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鲁迅的《孔乙己》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短篇小说经典，主要得益于其塑造的孔乙己这一形象。而同时代的作家施蛰存也发表了一篇题为《诗人》的短篇小说，它与《孔乙己》在小说背景塑造、人物刻画、故事叙述、反映现实等方面呈现极大相似性。本文在对两篇小说进行文本细读的基础上進行深一层的探究，试图把握两位作家对新旧社会转型期的落魄知识分子的形象书写。
关键词：鲁迅 施蛰存 《孔乙己》 《诗人》 知识分子
鲁迅的《孔乙己》最早发表于1919年4月的《新青年》杂志，后编入《呐喊》小说集，1923年出版。而《诗人》是施蛰存第一部小说集《江干集》中的小说，《江干集》出版于1928年，与后来人们更为熟悉的施蛰存的心理分析小说所不同的是，创作初期的《江干集》是一部现实主义小说集。从阅读接受上来看，作为文坛晚辈的施蛰存读书时十分可能看过鲁迅的《孔乙己》，不过一直未在施蛰存的相关史料当中发现具体痕迹，而《孔乙己》激发了施蛰存的共感以及之后在《诗人》中的行文结构。下面将围绕几个方面进行异同的比较探究。
一、社会转型期边缘人的悲剧形象
施蛰存笔下的“诗人”与鲁迅《孔乙己》中的“孔乙己”两个人物形象之间具有很大的相似性。首先，两人的真实姓名都不为人所知，诗人和孔乙己这两个“代号”都是社会上无聊的以他们为乐子的旁人所起，带有很大的讽刺，嘲笑意味，讽刺他们自诩满腹经纶。同时背后也含着深沉的悲哀——没有人关心他们到底叫什么，他们的存在只是令松苑和咸亨酒店无聊的气氛变得欢乐，所以当他们消失的时候，人们间或想起来问一问，但除了两篇小说中的“我”，没有人会记得他们更久一点。
再者，他们实际上都是游离在社会之外的边缘人，他们不是城市中新型的知识阶级，而是属于旧文化团体的旧知识分子，固守着旧知识分子的地位，自尊心很强，不肯轻易低头谋事，且受封建文化和教育的荼毒颇深以至于不能容易地跳将出来，所以诗人总是一嘴一个作诗——试帖诗，为“我”能读断他的诗而夸“我”，孔乙己则总是满口“之乎者也”，急切地想要告诉“我”茴香豆的茴字的四种写法。在现实中，他们不能与新文化的拥护者结成同盟，又不屑于加入底层劳动者的队伍，于是受到两面团体的排斥。在新旧文化交替、社会急速变革的时代，他们又不能在经济上自力更生，连生计都成问题（一个靠哥嫂侄女的接济，一个靠小偷小摸），所以他们的结局注定走向灭亡。
与孔乙己不同，《诗人》中提到“我”对诗人交际手腕的佩服，说他很会跟人搭讪然后谈起天来，这与孔乙己有所不同，孔乙己的形象是沉默的，而一旦说几句话，都是让人感到悲凉的。但诗人的“交际”是“无用的”，因为他并未为此得到一个朋友，而人家常常是“利用他的”。另外虽然诗人曾经为生计所迫，敢于迈出那一步，去寻一份职业，替“我”去新学校带过课，但最终却因一个讲课错误被学生轰出了教室。而后来“我”替他谋职时别人说“诗人倒是不要紧，无奈他是个疯诗人”的话，都传达出一种当时社会上对旧文化和人的“大胆”耻笑、不屑的社会风气。
社会上看客的冷漠固然令他们的形象更加悲剧，但他们自身的一些人性之光和缺陷更加剧了他们的悲剧性。诗人纵然看不起人，高傲，但当他搬走时仍要强送给“我”他的两本书，因为感谢“我”。孔乙己则从不拖欠酒钱，还会给小孩子们每人一颗茴香豆。至于缺陷，诗人太狂，孔乙己则是偷。关于诗人的“狂傲”，文中有多次表现，不料这狂傲后来竟变成了“疯狂”。孔乙己则没有，虽然都是文化守旧派，但诗人却是一个仍然自信狂傲的人，经常性地对别人嗤之以鼻，看不起乡人小贩。而孔乙己却是大半时候呈现一种自言自语式的高傲，远远没有诗人的“底气”——尽管这“底气”只是增添了悲哀。总而言之，诗人和孔乙己的悲剧是个人悲剧和社会悲剧的结合体。
二、第一人称“我”的叙述视角与悲剧命运
《诗人》中的“我”是作为一个诗人的了解者存在的，他的叙述跨度长达几年。与《孔乙己》当中的“我”相似在都是一个成长过程中的少年的视角，不同的是《诗人》中的“我”后来又延续到青年。在第一人称的“我”的叙述当中，可以感受到不只是文中人的看法、疑问、观念等的铺叙，实际上也蕴含着作者本人的思想、情感和态度。而同时鲁迅和施蛰存都借着“我”之口表达了对孔乙己和诗人的同情怜悯和对看似正常实则充满冷漠的社会的隐秘的批判。
新文学早期关于第一人称叙述视角的频繁使用，黄德志在《关于施蛰存第一部小说集〈江干集〉及其他早期小说创作》中提到：“‘五四’小说在叙事角度最明显的成就，就是出现了小说叙事角度的多样化：全知叙事、限制叙事（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纯客观叙事等。其中，‘五四’作家使用最多的是第一人称限制叙事，人物化的叙述者‘我’成为小说中最常用的叙述者身份。……但是，像大多数‘五四’作家那样，‘我’作为叙述者，并没有充分人物化，仅仅是在讲述自己的所见所闻，小说的主人公并不是‘我’，而是‘我’见闻中的人物。在这里，叙述者与隐含作者合一，甚至与作者本人合一。作者常借叙述者‘我’发表对人、事的评论，其本质就是传统小说中的叙述干预。”这番总结评论应该是比较中肯的。
