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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40年10月的一天,在革命圣地延安的一间窑洞里,中共中央社会部的领导找该部秘书长林一谈话。大意是,抗日战争已进入了第四个年头,我们军队对日军作战打了很多胜仗,为了配合战争,在隐蔽战线上还需要加强斗争,决定组织一个工作组到前方八路军总司令部开展工作,主要任务是搜集敌伪军、政、警、特和社会方面的情况,供领导参考。具体工作方法,可以派人打入敌占区,潜入敌伪内部,相机工作,长期埋伏,以待时机。他又说,工作组共七人,由林一负责,张箴协助,给工作组配备两个电台报务员、一名译电员。另外,还物色了两个干部,他们在敌占区有社会关系,到前方后设法派出去。工作组到前总后,由中共中央北方局直接领导,并征求林一有什么意见。
林一听了后,感到肩上的担子很重。是啊,在她的革命生涯中,还从未接触过如此自己不了解、心里没底的工作。
林一,原籍河北省武邑县,1917年8月12日生于黑龙江省依兰县。原名刘书兰,曾用名王晶珠、李黎光,到延安后改名林一。1935年5月参加革命工作,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6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后被组织上安排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八分校学习。抗日战争爆发后,林一学业期满回到延安,经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培训,先后任机要科科长,中央社会部秘书长。1938年,经组织介绍,与时任中央军委参谋长的滕代远同志结为革命伴侣。
此前,她已在延安的中共中央社会部学习、工作了近三年,虽然担任了社会部的秘书长工作,但主要抓部里的行政工作,对业务工作——即情报和肃反锄奸等工作平日很少接触,如今组织上要她从事此项领导工作,她确实心中无底。
从战争年代过来的共产党人,似乎形成了一条人人都遵循的惯例和共识,即党的需要、革命的需要就是个人的志愿。1940年10月20日,林一率七人工作组,奔赴驻扎在山西晋东南八路军前方总部开展情报工作。工作组成员有:组长林一(女,23岁),成员张箴(29岁)、林放(31岁)、孟寒月(25岁)、宗韬(女,22岁)、靳选清(23岁)、任道先(23岁)。
那时没有汽车,数千里行程,全靠两条腿走路,而且还要穿越敌伪重重封锁线,行程之艰苦可想而知。
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行军,终于当年12月27日抵达八路军前方总部驻地——山西省辽县(今左权县)武军寺村。
彭德怀副总司令亲自到林一等人临时落脚的农家房舍看望。彭老总高兴地对他们说:“一路上你们辛苦了,欢迎大家来晋东南地区工作。为了欢迎你们到达,今天晚饭我请客!”
第二天上午, 情报工作组的人员不顾旅途的劳累,在林一主持下召开会议,商讨向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有关首长汇报工作的内容。
数日后的一天,副总司令彭德怀、野战军政治部主任罗瑞卿、中共北方局组织部部长刘锡五等领导听取林一等人的汇报。
林一说:“根据中共中央有关部门的决定,我们一行七人来到这里,主要任务是搜集敌伪军队、政府、警察、宪兵、特务的情报,同时还了解打入我抗日根据地的敌特人员的踪迹,开展反敌特斗争,以保卫我党我军的安全。”她还说:“至于完成任务的方法,可以派人打入敌占区,潜入敌伪内部,长期埋伏,等待时机,也可在我根椐地边沿地带设立情报工作网点和交通联络站点等。”
在场的几位领导人仔细听着林一的汇报,一致认为任务明确,方法得当,在当前开展此项工作有利于“知己知彼”。他们当场商议确定,该工作组由彭德怀亲自领导,日常具体业务向刘锡五请示和联系。为了工作方便,其建制属八路军前方总司令部秘书处。林一、张箴、宗韬对外称秘书;靳选清、任道先任报务员,行政上归司令部第三科领导;林放、孟寒月二人准备派往日军占领区开展情报工作。
工作组成立后,是筛选适合派往敌占区做地下情报和敌军工作的特工干部人选。其主要条件是:具有敌占区(包括敌占城市)工作的各种社会关系;对党忠诚,有机敏的头脑及独立处置各种复杂局面的能力;具有严守单线工作联系的组织纪律观念等。由于八路军领导的重视,林一等人的特工选干、培训工作很快开展起来,所到之处,一路绿灯。例如:林一到抗大总校选调地工干部,受到抗大校长的大力支持,前后选调了20多人,由张箴、席一先后负责办了三期训练班,学习结束后逐个派出。 情报工作小组经过半年多的努力,在对华北、华中、东北部分地区敌我态势和状况基本掌握,他们不断挑选适合从事情报工作的干部,举办专业骨干训练班,以及着手派遣工作等方面,都有了很好的进展。
1941年7月,八路军总部左权副参谋长告诉林一,由他们工作组几个人组建前总司令部参谋处情报科,对外称第二科。科长为24岁的林一,张箴、刘岱、路展等工作人员对外称参谋。情报科直接受左权副参谋长领导,不再向中央社会部直接汇报了。
