象的。根据任务分工，程开甲分管材料状态方程理论研究和爆轰物理研究。那段时间，程开甲的脑袋里装的几乎全是数据。
终于，程开甲第一个采取合理的TFD模型估算出原子弹爆炸时弹心的压力和温度，为原子弹的总体力学计算提供了依据。
1962年上半年，经过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孜孜不倦的探索攻关，我国原子弹的研制闯过无数难关，终于露出了希望的曙光，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提到了日程上。
为了加快进程，钱三强等二机部领导决定，兵分两路：原班人马继续原子弹研制；另外组织队伍，进行核试验准备。钱三强提议由程开甲负责核试验的有关技术问题。这意味着，组织对他的工作又一次作了调整。程开甲很清楚自己的优势是理论研究，放弃自己熟悉的，前方的路会更艰难。但面对祖国的需要，他毫不犹豫转入全新的领域：核试验技术。
后来，程开甲在一篇题为《核试验一定要严格按照科学规律办》的文章里，谈到了当初他去开拓这一全新领域时的复杂与艰难：“这是一个大型的、广泛的、多学科交叉的系统工程。理论和实践必须有机配合……既要有全局理论上的系统分析，又要通过实践，循序渐进，摸着石头过河，一步一个脚印去干。”
从1963年第一次进入号称“死亡之海”的罗布泊到回京工作，程开甲在戈壁滩工作、生活了20多年。20多年中，他成功组织指挥了从首次核爆到之后的地面、空中、地下等方式各种类型核试验30多次。20多年中，他带领科技人员建立发展了我国的核爆炸理论，系统阐明了大气层核爆炸和地下核爆炸过程的物理现象及其产生、发展规律，并在历次核试验中不断验证完善，成为我国核试验总体设计、安全论证、测试诊断和效应研究的重要依据。
“说起罗布泊核试验场，人们都会联想到千古荒漠，死亡之海，提起当年艰苦创业的岁月，许多同志都会回忆起搓板路、住帐篷、喝苦水、战风沙。但对于我们科技人员来说，真正折磨人、考验人的却是工作上的难点和技术的难关。”多年后，程开甲院士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我想，我们艰苦奋斗的传统不仅仅是生活上、工作中的喝苦水、战风沙、吃苦耐劳，更重要的是刻苦学习、顽强攻关、勇攀高峰的拼搏精神，是新观点、新思想的提出和实现，是不断开拓创新的进取精神。”
他头脑里从没有“权力”，只有“权威”
1965年5月30日，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并宴请为中国原子弹爆炸作出贡献的有功之臣。程开甲和他领导的核试验研究所的董寿莘、孙瑞蕃、忻贤杰、乔登江、陆祖荫、吕敏、王茹芝等技术人员受到接见。1966年，朱光亚、郭永怀、王淦昌、陈能宽和程开甲等被邀请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庆观礼。
程开甲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四、五届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七届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和资深院士，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一等奖，国家发明奖二等奖和全国科学大会奖、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等奖励。1999年，被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2013年，获党中央、国务院颁发的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017年，中央军委隆重举行颁授“八一勋章”和授予荣誉称号仪式，习近平主席把“八一勋章”颁授予他。
“写在立功受奖光荣榜上的名字，只是少数人，而我们核试验事业的光荣属于所有参加者。”一件件往事、一项项成果、一个个攻关者的名字，在他的记忆中是那样清晰——
从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主动请缨回国参战的吕敏；承担核爆炸自动控制仪器研制任务的室主任忻贤杰；从放化分析队伍中走出来的钱绍钧、杨裕生、陈达等院士；调离核试验基地年逾花甲又返回试验场执行任务的孙瑞蕃……
