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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甘肃地处我国内陆，没有沿江沿海的发展优势，自然条件也受地理的因素影响而干旱少雨，生态环境脆弱，86个县中受沙漠侵袭的就有24个。传统农业和小农经济是农业发展的主流，农业经济人才缺乏，真正运转的各类农业合作社不到总数的10%。很多村庄经济发展落后，而且遭受资本下乡的蚕食，乡土文化衰败，乡村没落，经济发展的落后，使得经济对农业的反哺有限等。如何实现甘肃农业、农村的现代化？文章主要阐述如何在一个发展空间受限的环境中寻求一种适合自己发展方式的发展。
关键词：生态乡村;生态文明;乡村振兴战略
一、生态文明的发展理念是乡村振兴战略的指导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对甘肃的长远发展尤为重要，甘肃的生态不仅仅是甘肃自己的生态，它还属于我国长江中上游，从地理版图上来看，甘肃就像一道狭长的屏障，保护着我国的东南。生态的因素不仅是影响国家战略的因素，也是一个影响发展理念的因素，是一个与经济、农业、科技、社会互动相连的因子。生态文明的思想不仅有传统的儒家、道家“天人合一”厚重的思想沃土，而且是当今世界发展理念的共识。生态文明的发展理念在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进程中包含了生态的生产、生活方式，涉及的不仅是农业经济，其实也包含着政治、文化、科技等发展要素。乡村的发展建设也不是单一的农业或者经济的发展，它像一个微型社会一样包罗万象，这正是生态文明发展理念与乡村发展理念吻合的切入点。
二、回顾改革开放40年来的乡村发展之于甘肃乡村发展的启示
改革开放40年，最为直观的就是经济发展。乡村一天天在发展，农民的生活水平不断地提高。但是，这不是、也不应当是我们理解改革开放所仅有的视角。我们还应该追问经济成功背后城乡差距的拉大，也就是说，改革开放城市发展的成就远远大于乡村。只有考察改革开放，发掘现代中国的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发展不平衡，才能得到深刻的启示。
启示一：乡村发展模式的不可复制性。沿海城市经济带农村地区，因为乡村工业化发展比较早，又具有一定区位优势，乡村工业具有相当规模，二三产业成了气候。但就全国农村来讲，到20世纪90年代，随着乡镇企业改制或关闭，绝大多数农村不再有成规模的乡村工业，沿海乡村工业化已不再可能在甘肃农村复制。
启示二：城市市民支撑农村的能力有限。原始的农产品收入微薄，普通农户从这些农产品加工业中受益十分有限，加工业大多被资本所控制且流入城市;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业，发动社会力量参与生态农业，“社区支持农业”“城乡互助型生态农业”“市民参与式农业”等。目前中国城市市民绝对不可能支撐起的6亿多农村人口，全国农村最多只有不足5%的农村具有赚取城市人“乡愁”钱的可能。甘肃虽然旅游资源丰富，但是可供开发和利用的资源有限，支撑占甘肃总人口72.6%的农民人口显然不现实。
启示三：村民自治中集体的力量发挥着重要作用。从1962年完成土地改革，到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为乡村振兴战略的路径探索提供了鲜活的发展实例，无论是昔日的小岗村、华西村还是今天的乌镇、花园村都是集体的力量发挥着重要作用。实践证明了马克思关于土地所有权与小农经济的论述观点在中国的适用。同时，这些成功的乡村发展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实现了村集体与村民之间团结一致，村集体与村民之间成为利益共同体，乡镇治理与村民自治协调统一。
三、对构建甘肃生态乡村的几点思考
第一，从发展理念上讲，人们在要求发展的同时更加注重健康和美丽，食品安全的根源首先是农产品的安全，建立安全的食品链是全民的需求。生态的发展理念不仅是社会的发展理念，更应该根植于农业生产和生活中。因此，生态乡村的构建应该由生态的方式去支持。所谓生态方式就是融入乡村振兴的战略并且成为一种现代文明价值的体现的生态文明。
第二，从发展模式上讲，小块土地形成的小农经济是甘肃主要的农业生产模式，甘肃不可能是美国式土地规模型高度机械化的农庄模式。城市现代工业文明所产生的生活垃圾、污染等往往会转嫁给乡村，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在改善乡村经济条件的同时也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和污染。乡村又因为自身能力的弱小并不能分解这些垃圾和污染。所以甘肃必须走多样化和“一村一品”为主的绿色发展的有机化生态之路。
第三，从发展战略的规模上来讲，在现实发展中，人们往往追求经济，如果经济活动不恰当，就会走向致使环境恶化的模式，环境恶化之后往往依靠经济和科技是不能够完全改善的，只有依靠大自然的力量，这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所以我们必须统筹各个方面发展因素，走适度规模的发展之路。
