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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的印度尼西亚，告别酷暑和绵延不休的雨水，迎来了一年中最好的季节。
60年前，也是在这样灿烂的日子里，时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历尽艰难险阻飞抵印尼，参加了第一次亚非领导人盛会，也向世界讲述了不一样的中国。60年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4月21日至24日率团参加今年的亚非领导人会议。习近平出访前夕，《环球人物》记者沿着当年周恩来的足迹，探访每一个关键节点，试图找到历史与现实的契合。在一甲子之后再次回望，或许能更好理解当时那些瞬间的重要意义。
随着万隆亚非会议60周年纪念活动进入倒计时，印尼首都雅加达街头的节日氛围日益浓烈。市区主要街道随处可见纪念活动的标志招牌，就连正在施工的地铁工地护栏上也不例外。
站在雅加达中城的卡玛腰兰地区街头，《环球人物》记者放眼四顾，看见的完全是一个繁华的现代都市。一片片林立的高层住宅区、办公大楼与商厦，让人很难想象，周恩来当年就是从这里开始万隆之行的。
历史清楚地记载着，1955年4月16日下午5时50分，中国代表团乘坐的专机徐徐降落在卡玛腰兰机场。当舱门打开，周恩来刚一露面，欢迎的人群就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在经历了近6天提心吊胆的等待后，大家的心此刻才踏踏实实落了地。
当年4月11日，台湾国民党特务机关指使在香港启德机场工作的特务周驹，预先在中国代表团包租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右翼轮舱附近放置了定时炸弹。中午12时15分，即飞机飞离香港约4小时后，在大纳土纳群岛附近的南中国海上空，炸弹爆炸的碎片击中第三号油箱，引发大火，致使飞机坠毁。中国和越南代表团工作人员及随同前往的中外记者共11人全部遇难。
消息传来，举世震惊，周恩来一行的安全也成为所有人关注的焦点。事后，人们了解到，周恩来当时因应邀去缅甸仰光同缅甸总理吴努、印度总理尼赫鲁、埃及总统纳赛尔等进行非正式会谈，提前改变了出国路线，这才幸免遇难。“克什米尔公主号”失事后，很多人出于安全考虑，建议由其他人代周恩来参加亚非会议，但他没有被吓住，称“临危不换将”，继续按预定计划经仰光飞往雅加达，出席亚非会议。
时光回到2015年4月15日，《环球人物》记者几经周折，终于在当地印尼朋友的引导下，在一片写字楼里找到了阿卡萨·普拉第一机场建设指挥部办公室。这家公司负责整个印尼东部的机场开发建设，除了刚刚完成巴厘岛国际机场的建设之外，目前正在筹划建设全国13家大型机场。
据公司公关部职员安嘎介绍，当年的卡玛腰兰机场于1940年7月8日开启使用，曾是雅加达的主要机场，也是该地区第一家国际机场。1984年起，卡玛腰兰机场的业务逐渐向现在的苏加诺—哈特国际机场转移，至1985年3月31日被完全取代。当年机场所在的大片区域，现在被分为两个部分，南部依旧称为卡玛腰兰，北部取名巴德曼干。旧机场关闭后，原址被进一步开发建设，一栋栋高层住宅、办公楼和商厦拔地而起，使原来机场一带的都市化进程明显加快，呈现出与以前完全不同的模样。
“大家都知道著名的万隆会议，也有不少人知道中国代表团出席过这次重要的会议。但机场毕竟已经关闭了30多年，如今没有留下任何遗迹，年轻人基本不知道这里的历史变迁。”安嘎说。
从卡玛腰兰机场出来，周恩来在印尼外长苏纳约和中国驻印尼大使黄镇的陪同下，乘车前往中国驻印尼大使馆。
时过境迁，中国驻印尼大使馆早已搬至雅加达使馆区与中央商务区交界的库宁冈地区。在使馆工作人员的帮助下，《环球人物》记者了解到，大使馆旧馆是位于老唐人街边的一栋建筑。上个世纪，那里曾几十次被砸、被烧、被劫，后被夷为平地，并被印尼政府收回。之后，当地房地产开发商在这里盖起楼房。1990年8月8日，中印尼两国恢复邦交后，中国大使馆另外选址兴建。2015年4月16日，当记者赶到大使馆旧址采访时，只看到一栋尚未装修完毕的新建公寓大楼。
