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贿古与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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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上不断升级
  中国古代官场内部自有一套运行规则,充满了现实的利害计算。而“雅贿”则是这套官场规则的高级润滑剂。
  民国时期古玩鉴定专家赵汝珍在《古玩指南》中说,古代“一般谋差求缺之辈,必于古玩市场求出路”、“收罗古玩为昔人之消遣方法,为昔人之积钱方法、纳贿方法、救急方法、升官谋缺之方法、进身保禄之方法。”
  雅贿,古已有之。然而“雅贿”一词则出现很晚,可能是近十年才被频繁使用。在古代用的更多的是“媚赂”一词。
  据《史记》记载,周文王姬昌因对商纣“好酒淫乐”不满而被纣王囚禁。一个叫闳夭的人,为救出西伯侯,以美女、良马、财宝、珍玩之物,通过纣王的宠臣费仲去贿赂纣王。西伯侯不仅获释,还取得了纣王的信任。从闳夭的贿赂之物上看,多是享乐好玩之物。这不妨视为“雅贿”有稽可考的开端。
  唐宋时期,书画方面的雅贿已经成为官场上屡见不鲜的潜规则。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记录了“以献书画而拜官”之事:“贞观、开元之代,自古盛时,天子神圣而多才,士人精博而好艺,购求至宝,归之如云。故内府图书,谓之大备。……或有进献,以获官爵;或有搜访,以获锡贲。……时有潘淑善,以献书画,拜官。”
  到了明代,“雅贿”之风臻于极致。明代社会繁荣,经济发达。诗文、书画、炼铜、瓷器、烧陶等艺术也蔚成大观。当时的书画既是艺术品,又可以充当俸银,具有流通的能力,因而便成为了官场交际间的利器。此外明时文人爱物如痴,“雅玩”风潮极其流行,所谓“囊空只为贪收画”,许多人迷恋收藏,为之倾家荡产,可见雅物在士大夫阶层中的需求非常的大。这便给了“雅贿”提供了极大的空间。
  明嘉靖时的权臣严嵩,其贪污的金银数目,实际上总量甚至远远赶不上一些口碑很好的明代官员,但在历史上却臭名昭著,“雅贿”是关键。严嵩虽然明面上的金银贪污数目很小,但却收藏了大量的艺术品,后来严家被炒,共抄出墨刻法贴三百五十八轴,古今名画手卷册页三干二百零轴。收藏之丰富,为时人所不及。而其中的大部分都是下级所赠。
  清初,皇室持简、励精图治,但到了乾隆一朝,贪腐开始盛行并在此后进一步变本加厉。乾隆皇帝的宠臣和珅素以“雅贿”著称。而和坤收集古玩字画一方面是出于自身喜好,更重要的是为了迎合乾隆的兴趣——其藏品中的相当部分实际上敬奉给了乾隆。
  历史上最深谙雅贿之道的高手,非“红顶商人”胡雪岩莫属。相传光绪七年三月,胡雪岩来到北京,目的是疏通中央政府同意他向洋人借外债三百万两。当时满人宝鋆任户部尚书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是胡雪岩疏通朝廷的关键人物。胡先打听清楚宝鋆家客厅挂着一幅明代唐寅的《看泉听风图》,然后到琉璃厂找到一位与宝鋆相熟的人,让他联系宝鋆,表明自己愿意以三万两购买此画。宝鋆听闻后心照不宣,售出此画。成交之后,胡雪岩随即将重金买到的画送还宝鋆家中,而琉璃厂也获得了胡雪岩另给的一笔手续费,由此三家欢喜。胡雪岩便以三万两的白银得到了三百万两的外债借贷权。
  到了清朝末年,京城“雅贿”之风更盛。吴思在《潜规则》一书中提到,当时琉璃厂的多数古玩店已沦为行贿受贿的掮客,官员们把自家文物放在古玩店,由其代售,送礼者掏大价钱买了再送给官员。双方之间不提一字,但大量的黄金白银却已源源不断地流入官员们的腰包。为此官府甚至明令禁止官员出入古玩铺,以防其雅贿。
  清朝官场最主要的行贿目的是巴结上司,谋求官位。如某官出缺卖价万元,若以现银奉纳,非但欠缺雅相,且留有贿赂痕迹。如果卖官者以不值元的破铜烂铁送至于古玩铺,索价万元,而求缺者即以万元买下,行迹查无可察。
  清朝地方督抚想了解京都政治动向和巴结朝臣大员,无不通过北京的大古玩商。古玩商与朝臣最容易接近。对各朝臣喜怒禁忌皆知之最详,故应酬最起作用。民国以前,所有外省督抚藩对京中一切应酬完全由古玩商代办。花多少钱,送什么东西,委托者概不过问,只等年终根据古董商开来的总账单付款即可。全国重要官吏无不以购买古玩,结交古玩商,为进身保禄之阶。
  明朝雅贿的盛行,说明此时贪腐已经到达高峰。也就是说,当官场行贿受贿泛滥之时,掌握大权的人要收钱,已经太容易,任何东西得来容易就变得稀松平常。那么行贿和受贿都花样毕竟日新月异,推陈出新。而明清两代的帝王可是以严刑峻法反腐的时代。
  几千年来,中国封建王朝的集权和专制水准不断发展,而取悦权力的手段层出不穷,不断升级。“雅贿”无非是各种升级版而已。
  助推当今艺术品市场泡沫
  雅贿到今天也并未消亡,购藏、买卖古玩字画,仍然是当今不少官员聚敛财富、利益输送的重要手段。