同年9月20日,中央军委决定在各战略单位建立情报组织,要求八路军前方总部、第一一五师、第一二O师、第一二九师、冀中军区、新四军等各司令部均成立情报处,任务是搜集敌伪、国民党的军政情报,调查研究其动向,派遣部队人员侦察,查明敌伪军番号、兵种、武器、行动企图等,以便为领导提供决策的依据。
1941年底,八路军前方总部在原情报科和原来的技术侦察科(对外称新闻台)的基础上组建了情报处,处长左权(兼)、副处长项本立。处以下设四个科,第一科为派遣科,林一任科长(直至1945年8月抗日战争结束);科内有成员张箴、刘岱、路展、周光耀等;二科为情报科,科长魏国运,科内有成员柴军武、孙明远等;三科为技术侦察科,对外称新闻台,科长钱江;四科为爆破科,科长由项本立兼任。随后,八路军太行军区、太岳军区、冀南军区也先后建立了情报处。之后,前总所在地区的太行军区一至五分区先后建立了情报站。这几个情报站的站长都是林一亲自选拔安排的。
(二)
作为派遣科科长的林一对派遣人员的选择非常认真和细致。她不断在太行军区甚至全八路军范围内选人,并多次亲赴抗大总校去挑选合乎条件的干部。选调地工干部姚继鸣,就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
1942年2月15日,林一抱着一摞干部档案材料到左权副参谋长办公室,汇报准备派出抗大六分校教育长姚继鸣潜伏敌占区开展情报工作的事情。
林一坐在左权办公室边看材料边说,姚继鸣有丰富的社会经历,在北伐战争中任过副师长,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多年在国民党军队里从事统战工作,人脉关系广。他的老家在北平城内,有妻儿和住宅,熟悉当地的风俗习惯,亲友中有可利用的社会关系。左权听林一汇报后,当即将此事报告彭德怀批准。这年7月,姚继鸣在林一指导下打扮成商人,办好在敌占区通用的“良民证”,在交通员王顺的陪同下,离开八路军总部,辗转数日,回到北平故里。
姚继鸣进入北平站住了脚,在西四路东开了一家水果店后,派王顺回总部向林一报告。此后,姚继鸣找到比他大五岁的胞兄姚养田,按林一指示的线索又找到东城骑河楼中西医医院的“郑院长”,在这所医院里给姚继鸣安排了一个管理员的职务。这时,姚继鸣通过邻居认识了驻河北省遵化县伪治安军的营长张鸣华,经向林一报告后,林一把派往青岛尚未站住脚的王文治、王伯彦夫妇安插在张鸣华属下。曾在抗大任过军事教员的王文治被安排在伪治安军第六团团部当帖写(即文书)。王文治利用职务之便,搜集、整理了治安军第六团的人员编制、武器装备、驻地分布一览表,派王伯彦送回总部,受到总部首长和林一的表扬与奖励。
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姚继鸣在北平建立了稳固的情报站,可靠的情报骨干有八人。他以自己开办的“谦祥号”水果店做掩护,家和水果店成了他地下情报工作的“办公”场所。当他找到在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实业总署矿业局任局长的表外甥李岐山后,及时报告林一,并通过李岐山得知了北平高层大汉奸们之间争权夺利的情况,以及中国矿产资源被运往日本的登记材料。
为了加强北平情报站的工作,林一又派出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作战科科长、曾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的王岳石在北平建立另一个情报站。王岳石利用父亲王文和亲友的社会关系,进了北平武装警察系统,当上了第七队的上校队长(相当大队长)。从总部派来在王岳石身边的骨干人员有五人,协助王岳石抄写情报并转送总部。几年间,王岳石紧紧掌控着这支武装力量,直至1945年8月日本投降。
此后,林一又挑选原冀南军区情报处副处长贾建国在北平建立了第三个情报站。在八路军当过团长的贾建国,到北平后选中大汉奸齐燮元为目标,做争取工作。当林一得知此情况后,向滕代远参谋长建议派前总情报处副处长申伯纯赴北平坐镇指挥。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虽然没有让齐燮元转变立场,但从他那里获得了许多重要情报,如日军、伪军战略变化的信息和各军头目的个人简况,这些都被及时送往八路军总部,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1942年5月,日伪军用近两万人的兵力,对晋东南边区实行大规模“扫荡”,目标是消灭我八路军前方总司令部等高级指挥机构。林一奉命携带大量情报工作绝密文件转移,在辽县(今左权县)十字岭山区,机关干部和警卫部队被敌人冲散。当时情况紧急,机关一些非战斗人员行动稍微迟缓,就有遭遇敌人,牺牲被俘的危险。林一首先想到的是如何保存携带的绝密文件。在枪林弹雨中,她冷静沉着,临危不惧,在一处山梁处用双手扒开一个洞,将文件埋藏好,然后再与随行的其他同志一同冲出敌人包围圈。就在这次著名的十字岭突围战斗中,八路军“前总”副参谋长兼情报处长左权将军不幸壮烈殉国。
(三)
