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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事业的一位奠基者，在其53年短暂的人生里，共编导了31部电影和7部话剧，代表作《八千里路云和月》和《新儿女英雄传》，被誉为“为战后中国电影艺术奠下了基石”。
他生于杭州，祖居海宁硖石横头街，小名“三宝”，大名史东山。
影片《八千里路云和月》，创造了当时中国电影的最高票房纪录；1951年编导的影片《新儿女英雄传》，获捷克第六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导演特别荣誉奖”，他是上世纪50年代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得导演奖的唯一中国导演。
印象： “追求完美，对工作很严格”
解放后在电影剧本创作所工作，后来做了史东山女婿的王云人（史东山长女史大同的丈夫，退休前是中国电影基金会的秘书长）向笔者回忆：“我们住一个大院，他年轻时候很帅，一表人才，穿着西装、领带，皮鞋擦得很亮，院里的人都很尊敬他，大家都叫他东老。电影圈里，大家都知道东老。”
从海宁硖石走出去的东老，是凭借自学成材的大导演。
17岁那年，当中学算术教师的父亲病逝，作为长子，为了养家的重担，他辗转北平、天津、张家口做报务员。仆仆风尘中，这个青年来到了上海。
20岁出头，他被介绍去电影《古井重波记》担任一个角色，这是他走入电影界的开始。
除了参演，他还搞美工、灯光、剪接、洗印工作。
“人这一生，半为社会，半为自己。”—这是他20岁时贴在床边的座右铭。
23岁，编导电影《杨花恨》。这是他做电影编导的第一部作品。这个大动乱中的江南才子展露出他的编导才能。当时也在上海的作家周瘦鹃在报上写文章说“史东山是电影界的妙才”。
年轻时代的史东山在当时的上海名噪一时。在拍了《杨花恨》后的第二年，他转入联华前身的大中华百合公司，导演了《同居之爱》《儿孙福》，《儿孙福》成为早期中国电影的代表作之一。
上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刚刚接触电影，还处在无声片的时候。电影屏幕上很多是鸳鸯蝴蝶派作品和武侠神鬼片。
而史东山的电影从表现小市民的身边小事、关注女性的处境和爱情，到关注时代的最强音。
中国的进步电影事业始于二十世纪30年代初期，史东山占据了其中重要一页。
“1928年，父母结婚后，田汉就是家里的常客，他们是好朋友。通过田汉，父亲认识了地下党夏衍、阳翰笙等人，他们经常在家里开会。”在回忆父亲加入左翼电影事业的往事时，长女史大同如此说道。
老电影人都说，东老脾气大，但为人正直，工作严肃。
在重庆时曾有一个剧团让大家自由投票表示愿意跟哪一位导演合作，结果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愿意与史东山合作。这成为电影界的佳话，由此也可以想象当年的史东山在电影戏剧界的威望。
“我父亲追求完美，对工作很严格，对人和蔼可亲，他批评人家，人家也心服口服，因为他说得对。”史大同说。
史东山和蔡楚生被认为是解放前的影坛双雄，史东山的成名略早于蔡楚生，且素有“伯乐”之誉。史东山上世纪30年代初在老联华公司当导演时，发现明星公司副导演蔡楚生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就与几位导演联名推荐蔡楚生进入联华当导演。
1930年3月，史东山加入左联。他是八年抗战中拍摄抗日电影、导演抗日话剧最多的一位电影导演。
1947年，在上海摄制的故事片里，可与《一江春水向东流》媲美的，就是《八千里路云和月》，两部影片都轰动当时。上世纪40年代中国电影纪实风格的张扬是中国电影现代变革中的重要一面，《八千里路云和月》正是这一变革步伐中的一部开山之作。
