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回
　　闯荆州，无暇顾及古遗址 走胡集，钟祥行长寻亲人
　　八十年代中后期，我们跑项目多了起来，一是领导放心可以独自放飞，另一方面也是国家及总行对重点项目的高度重视。那时候条件非常艰苦，出发前要认真准备，包括情况，問题，变化等等。庄心一负责石油，我负责化工，荆州有我经办的荆襄磷矿，也有他经办的江汉油田，我们俩在86年曾一同去了钟祥。胡集是个小镇，距离荆襄磷矿所在地王集还有几公里路程，关键是矿区通往胡集的路是泥泞的土路，打个来回不只是累，而且还会一身泥。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利用中午时间跑了一趟，我们都有插队经历，走个十里八里的不算什么。胡集集市挺大，农副产品十分丰富，特别是像莲藕、菱角、菜苔、鸭蛋等湖北特色菜蔬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也就那个时候我们知道了菜苔，而且分为紫菜苔、绿菜苔。这趟胡集之行，让我们想起当年知青和兵团生活，那天我们聊得最多的就是农村岁月。
　　在钟祥县支行，鲁行长接待了我们。他开口就问，认不认识他儿子？我们问是谁？他自豪地说：鲁可贵。我们大吃一惊，怎么也想不到，在钟祥县能遇到我们的亲人。
　　第二十二回
　　云浮行，纪检组长太低调 乱弹琴，我与元章同房间
　　前面提到我与任行长去广东，那次同行的还有总行党组成员、纪检组长赵元章同志。元章同志是牟平人，任行长是海阳人，都是烟台老乡，在早年又长期在任行长手下工作，因此，元章同志坚决要求参加这次考察。
　　说那时没有统一法人的说法，还真的有事例佐证。我们到了云浮硫铁矿听过了汇报，午饭后在矿招待所小憩，到了房间门口，看见门上贴着客人的名字，一间写着“总行任行长”，一间写着“省行杨行长”，第三间写着“赵元章、刘仁刚”。你说当时总行党组成员就七位，怎么连赵元章是谁分行搞接待的同志都不知道吗？元章同志非常低调，说到没关系的，就休息一会儿，但分行杨行长的脸可挂不住了，他把接待处的小陆叫到身边，严厉批评道，这位是总行纪检组长赵元章同志，是总行行级领导，怎么能两人一屋呢？还是我跟小刘一个屋吧！再三退让，总算是进屋休息了。看得出，接待处的小陆一直没反应过来，在他心里杨行长理所当然应该独立一间，以前不是一直这样安排的吗？怎么这个纪检组长比杨行长还“横”呢？
　　元章同志似乎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反倒是我却感到浑身的不自在。
　　第二十三回
　　小片会，数个皮匠凑诸葛 太阳岛，交口称赞吃三鲜
　　冬季的哈尔滨冰天雪地，美丽的太阳岛也没了夏日的浪漫。唯一比较显眼的就是哈尔滨分行建在太阳岛的培训中心了，俄式的建筑和异国情调也没有留住游人的脚步。凛冽的寒风似乎在提醒我们，这里是冬季的哈尔滨！那年冬天，总行投资部召集了几位分行投资处长，来到这里，共同讨论即将出台的重点项目目标管理办法。记得有北京行王平川、辽宁行白国祥、河北行程双起、黑龙江行李维先。这几个哥们共同点是健谈，有观点，敢说，加上彼此非常熟悉，所以碰到一起总会很热闹，几个人总能造出几十人的声响。但说归说，笑归笑，干起工作也很投入，很认真。我们讨论得很热烈，很接地气，所以很快就达成了共识。为了表示祝贺，东道主李维先提出晚上改善一下伙食。我们几个商量了一下，提出晚上吃一顿三鲜水饺的诉求。当时还很难吃到三鲜水饺，尤其是冬天的韭菜十分鲜嫩，又是土鸡蛋，所以基本保证了三鲜水饺的质量。记得那天晚上我们都吃了很多，过去了二十多年，依然会时常想起，更成了我们几位见面时必不可少的谈资。
　　今年七月，我在上海碰到程双起，他又提起了这一段。不过这次见面他对我又说了一句话：“妈的这辈子都是你管我，现在我终于可以管你了”。我笑而不语，心想，看来你心里头不单单记住吃三鲜水饺的事啊！
　　第二十四回
　　老行徽，不同理解是佳话 谱行歌，传唱几年留余音
　　现在我们习惯了蓝色的行徽，庄重、简约、寓意很深。年轻的同志殊不知，早在二十多年前，建设银行通过全国系统内征集，层层评选，最终选定了上海行一位同志的作品，而且沿用至1996年3月26日。依我看，老行徽有这样几方面历史意义：一是出自员工之手，节约了开支，省钱。二是简单，易懂，无须解释，省力。三是无异形，制作方便，省心。但没多久，评论行徽的说法就多了起来，有的甚至成了段子。什么中间两个汉语拼音HJ，是“喝酒”啊，是“汉奸”啊。不知设计者听到这样的调侃没有，如果听到了会做何感想呢？中国实干家不多，评论家不少。
　　要说当时的行歌，我特别赞赏工会田春生的谱曲能力，那旋律一起，还是有一定感染力的，加上当时几位同志的填词，这首行歌还真唱了好几年。可惜现在已经没人唱了，是因为歌词过时，还是国际一流银行都没有？我不得而知，我真心希望建行在短期内创作出新的行歌，并代代传唱，有好处。
　　第二十五回
　　去静海，改革神话大邱庄 浪淘沙，走下神坛禹作敏
　　印象中的天津，一直都是北方最令人骄傲的城市之一。计划经济时期，轻工业品紧俏，素有“上青天”（指上海青岛天津轻工业发达）的美誉，那时候建行系统也有“湖上天”（指湖北上海天津分行出经验）的说法。事实上，天津文革时期出了个小靳庄，改革初期出了个大邱庄，这一大一小，在全国那是有相当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小靳庄的威力并不小，而大邱庄的威力可是足够大。一时间媒体舆论对大邱庄的报道铺天盖地，各地参观取经的人络绎不绝。
　　我们是91年去的大邱庄。下了车我们就被眼前的一切震惊了：这哪里是农村啊？不见农具，不见农民，甚至不见农田，见到的是一排排农民自住的宽敞的别墅，是一片片厂房，我们走进一户农家，仅见到一位上了年纪的妇女，正在忙着做饭，一打听家里其他人都在村里工厂上班，有的在炼钢厂，有的在线材厂，有的跑运输，有的跑原料。
　　按照规程，总会有村里的人专门负责对参观者集中讲解。当然我们也不例外。我们是仔仔细细地听，人家在滔滔不绝地讲，核心内容是说禹作敏的与众不同，有眼光，有魄力，有办法，所以大邱庄才有了今天，但我们听了半天始终没有明白，大邱庄怎么会有其他乡村无法得到的钢铁冶炼资源呢？这里是否存在无法借鉴更无法复制的独特路径呢？
　　没过多久，禹作敏出事了。披露的出事原因似乎与经营无关，但一路走来，大邱庄换了几个盟主，但现在已悄声无息却是不争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