情报工作并非一帆风顺,被派出人员要克服很多困难、艰险,才能站稳脚跟,隐蔽下来。例如,1942年从抗大选调的军事主任教员王文治和政治文化教员王伯彦夫妇,由总部情报处派去青岛。因王离开家十几年,刚一回去,亲友们对他俩都存有戒心,王伯彦只好跟一个卖菜的同乡学习卖菜,他每天夜里到远郊区买回菜,拂晓拿到集市上卖。每天来回要走四五十里路,推着三四百斤重的菜车,一夜不睡,上午卖完菜,回来只能睡四五个小时,每天只能赚到两三元伪币,勤劳艰苦的生活改变了亲友们对他的态度,认为他肯吃苦是个老实人。他父亲托人给他们办了“良民证”,成了合法“良民”。到年底又经林一安排,王文治潜入河北省遵化县,在伪治安军第三集团军第六团书记处补了个勤务兵,书记官见他字写得好,就让帮助文书抄写文件,称“帮写”。该团部不设参谋处,一切收发文件、资料保管、拟定文稿、伪军调动、通讯联络、电台密码、人事变更等业务,均由副团长指挥书记处办理。王文治利用“帮写”后又提升为上士文书之便,搜集了不少伪军资料,由妻子王伯彦带回总情报处。王要求总部再选派一人,安插到伪军六团任职,林一又选派前总后勤部秘书科长邓方钦随王伯彦到了遵化,经王推荐,潜入伪军六团书记处,王以后转移到另一部伪军。邓能写一笔好字,工作积极,深受团长器重,由上士文书升为准尉司书。华北伪治安军是日军亲手组建的正规部队,号称近20万人。治安军总头目是大汉奸刘燮元,下属几个集团军,建制团是基层单位。从一个团的编制、武器配备、人员情况可以了解到集团军全军情况,王、邓二人职务虽然较低,但岗位重要,他们先后埋伏了三年之久,获得许多有价值的情报送回总部。
为了在伪军里发展我抗日地下武装,1942年,林一又从抗大调军事教员张鸿烈和刘筱萍夫妇,派到敌占区北平工作。
张鸿烈毕业于东北讲武堂,曾任过张学良部上校副官,参加过青年党,阅历丰富,军事素质好。到北平没有找到可靠的社会关系,后经保定一位的老师推荐,张鸿烈到了河北省献县任伪军干部训练所所长,又由所长升为大队长、伪军警备团副团长、伪县长兼保安联队长等职。他虽然职务步步高升,但并非处处顺利。用张鸿烈本人的话说:“三年中日本人对我时时怀有戒心,用各种方法试探我,我也用各种手段和他们周旋,他们始终没有发现我有什么破绽,艰难地度过了这三年。”
三年期间,张鸿烈派妻子刘莜萍担任交通员,只身去太行根据地汇报工作,并带回了总部首长的重要指示。
1945年8月,张鸿烈得到上级同意,率1000余伪军官兵起义归队,投入我冀中区部队,编为第二纵队,张被委任为纵队司令员。冀中军区党委发了慰问电,前总参谋长滕代远发了嘉奖电。
(四)
1942年8月25日,中共中央调抗大总校副校长滕代远任八路军前方总部参谋长兼情报处处长。他们对派往敌占区的主要干部,临行前总要亲自谈话,回来后要听汇报做指示,重要情报亲自批示。
1942年12月5日,在前总所在地——山西省左权县麻田镇主持召开前总第一次情报工作会议,林一为此次会议的筹备工作做了精心安排。八路军驻豫北办事处主任王百评(兼任太行军区第五分区情报处负责人)出席此次会议,当时,他的警卫员汤树屏参加了会议的警卫工作。他曾回忆说,这次会议开了四天,最后一天是滕代远参谋长讲话。他的讲话中,明确提出情报工作的分工和努力方向,确定了前方总部情报处主要任务是搜集战略情报,各军区、军分区情报处、站的任务是搜集战役、战术情报。前总召开这次会议后,林一向上级领导提出加强前总情报处工作的诸多建议。1943年2月,延安中共中央社会部派出李成、席一二人到前总情报处一科,协助林一从事派遣工作。
据史料记载,抗战时期由八路军前方总部情报处(派遣科)直接派出的干部有75人,直接派往日军占领区的干部和在敌占区发展的共产党员、可靠的进步人士约有140人之多。他们在华北、华中、东北日军占领的大城市和伪军中建立了情报站、情报点、交通站、交通点,广泛搜集情报、发展地下武装、对伪军进行策反、联络爱国进步人士掩护等工作,基本上形成了以华北为中心的地下情报工作网络,上下联络,畅通无阻。在解放战争城工部时期,他们又发展党员70多人。当时共有170多名共产党人,分散在敌人的心脏里活动。在派出人员中,先后有6人被捕牺牲,被地方政府追认为烈士,有2人被捕叛变,1人脱离关系。
(五)
1944年10月初的一天,秋高气爽。在左权县八路军前方总部,参谋长滕代远要听取林一关于前总派遣人员分布情况的汇报。
林一在办公桌上摊开中国地图,图上标出了华北、华中、东北地区标出派出人员的职业、姓名、被派往的城市以及潜伏的掩护身份,各情报网、站、点的人数等情况。她汇报说:北平姚继鸣情报站可靠人员有8名;北平贾建国情报站可靠人员有六七名;北平王岳石情报站可靠人员约有10人;河南开封郭有义情报站,郭有义本人混进了开封契税局事务股当主任,身边有可靠骨干8人;江苏南京有徐楚光情报站,他是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原抗大参谋业务教员,几经周折,混入汪精卫伪政权系统,身边的可靠人员有10余人之多,正准备策反伪军第三师师长钟健魂起义。此外,林一还把山西太原,河北邢台、邯郸、石家庄、张家口,河南安阳、洛阳、郑州,天津,东北瓦房店及华东等地,亲自指挥和联系的情报站、点,交通站、点的简况、人员一一作了汇报。
当林一向滕代远参谋长、杨立三副参谋长报告情报工作概况后,提出要亲自深入日伪军占领区,代表总部领导检查情报工作,看望奋战在龙潭虎穴第一线的战友们。两位首长当场表示:“这个想法是好的,也很有必要,可这样去安全有把握吗?”