在寻找旧址的过程中，记者在老唐人街走访了不少华人。大多数年轻人对上世纪50年代的两国关系知之甚少，年纪大一些的，则能说出大使馆旧址的大概方位，还有人能回想起当年周恩来在这里居住过一晚的美好记忆。
1955年4月16日，就在周恩来一行到达雅加达当天，一封署名为“觉醒了的暗杀队员”的信交到了黄镇手中。信中说，3月10日，台湾当局召集28名前国民党逃到印尼的中低层军官，成立了一个暗杀队，准备谋杀赴万隆参会的周恩来及其他代表团成员，暗杀一个代表团成员奖给20万印尼盾，暗杀周恩来奖给60万印尼盾。在当时，这已是一笔巨款。
考虑到国际上的复杂敌情，为了安全起见，周恩来在雅加达停留当晚，就住在中国大使馆里黄镇的房间，国务院副总理陈毅住在使馆副武官易非的房间，易非和他的同事们担任警卫工作。
万隆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应印尼总统苏加诺之邀到雅加达进行访问，最后一天，他和陈毅再次住进大使馆。据易非事后回忆，使馆门前的广场面对大街，行人杂且多。为了周恩来的安全，入夜后，使馆前的广场禁止行人通行，印尼政府还派了几十名防暴警察在大使馆周围警戒。那天晚上，易非和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李福坤守卫在二人门前，一动不动。他们看着周恩来彻夜工作，直到天色泛白才熄灯睡下。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从雅加达到万隆，还有180公里的路程。这一段行程该怎么走？
如今，万隆与雅加达之间早已修通铁路、高速公路，往返两地，自驾反而比坐飞机省事不少。《环球人物》记者驱车从雅加达前往万隆，全程不到3小时，一路上饱览山间美景，十分赏心悦目。但在60年前，这段路程全是山地，安全状况令人担忧。
看来周恩来一行山路是走不成了，那乘飞机呢？几天前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还令所有人惊魂未定，而当时万隆的机场只能供小飞机起降，小飞机只能低飞，又很容易遭到武装袭击。 虽然印尼政府采取严密的保卫措施、部署大批军警。但对一路坎坷的中国代表团而言，如何才能平安抵达万隆是个大难题。易非后来回忆说，使馆将情况报告给周恩来后，他只说了两句话：相信印尼政府，尊重印尼政府安排。就这样，中国代表团最后从空路飞抵万隆的安迪尔机场。
60年后的今天，《环球人物》记者从万隆市中心往西北驱车5公里，四面环山的侯赛因·萨斯特雷纳加拉机场便映入眼帘。和印尼大多数机场一样，这里也是低矮的民族风格建筑，外表小巧简约，并不起眼。这座机场最初由荷兰殖民者兴建，当时它的所在地名叫安迪尔村，机场也以此冠名，后经翻新扩建，被以本国航天英雄侯赛因·萨斯特雷纳加拉的名字重新命名。
1955年4月17日，周恩来一行抵达这里后，时任印尼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前来迎接。他的身后，一个圆脸男孩儿左手捧着鲜花，右手拉着一个小姑娘来到周恩来面前。周恩来接过鲜花，笑呵呵地和两个孩子握手。
60年过去，当年献花的少年梁思谋如今已经73岁高龄。但向《环球人物》记者回忆起那段经历，他仍十分激动：“那天，总理穿着浅灰色中山装，他步子迈得不是很快，但特别稳健。把花献给总理后，我的脑海一片空白，提前准备好的话全忘了，只说了一句‘您好，总理！’总理的手修长而柔软，握住我，十分温暖。为总理献花是一生的荣幸，我终生难忘。”
梁思谋这次也是专程从香港赶来的。60年来，每逢亚非会议纪念活动，他都会回万隆参加，印尼方面的工作人员都对他十分尊敬。探寻历史的细节我们不难发现，像他这样为亚非会议出力的爱国华侨，还有很多很多……