家风： “正派，正直，
不随波逐流”
史东山和夫人华旦妮一生共养育了5个儿女，分别为：史大千、史大中、史大正、史大同、史大里。
5个子女中，仍健在的只有长女史大同，她退休前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做塑型化妆工作。史大同出生于1934年5月，她天性里有父亲的影子：执着、认真、勤奋。
“在我一生中，最大的遗憾就是，由于爸爸一生为革命，先后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时三次与我们告别，长期忍受着骨肉分离之苦。实际上，从1937年我3岁记事起，直到1955年2月23日爸爸去世，我真正和他生活在一起的时间还不到4年，但是，他给我的教育和影响是极其深刻的，影响了我的一生。”
1937年，史大同3岁时，史东山告别妻儿去了当时的抗日中心武汉，进入由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电影制片厂，以极大的热情完成了我国第一部抗战电影《保卫我们的土地》。
“武汉沦陷了，他和周总理一起迁移到重庆，继续拍摄抗日电影。我6岁时，妈妈带着三个哥哥冒着炮火，辗转去重庆找爸爸。”史大同被留在上海亲戚家里，一直到抗战胜利，“等父亲回来，我已经12岁了。”
在史大同上小学的时候，父亲托人给女儿带来一封信，当时她还看不懂这封信，别人念给她听，信中的一段话她铭记一生：“一个人从小要热爱劳动，自己的事自己做，不要依赖别人。劳动是光荣的，不劳动才可耻。一个不爱劳动，整天好吃懒做的人，就会像猪一样蠢。”
“我深爱我的爸爸，从小就养成了勤劳的习惯，一直保持至今。”
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她回到父亲身边，但父亲和她只在上海共同生活了两年，又再次分别。“爸爸是一个严肃的艺术家，他把全部时间放在了事业上，他没有时间陪我们玩耍和聊天。”
对于把女儿长期寄养在亲戚家里，史东山心里有深深的内疚。“所以，1949年上海一解放，他就第一个把我接到北平，留在他身边。爸爸补偿给了我很多的父爱，那一年我16岁。”
父女俩住在招待所——前门远东饭店。
“爸爸每天去开会，参加第一届全国文代会，我一个人呆在招待所，当时还没找到学校，人家都开学了，我就哭了。爸爸就搂着我说：‘你爸爸也没上多少学，小的时候家里很贫穷……读到初中就失学了，后来全是爸爸自己刻苦自学的。所以，人的一生一定要靠你自己去努力奋斗。奋斗，你懂么？’” 16岁的史大同心里非常崇敬她的父亲，“奋斗”二字刻上她的心头，她在不知不觉中学习着父亲。“无论把自己放在哪里，对自己都严要求，高标准。”
1950年，正当《新儿女英雄传》正式开拍之际，抗美援朝开始，17岁的史大同在自己的坚持下参了军。“虽然爸爸从小离开我，但我很理解他的爱国心，从小留在脑子里。他是爱国的，国家号召保家卫国，我要像爸爸那样站出来，我要参军。”
参军那天，她到北影摄影棚和父亲告别，生平第一次看见刚强的父亲掉下眼泪。“爸爸教育我在必要的时候可以为国家献出自己的生命，奉献精神、献身精神，这是爸爸对我的教育。直到现在不计较待遇，不计报酬，这是爸爸遗留给我们的。”
文革后的史大同，已经45岁了，开始自学英语，现在她能做到与外宾对话，给中央电视台翻译剧本。史大同说：“爸爸走前没有给我们留下一分钱，但他给我们留下了思想财富。我崇拜他，我就学他，我的孩子就学我。我把爸爸的这种学习奋斗精神传给了我的两个儿子。”在史大同看来，史家人的家风，正如著名演员白杨所说源自史东山的正派和正气。“正派，正直，不随波逐流，做人做事力求完美，我们家有这个传统。”
传承： “热爱是最重要的”
