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永恒的敌意

　　诱拐欧罗巴
　　所有一切都始于一次诱拐。女孩名叫欧罗巴，是西顿海岸提尔城（现黎巴嫩境内）国王阿革诺耳的女儿。金发白肤的她正坐在水边，把风信子、紫罗兰、玫瑰和百里香编成花环，众神之父宙斯化身白牛从海里走出来，侍女们纷纷逃走，只有她留了下来。罗马诗人奥维德这样讲述接下来的故事：宙斯载着她漂洋过海，到了克里特岛。那片大陆也将以她的名字命名。这就是诱拐欧罗巴的故事。多个世纪以来，它一直是欧洲民族和“西方”的起源神话。不过，正如故事里欧罗巴的故乡本来在亚洲，它也意味着这个“西方”是出自“東方”的。“那么，这个欧洲到底是什么呢？”20世纪伟大的法国诗人保尔·瓦雷里问道，“是旧大陆的海岬，亚洲的附属吗？”不过，和所有的神话一样，这个故事还有一个略为平淡、更为世俗的版本。在这个希罗多德声称是从波斯人那里听来的版本中，诱拐欧罗巴是对腓尼基水手抢走阿戈斯国王伊那科斯的女儿伊娥的报复。希罗多德写道，伊娥被抢走后，一些希腊人，“带走了国王的女儿欧罗巴，以此作为报复”。诱拐事件继续发生。克里特人是希罗多德所说的“欧洲人”，而欧罗巴是亚洲女性，所有亚洲人都将她被诱拐视为对自己的冒犯。后来，另一个欧洲人伊阿宋乘船驶入黑海，把科耳喀斯国王埃厄忒斯的女儿美狄亚拐走。再后来，小亚细亚的特洛伊人为了报复，带走了并非完全不情愿的斯巴达国王墨奈劳斯的妻子海伦，把她带回特洛伊。随后，墨奈劳斯的兄弟阿伽门农组织起一支大军，渡海围攻名城特洛伊，战争持续了10年。被罗马法学家西塞罗称为“历史之父”的希罗多德，绞尽脑汁想要解答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两个民族—希腊和波斯—会发生战争”？上述所有故事都声称已经给出了答案，但实际上并没有。希罗多德在希腊人和波斯人的敌意中长大成人，亲身品尝了它的恶果。他于公元前490年左右出生在哈利卡纳苏斯，也就是现在的土耳其博德鲁姆，波斯国王大流士一世正是在他出生的那一年对欧洲发起全面进攻，这是亚洲强国第一次尝试要征服整个欧洲。