亚非会议召开前，东道主印尼面临着一大窘境：印尼仍未从战争创伤中恢复，万隆更是缺少像样的酒店，如何安置各国首脑呢？当时的大会工作人员、后来担任总统苏加诺私人助理的司徒眉生向大会秘书长提出，中国代表团可以向华人富商借别墅一住。于是，周恩来、陈毅就借宿在华侨郭贵盛家位于达曼沙利街10号的小别墅里。别墅位于一个独立的高坡上，便于警卫，其所在的达曼沙利街离主会场独立大厦仅3公里，交通便利。
虽然“达曼沙利”在印尼语里的意思是“水宫”，但这条街并没有《环球人物》记者想象的那样繁华：狭窄的山城小路曲折而上，一侧是陈旧的汽车修理铺和小吃摊，一侧是很有年代感的小别墅，路边甚至没有人行道，行走其上，摩托车不时从身边呼啸而过，险象环生。这条街上曾经有过的辉煌胜景，似乎已湮没在岁月的烟尘中。
当年，华侨们为迎接周恩来一行的到来，表现出无比的热情。郭贵盛夫妇将被褥床单全部更新，自己则临时住到了酒店。为方便周恩来在住处接待各国贵宾，不少华侨自愿提供沙发桌椅、家具家什。为了让自家的东西被选用，大家甚至争执不下，最后只好各退一步，每家都选一些。
印尼华侨还专门成立了“印度尼西亚华侨支持祖国亲人委员会”，以妥善安排周恩来及中国代表团的安保起居——出行方面，万隆侨社邀请曾为辛亥革命、抗日战争做过贡献的爱国华侨组织洪门的洪义顺公会担任保卫工作，迎接总理车队时，还安排一些会武术、身强力壮的大汉，分散在成千上万的欢迎人群中；饮食方面，他们派专人去不同地方采购食材，送交代表团前还要亲口尝一尝；他们还自发组织了160多辆新型轿车供代表团使用，自己则充当司机，日夜轮流值班。
如今，达曼沙利街10号别墅早已无迹可寻，当年参与后勤、保卫工作的侨胞多已作古，就连他们的子女也都垂垂老矣。可他们还清楚地记得当年的一些细节。华侨张荣珍的长女张娟妮至今念念不忘：“母亲曾给周总理的房间缝窗帘，总理最爱吃母亲炒的韭菜鸡蛋。”次女张婉媚说：“当时华侨学生们比着谁看到总理的次数多，我数啊数，一共见了总理20多次。”还有一些华侨，为了能看周恩来一眼，长久守候在达曼沙利街10号别墅门外及往返会场的路旁。他们看见别墅的灯经常彻夜长明，后来才知道，那是周恩来在伏案工作。
和人们想象中不同，万隆市中心的“亚非大道”其实并不宽。这条四车道的单行道将万隆分成南北两部分，是全市最主要的交通干道，除了清晨和深夜，一天中的其他时间都拥挤不堪。在车辆的喧嚣中，路边一座乳白色的三层建筑显得格外美丽静穆。这座至今已有120年历史的白色楼房由荷兰人建成，原名“协和馆”，起初是欧洲殖民者的俱乐部，1955年被印尼总统苏加诺更名为“独立大厦”，并因见证了60年前那场惊心动魄的亚非会议而名扬四海。
4月18日，万隆会议开幕当天，大厦的会议大厅是按照联合国会议厅的模式布置的。主席台上，29面与会国国旗在巨幅紫红色天鹅绒幕布的衬托下，按照国名第一个英文字母的顺序齐刷刷排列着，五星红旗位居左起第五个。
19日，公开发言进行到第二天，与会代表中突然出现攻击共产党国家的言论，会场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面对突如其来的刁难，周恩来当机立断，将原定的发言改为书面报告发给各国代表团，自己则利用中午休息的短暂时间，亲笔起草了一篇补充发言稿。
当天下午4时45分，周恩来在所有人的注目下，从容不迫地走上讲台。在做了极为简短的说明后，他很快切入正题，说出了让全场鸦雀无声的那句话：“我们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短短18分钟的发言，就这样驱散了笼罩在会场上的阴云，也成为两天公开发言中的一个高潮。
在接下来的会议日程中，周恩来又两次力挽狂澜。
一次是在4月22日会议进入分组讨论后。会前，美国刚刚提出国情咨文，公然提出“对世界之稳定的眼前威胁集中在亚洲”，并利用朝鲜战争及台湾问题散布舆论，要求亚非会议谴责“以武力实现国家野心”的做法，矛头直指中国。受其影响，会场上又出现了分歧。