史大同的两个儿子王晓昀、王晓康在改革开放初相继出国留学，王晓昀是目前最优秀的数据库软件工程公司下属PowerDesigner的创始人，任法国巴黎SAP软件公司的总设计师。“他在国外33年，一直没加入外籍。”
王晓康受外公影响，从小热爱艺术，爱画画，爱写作。毕业于美国洛杉矶南加州大学电影电视学院。曾自编、自导、自己独立制片，拍摄了两部英文专题片《目的地—拉萨》和《喜马拉雅的传奇》。现从事高级管理工作。
史东山的大儿子史大千也是一位导演，代表作品有《青年鲁班》《红色背篓》，1985年病逝。
而在1954年9月底，史东山在离开人世前不久，曾接到邀他出任北京电影学院院长兼教授的公函。这是他梦寐以求培养电影新人的舞台。史大千的第二个儿子史晨风正是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上世纪80年代轰动一时的电影《最后的疯狂》就是由他导演的。三代人的道路也折射出中国电影史的演变。
史东山的二儿子史大中，小学毕业后考入“重庆幼年空军学校”。新中国成立后，他怀着满腔爱国热情回到北京，积极为新中国航空事业服务。在文革结束后病逝。史大中的两个儿子史少杰、史少凡都从事技术工作。史少杰在德企工作，他说：爷爷是一个正直善良的知识分子。不随波逐流，坚持自己的观点。爷爷这种精神也是中国的希望。史少凡在清华大学信息研究院搞科研工作。在他自己的工作上，他和他的祖父一样也追求完美。
第三个儿子史大正，毕业于上海音乐学校钢琴系，后成为上海青年钢琴家。
幼女史大里是我国第一代芭蕾舞演员，曾任中国舞蹈家协会常务副主席。史大正与史大里均于2010年去世。
史东山孙辈里，没有一人见过祖父史东山，但祖父对他们的影响却融入在血液里。
史晨风是目前史家后代中唯一在从事影视创作的人。他30岁拍了自己的第一部片子。眼下，海清、小沈阳主演的热播剧《后厨》，他是总导演。
他说，“作为我祖父、蔡楚生等那一代人，他们确实拍出了那个时代的风貌、那个时代的印记、那个时代整个社会的缩影。能不能超越他们，或者做好当代人应该做的事情，我们都在努力。热爱是最重要的。三代人用生命去热爱职业，但他们因所处时代不一样，呈现的方式也不一样。”
他生于杭州，祖居海宁硖石横头街，小名“三宝”，大名史东山。
影片《八千里路云和月》，创造了当时中国电影的最高票房纪录；1951年编导的影片《新儿女英雄传》，获捷克第六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导演特别荣誉奖”，他是上世纪50年代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得导演奖的唯一中国导演。
印象： “追求完美，对工作很严格”
解放后在电影剧本创作所工作，后来做了史东山女婿的王云人（史东山长女史大同的丈夫，退休前是中国电影基金会的秘书长）向笔者回忆：“我们住一个大院，他年轻时候很帅，一表人才，穿着西装、领带，皮鞋擦得很亮，院里的人都很尊敬他，大家都叫他东老。电影圈里，大家都知道东老。”
从海宁硖石走出去的东老，是凭借自学成材的大导演。
17岁那年，当中学算术教师的父亲病逝，作为长子，为了养家的重担，他辗转北平、天津、张家口做报务员。仆仆风尘中，这个青年来到了上海。
20岁出头，他被介绍去电影《古井重波记》担任一个角色，这是他走入电影界的开始。
除了参演，他还搞美工、灯光、剪接、洗印工作。
“人这一生，半为社会，半为自己。”—这是他20岁时贴在床边的座右铭。
23岁，编导电影《杨花恨》。这是他做电影编导的第一部作品。这个大动乱中的江南才子展露出他的编导才能。当时也在上海的作家周瘦鹃在报上写文章说“史东山是电影界的妙才”。
年轻时代的史东山在当时的上海名噪一时。在拍了《杨花恨》后的第二年，他转入联华前身的大中华百合公司，导演了《同居之爱》《儿孙福》，《儿孙福》成为早期中国电影的代表作之一。