林一知道领导都在担心她的安全问题,她说:“绝对的把握没有。但危险性也不会太大。再说,战斗在隐蔽第一线的同志们每天都面临着生死的考验,每天都在冒着生命危险为党工作,为抗日、为革命做贡献。我去看望一下他们,冒一些风险有什么不可以的?当然,我们应该周密计划,尽可能把风险降到最低。”
1944年11月5日,经过周密筹划,林一准备了潜入敌占区的各种必要证件,确定了行程和路线,安排好沿途交通站点派专人带路和转送事宜,由柏淑卿协助化装成大城市阔小姐的林一,迎着寒风和纷纷扬扬的雪花离开了运筹帷幄的根据地——山西省左权县麻田镇,李成、刘岱、徐双海和汤树屏站在村边,为林一送行。
林一出行的第一站,是距根据地最近的敌占区河南省安阳县城。她在那里听取了共产党员苏鸿伯开办茶庄并与伪军司令王自全结拜兄弟的工作汇报后,实地到达火车站棉布店与员工谈话。还会见了八路军豫北办事处主任王百评离任前换帖的兄弟、地方实力派、矿警队长吴守正。凡她接触到的人,不论是我军派遣人员还是靠近我方的进步人士,都深受鼓舞。
第二站是河南开封。潜伏在这座城市的郭有义情报站,就活跃在日本人的鼻子底下。郭有义的公开身份是开封税务局车站分所所长。林一在开封的活动,由郭有义负责安排。从根据地潜入开封的人都愿意和“娘家人”林一见面和谈话。经过红军长征的干部、和林一一起从延安到太行根据地、任八路军前方总部电台台长的靳选清,急于和林一会面,打入开封疫检所当事务员的张兰亭更愿意早日见到林一;刚从太行山根据地到郑州站稳脚跟的王贵,以及在洛阳多次获取重要情报的人员,都希望见到从总部来的人。林一对刚派到开封不久的曾洁光说,开封是日寇在中原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在军事上处于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我们的人在这里搜集敌伪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情报,十分重要,任务光荣而艰巨。林一对开封情报站已打入日伪政权、军队、警察、商业、铁路运输系统的骨干分子所做出的成绩表示满意。林一还亲眼看到开封情报站为了建立和前总联系的电台,他们煞费苦心地在卧室墙上挖开一个洞口,装上木板,放着妇女用的针线笸箩。打开洞口门,掀起后边木板,出现不到一人高的小房间,刚好放下电台和发报员,电台曾和总部接通,发过电报。后因配备了交通员,为了防止被敌人发觉,就没有再继续使用。
其后,林一乘火车顺利抵达北平,这里是她潜入敌占区的第三站。八路军前总情报处在延安中共中央社会部的安排下,在北平先后开辟了姚继鸣、王岳石、贾建国所领导的情报站。林一分别与他们见面和谈话。为了保证林一的安全,几个情报站负责人都做了周密安排。
林一落脚的地方是北平西城北沟沿后纱罗胡同7号,这里是共产党员郑平、王今英夫妇家。此地独门独院,房屋宽敞,而郑平在社会上又有一定的身份和影响,前方总部来人经常住在这里,非常安全。在古都北平城内居住两个多月的林一,力争走到各情报站的主要点。她和姚继鸣漫步在中山公园松树林下交谈情况;和贾建国乘汽车在南苑一带观察日军的军事设施;与王岳石在中南海边走边交流情况,边逛公园边谈工作。
林一在北平期间,探访了前总情报处副处长申伯纯在北平长辛店的家,特意看望了从日军监牢里出来的姚继鸣夫人李玉盈,还分别走访了由太行山根据地派到北平工作的女战友朱烨、王伯彦、赵向明等人,王伯彦还把新制的一件旗袍亲手送给林一。姐妹们见面,分外高兴,常常聊个通宵。
这期间,被派往天津的情报站和东北瓦房店情报点的负责人专程赶到北平向林一汇报工作,交流情况。
新中国成立后,林一历任中央军委铁道部人事局干部处处长、劳资处处长、天津铁路管理局北京分局副局长、北京铁路局副局长、北京铁路局党委副书记兼政治部主任,北京铁路局党委第二书记、顾问等职。是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政协第五、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984年离休。2007年8月逝世,享年9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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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10月的一天,在革命圣地延安的一间窑洞里,中共中央社会部的领导找该部秘书长林一谈话。大意是,抗日战争已进入了第四个年头,我们军队对日军作战打了很多胜仗,为了配合战争,在隐蔽战线上还需要加强斗争,决定组织一个工作组到前方八路军总司令部开展工作,主要任务是搜集敌伪军、政、警、特和社会方面的情况,供领导参考。具体工作方法,可以派人打入敌占区,潜入敌伪内部,相机工作,长期埋伏,以待时机。他又说,工作组共七人,由林一负责,张箴协助,给工作组配备两个电台报务员、一名译电员。另外,还物色了两个干部,他们在敌占区有社会关系,到前方后设法派出去。工作组到前总后,由中共中央北方局直接领导,并征求林一有什么意见。