针对这个局面，周恩来在与其他国家领导人的讨论中心平气和地解释、澄清了中方在朝鲜及台湾问题上的一贯立场，并适时发表声明，称“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69个字的声明再次震动万隆，也将一场酝酿中的风波灭于无形之中。 就在会议即将顺利闭幕之际，代表们又因联合公报的措辞陷入一场争议。有代表认为“共处”是共产主义国家使用的名词，拒绝使用。对此，周恩来欣然表示，乐意改变说法，采用《联合国宪章》中所提的“和平相处”。最终，经过29个与会国家一致同意，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被进一步强化为著名的“万隆会议十项原则”。
“团结起来的亚非发展中国家第一次向国际社会发出了自己响亮的声音！”60年后，在接受《环球人物》记者采访时，印尼总统大学副校长、国际关系学教授班尤表示，万隆会议之所以名垂青史，正是因为它有力地证明了亚非发展中国家只要团结起来，也可以冲破历来由大国、西方国家主宰国际事务的局面，成为国际社会中一支强大的新兴力量。
有人统计，在万隆的7天中，周恩来共参加16次会议，进行10次会谈，举办15次招待宴会，每天睡眠时间不足3小时。他所率领的中国代表团不是找机会与各国代表攀谈，就是马不停蹄地参加各种会见。中方的努力得到了与会各国代表的肯定和信任，周恩来更是凭借高超的政治智慧和人格魅力，从原本被孤立的对象变成受大家欢迎的政治家。
万隆会议结束后，独立大厦作为主会场被保留下来，1980年被开辟为亚非会议博物馆，内设展览厅、会议大厅和办公室三部分。如今，这里已成为印尼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场所。
《环球人物》记者探访此地时，距离万隆会议60周年纪念活动还有不到一周时间，博物馆已经“闭门谢客”。但听说记者来自中国，保安立刻热情地叫来博物馆新闻官缇亚，带着记者走了次“后门”。
走进刚刚翻修结束的展览厅，迎面可见按当年会议实景陈设的主席台，亚非会议发起国印尼、印度、巴基斯坦、缅甸和锡兰（今斯里兰卡）领导人蜡像神情肃穆，身后竖立着29个参会国家的国旗——当时刚刚独立的苏丹甚至来不及设计国旗，便用一块写着国名的白布代替。主席台对面的硕大石质地球仪上，参会国家都以金色标出，一眼便可找到中国。
展厅中最引人瞩目的，是集中悬挂的“万隆会议十项原则”玻璃匾，29块匾额以与会29国文字刻写而成，在灯光的折射下熠熠生辉。另一侧陈列的，是亚非会议的相关文物和图文资料。无论是质朴的藤编桌椅还是略显笨重的相机、打字机，都是会议期间使用的原物，凑近观察，历史的痕迹清晰可见。
文物对面的展板上，详尽介绍了亚非会议的由来、筹备和召开情况，其中两幅巨照格外吸引眼球。
其一是“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的残骸图片。那场震惊中外的惨剧是一道伤疤，即便在60年后还让人隐隐作痛；也是一种力量，不断提醒人们万隆精神的来之不易。
其二就是周恩来接受梁思谋献花的照片。“那时候太小，光顾着激动，后来我才知道，周总理做出了多伟大的贡献，”梁思谋说，“会议陷入僵局时， 他以开阔的心胸和高超的智慧让分歧各方愿意存异求同，没有他，亚非会议就不会这么成功。”
《环球人物》记者步出博物馆向东望去，一街之隔的萨沃尔·霍曼酒店刚装修完毕。这座灰色的四层建筑是当年各国代表团的指定入住酒店，荷兰式的厅堂中，处处悬挂着亚非会议的历史照片。有趣的是，虽然周恩来最终没有下榻此处，但在酒店大堂上珍重展示的一本“1955年亚非会议贵宾纪念册”的首页，第一个签名便是“周恩来”。
亚非会议博物馆馆长托马斯告诉《环球人物》记者，60年前，苏加诺、周恩来、尼赫鲁等亚非领袖就是从霍曼酒店出发，完成了到会场的“历史性步行”。这段路程只有短短200米，各国领袖一路上谈笑风生，成为一段佳话。如今，这一看似随意的外交活动已经成为亚非会议纪念的“保留节目”，今年亚非领导人还会重走这段路。“重走万隆路也好，举行会议纪念也好，都是对60年前承诺的坚守。”托马斯说。
中国驻印尼大使谢锋在接受《环球人物》记者采访时说，“历史性步行”的重演，既是对万隆精神的缅怀，更是对万隆精神的传承与发展，对新时期亚非合作的承诺和期许。
“独行快，众行远。”这或许是我们再次回望万隆会议时最切身的感悟。