  一部2008年出版的《谁在收藏中国》畅销书,梳理了当代中国贪官“收藏热”共有三次浪潮,第一次浪潮始于20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那时候的贪官很土,只知道收藏现金,往往一出事就在他们家里搜出一大堆纸币或存折,通常是数数钞票就可以给他们定罪;
  第二次浪潮出现在20世纪初,贪官们更加年轻化、知识化,他们除收藏现金外更偏重收藏美女,只要把他们从情妇的床上揪下来就可以“人赃俱获”;
  第三次浪潮则是在中国文物市场勃兴以后,“精英化”的中国贪官们精通经济、“略输文采”,受贿不收现金,只收文物。这种变化的好处是回避了直接的钱权交易概念,一旦东窗事发,文物的价格无法准确衡量,不容易定罪。假若不出事,收藏文物也是保值升值的最佳选择。
  据纪检部门透露,20世纪90年代初,在贪官家称金银数钞票,要当会计师;20世纪之初,去查贪官家外有几个家,办案需要狗仔队精神;而收藏和文物市场量价齐升之后,去贪官家搜古玩字画,得成为文物鉴定专家。
  近年被坊间议论的,莫属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只要说起玉石,倪发科就会两眼发光。明知玉石价值不菲,却照收不误,对好的和田玉更是来者不拒。正是这一所谓的“雅好”被嗅觉灵敏的老板们捕捉到,成了打开倪发科权力大门、获取权力庇护的敲门砖。根据中纪委为期数月的调查,倪发科收受的玉石占到了其受贿总额的近八成。   倪发科选择收取、欣赏玉石作为自己的享乐,是因为玉石是新型的高档商品、特殊商品,一块上万、几十万元的都有,绝对是高消费、奢侈品。
  像倪发科这样以贵重艺术品、文物藏品为受贿来源的腐败行为近年来并不少见。
  近年来,随着艺术品投资热的升温,购买名家字画送礼越来越多。已经形成了一个官员“雅贿”产业链。一方面,这种送礼方式规避了金钱交易的风险,另一方面,艺术品有着较大的升值空间。
  尽管此前中纪委有新的规定,官员不得收取古玩字画,故又有相当一部分官员并不直接出面收受古书画,而是由亲友出面,或者以开设文化传播公司的形式从事书画艺术品交易。这已经形成了一种官员洗钱的潜规则。
  与以金钱财物等俗物为媒介的贿赂相比,雅贿有很多特点。雅物的价值具有一定的模糊性,而且有很大的升值空间。“雅贿”更安全,以“玩赏”为幌子,对贿赂行为起到了有效的保护作用。“雅贿”投其所好,通过“雅玩”形成趣味一致的情感,容易使彼此的关系变得亲近、稳固。这种通过培养共同情趣、加深情感的长线投资,从表面上看,收益也许会来得慢些,但是它却常常比“应急效应”的俗贿获取更多、更长久回报。
  雅贿之风古往今来禁而不绝,皆因其抓住了人性中欲将喜爱之物加以占有的弱点。其过程隐蔽,所涉银钱数目巨大,而手法又相当的风雅,几乎可与士人之间的普通来往相互混淆了,因而往往禁之不能,查之不得。明代文学家王世贞有句妙论:“若使用事大臣无所嗜好,此价当自平也。”可谓语道破其中玄机。
  而行贿高手赖昌星也有一句“名言”:“官场上的制度、条例再严我也不怕,最怕是领导干部没有嗜好。”这正好从反面说出了问题的症结之所在。但人性的贪婪与嗜好人人不可避免,这不能作为有效的原因来解释“雅贿”的顽强生命力——其盛行的背后隐藏着更为关键的社会性因素:制度上的漏洞和官场上的文化始终在给“雅贿”开方便之门。
  《清明上河图》
  《清明上河图》曾被严嵩收藏。严嵩是嘉靖朝时的权臣,他位居首辅,权倾朝野,因而成了时人争相贿赂的对象。大家知道严嵩酷爱字画,便以此为突破,争相赠送名帖名画。当时著名文人王世贞的父亲都御使王抒也想迎合严嵩父子。为此,他不惜花费八百两的高价,购得了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遽以献”。原以为能够收获严嵩父子的好感,结果却因其鉴赏水平不够,买了一幅赝品,而得罪了严氏父子,最后被害于西市。所以说雅贿有风险,赝品需谨防。
  《大盂鼎》
  大盂鼎与大克鼎、毛公鼎被并称为“海内三宝”,在道光初年出土于山西岐山。清末时,陕甘总督左宗棠的幕僚以七百两银子购得了大盂鼎,将其献给左宗棠,而左氏又将其送给了潘祖荫。七百两银子买这样一个宝物,基本上属于掠夺行为。而左宗棠算是晚清高级官员中操行非常不错的,都发生这种雅贿事件,其他官员可想而知。
  《秋林山色图》
  《秋林山色图》乃倪云林的画作,原为唐寅所藏,后来唐将其送给了官员程敏政。唐寅为明代画史上的一流画家,素有“吴中四才子”之一的称号,一个酷爱绘画的人为什么会把如此珍贵的画作送给他人呢?这便要从唐寅的科考说起。弘治十二年,唐寅以应天府解元的身份去北京应试礼部,当时他经由乡试的主考官梁储认识了文坛上享有盛名的程敏政。程氏此时正官运亨通,即将走马上任会试的主考官,唐寅为了亲近他,送上了倪瓒的那幅《秋林山色图》。可惜会试刚刚结束,便发生了程敏政的科考泄题案,唐寅与程敏政均下狱,于是《秋林山色图》所发挥的作用便大打折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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