林一听了后,感到肩上的担子很重。是啊,在她的革命生涯中,还从未接触过如此自己不了解、心里没底的工作。
林一,原籍河北省武邑县,1917年8月12日生于黑龙江省依兰县。原名刘书兰,曾用名王晶珠、李黎光,到延安后改名林一。1935年5月参加革命工作,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6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后被组织上安排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八分校学习。抗日战争爆发后,林一学业期满回到延安,经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培训,先后任机要科科长,中央社会部秘书长。1938年,经组织介绍,与时任中央军委参谋长的滕代远同志结为革命伴侣。
此前,她已在延安的中共中央社会部学习、工作了近三年,虽然担任了社会部的秘书长工作,但主要抓部里的行政工作,对业务工作——即情报和肃反锄奸等工作平日很少接触,如今组织上要她从事此项领导工作,她确实心中无底。
从战争年代过来的共产党人,似乎形成了一条人人都遵循的惯例和共识,即党的需要、革命的需要就是个人的志愿。1940年10月20日,林一率七人工作组,奔赴驻扎在山西晋东南八路军前方总部开展情报工作。工作组成员有:组长林一(女,23岁),成员张箴(29岁)、林放(31岁)、孟寒月(25岁)、宗韬(女,22岁)、靳选清(23岁)、任道先(23岁)。
那时没有汽车,数千里行程,全靠两条腿走路,而且还要穿越敌伪重重封锁线,行程之艰苦可想而知。
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行军,终于当年12月27日抵达八路军前方总部驻地——山西省辽县(今左权县)武军寺村。
彭德怀副总司令亲自到林一等人临时落脚的农家房舍看望。彭老总高兴地对他们说:“一路上你们辛苦了,欢迎大家来晋东南地区工作。为了欢迎你们到达,今天晚饭我请客!”
第二天上午, 情报工作组的人员不顾旅途的劳累,在林一主持下召开会议,商讨向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有关首长汇报工作的内容。
数日后的一天,副总司令彭德怀、野战军政治部主任罗瑞卿、中共北方局组织部部长刘锡五等领导听取林一等人的汇报。
林一说:“根据中共中央有关部门的决定,我们一行七人来到这里,主要任务是搜集敌伪军队、政府、警察、宪兵、特务的情报,同时还了解打入我抗日根据地的敌特人员的踪迹,开展反敌特斗争,以保卫我党我军的安全。”她还说:“至于完成任务的方法,可以派人打入敌占区,潜入敌伪内部,长期埋伏,等待时机,也可在我根椐地边沿地带设立情报工作网点和交通联络站点等。”
在场的几位领导人仔细听着林一的汇报,一致认为任务明确,方法得当,在当前开展此项工作有利于“知己知彼”。他们当场商议确定,该工作组由彭德怀亲自领导,日常具体业务向刘锡五请示和联系。为了工作方便,其建制属八路军前方总司令部秘书处。林一、张箴、宗韬对外称秘书;靳选清、任道先任报务员,行政上归司令部第三科领导;林放、孟寒月二人准备派往日军占领区开展情报工作。
工作组成立后,是筛选适合派往敌占区做地下情报和敌军工作的特工干部人选。其主要条件是:具有敌占区(包括敌占城市)工作的各种社会关系;对党忠诚,有机敏的头脑及独立处置各种复杂局面的能力;具有严守单线工作联系的组织纪律观念等。由于八路军领导的重视,林一等人的特工选干、培训工作很快开展起来,所到之处,一路绿灯。例如:林一到抗大总校选调地工干部,受到抗大校长的大力支持,前后选调了20多人,由张箴、席一先后负责办了三期训练班,学习结束后逐个派出。 情报工作小组经过半年多的努力,在对华北、华中、东北部分地区敌我态势和状况基本掌握,他们不断挑选适合从事情报工作的干部,举办专业骨干训练班,以及着手派遣工作等方面,都有了很好的进展。
1941年7月,八路军总部左权副参谋长告诉林一,由他们工作组几个人组建前总司令部参谋处情报科,对外称第二科。科长为24岁的林一,张箴、刘岱、路展等工作人员对外称参谋。情报科直接受左权副参谋长领导,不再向中央社会部直接汇报了。
同年9月20日,中央军委决定在各战略单位建立情报组织,要求八路军前方总部、第一一五师、第一二O师、第一二九师、冀中军区、新四军等各司令部均成立情报处,任务是搜集敌伪、国民党的军政情报,调查研究其动向,派遣部队人员侦察,查明敌伪军番号、兵种、武器、行动企图等,以便为领导提供决策的依据。