60年前，也是在这样灿烂的日子里，时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历尽艰难险阻飞抵印尼，参加了第一次亚非领导人盛会，也向世界讲述了不一样的中国。60年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4月21日至24日率团参加今年的亚非领导人会议。习近平出访前夕，《环球人物》记者沿着当年周恩来的足迹，探访每一个关键节点，试图找到历史与现实的契合。在一甲子之后再次回望，或许能更好理解当时那些瞬间的重要意义。
卡玛腰兰机场 从这里开始万隆时间
随着万隆亚非会议60周年纪念活动进入倒计时，印尼首都雅加达街头的节日氛围日益浓烈。市区主要街道随处可见纪念活动的标志招牌，就连正在施工的地铁工地护栏上也不例外。
站在雅加达中城的卡玛腰兰地区街头，《环球人物》记者放眼四顾，看见的完全是一个繁华的现代都市。一片片林立的高层住宅区、办公大楼与商厦，让人很难想象，周恩来当年就是从这里开始万隆之行的。
历史清楚地记载着，1955年4月16日下午5时50分，中国代表团乘坐的专机徐徐降落在卡玛腰兰机场。当舱门打开，周恩来刚一露面，欢迎的人群就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在经历了近6天提心吊胆的等待后，大家的心此刻才踏踏实实落了地。
当年4月11日，台湾国民党特务机关指使在香港启德机场工作的特务周驹，预先在中国代表团包租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右翼轮舱附近放置了定时炸弹。中午12时15分，即飞机飞离香港约4小时后，在大纳土纳群岛附近的南中国海上空，炸弹爆炸的碎片击中第三号油箱，引发大火，致使飞机坠毁。中国和越南代表团工作人员及随同前往的中外记者共11人全部遇难。
消息传来，举世震惊，周恩来一行的安全也成为所有人关注的焦点。事后，人们了解到，周恩来当时因应邀去缅甸仰光同缅甸总理吴努、印度总理尼赫鲁、埃及总统纳赛尔等进行非正式会谈，提前改变了出国路线，这才幸免遇难。“克什米尔公主号”失事后，很多人出于安全考虑，建议由其他人代周恩来参加亚非会议，但他没有被吓住，称“临危不换将”，继续按预定计划经仰光飞往雅加达，出席亚非会议。
时光回到2015年4月15日，《环球人物》记者几经周折，终于在当地印尼朋友的引导下，在一片写字楼里找到了阿卡萨·普拉第一机场建设指挥部办公室。这家公司负责整个印尼东部的机场开发建设，除了刚刚完成巴厘岛国际机场的建设之外，目前正在筹划建设全国13家大型机场。
据公司公关部职员安嘎介绍，当年的卡玛腰兰机场于1940年7月8日开启使用，曾是雅加达的主要机场，也是该地区第一家国际机场。1984年起，卡玛腰兰机场的业务逐渐向现在的苏加诺—哈特国际机场转移，至1985年3月31日被完全取代。当年机场所在的大片区域，现在被分为两个部分，南部依旧称为卡玛腰兰，北部取名巴德曼干。旧机场关闭后，原址被进一步开发建设，一栋栋高层住宅、办公楼和商厦拔地而起，使原来机场一带的都市化进程明显加快，呈现出与以前完全不同的模样。
“大家都知道著名的万隆会议，也有不少人知道中国代表团出席过这次重要的会议。但机场毕竟已经关闭了30多年，如今没有留下任何遗迹，年轻人基本不知道这里的历史变迁。”安嘎说。
驻印尼大使馆 整晚不敢放松警惕
从卡玛腰兰机场出来，周恩来在印尼外长苏纳约和中国驻印尼大使黄镇的陪同下，乘车前往中国驻印尼大使馆。
时过境迁，中国驻印尼大使馆早已搬至雅加达使馆区与中央商务区交界的库宁冈地区。在使馆工作人员的帮助下，《环球人物》记者了解到，大使馆旧馆是位于老唐人街边的一栋建筑。上个世纪，那里曾几十次被砸、被烧、被劫，后被夷为平地，并被印尼政府收回。之后，当地房地产开发商在这里盖起楼房。1990年8月8日，中印尼两国恢复邦交后，中国大使馆另外选址兴建。2015年4月16日，当记者赶到大使馆旧址采访时，只看到一栋尚未装修完毕的新建公寓大楼。