2 希波战争

　　战争为什么会发生
　　哈利卡纳苏斯是一座希腊城市，不过在希罗多德出生和成长的年代，它受波斯人统治。希罗多德生活在两个世界之间，它们虽然并不总能融洽相处，但当时显然正处在和平时期。他想知道，两个民族曾经维持着的相对的友好，如何逐渐演变成长期的痛苦仇恨。为了找到答案，他余生的所有时间和创造力，都被用来讲述亚洲和欧洲之间发生的一次重要对抗，也就是后世所说的“希波战争”，它指的是从公元前490年到前479年间断断续续发生的一系列冲突。希罗多德知道，伊娥和欧罗巴的传说以及特洛伊的故事不过是借口。这些近于神话的冲突是在诸神的摆布下进行的，当时几乎没有人认为人类是在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希罗多德是最早认为人类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作家之一。在他的作品里，神仍然存在，只是隐于暗处。他们只能通过神迹、预兆、暧昧不清的神谕发声，但是不会让任何事情发生。现在，主宰和控制世界的是人类。
　　现代考古学为我们描述的阿契美尼德人—他们是现在通常所说的波斯帝国的统治集团—的崛起过程、他们统治下的社会的面貌，有时与希罗多德的记述截然不同。从这个新角度看，希罗多德似乎不仅是历史之父，也是“谎言之父”。不过真正重要的并不是他的故事是否完全准确。《历史》这本书不仅要重述一系列战争的经过，它也想描述希腊世界的文化、政治和（某种程度上）心理的起源。尽管他抱怨自己无法理解“为什么明明是一块大陆，却要有3个名字，而且还是女人的名字（欧罗巴、亚细亚和阿非利加）”，不过希罗多德显然很清楚欧洲和亚洲的区别。他显然也很清楚“希腊性”是什么，而且用了一个术语to hellenikon来描述它。用他的话说，它意味着“共同的血缘、语言、宗教和习俗”。这就是欧洲也就是“西方”意义上的特殊性的起源。但他同时也承认光有某种特殊性是不完整的，希腊以及欧洲从自己几个世纪以来的宿敌身上学到过很多东西。“希腊性”可能是一个人们已经耳熟能详的概念了。不过希罗多德清楚地知道，尽管古代希腊各城邦在很多方面非常相似，但是实际上却是千差万别的社会。当希罗多德在叙述是什么将希腊人和他们的亚洲敌人区别开来的时候，他想到的通常是雅典人的价值观，尤其是民主的价值观。希罗多德时代的希腊人在散布于地中海沿岸—从西西里岛一直到塞浦路斯岛和爱琴海沿岸的小亚细亚地区—的小城市里居住。除了那些受波斯人统治的城市，它们都是自治的政治共同体，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城邦。尽管这里的所有人都是“希腊人”，但他们绝不是和平相处的。

3 世界观的不同

　　希腊人能够区分自由和奴役
　　在希罗多德的书里，波斯人常常提到，希腊人很难团结起来一致对外御敌。当时欧洲和亚洲的边界实际上也非常容易通过。希腊城邦在波斯人的统治下兴旺发达，有影响力的希腊人常常为了躲避自己同胞的怒火而逃到波斯宫廷避难。

在他的作品里，神仍然存在，只是隐于暗处。

　　希罗多德对这些事实既没有视而不见，也没有加以掩饰。他想要表达的是，波斯人和希腊人，或者说亚洲人和欧洲人之间的区别，要比这些琐屑的政治差异深刻得多；他们的区别在于世界观的不同，二者对于人是什么、该怎样生活之类的问题，有着全然不同的理解。虽然每个希腊城邦都有各自的特点（从比较宽泛的角度来看，欧洲城市也是如此），有时甚至会发展出截然不同的社会，而且希腊人为了自身的利益会毫不犹豫地相互欺骗，但是他们对上述根本问题的看法却基本一致。他们能够区分自由和奴役，而且全都接受我们今天所说的个人主义的人性观。伟大的雅典剧作家埃斯库罗斯非常清楚这一点。他亲身经历过发生在公元前480年秋天著名的萨拉米斯战役，这是欧洲历史上的第一次大规模海战，希腊人的最终胜利同时决定了自己和欧洲的未来命运。在埃斯库罗斯的戏剧《波斯人》里，当薛西斯的舰队在萨拉米斯被全歼时，波斯国王大流士的遗孀，同时也是继任国王薛西斯的母亲的阿托莎做了一个梦。这部戏剧多次提到梦境。大流士的前任居鲁士在梦里见到大流士的肩上长出一对翅膀，一只盖住欧洲，另一只遮住亚洲；在薛西斯为了实现祖先的预言出征时，他梦到了自己的垮台。阿托莎梦见了自己儿子的失利。她也在梦里看到了导致现在的冲突的历史根源。她说：“我从未见过如此清晰的梦境，昨夜之所见，我这就相告。我梦见两个衣着漂亮的女子，其中一个身着波斯华丽的长袍，另一个穿着朴素的希腊短衣。凑近一看，她们两人貌美无瑕，是同宗姐妹。她们的祖国和家园，一个在希腊，另一个在异邦。”在这个梦里，希腊和波斯也就是欧洲和亚洲是姐妹。和所有的姐妹一样，她们也彼此不同。差异在于一个奢侈、另一个简朴，这将会成为两个民族长期形象中最为显著的特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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