上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刚刚接触电影，还处在无声片的时候。电影屏幕上很多是鸳鸯蝴蝶派作品和武侠神鬼片。
而史东山的电影从表现小市民的身边小事、关注女性的处境和爱情，到关注时代的最强音。
中国的进步电影事业始于二十世纪30年代初期，史东山占据了其中重要一页。
“1928年，父母结婚后，田汉就是家里的常客，他们是好朋友。通过田汉，父亲认识了地下党夏衍、阳翰笙等人，他们经常在家里开会。”在回忆父亲加入左翼电影事业的往事时，长女史大同如此说道。
老电影人都说，东老脾气大，但为人正直，工作严肃。
在重庆时曾有一个剧团让大家自由投票表示愿意跟哪一位导演合作，结果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愿意与史东山合作。这成为电影界的佳话，由此也可以想象当年的史东山在电影戏剧界的威望。
“我父亲追求完美，对工作很严格，对人和蔼可亲，他批评人家，人家也心服口服，因为他说得对。”史大同说。
史东山和蔡楚生被认为是解放前的影坛双雄，史东山的成名略早于蔡楚生，且素有“伯乐”之誉。史东山上世纪30年代初在老联华公司当导演时，发现明星公司副导演蔡楚生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就与几位导演联名推荐蔡楚生进入联华当导演。
1930年3月，史东山加入左联。他是八年抗战中拍摄抗日电影、导演抗日话剧最多的一位电影导演。
1947年，在上海摄制的故事片里，可与《一江春水向东流》媲美的，就是《八千里路云和月》，两部影片都轰动当时。上世纪40年代中国电影纪实风格的张扬是中国电影现代变革中的重要一面，《八千里路云和月》正是这一变革步伐中的一部开山之作。
家风： “正派，正直，
不随波逐流”
史东山和夫人华旦妮一生共养育了5个儿女，分别为：史大千、史大中、史大正、史大同、史大里。
5个子女中，仍健在的只有长女史大同，她退休前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做塑型化妆工作。史大同出生于1934年5月，她天性里有父亲的影子：执着、认真、勤奋。
“在我一生中，最大的遗憾就是，由于爸爸一生为革命，先后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时三次与我们告别，长期忍受着骨肉分离之苦。实际上，从1937年我3岁记事起，直到1955年2月23日爸爸去世，我真正和他生活在一起的时间还不到4年，但是，他给我的教育和影响是极其深刻的，影响了我的一生。”
1937年，史大同3岁时，史东山告别妻儿去了当时的抗日中心武汉，进入由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电影制片厂，以极大的热情完成了我国第一部抗战电影《保卫我们的土地》。
“武汉沦陷了，他和周总理一起迁移到重庆，继续拍摄抗日电影。我6岁时，妈妈带着三个哥哥冒着炮火，辗转去重庆找爸爸。”史大同被留在上海亲戚家里，一直到抗战胜利，“等父亲回来，我已经12岁了。”
在史大同上小学的时候，父亲托人给女儿带来一封信，当时她还看不懂这封信，别人念给她听，信中的一段话她铭记一生：“一个人从小要热爱劳动，自己的事自己做，不要依赖别人。劳动是光荣的，不劳动才可耻。一个不爱劳动，整天好吃懒做的人，就会像猪一样蠢。”
“我深爱我的爸爸，从小就养成了勤劳的习惯，一直保持至今。”
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她回到父亲身边，但父亲和她只在上海共同生活了两年，又再次分别。“爸爸是一个严肃的艺术家，他把全部时间放在了事业上，他没有时间陪我们玩耍和聊天。”
对于把女儿长期寄养在亲戚家里，史东山心里有深深的内疚。“所以，1949年上海一解放，他就第一个把我接到北平，留在他身边。爸爸补偿给了我很多的父爱，那一年我16岁。”