在寻找旧址的过程中，记者在老唐人街走访了不少华人。大多数年轻人对上世纪50年代的两国关系知之甚少，年纪大一些的，则能说出大使馆旧址的大概方位，还有人能回想起当年周恩来在这里居住过一晚的美好记忆。
1955年4月16日，就在周恩来一行到达雅加达当天，一封署名为“觉醒了的暗杀队员”的信交到了黄镇手中。信中说，3月10日，台湾当局召集28名前国民党逃到印尼的中低层军官，成立了一个暗杀队，准备谋杀赴万隆参会的周恩来及其他代表团成员，暗杀一个代表团成员奖给20万印尼盾，暗杀周恩来奖给60万印尼盾。在当时，这已是一笔巨款。
考虑到国际上的复杂敌情，为了安全起见，周恩来在雅加达停留当晚，就住在中国大使馆里黄镇的房间，国务院副总理陈毅住在使馆副武官易非的房间，易非和他的同事们担任警卫工作。
万隆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应印尼总统苏加诺之邀到雅加达进行访问，最后一天，他和陈毅再次住进大使馆。据易非事后回忆，使馆门前的广场面对大街，行人杂且多。为了周恩来的安全，入夜后，使馆前的广场禁止行人通行，印尼政府还派了几十名防暴警察在大使馆周围警戒。那天晚上，易非和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李福坤守卫在二人门前，一动不动。他们看着周恩来彻夜工作，直到天色泛白才熄灯睡下。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安迪尔机场 殊为不易的180公里
从雅加达到万隆，还有180公里的路程。这一段行程该怎么走？
如今，万隆与雅加达之间早已修通铁路、高速公路，往返两地，自驾反而比坐飞机省事不少。《环球人物》记者驱车从雅加达前往万隆，全程不到3小时，一路上饱览山间美景，十分赏心悦目。但在60年前，这段路程全是山地，安全状况令人担忧。
看来周恩来一行山路是走不成了，那乘飞机呢？几天前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还令所有人惊魂未定，而当时万隆的机场只能供小飞机起降，小飞机只能低飞，又很容易遭到武装袭击。 虽然印尼政府采取严密的保卫措施、部署大批军警。但对一路坎坷的中国代表团而言，如何才能平安抵达万隆是个大难题。易非后来回忆说，使馆将情况报告给周恩来后，他只说了两句话：相信印尼政府，尊重印尼政府安排。就这样，中国代表团最后从空路飞抵万隆的安迪尔机场。
60年后的今天，《环球人物》记者从万隆市中心往西北驱车5公里，四面环山的侯赛因·萨斯特雷纳加拉机场便映入眼帘。和印尼大多数机场一样，这里也是低矮的民族风格建筑，外表小巧简约，并不起眼。这座机场最初由荷兰殖民者兴建，当时它的所在地名叫安迪尔村，机场也以此冠名，后经翻新扩建，被以本国航天英雄侯赛因·萨斯特雷纳加拉的名字重新命名。
1955年4月17日，周恩来一行抵达这里后，时任印尼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前来迎接。他的身后，一个圆脸男孩儿左手捧着鲜花，右手拉着一个小姑娘来到周恩来面前。周恩来接过鲜花，笑呵呵地和两个孩子握手。
60年过去，当年献花的少年梁思谋如今已经73岁高龄。但向《环球人物》记者回忆起那段经历，他仍十分激动：“那天，总理穿着浅灰色中山装，他步子迈得不是很快，但特别稳健。把花献给总理后，我的脑海一片空白，提前准备好的话全忘了，只说了一句‘您好，总理！’总理的手修长而柔软，握住我，十分温暖。为总理献花是一生的荣幸，我终生难忘。”
梁思谋这次也是专程从香港赶来的。60年来，每逢亚非会议纪念活动，他都会回万隆参加，印尼方面的工作人员都对他十分尊敬。探寻历史的细节我们不难发现，像他这样为亚非会议出力的爱国华侨，还有很多很多……
达曼沙利街10号 凝聚华侨拳拳之心
亚非会议召开前，东道主印尼面临着一大窘境：印尼仍未从战争创伤中恢复，万隆更是缺少像样的酒店，如何安置各国首脑呢？当时的大会工作人员、后来担任总统苏加诺私人助理的司徒眉生向大会秘书长提出，中国代表团可以向华人富商借别墅一住。于是，周恩来、陈毅就借宿在华侨郭贵盛家位于达曼沙利街10号的小别墅里。别墅位于一个独立的高坡上，便于警卫，其所在的达曼沙利街离主会场独立大厦仅3公里，交通便利。