四、构建甘肃生态乡村必须处理好三方面的关系
1.处理好生态文明与生态乡村的关系
中国的生态理念和生态文明自古有之，而且一直被保留至今。现在党中央提出了“生态文明”的发展战略，把构建生态乡村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乡村薄弱的生态和社会承载力使得乡村能够分解和提供的生态元素是有限的，生态文明的生产、生活理念应该是全民的、全社会的。生态乡村只是生态文明指导与农业、农村的实践存在。甘肃大多数农民在村子里仍然从事着精耕细作的小农经济，而这些小型的、多样化的农业最大的困扰是食品安全问题，农作物原产地的追踪实现起来要有技术、资金、监管、行政成本等的投入。生态文明是全民的生活方式的一种价值表现，所以，在全社会树立或者培养这一价值并形成价值的评价体系尤为重要，这也是处理生态乡村和生态文明关系的重中之重。
2.处理好乡村土地与资本的关系
马克思在其著作《资本论》中专门就土地租金与资本积累的关系做了长篇论述，当资本把土地上耕种的人驱使到城市从事工业化生产以及服务业的阶段发生时，农民成了产业工人，农村成了大工厂，这是资本主义的土地与农民的不合理的状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国家研究资本与土地的合理关系，我国把土地的所有权划分为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有效地防止了资本对土地的控制。可以说，1978年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87年的城市国有土地实行拍卖有偿使用，2015年的“三块地”改革（农村土地、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宅基地），是三次中国土地制度的标志性变革。其中，后两次大改革推动完成了国家的城镇化。城中村、城乡结合部的农民因为集体土地所有权而获得对土地的归属感，并且以地租的方式和城市务工方式得到更多的收益。农村这个在中国有着深厚的文化根基和文明渊源的地域，要想留住农业生产和不能消失的农村就必须保证耕地红线，资本对土地的介入成了一个法律执行和被遵守的关系。
3.处理好基层党组织与村民、村民组织之间的关系
从世界各国城镇化发展历程来看，中国的国情是必须走政府动力的方式。政府在乡村振兴战略中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为乡村建设提高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营造良好环境，做好服务建设。梁漱溟说过“乡村建设不等于建设乡村”。政府主导完成城镇建设的规划、投资以及城镇化过程中的人口流动和土地流转等环节。马克思关于“乡村衰退”的论述，表明乡村发展和建设是一个社会变迁和利益协调、重新分配的过程，需要政府在乡村发展过程中做到既不“缺位”“错位”，也不“越位”，树立正确观念，选择适当模式，运用合适方式，合理行使职能。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构建共建共享的乡村，建设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人才队伍。我国的乡村治理是一种共同体治理结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一批发展成功的乡村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实现了村集体与村民之间团结一致，村集体与村民之间成为利益共同体，乡镇治理与村民自治协调统一。因此，以“头雁”的强大力量形成“头雁效应”，党组织的“头雁效应”和深藏于乡土中国民风民俗的“头雁”新乡贤，应该是乡村长期振兴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石。
甘肃大多数农民世代生活或生存的、相对传统的农村，是一个集生活、婚姻、交友、交换、政治、文化需求等多种社会功能为一体的地方。每个乡村都有自己不同的基础、背景、环境和发展条件，由此孕育出来的乡村也应突出多样性。同时，构建公民参与乡村规划、建设、发展和社会治理的制度机制，应依托市场自身力量。通过鼓励和支持各类社会组织发展，形成政府主导、公众参与、社会监督的社会治理格局，发挥“头雁”的引领和建设作用，努力走出一条以人为本、生态文明、可持续的中国特色乡村发展道路，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参考文献：
[1]贺雪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防止的几种倾向[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
[2]郑风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应注意的几个问题[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8（4）：39-41.
