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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9 日早上6 点20 分，102 岁高龄的杜润生杜老驾鹤西游了。
杜润生原名杜德，1913年7月出生于山西省太谷县，先后任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他是中共党内最资深的农村问题专家之一，上世纪80年代中国农村改革重大决策参与者和亲历者，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
改革贡献
过去30 年，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对中国现实影响最大的原创经济理论，而杜老及麾下的研究组正是这一理论的贡献者。
杜老一直认为，“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最大的问题是土地问题”，并多次向中央谏言，主张农村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1982-1986 年连续5 年出台的，由杜老参与主持起草的5 个“中央一号文件”，对于家庭承包责任制在中国农村的推广和巩固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82 年出台的首个“中央一号文件”，诚如杜老所言：“尽管内容很多，但最重的是第一次以中央名义肯定了包产到户，尊重群众的选择，并宣布长期不变。”“尊重群众的选择”就是尊重生产力的选择。1982 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因此被评价为有开创中国改革之功。
毫无疑问，“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市场经济建设开了先河。杜老认为，包产到户，是属于分权性质的改革。包产到户、生产责任制就是把公有土地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分权给了农民一点自由，由他们自主配备生产要素，就可以起到政府部门想不到、做不到的生产效果。
1983 年出台的第二个“中央一号文件”，承认了企业的雇工，实际上就是承认了私有企业。从此，多种所有制的企业开始发挥作用，并提供了国家计划之外可以自由交易的丰富商品。这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经济的市场化，同时也为我国工业化输送了上亿农民工，并为城市化提供了大量同地不同价的“级差地租”。如此来看，说改革开放实践的第一推动力来源于“三农”，实不为过。
有了基本经济制度之后，就涉及到一个问题，我国各种所有制的企业是在集权的计划经济中运行，还是在市场中运行？ 198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解决了农民自带口粮进入城镇做工、经商、办企业的突出问题，基本上取消了100多种对农民摊派的派购任务。1985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更是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不仅取消了粮棉油的统购统销，大胆调整了产业结构，还对农村交通、人才交流、放活金融、发展外向型经济等问题做出了市场取向的决定。
1984 年、1985 年的两个“中央一号文件”对市场发育、对商品经济起了很大作用。其中关于基本经济制度、多种所有制、商品市场等都有了很清晰的发展思路。后来的实践验证了杜老的远见。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不但大大增加了我国农、林、牧、副、渔的发展，而且顶起了国民经济的半壁江山。1984 年，我国的粮食产量达9000 亿斤，达到历史的顶峰就是最好的证明。
政治智慧
把奠定30 多年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随后一系列有利于农村发展和农业生产力解放的政策正式写入中央文件，并得到中央高层认可，离不开杜老多年来练就的“道并行而不悖”的政治智慧。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委员长万里曾说：“为什么同样的道理，从我们口里说出来，和从杜润生同志嘴里说出来就不一样。话让他一讲，不同意见的双方都能接受。”
35 年前的1980 年，刚重返农口工作的杜润生，开始着手制定新一轮土地制度改革的相关政策。但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据一位亲历者回忆，当时“文革”虽已结束，但路线斗争惯性仍在，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没有调和余地。从大锅饭到包产到户，中间阻力重重，当时包括高层领导在内，意见并不统一，有人赞同，有人观望，也有人坚决反对。
在这种势不两立的政治气氛下，杜润生试探性地提出，先在贫困地区试行包产到户，这一建言同时得到了两派的应允，很快证明成效显著。中央的态度发生变化，“包干到户”从此呈燎原之势。事后有人总结，正是农民的“闯一闯”，杜润生的“试一试”和邓小平的“看一看”，促成了这个伟大的变革。
1981 年春夏之交，杜润生组织了17 个联合调查组，分赴15 个省调查包产到户。是年冬天，杜润生主持起草了改变中国农村历史的“中央一号文件”。他创造性地提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概念，使更多的人不那么害怕“包产到户”。熟悉这段历史的人后来评价，在波澜不惊中，时代的巨轮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人民公社静悄悄地走下神坛，未发生任何震动，这是何等的大手笔。
没有这样高超的政治智慧，改革的顶层设计便难以完成，更不要说落地了。原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翁永曦表示，任何一个变革都会侵犯到已有的利益格局，杜老居然能够使不同格局的代言人，逐步地都赞同或默许他的改革主张，“有办法使歧见趋一致”是大智慧。
桃李满天下
杜润生没有山头却门生众多，他的思想、方法、人格魅力和工作指向，在当时吸引和聚合了许多有抱负的年轻人。