1941年底,八路军前方总部在原情报科和原来的技术侦察科(对外称新闻台)的基础上组建了情报处,处长左权(兼)、副处长项本立。处以下设四个科,第一科为派遣科,林一任科长(直至1945年8月抗日战争结束);科内有成员张箴、刘岱、路展、周光耀等;二科为情报科,科长魏国运,科内有成员柴军武、孙明远等;三科为技术侦察科,对外称新闻台,科长钱江;四科为爆破科,科长由项本立兼任。随后,八路军太行军区、太岳军区、冀南军区也先后建立了情报处。之后,前总所在地区的太行军区一至五分区先后建立了情报站。这几个情报站的站长都是林一亲自选拔安排的。
(二)
作为派遣科科长的林一对派遣人员的选择非常认真和细致。她不断在太行军区甚至全八路军范围内选人,并多次亲赴抗大总校去挑选合乎条件的干部。选调地工干部姚继鸣,就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
1942年2月15日,林一抱着一摞干部档案材料到左权副参谋长办公室,汇报准备派出抗大六分校教育长姚继鸣潜伏敌占区开展情报工作的事情。
林一坐在左权办公室边看材料边说,姚继鸣有丰富的社会经历,在北伐战争中任过副师长,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多年在国民党军队里从事统战工作,人脉关系广。他的老家在北平城内,有妻儿和住宅,熟悉当地的风俗习惯,亲友中有可利用的社会关系。左权听林一汇报后,当即将此事报告彭德怀批准。这年7月,姚继鸣在林一指导下打扮成商人,办好在敌占区通用的“良民证”,在交通员王顺的陪同下,离开八路军总部,辗转数日,回到北平故里。
姚继鸣进入北平站住了脚,在西四路东开了一家水果店后,派王顺回总部向林一报告。此后,姚继鸣找到比他大五岁的胞兄姚养田,按林一指示的线索又找到东城骑河楼中西医医院的“郑院长”,在这所医院里给姚继鸣安排了一个管理员的职务。这时,姚继鸣通过邻居认识了驻河北省遵化县伪治安军的营长张鸣华,经向林一报告后,林一把派往青岛尚未站住脚的王文治、王伯彦夫妇安插在张鸣华属下。曾在抗大任过军事教员的王文治被安排在伪治安军第六团团部当帖写(即文书)。王文治利用职务之便,搜集、整理了治安军第六团的人员编制、武器装备、驻地分布一览表,派王伯彦送回总部,受到总部首长和林一的表扬与奖励。
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姚继鸣在北平建立了稳固的情报站,可靠的情报骨干有八人。他以自己开办的“谦祥号”水果店做掩护,家和水果店成了他地下情报工作的“办公”场所。当他找到在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实业总署矿业局任局长的表外甥李岐山后,及时报告林一,并通过李岐山得知了北平高层大汉奸们之间争权夺利的情况,以及中国矿产资源被运往日本的登记材料。
为了加强北平情报站的工作,林一又派出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作战科科长、曾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的王岳石在北平建立另一个情报站。王岳石利用父亲王文和亲友的社会关系,进了北平武装警察系统,当上了第七队的上校队长(相当大队长)。从总部派来在王岳石身边的骨干人员有五人,协助王岳石抄写情报并转送总部。几年间,王岳石紧紧掌控着这支武装力量,直至1945年8月日本投降。
此后,林一又挑选原冀南军区情报处副处长贾建国在北平建立了第三个情报站。在八路军当过团长的贾建国,到北平后选中大汉奸齐燮元为目标,做争取工作。当林一得知此情况后,向滕代远参谋长建议派前总情报处副处长申伯纯赴北平坐镇指挥。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虽然没有让齐燮元转变立场,但从他那里获得了许多重要情报,如日军、伪军战略变化的信息和各军头目的个人简况,这些都被及时送往八路军总部,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1942年5月,日伪军用近两万人的兵力,对晋东南边区实行大规模“扫荡”,目标是消灭我八路军前方总司令部等高级指挥机构。林一奉命携带大量情报工作绝密文件转移,在辽县(今左权县)十字岭山区,机关干部和警卫部队被敌人冲散。当时情况紧急,机关一些非战斗人员行动稍微迟缓,就有遭遇敌人,牺牲被俘的危险。林一首先想到的是如何保存携带的绝密文件。在枪林弹雨中,她冷静沉着,临危不惧,在一处山梁处用双手扒开一个洞,将文件埋藏好,然后再与随行的其他同志一同冲出敌人包围圈。就在这次著名的十字岭突围战斗中,八路军“前总”副参谋长兼情报处长左权将军不幸壮烈殉国。
(三)