父女俩住在招待所——前门远东饭店。
“爸爸每天去开会，参加第一届全国文代会，我一个人呆在招待所，当时还没找到学校，人家都开学了，我就哭了。爸爸就搂着我说：‘你爸爸也没上多少学，小的时候家里很贫穷……读到初中就失学了，后来全是爸爸自己刻苦自学的。所以，人的一生一定要靠你自己去努力奋斗。奋斗，你懂么？’” 16岁的史大同心里非常崇敬她的父亲，“奋斗”二字刻上她的心头，她在不知不觉中学习着父亲。“无论把自己放在哪里，对自己都严要求，高标准。”
1950年，正当《新儿女英雄传》正式开拍之际，抗美援朝开始，17岁的史大同在自己的坚持下参了军。“虽然爸爸从小离开我，但我很理解他的爱国心，从小留在脑子里。他是爱国的，国家号召保家卫国，我要像爸爸那样站出来，我要参军。”
参军那天，她到北影摄影棚和父亲告别，生平第一次看见刚强的父亲掉下眼泪。“爸爸教育我在必要的时候可以为国家献出自己的生命，奉献精神、献身精神，这是爸爸对我的教育。直到现在不计较待遇，不计报酬，这是爸爸遗留给我们的。”
文革后的史大同，已经45岁了，开始自学英语，现在她能做到与外宾对话，给中央电视台翻译剧本。史大同说：“爸爸走前没有给我们留下一分钱，但他给我们留下了思想财富。我崇拜他，我就学他，我的孩子就学我。我把爸爸的这种学习奋斗精神传给了我的两个儿子。”在史大同看来，史家人的家风，正如著名演员白杨所说源自史东山的正派和正气。“正派，正直，不随波逐流，做人做事力求完美，我们家有这个传统。”
传承： “热爱是最重要的”
史大同的两个儿子王晓昀、王晓康在改革开放初相继出国留学，王晓昀是目前最优秀的数据库软件工程公司下属PowerDesigner的创始人，任法国巴黎SAP软件公司的总设计师。“他在国外33年，一直没加入外籍。”
王晓康受外公影响，从小热爱艺术，爱画画，爱写作。毕业于美国洛杉矶南加州大学电影电视学院。曾自编、自导、自己独立制片，拍摄了两部英文专题片《目的地—拉萨》和《喜马拉雅的传奇》。现从事高级管理工作。
史东山的大儿子史大千也是一位导演，代表作品有《青年鲁班》《红色背篓》，1985年病逝。
而在1954年9月底，史东山在离开人世前不久，曾接到邀他出任北京电影学院院长兼教授的公函。这是他梦寐以求培养电影新人的舞台。史大千的第二个儿子史晨风正是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上世纪80年代轰动一时的电影《最后的疯狂》就是由他导演的。三代人的道路也折射出中国电影史的演变。
史东山的二儿子史大中，小学毕业后考入“重庆幼年空军学校”。新中国成立后，他怀着满腔爱国热情回到北京，积极为新中国航空事业服务。在文革结束后病逝。史大中的两个儿子史少杰、史少凡都从事技术工作。史少杰在德企工作，他说：爷爷是一个正直善良的知识分子。不随波逐流，坚持自己的观点。爷爷这种精神也是中国的希望。史少凡在清华大学信息研究院搞科研工作。在他自己的工作上，他和他的祖父一样也追求完美。
第三个儿子史大正，毕业于上海音乐学校钢琴系，后成为上海青年钢琴家。
幼女史大里是我国第一代芭蕾舞演员，曾任中国舞蹈家协会常务副主席。史大正与史大里均于2010年去世。
史东山孙辈里，没有一人见过祖父史东山，但祖父对他们的影响却融入在血液里。
史晨风是目前史家后代中唯一在从事影视创作的人。他30岁拍了自己的第一部片子。眼下，海清、小沈阳主演的热播剧《后厨》，他是总导演。
他说，“作为我祖父、蔡楚生等那一代人，他们确实拍出了那个时代的风貌、那个时代的印记、那个时代整个社会的缩影。能不能超越他们，或者做好当代人应该做的事情，我们都在努力。热爱是最重要的。三代人用生命去热爱职业，但他们因所处时代不一样，呈现的方式也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