虽然“达曼沙利”在印尼语里的意思是“水宫”，但这条街并没有《环球人物》记者想象的那样繁华：狭窄的山城小路曲折而上，一侧是陈旧的汽车修理铺和小吃摊，一侧是很有年代感的小别墅，路边甚至没有人行道，行走其上，摩托车不时从身边呼啸而过，险象环生。这条街上曾经有过的辉煌胜景，似乎已湮没在岁月的烟尘中。
当年，华侨们为迎接周恩来一行的到来，表现出无比的热情。郭贵盛夫妇将被褥床单全部更新，自己则临时住到了酒店。为方便周恩来在住处接待各国贵宾，不少华侨自愿提供沙发桌椅、家具家什。为了让自家的东西被选用，大家甚至争执不下，最后只好各退一步，每家都选一些。
印尼华侨还专门成立了“印度尼西亚华侨支持祖国亲人委员会”，以妥善安排周恩来及中国代表团的安保起居——出行方面，万隆侨社邀请曾为辛亥革命、抗日战争做过贡献的爱国华侨组织洪门的洪义顺公会担任保卫工作，迎接总理车队时，还安排一些会武术、身强力壮的大汉，分散在成千上万的欢迎人群中；饮食方面，他们派专人去不同地方采购食材，送交代表团前还要亲口尝一尝；他们还自发组织了160多辆新型轿车供代表团使用，自己则充当司机，日夜轮流值班。
如今，达曼沙利街10号别墅早已无迹可寻，当年参与后勤、保卫工作的侨胞多已作古，就连他们的子女也都垂垂老矣。可他们还清楚地记得当年的一些细节。华侨张荣珍的长女张娟妮至今念念不忘：“母亲曾给周总理的房间缝窗帘，总理最爱吃母亲炒的韭菜鸡蛋。”次女张婉媚说：“当时华侨学生们比着谁看到总理的次数多，我数啊数，一共见了总理20多次。”还有一些华侨，为了能看周恩来一眼，长久守候在达曼沙利街10号别墅门外及往返会场的路旁。他们看见别墅的灯经常彻夜长明，后来才知道，那是周恩来在伏案工作。
独立大厦 见证周恩来力挽狂澜
和人们想象中不同，万隆市中心的“亚非大道”其实并不宽。这条四车道的单行道将万隆分成南北两部分，是全市最主要的交通干道，除了清晨和深夜，一天中的其他时间都拥挤不堪。在车辆的喧嚣中，路边一座乳白色的三层建筑显得格外美丽静穆。这座至今已有120年历史的白色楼房由荷兰人建成，原名“协和馆”，起初是欧洲殖民者的俱乐部，1955年被印尼总统苏加诺更名为“独立大厦”，并因见证了60年前那场惊心动魄的亚非会议而名扬四海。
4月18日，万隆会议开幕当天，大厦的会议大厅是按照联合国会议厅的模式布置的。主席台上，29面与会国国旗在巨幅紫红色天鹅绒幕布的衬托下，按照国名第一个英文字母的顺序齐刷刷排列着，五星红旗位居左起第五个。
19日，公开发言进行到第二天，与会代表中突然出现攻击共产党国家的言论，会场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面对突如其来的刁难，周恩来当机立断，将原定的发言改为书面报告发给各国代表团，自己则利用中午休息的短暂时间，亲笔起草了一篇补充发言稿。
当天下午4时45分，周恩来在所有人的注目下，从容不迫地走上讲台。在做了极为简短的说明后，他很快切入正题，说出了让全场鸦雀无声的那句话：“我们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短短18分钟的发言，就这样驱散了笼罩在会场上的阴云，也成为两天公开发言中的一个高潮。
在接下来的会议日程中，周恩来又两次力挽狂澜。
一次是在4月22日会议进入分组讨论后。会前，美国刚刚提出国情咨文，公然提出“对世界之稳定的眼前威胁集中在亚洲”，并利用朝鲜战争及台湾问题散布舆论，要求亚非会议谴责“以武力实现国家野心”的做法，矛头直指中国。受其影响，会场上又出现了分歧。
针对这个局面，周恩来在与其他国家领导人的讨论中心平气和地解释、澄清了中方在朝鲜及台湾问题上的一贯立场，并适时发表声明，称“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69个字的声明再次震动万隆，也将一场酝酿中的风波灭于无形之中。 就在会议即将顺利闭幕之际，代表们又因联合公报的措辞陷入一场争议。有代表认为“共处”是共产主义国家使用的名词，拒绝使用。对此，周恩来欣然表示，乐意改变说法，采用《联合国宪章》中所提的“和平相处”。最终，经过29个与会国家一致同意，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被进一步强化为著名的“万隆会议十项原则”。