情报工作并非一帆风顺,被派出人员要克服很多困难、艰险,才能站稳脚跟,隐蔽下来。例如,1942年从抗大选调的军事主任教员王文治和政治文化教员王伯彦夫妇,由总部情报处派去青岛。因王离开家十几年,刚一回去,亲友们对他俩都存有戒心,王伯彦只好跟一个卖菜的同乡学习卖菜,他每天夜里到远郊区买回菜,拂晓拿到集市上卖。每天来回要走四五十里路,推着三四百斤重的菜车,一夜不睡,上午卖完菜,回来只能睡四五个小时,每天只能赚到两三元伪币,勤劳艰苦的生活改变了亲友们对他的态度,认为他肯吃苦是个老实人。他父亲托人给他们办了“良民证”,成了合法“良民”。到年底又经林一安排,王文治潜入河北省遵化县,在伪治安军第三集团军第六团书记处补了个勤务兵,书记官见他字写得好,就让帮助文书抄写文件,称“帮写”。该团部不设参谋处,一切收发文件、资料保管、拟定文稿、伪军调动、通讯联络、电台密码、人事变更等业务,均由副团长指挥书记处办理。王文治利用“帮写”后又提升为上士文书之便,搜集了不少伪军资料,由妻子王伯彦带回总情报处。王要求总部再选派一人,安插到伪军六团任职,林一又选派前总后勤部秘书科长邓方钦随王伯彦到了遵化,经王推荐,潜入伪军六团书记处,王以后转移到另一部伪军。邓能写一笔好字,工作积极,深受团长器重,由上士文书升为准尉司书。华北伪治安军是日军亲手组建的正规部队,号称近20万人。治安军总头目是大汉奸刘燮元,下属几个集团军,建制团是基层单位。从一个团的编制、武器配备、人员情况可以了解到集团军全军情况,王、邓二人职务虽然较低,但岗位重要,他们先后埋伏了三年之久,获得许多有价值的情报送回总部。
为了在伪军里发展我抗日地下武装,1942年,林一又从抗大调军事教员张鸿烈和刘筱萍夫妇,派到敌占区北平工作。
张鸿烈毕业于东北讲武堂,曾任过张学良部上校副官,参加过青年党,阅历丰富,军事素质好。到北平没有找到可靠的社会关系,后经保定一位的老师推荐,张鸿烈到了河北省献县任伪军干部训练所所长,又由所长升为大队长、伪军警备团副团长、伪县长兼保安联队长等职。他虽然职务步步高升,但并非处处顺利。用张鸿烈本人的话说:“三年中日本人对我时时怀有戒心,用各种方法试探我,我也用各种手段和他们周旋,他们始终没有发现我有什么破绽,艰难地度过了这三年。”
三年期间,张鸿烈派妻子刘莜萍担任交通员,只身去太行根据地汇报工作,并带回了总部首长的重要指示。
1945年8月,张鸿烈得到上级同意,率1000余伪军官兵起义归队,投入我冀中区部队,编为第二纵队,张被委任为纵队司令员。冀中军区党委发了慰问电,前总参谋长滕代远发了嘉奖电。
(四)
1942年8月25日,中共中央调抗大总校副校长滕代远任八路军前方总部参谋长兼情报处处长。他们对派往敌占区的主要干部,临行前总要亲自谈话,回来后要听汇报做指示,重要情报亲自批示。
1942年12月5日,在前总所在地——山西省左权县麻田镇主持召开前总第一次情报工作会议,林一为此次会议的筹备工作做了精心安排。八路军驻豫北办事处主任王百评(兼任太行军区第五分区情报处负责人)出席此次会议,当时,他的警卫员汤树屏参加了会议的警卫工作。他曾回忆说,这次会议开了四天,最后一天是滕代远参谋长讲话。他的讲话中,明确提出情报工作的分工和努力方向,确定了前方总部情报处主要任务是搜集战略情报,各军区、军分区情报处、站的任务是搜集战役、战术情报。前总召开这次会议后,林一向上级领导提出加强前总情报处工作的诸多建议。1943年2月,延安中共中央社会部派出李成、席一二人到前总情报处一科,协助林一从事派遣工作。
据史料记载,抗战时期由八路军前方总部情报处(派遣科)直接派出的干部有75人,直接派往日军占领区的干部和在敌占区发展的共产党员、可靠的进步人士约有140人之多。他们在华北、华中、东北日军占领的大城市和伪军中建立了情报站、情报点、交通站、交通点,广泛搜集情报、发展地下武装、对伪军进行策反、联络爱国进步人士掩护等工作,基本上形成了以华北为中心的地下情报工作网络,上下联络,畅通无阻。在解放战争城工部时期,他们又发展党员70多人。当时共有170多名共产党人,分散在敌人的心脏里活动。在派出人员中,先后有6人被捕牺牲,被地方政府追认为烈士,有2人被捕叛变,1人脱离关系。
(五)
1944年10月初的一天,秋高气爽。在左权县八路军前方总部,参谋长滕代远要听取林一关于前总派遣人员分布情况的汇报。
林一在办公桌上摊开中国地图,图上标出了华北、华中、东北地区标出派出人员的职业、姓名、被派往的城市以及潜伏的掩护身份,各情报网、站、点的人数等情况。她汇报说:北平姚继鸣情报站可靠人员有8名;北平贾建国情报站可靠人员有六七名;北平王岳石情报站可靠人员约有10人;河南开封郭有义情报站,郭有义本人混进了开封契税局事务股当主任,身边有可靠骨干8人;江苏南京有徐楚光情报站,他是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原抗大参谋业务教员,几经周折,混入汪精卫伪政权系统,身边的可靠人员有10余人之多,正准备策反伪军第三师师长钟健魂起义。此外,林一还把山西太原,河北邢台、邯郸、石家庄、张家口,河南安阳、洛阳、郑州,天津,东北瓦房店及华东等地,亲自指挥和联系的情报站、点,交通站、点的简况、人员一一作了汇报。
当林一向滕代远参谋长、杨立三副参谋长报告情报工作概况后,提出要亲自深入日伪军占领区,代表总部领导检查情报工作,看望奋战在龙潭虎穴第一线的战友们。两位首长当场表示:“这个想法是好的,也很有必要,可这样去安全有把握吗?”
