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朋友提醒，这才想起，原来我到广州已经二十年了。
　　 1999年的9月，我到了广州，放弃了原来的工作。
　　 我原来在一所郊区中学当了四年班主任，离开湖南的时候，几乎是义无反顾，因为那时候南方是热土，深圳、广州，对内地的年轻人来说像一个金色的梦。
　　 来广州本想找一份教师的工作，但是没有背景没有关系，根本没有学校要你。更何况，我的理想也从来不是当老师，我的理想是当记者当专栏作家。这下子好了，反正也没得选，于是我干脆破釜沉舟开始自谋职业。巧的是，正好撞上了广州媒体大发展。那时《南方都市报》刚刚成立，在到处招人，只要你文章写得好，什么学历都不看，而民营杂志的发展更是轰轰烈烈，报纸上招人只要你是本科学历，年龄在三十岁以下，都行。
　　 我找的第一份工作是做写手。在《广州日报》广告版上看到有一家北京大报华南记者站在招人，每个月七百，于是去了。还没有上半个月班，我就发现这里完全不靠谱，就是一个广东清远人承包了那个报纸华南地区的广告，然后给广东省各种三级县市政府写那种软文。我的直接领导是一个漂亮的办公室主任，她带着我去过一个小县政府，结果还被拒之门外。再没过几天，我刚跑到单位开工，我们单位的司机告诉我你赶紧回家，老板的老婆找了电视台的人要来拍我们单位，因为老板和办公室主任是私奔来的广州，老板的老婆追杀过来，要曝光我们——上世纪九十年代就是这样，充满了各种各样不可思议的事情。
　　 这个时候，我悄悄给另外一家公司投了简历。这家公司在一栋亮晶晶的写字楼里，面试的时候我上了一下这个写字楼的厕所，连厕所也是亮晶晶的，从三十二楼看下去，这城市仿佛就在你脚下，这让一个刚离开郊区中学的女孩子大为向往，完全是电视里才看到的景象嘛！本来这家公司要三个人，面试时我排第四没选上，但是前面三个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去，于是我这个老四就去上班了。这次是一个电视杂志，是某个著名老牌电视杂志的下半月刊。那时所有的国产杂志都不景气，通过把下半月刊号卖给民营老板来赚点钱。我们的老板是一对西安夫妻，妻子负责我们每个月的头条采访，老公则负责杂志社的日常运作。我从来没有见过哪个男人有我们电视杂志老板那么凶的，他经常冷着脸把办公室的每一个人都骂得狗血淋头，比如他会骂我的同事：你怎么会提这种选题简直没脑子，你是个猪吗？把胆小的我吓得瑟瑟发抖，每天上班像做恶梦。我在那里拼命努力地工作，前半个月拿到九百块钱工资，高兴得要死，要知道我在湖南拼命工作一个月，也才四百块呢。
　　 一般人在不靠谱的单位里混着，可能要混很多年，才有机会去好的单位。但是我很幸运，大概半年以后，迎来了我人生的一个重要改变。我们那本杂志当时隶属一个杂志集团，这个集团的大老板后来逃去了日本，最后死在了日本。但当时的他很牛很有钱，收购了许多杂志准备上市做传媒集团。我们杂志是这个集团里最差的，最好的则属于当时的一本小开本全彩杂志，当时的营收就上千万。我认识了这本全彩杂志的主编助理，她刚好要采访刘墉，我说我能不能跟着您旁听一下，因为我是新人，完全没有学过采访，她就答应了。然后过了两天，她就让人捎信给我，说你愿不愿意来她们杂志干活，因为正缺人。后来我听说是因为她觉得我好学。
　　 我在这本全彩小开本杂志一口气干了十年，2008年，杂志不景气，我转去报纸，再后来，报纸又不景气，我于是做了自媒体，现在也做了五年了，一眨眼二十年的光阴就过去了。
　　 想想这二十年，最庆幸的是见证过媒体的光辉时代，也有幸和许多这个时代的出色人物共事过。当年媒体人换工作太频繁了，先是大家都往廣州跑，后来是大家都往北京跑，来来去去。期间记忆最深刻的场景是：七八个人坐在杨箕村里轰轰烈烈地谈论电影电视明星八卦文学。南方懊热的天气，阿强烤鱼焦黄的烤鱼，大家的脸上流着热汗，如今都一去不复返了。
　　 很多年后，我买了一套公寓。这套公寓进门时要经过一个绿树掩映的通道，没有人会注意地上有一些突起，只有我知道这是杨箕村改造时阿强烤鱼被拆之后留下的砖墙。每次经过此地的时候，我都会情不自禁地想，哎，当年那些吃烤鱼的伙伴们去哪里了呢？竟是经年没有信息了。但也并不想真的电话联系，只是希望他们都好。所谓风流云散，大概就是这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