“团结起来的亚非发展中国家第一次向国际社会发出了自己响亮的声音！”60年后，在接受《环球人物》记者采访时，印尼总统大学副校长、国际关系学教授班尤表示，万隆会议之所以名垂青史，正是因为它有力地证明了亚非发展中国家只要团结起来，也可以冲破历来由大国、西方国家主宰国际事务的局面，成为国际社会中一支强大的新兴力量。
有人统计，在万隆的7天中，周恩来共参加16次会议，进行10次会谈，举办15次招待宴会，每天睡眠时间不足3小时。他所率领的中国代表团不是找机会与各国代表攀谈，就是马不停蹄地参加各种会见。中方的努力得到了与会各国代表的肯定和信任，周恩来更是凭借高超的政治智慧和人格魅力，从原本被孤立的对象变成受大家欢迎的政治家。
亚非会议博物馆 铭记、反思和前进
万隆会议结束后，独立大厦作为主会场被保留下来，1980年被开辟为亚非会议博物馆，内设展览厅、会议大厅和办公室三部分。如今，这里已成为印尼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场所。
《环球人物》记者探访此地时，距离万隆会议60周年纪念活动还有不到一周时间，博物馆已经“闭门谢客”。但听说记者来自中国，保安立刻热情地叫来博物馆新闻官缇亚，带着记者走了次“后门”。
走进刚刚翻修结束的展览厅，迎面可见按当年会议实景陈设的主席台，亚非会议发起国印尼、印度、巴基斯坦、缅甸和锡兰（今斯里兰卡）领导人蜡像神情肃穆，身后竖立着29个参会国家的国旗——当时刚刚独立的苏丹甚至来不及设计国旗，便用一块写着国名的白布代替。主席台对面的硕大石质地球仪上，参会国家都以金色标出，一眼便可找到中国。
展厅中最引人瞩目的，是集中悬挂的“万隆会议十项原则”玻璃匾，29块匾额以与会29国文字刻写而成，在灯光的折射下熠熠生辉。另一侧陈列的，是亚非会议的相关文物和图文资料。无论是质朴的藤编桌椅还是略显笨重的相机、打字机，都是会议期间使用的原物，凑近观察，历史的痕迹清晰可见。
文物对面的展板上，详尽介绍了亚非会议的由来、筹备和召开情况，其中两幅巨照格外吸引眼球。
其一是“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的残骸图片。那场震惊中外的惨剧是一道伤疤，即便在60年后还让人隐隐作痛；也是一种力量，不断提醒人们万隆精神的来之不易。
其二就是周恩来接受梁思谋献花的照片。“那时候太小，光顾着激动，后来我才知道，周总理做出了多伟大的贡献，”梁思谋说，“会议陷入僵局时， 他以开阔的心胸和高超的智慧让分歧各方愿意存异求同，没有他，亚非会议就不会这么成功。”
霍曼酒店 重演“历史性步行”
《环球人物》记者步出博物馆向东望去，一街之隔的萨沃尔·霍曼酒店刚装修完毕。这座灰色的四层建筑是当年各国代表团的指定入住酒店，荷兰式的厅堂中，处处悬挂着亚非会议的历史照片。有趣的是，虽然周恩来最终没有下榻此处，但在酒店大堂上珍重展示的一本“1955年亚非会议贵宾纪念册”的首页，第一个签名便是“周恩来”。
亚非会议博物馆馆长托马斯告诉《环球人物》记者，60年前，苏加诺、周恩来、尼赫鲁等亚非领袖就是从霍曼酒店出发，完成了到会场的“历史性步行”。这段路程只有短短200米，各国领袖一路上谈笑风生，成为一段佳话。如今，这一看似随意的外交活动已经成为亚非会议纪念的“保留节目”，今年亚非领导人还会重走这段路。“重走万隆路也好，举行会议纪念也好，都是对60年前承诺的坚守。”托马斯说。
中国驻印尼大使谢锋在接受《环球人物》记者采访时说，“历史性步行”的重演，既是对万隆精神的缅怀，更是对万隆精神的传承与发展，对新时期亚非合作的承诺和期许。
“独行快，众行远。”这或许是我们再次回望万隆会议时最切身的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