“上接天，下接地”，翁永曦将之总结为杜润生主持的九号院得人心的根本。在鼓励和起用年轻人方面，在当时的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中是首屈一指的，没有哪个部门能够做到像杜老那样大胆、放手。“这里信息无碍，机要室也可以进去查阅文件。在去除了等级的农研室，年轻人往往突然发现，自己被重用了。”
杜老一生坚持田野调查。他和他的团队一年中有半年都在下乡，去了解农民想什么，干什么，有什么要求。师从杜润生的一些青年如今已成为思考和解决中国问题的中坚，他们中有中共中央纪检委书记王岐山、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和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这三位都曾直接参与了上世纪80 年代连续5 个“中央一号文件”的起草。
“杜老门生”是个广义的概念。翁永曦认为，不仅年轻人，就是单位里很多五六十岁的老干部，甚至一些当时已是省部级领导的老同志，也视杜润生为师，视自己为他的学生。曾长期在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工作过的陈锡文、杜鹰、林毅夫、周其仁、翁永曦、王小强、张木生、温铁军等自不必说，1982 年，刘源到河南新乡当副县长、翁永曦到安徽凤阳挂职，都面临着农业、农村、农民诸多现实问题的困扰，也都得到过杜老热情耐心的指点和帮助。现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的刘鹤，当年到美国留学，也是杜老写的推荐信。
“杜老门生”们在中央农口工作或在外地工作期间，受益于杜老营造的开放、包容、平等的氛围，成为年轻的改革者，并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步，而在特定历史时期发挥关键作用。这无疑是杜老的又一特殊贡献。
与民商渊源
作为一个符号，杜润生为改善中国农民的生活与命运付出了一生的心力；而作为一棵改革的“常青树”，他也一直在探索和支持中国的改革和民主之路。
晚年的杜润生不愿过多回顾自己对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的贡献——他把那归结为农民自己的发明。他更强调面对复杂性和多样性的中国，“尊重农民选择”和“调查先行”的重要性；他悟出了中国的改革，说简单些是要过好两关：经济上要过好市场关，政治上要过好民主关。
《中国民商》创刊之后，杜老欣然受邀担任本刊荣誉顾问，并就刊物的定位和报道方向等提出了宝贵的建议，并一直关心和关注着本刊的成长。
2012 年2 月27 日，在首个“中央一号文件”出台30 周年之际，《中国民商》组织召开了专题座谈会。在这次会议上，万绍芬、王郁昭、胡德平、吴镕等当年参加农村改革的先驱、中央“一号文件”起草的参与者以及相关领导和专家学者参与座谈。他们对“中央一号文件”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就下一步的改革和发展提出了建议。
如今，杜老驾鹤西归，化做人类文明天空里一颗明亮的星。他为中国农村改革做出的贡献，以及留给世人为改革鼓与呼的精神智慧，将永载史册，也将影响和激励《中国民商》同仁们继续为“为改革发声、为民企立言”。
杜老，一路走好！
（本文综合《中国民商》、凤凰财经等相关报道）
杜润生原名杜德，1913年7月出生于山西省太谷县，先后任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他是中共党内最资深的农村问题专家之一，上世纪80年代中国农村改革重大决策参与者和亲历者，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
改革贡献
过去30 年，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对中国现实影响最大的原创经济理论，而杜老及麾下的研究组正是这一理论的贡献者。
杜老一直认为，“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最大的问题是土地问题”，并多次向中央谏言，主张农村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1982-1986 年连续5 年出台的，由杜老参与主持起草的5 个“中央一号文件”，对于家庭承包责任制在中国农村的推广和巩固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82 年出台的首个“中央一号文件”，诚如杜老所言：“尽管内容很多，但最重的是第一次以中央名义肯定了包产到户，尊重群众的选择，并宣布长期不变。”“尊重群众的选择”就是尊重生产力的选择。1982 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因此被评价为有开创中国改革之功。
毫无疑问，“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市场经济建设开了先河。杜老认为，包产到户，是属于分权性质的改革。包产到户、生产责任制就是把公有土地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分权给了农民一点自由，由他们自主配备生产要素，就可以起到政府部门想不到、做不到的生产效果。
1983 年出台的第二个“中央一号文件”，承认了企业的雇工，实际上就是承认了私有企业。从此，多种所有制的企业开始发挥作用，并提供了国家计划之外可以自由交易的丰富商品。这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经济的市场化，同时也为我国工业化输送了上亿农民工，并为城市化提供了大量同地不同价的“级差地租”。如此来看，说改革开放实践的第一推动力来源于“三农”，实不为过。
有了基本经济制度之后，就涉及到一个问题，我国各种所有制的企业是在集权的计划经济中运行，还是在市场中运行？ 198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解决了农民自带口粮进入城镇做工、经商、办企业的突出问题，基本上取消了100多种对农民摊派的派购任务。1985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更是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不仅取消了粮棉油的统购统销，大胆调整了产业结构，还对农村交通、人才交流、放活金融、发展外向型经济等问题做出了市场取向的决定。