还有，地下核试验时，花岗岩中核爆有无分凝问题是当年六队的邢梯良用高压釜给出了明确答案；丁浩然，在核试验新场区选址中立了大功；乔登江为各效应大队做了好多工作，使效应工作获得丰收；董寿莘为竖井钻井技术作出了贡献，试验很快进入竖井方式阶段；程耕对地下平洞自封所做的计算分析起了重要作用……
雷霆已经远去，向往和平的人们却永远铭记着那个年代。每每想起在核试验场区的生活，程开甲总是充满怀念。因为，那里有着他终生付出的心血，有着他事业巅峰的辉煌，有着他充满激情的岁月，有着他挥之不去的眷念……
走进程开甲的家，这里陈设简单、质朴得令人难以置信。离开戈壁滩后的程开甲，一直保持着那个年代的生活方式，过着与书为伴，简单、俭朴的生活。
程开甲一辈子都不承认自己是一个“当官人”：“我满脑子自始至终只容得下科研工作和试验任务，其他方面我很难搞明白。有人对我说‘你当过官’，我说‘我从没认为我当过什么官，我从来就认为我只是一个做研究的人’。”
程开甲一生除了学术任职，还有过不少职务，但他头脑里从没有“权力”二字，只有“权威”：“能者为师”的那种权威。
1937年，程开甲以优异成绩考取浙江大学物理系的“公费生”。在这所被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博士誉为“东方剑桥”的大学里，程开甲接受了束星北、王淦昌、陈建功和苏步青4位教授严格的数理学习训练和科学精神的训练。
1941年，程开甲大学毕业留校任助教。1946年，经李约瑟推荐，程开甲获得英国文化委员会的奖学金，来到爱丁堡大学，成为有着“物理学家中的物理学家”之誉的玻恩教授的学生。
在玻恩身边的4年，程开甲结识了狄拉克、海特勒、薛定諤、谬勒、鲍威尔等科学巨匠。1948年，程开甲获得爱丁堡大学的博士学位，由玻恩推荐，任英国皇家化学工业研究所研究员。
1950年，沐浴着新中国旭日东升的阳光，程开甲谢绝了导师玻恩的挽留，回到了阔别已久的祖国。
回国前的一天晚上，玻恩和程开甲长谈了一次。知道他决心已定，导师便叮嘱他：中国现在很苦，自己多买些吃的带回去。他感激导师的关心，但在他的行李里，什么吃的也没有，全是他购买的建设新中国急需的固体物理、金属物理方面的书籍和资料。
程开甲先在母校浙江大学任教，担任物理系副教授。1952年院校调整，他从浙江大学调到南京大学。为了适应国家大搞经济建设的需要，程开甲主动把自己的研究重心由理论转向理论与应用相结合。
1958年至1960年，根据组织的安排，程开甲和施士元教授一起创建南京大学核物理专业，为南京大学核物理发展打下了基础。
一纸命令调入北京。
从此，销声匿迹20多年
1960年盛夏的一天，南京大学校长郭影秋突然把程开甲叫到办公室：“开甲同志，北京有一项重要工作要借调你，你回家做些准备，明天就去报到。”说完，校长拿出一张写有地址的纸条交给他。
看到郭校长满脸的严肃，程开甲什么也没问，很快就动身到北京，找到了那个充满神秘的地方——花园路3号九所。这才得知，原来是要搞原子弹。就这样，程开甲加入了中国核武器研制队伍。
中国原子弹研制初期所遇到的困难，现在是无法想象的。根据任务分工，程开甲分管材料状态方程理论研究和爆轰物理研究。那段时间，程开甲的脑袋里装的几乎全是数据。
终于，程开甲第一个采取合理的TFD模型估算出原子弹爆炸时弹心的压力和温度，为原子弹的总体力学计算提供了依据。
1962年上半年，经过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孜孜不倦的探索攻关，我国原子弹的研制闯过无数难关，终于露出了希望的曙光，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提到了日程上。
为了加快进程，钱三强等二机部领导决定，兵分两路：原班人马继续原子弹研制；另外组织队伍，进行核试验准备。钱三强提议由程开甲负责核试验的有关技术问题。这意味着，组织对他的工作又一次作了调整。程开甲很清楚自己的优势是理论研究，放弃自己熟悉的，前方的路会更艰难。但面对祖国的需要，他毫不犹豫转入全新的领域：核试验技术。
后来，程开甲在一篇题为《核试验一定要严格按照科学规律办》的文章里，谈到了当初他去开拓这一全新领域时的复杂与艰难：“这是一个大型的、广泛的、多学科交叉的系统工程。理论和实践必须有机配合……既要有全局理论上的系统分析，又要通过实践，循序渐进，摸着石头过河，一步一个脚印去干。”