关键词：生态乡村;生态文明;乡村振兴战略
一、生态文明的发展理念是乡村振兴战略的指导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对甘肃的长远发展尤为重要，甘肃的生态不仅仅是甘肃自己的生态，它还属于我国长江中上游，从地理版图上来看，甘肃就像一道狭长的屏障，保护着我国的东南。生态的因素不仅是影响国家战略的因素，也是一个影响发展理念的因素，是一个与经济、农业、科技、社会互动相连的因子。生态文明的思想不仅有传统的儒家、道家“天人合一”厚重的思想沃土，而且是当今世界发展理念的共识。生态文明的发展理念在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进程中包含了生态的生产、生活方式，涉及的不仅是农业经济，其实也包含着政治、文化、科技等发展要素。乡村的发展建设也不是单一的农业或者经济的发展，它像一个微型社会一样包罗万象，这正是生态文明发展理念与乡村发展理念吻合的切入点。
二、回顾改革开放40年来的乡村发展之于甘肃乡村发展的启示
改革开放40年，最为直观的就是经济发展。乡村一天天在发展，农民的生活水平不断地提高。但是，这不是、也不应当是我们理解改革开放所仅有的视角。我们还应该追问经济成功背后城乡差距的拉大，也就是说，改革开放城市发展的成就远远大于乡村。只有考察改革开放，发掘现代中国的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发展不平衡，才能得到深刻的启示。
启示一：乡村发展模式的不可复制性。沿海城市经济带农村地区，因为乡村工业化发展比较早，又具有一定区位优势，乡村工业具有相当规模，二三产业成了气候。但就全国农村来讲，到20世纪90年代，随着乡镇企业改制或关闭，绝大多数农村不再有成规模的乡村工业，沿海乡村工业化已不再可能在甘肃农村复制。
启示二：城市市民支撑农村的能力有限。原始的农产品收入微薄，普通农户从这些农产品加工业中受益十分有限，加工业大多被资本所控制且流入城市;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业，发动社会力量参与生态农业，“社区支持农业”“城乡互助型生态农业”“市民参与式农业”等。目前中国城市市民绝对不可能支撐起的6亿多农村人口，全国农村最多只有不足5%的农村具有赚取城市人“乡愁”钱的可能。甘肃虽然旅游资源丰富，但是可供开发和利用的资源有限，支撑占甘肃总人口72.6%的农民人口显然不现实。
启示三：村民自治中集体的力量发挥着重要作用。从1962年完成土地改革，到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为乡村振兴战略的路径探索提供了鲜活的发展实例，无论是昔日的小岗村、华西村还是今天的乌镇、花园村都是集体的力量发挥着重要作用。实践证明了马克思关于土地所有权与小农经济的论述观点在中国的适用。同时，这些成功的乡村发展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实现了村集体与村民之间团结一致，村集体与村民之间成为利益共同体，乡镇治理与村民自治协调统一。
三、对构建甘肃生态乡村的几点思考
第一，从发展理念上讲，人们在要求发展的同时更加注重健康和美丽，食品安全的根源首先是农产品的安全，建立安全的食品链是全民的需求。生态的发展理念不仅是社会的发展理念，更应该根植于农业生产和生活中。因此，生态乡村的构建应该由生态的方式去支持。所谓生态方式就是融入乡村振兴的战略并且成为一种现代文明价值的体现的生态文明。
第二，从发展模式上讲，小块土地形成的小农经济是甘肃主要的农业生产模式，甘肃不可能是美国式土地规模型高度机械化的农庄模式。城市现代工业文明所产生的生活垃圾、污染等往往会转嫁给乡村，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在改善乡村经济条件的同时也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和污染。乡村又因为自身能力的弱小并不能分解这些垃圾和污染。所以甘肃必须走多样化和“一村一品”为主的绿色发展的有机化生态之路。
第三，从发展战略的规模上来讲，在现实发展中，人们往往追求经济，如果经济活动不恰当，就会走向致使环境恶化的模式，环境恶化之后往往依靠经济和科技是不能够完全改善的，只有依靠大自然的力量，这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所以我们必须统筹各个方面发展因素，走适度规模的发展之路。
四、构建甘肃生态乡村必须处理好三方面的关系
1.处理好生态文明与生态乡村的关系