1984 年、1985 年的两个“中央一号文件”对市场发育、对商品经济起了很大作用。其中关于基本经济制度、多种所有制、商品市场等都有了很清晰的发展思路。后来的实践验证了杜老的远见。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不但大大增加了我国农、林、牧、副、渔的发展，而且顶起了国民经济的半壁江山。1984 年，我国的粮食产量达9000 亿斤，达到历史的顶峰就是最好的证明。
政治智慧
把奠定30 多年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随后一系列有利于农村发展和农业生产力解放的政策正式写入中央文件，并得到中央高层认可，离不开杜老多年来练就的“道并行而不悖”的政治智慧。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委员长万里曾说：“为什么同样的道理，从我们口里说出来，和从杜润生同志嘴里说出来就不一样。话让他一讲，不同意见的双方都能接受。”
35 年前的1980 年，刚重返农口工作的杜润生，开始着手制定新一轮土地制度改革的相关政策。但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据一位亲历者回忆，当时“文革”虽已结束，但路线斗争惯性仍在，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没有调和余地。从大锅饭到包产到户，中间阻力重重，当时包括高层领导在内，意见并不统一，有人赞同，有人观望，也有人坚决反对。
在这种势不两立的政治气氛下，杜润生试探性地提出，先在贫困地区试行包产到户，这一建言同时得到了两派的应允，很快证明成效显著。中央的态度发生变化，“包干到户”从此呈燎原之势。事后有人总结，正是农民的“闯一闯”，杜润生的“试一试”和邓小平的“看一看”，促成了这个伟大的变革。
1981 年春夏之交，杜润生组织了17 个联合调查组，分赴15 个省调查包产到户。是年冬天，杜润生主持起草了改变中国农村历史的“中央一号文件”。他创造性地提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概念，使更多的人不那么害怕“包产到户”。熟悉这段历史的人后来评价，在波澜不惊中，时代的巨轮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人民公社静悄悄地走下神坛，未发生任何震动，这是何等的大手笔。
没有这样高超的政治智慧，改革的顶层设计便难以完成，更不要说落地了。原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翁永曦表示，任何一个变革都会侵犯到已有的利益格局，杜老居然能够使不同格局的代言人，逐步地都赞同或默许他的改革主张，“有办法使歧见趋一致”是大智慧。
桃李满天下
杜润生没有山头却门生众多，他的思想、方法、人格魅力和工作指向，在当时吸引和聚合了许多有抱负的年轻人。
“上接天，下接地”，翁永曦将之总结为杜润生主持的九号院得人心的根本。在鼓励和起用年轻人方面，在当时的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中是首屈一指的，没有哪个部门能够做到像杜老那样大胆、放手。“这里信息无碍，机要室也可以进去查阅文件。在去除了等级的农研室，年轻人往往突然发现，自己被重用了。”
杜老一生坚持田野调查。他和他的团队一年中有半年都在下乡，去了解农民想什么，干什么，有什么要求。师从杜润生的一些青年如今已成为思考和解决中国问题的中坚，他们中有中共中央纪检委书记王岐山、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和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这三位都曾直接参与了上世纪80 年代连续5 个“中央一号文件”的起草。
“杜老门生”是个广义的概念。翁永曦认为，不仅年轻人，就是单位里很多五六十岁的老干部，甚至一些当时已是省部级领导的老同志，也视杜润生为师，视自己为他的学生。曾长期在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工作过的陈锡文、杜鹰、林毅夫、周其仁、翁永曦、王小强、张木生、温铁军等自不必说，1982 年，刘源到河南新乡当副县长、翁永曦到安徽凤阳挂职，都面临着农业、农村、农民诸多现实问题的困扰，也都得到过杜老热情耐心的指点和帮助。现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的刘鹤，当年到美国留学，也是杜老写的推荐信。
“杜老门生”们在中央农口工作或在外地工作期间，受益于杜老营造的开放、包容、平等的氛围，成为年轻的改革者，并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步，而在特定历史时期发挥关键作用。这无疑是杜老的又一特殊贡献。
与民商渊源
作为一个符号，杜润生为改善中国农民的生活与命运付出了一生的心力；而作为一棵改革的“常青树”，他也一直在探索和支持中国的改革和民主之路。
晚年的杜润生不愿过多回顾自己对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的贡献——他把那归结为农民自己的发明。他更强调面对复杂性和多样性的中国，“尊重农民选择”和“调查先行”的重要性；他悟出了中国的改革，说简单些是要过好两关：经济上要过好市场关，政治上要过好民主关。
《中国民商》创刊之后，杜老欣然受邀担任本刊荣誉顾问，并就刊物的定位和报道方向等提出了宝贵的建议，并一直关心和关注着本刊的成长。
2012 年2 月27 日，在首个“中央一号文件”出台30 周年之际，《中国民商》组织召开了专题座谈会。在这次会议上，万绍芬、王郁昭、胡德平、吴镕等当年参加农村改革的先驱、中央“一号文件”起草的参与者以及相关领导和专家学者参与座谈。他们对“中央一号文件”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就下一步的改革和发展提出了建议。
如今，杜老驾鹤西归，化做人类文明天空里一颗明亮的星。他为中国农村改革做出的贡献，以及留给世人为改革鼓与呼的精神智慧，将永载史册，也将影响和激励《中国民商》同仁们继续为“为改革发声、为民企立言”。
杜老，一路走好！
（本文综合《中国民商》、凤凰财经等相关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