从1963年第一次进入号称“死亡之海”的罗布泊到回京工作，程开甲在戈壁滩工作、生活了20多年。20多年中，他成功组织指挥了从首次核爆到之后的地面、空中、地下等方式各种类型核试验30多次。20多年中，他带领科技人员建立发展了我国的核爆炸理论，系统阐明了大气层核爆炸和地下核爆炸过程的物理现象及其产生、发展规律，并在历次核试验中不断验证完善，成为我国核试验总体设计、安全论证、测试诊断和效应研究的重要依据。
“说起罗布泊核试验场，人们都会联想到千古荒漠，死亡之海，提起当年艰苦创业的岁月，许多同志都会回忆起搓板路、住帐篷、喝苦水、战风沙。但对于我们科技人员来说，真正折磨人、考验人的却是工作上的难点和技术的难关。”多年后，程开甲院士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我想，我们艰苦奋斗的传统不仅仅是生活上、工作中的喝苦水、战风沙、吃苦耐劳，更重要的是刻苦学习、顽强攻关、勇攀高峰的拼搏精神，是新观点、新思想的提出和实现，是不断开拓创新的进取精神。”
他头脑里从没有“权力”，只有“权威”
1965年5月30日，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并宴请为中国原子弹爆炸作出贡献的有功之臣。程开甲和他领导的核试验研究所的董寿莘、孙瑞蕃、忻贤杰、乔登江、陆祖荫、吕敏、王茹芝等技术人员受到接见。1966年，朱光亚、郭永怀、王淦昌、陈能宽和程开甲等被邀请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庆观礼。
程开甲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四、五届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七届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和资深院士，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一等奖，国家发明奖二等奖和全国科学大会奖、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等奖励。1999年，被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2013年，获党中央、国务院颁发的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017年，中央军委隆重举行颁授“八一勋章”和授予荣誉称号仪式，习近平主席把“八一勋章”颁授予他。
“写在立功受奖光荣榜上的名字，只是少数人，而我们核试验事业的光荣属于所有参加者。”一件件往事、一项项成果、一个个攻关者的名字，在他的记忆中是那样清晰——
从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主动请缨回国参战的吕敏；承担核爆炸自动控制仪器研制任务的室主任忻贤杰；从放化分析队伍中走出来的钱绍钧、杨裕生、陈达等院士；调离核试验基地年逾花甲又返回试验场执行任务的孙瑞蕃……
还有，地下核试验时，花岗岩中核爆有无分凝问题是当年六队的邢梯良用高压釜给出了明确答案；丁浩然，在核试验新场区选址中立了大功；乔登江为各效应大队做了好多工作，使效应工作获得丰收；董寿莘为竖井钻井技术作出了贡献，试验很快进入竖井方式阶段；程耕对地下平洞自封所做的计算分析起了重要作用……
雷霆已经远去，向往和平的人们却永远铭记着那个年代。每每想起在核试验场区的生活，程开甲总是充满怀念。因为，那里有着他终生付出的心血，有着他事业巅峰的辉煌，有着他充满激情的岁月，有着他挥之不去的眷念……
走进程开甲的家，这里陈设简单、质朴得令人难以置信。离开戈壁滩后的程开甲，一直保持着那个年代的生活方式，过着与书为伴，简单、俭朴的生活。
程开甲一辈子都不承认自己是一个“当官人”：“我满脑子自始至终只容得下科研工作和试验任务，其他方面我很难搞明白。有人对我说‘你当过官’，我说‘我从没认为我当过什么官，我从来就认为我只是一个做研究的人’。”
程开甲一生除了学术任职，还有过不少职务，但他头脑里从没有“权力”二字，只有“权威”：“能者为师”的那种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