中国的生态理念和生态文明自古有之，而且一直被保留至今。现在党中央提出了“生态文明”的发展战略，把构建生态乡村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乡村薄弱的生态和社会承载力使得乡村能够分解和提供的生态元素是有限的，生态文明的生产、生活理念应该是全民的、全社会的。生态乡村只是生态文明指导与农业、农村的实践存在。甘肃大多数农民在村子里仍然从事着精耕细作的小农经济，而这些小型的、多样化的农业最大的困扰是食品安全问题，农作物原产地的追踪实现起来要有技术、资金、监管、行政成本等的投入。生态文明是全民的生活方式的一种价值表现，所以，在全社会树立或者培养这一价值并形成价值的评价体系尤为重要，这也是处理生态乡村和生态文明关系的重中之重。
2.处理好乡村土地与资本的关系
马克思在其著作《资本论》中专门就土地租金与资本积累的关系做了长篇论述，当资本把土地上耕种的人驱使到城市从事工业化生产以及服务业的阶段发生时，农民成了产业工人，农村成了大工厂，这是资本主义的土地与农民的不合理的状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国家研究资本与土地的合理关系，我国把土地的所有权划分为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有效地防止了资本对土地的控制。可以说，1978年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87年的城市国有土地实行拍卖有偿使用，2015年的“三块地”改革（农村土地、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宅基地），是三次中国土地制度的标志性变革。其中，后两次大改革推动完成了国家的城镇化。城中村、城乡结合部的农民因为集体土地所有权而获得对土地的归属感，并且以地租的方式和城市务工方式得到更多的收益。农村这个在中国有着深厚的文化根基和文明渊源的地域，要想留住农业生产和不能消失的农村就必须保证耕地红线，资本对土地的介入成了一个法律执行和被遵守的关系。
3.处理好基层党组织与村民、村民组织之间的关系
从世界各国城镇化发展历程来看，中国的国情是必须走政府动力的方式。政府在乡村振兴战略中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为乡村建设提高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营造良好环境，做好服务建设。梁漱溟说过“乡村建设不等于建设乡村”。政府主导完成城镇建设的规划、投资以及城镇化过程中的人口流动和土地流转等环节。马克思关于“乡村衰退”的论述，表明乡村发展和建设是一个社会变迁和利益协调、重新分配的过程，需要政府在乡村发展过程中做到既不“缺位”“错位”，也不“越位”，树立正确观念，选择适当模式，运用合适方式，合理行使职能。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构建共建共享的乡村，建设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人才队伍。我国的乡村治理是一种共同体治理结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一批发展成功的乡村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实现了村集体与村民之间团结一致，村集体与村民之间成为利益共同体，乡镇治理与村民自治协调统一。因此，以“头雁”的强大力量形成“头雁效应”，党组织的“头雁效应”和深藏于乡土中国民风民俗的“头雁”新乡贤，应该是乡村长期振兴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石。
甘肃大多数农民世代生活或生存的、相对传统的农村，是一个集生活、婚姻、交友、交换、政治、文化需求等多种社会功能为一体的地方。每个乡村都有自己不同的基础、背景、环境和发展条件，由此孕育出来的乡村也应突出多样性。同时，构建公民参与乡村规划、建设、发展和社会治理的制度机制，应依托市场自身力量。通过鼓励和支持各类社会组织发展，形成政府主导、公众参与、社会监督的社会治理格局，发挥“头雁”的引领和建设作用，努力走出一条以人为本、生态文明、可持续的中国特色乡村发展道路，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参考文献：
[1]贺雪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防止的几种倾向[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
[2]郑风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应注意的几个问题[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8（4）：39-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