林一知道领导都在担心她的安全问题,她说:“绝对的把握没有。但危险性也不会太大。再说,战斗在隐蔽第一线的同志们每天都面临着生死的考验,每天都在冒着生命危险为党工作,为抗日、为革命做贡献。我去看望一下他们,冒一些风险有什么不可以的?当然,我们应该周密计划,尽可能把风险降到最低。”
1944年11月5日,经过周密筹划,林一准备了潜入敌占区的各种必要证件,确定了行程和路线,安排好沿途交通站点派专人带路和转送事宜,由柏淑卿协助化装成大城市阔小姐的林一,迎着寒风和纷纷扬扬的雪花离开了运筹帷幄的根据地——山西省左权县麻田镇,李成、刘岱、徐双海和汤树屏站在村边,为林一送行。
林一出行的第一站,是距根据地最近的敌占区河南省安阳县城。她在那里听取了共产党员苏鸿伯开办茶庄并与伪军司令王自全结拜兄弟的工作汇报后,实地到达火车站棉布店与员工谈话。还会见了八路军豫北办事处主任王百评离任前换帖的兄弟、地方实力派、矿警队长吴守正。凡她接触到的人,不论是我军派遣人员还是靠近我方的进步人士,都深受鼓舞。
第二站是河南开封。潜伏在这座城市的郭有义情报站,就活跃在日本人的鼻子底下。郭有义的公开身份是开封税务局车站分所所长。林一在开封的活动,由郭有义负责安排。从根据地潜入开封的人都愿意和“娘家人”林一见面和谈话。经过红军长征的干部、和林一一起从延安到太行根据地、任八路军前方总部电台台长的靳选清,急于和林一会面,打入开封疫检所当事务员的张兰亭更愿意早日见到林一;刚从太行山根据地到郑州站稳脚跟的王贵,以及在洛阳多次获取重要情报的人员,都希望见到从总部来的人。林一对刚派到开封不久的曾洁光说,开封是日寇在中原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在军事上处于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我们的人在这里搜集敌伪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情报,十分重要,任务光荣而艰巨。林一对开封情报站已打入日伪政权、军队、警察、商业、铁路运输系统的骨干分子所做出的成绩表示满意。林一还亲眼看到开封情报站为了建立和前总联系的电台,他们煞费苦心地在卧室墙上挖开一个洞口,装上木板,放着妇女用的针线笸箩。打开洞口门,掀起后边木板,出现不到一人高的小房间,刚好放下电台和发报员,电台曾和总部接通,发过电报。后因配备了交通员,为了防止被敌人发觉,就没有再继续使用。
其后,林一乘火车顺利抵达北平,这里是她潜入敌占区的第三站。八路军前总情报处在延安中共中央社会部的安排下,在北平先后开辟了姚继鸣、王岳石、贾建国所领导的情报站。林一分别与他们见面和谈话。为了保证林一的安全,几个情报站负责人都做了周密安排。
林一落脚的地方是北平西城北沟沿后纱罗胡同7号,这里是共产党员郑平、王今英夫妇家。此地独门独院,房屋宽敞,而郑平在社会上又有一定的身份和影响,前方总部来人经常住在这里,非常安全。在古都北平城内居住两个多月的林一,力争走到各情报站的主要点。她和姚继鸣漫步在中山公园松树林下交谈情况;和贾建国乘汽车在南苑一带观察日军的军事设施;与王岳石在中南海边走边交流情况,边逛公园边谈工作。
林一在北平期间,探访了前总情报处副处长申伯纯在北平长辛店的家,特意看望了从日军监牢里出来的姚继鸣夫人李玉盈,还分别走访了由太行山根据地派到北平工作的女战友朱烨、王伯彦、赵向明等人,王伯彦还把新制的一件旗袍亲手送给林一。姐妹们见面,分外高兴,常常聊个通宵。
这期间,被派往天津的情报站和东北瓦房店情报点的负责人专程赶到北平向林一汇报工作,交流情况。
新中国成立后,林一历任中央军委铁道部人事局干部处处长、劳资处处长、天津铁路管理局北京分局副局长、北京铁路局副局长、北京铁路局党委副书记兼政治部主任,北京铁路局党委第二书记、顾问等职。是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政协第五、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984年离休。2007年8月逝世,享年90岁。
(责编兴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