虽然作为新环境下的“弱势群体”，诗人和孔乙己的“寄生虫般”的生活已经是“得过且过”，十分艰难，但还不至于无法继续下去，但是，两篇小说在看似平稳从容的叙述节奏下，绝望的境地是在愈发地靠近了，各种要素的配合使得主人公一步步走向灭亡。这就要有一个转折点、催化剂。他们就是“诗人疯了”和“孔乙己腿瘸了”。
诗人的疯和孔乙己的腿瘸都不是小说中的激动人心的高潮，却是两人命运迅速下滑的转折点。诗人后来在行为和状态上都越来越像一个疯子，但“我”知道，诗人虽然疯了，却并没有完全疯了，在很大的程度上，是诗人的社会把诗人弄疯了。诗人是被周围的冷漠、偏见和流言整疯的，而围观者们在进行冷暴力的时候，是“笑起来”的。而在诗人疯的背后，是掩饰着的他自己的深深的悲哀，“但我相信的确曾经看见他眼角上有着眼泪的”。在他疯了之后由嫂子侄女和小道士护送着搬家的时候，“小孩子们成群结队地跟在他后面呼喊着”，这是多么令人心寒的一幕，而在前面也是因为他讲错了一个地方，而被中学生们哄笑出了教室，本来孩子和学生，是新的一代，应该在美育下有一颗同情善良的心，但这里的他们却像《狂人日记》里“我”在街上看到的那些也像吃人同伙的孩子们，是冷酷冷漠的，如同他们的父母。 三、“小城畸人”的现代叙事背景
两篇小说的故事背景都设置在乡下的小城镇，而不是大城市，在《诗人》的开头，作者用了三段来铺叙诗人生活的背景、人情风俗，此外还提到了“见见我们这小城中的各种奇奇怪怪的人物”，而诗人就是其中一个。在《孔乙己》里，便是令人感到熟悉的“鲁镇”。这里对“小城”的关注并非个例，许多中国现代作家艺术家都曾将目光和笔触伸及这一介于乡村和城市之间的存在，如沈从文的《边城》、师陀的《果园城记》、萧红的《呼兰河传》和《小城三月》、费穆的经典电影《小城之春》等。
“小城”作为介于“城”和“乡”之前的存在，似乎其中的人物的心态等也有它的独特之处，特别是在早期现代化城市的力量向鄉村“侵入”的过程中。美国作家舍伍德·安德森的《小城畸人》便是一部写20世纪初的一个非大城市的虚构小镇上形形色色奇奇怪怪的各种人物的短篇小说集，而它的成书在美国经过迅速的发展成为世界领先的大国背景下，乡村与都市两者之间的差异极具膨胀的时期，小城镇与乡村一起远远地落在了向前飞奔发展的都市身后。具体到《孔乙己》与《诗人》中两人在中国生活的时代背景，正是新的西方的文明大量涌入的时期，从沿海向内陆一点点侵入，旧有的生活状态逐渐遭到打破，随之而来的是人的精神状态发生的改变。工业文明商品文明等新文明的冲击事实上是带着强大的破坏性、毁灭性的。所以当老妇人向诗人问道“既会做最难做的文章，为什么不到学堂里去做教书先生，亦好赚几个钱”的时候，诗人虽则回答：“什么话，赚几个钱？俗不可耐！”但后来确确实实为了几个钱“主动”提出要替“我”代课，并且托“我”给他谋个事了。这不能不说是无奈的悲哀了。
再者，坐落在小城镇的酒店和茶馆为孔乙己和诗人提供了活动场所与空间，在当时的环境下，两者都属于“公共空间”，不同行业和阶层的人短时内聚集在一起，讨论各种可能的话题，近现代这种类似的空间，因为提供了讨论公共话题的空间，本应进而为现代公民意识和现代新型知识分子形成起到促进作用，但此种功能在两篇小说的描写中都是缺失的，小说中大部分的人物依旧遵循着过去的旧习，在消遣娱乐中打发时间。因此孔乙己和诗人都成为人们打趣的对象，虽然他们在酒店和茶馆偶尔有意气风发的样子，但更多的却表现出窘态与落魄。
结语
通过互文性的阅读方法，《孔乙己》和《诗人》在相互参照的视域下能够发现存在许多一致性的内容，无论是时代的现实背景还是具体的个人形象、命运，他们共同映射了当时处于社会转型期的落魄知识分子形象。此外，通过《诗人》这篇现实主义性质的小说，也得以进一步了解新感觉派作家施蛰存的多面的文学创作。
参考文献：
[1] 鲁迅.孔乙己[M].海英注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2] 施蛰存.施蛰存全集·第1卷·十年创作集[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3] 安德森.小城畸人[M].刘士聪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4] 黄德志.关于施蛰存第一部小说集《江干集》及其他早期小说创作[J].新文学史料，2005（3）：36-42.
作 者： 王亚琪，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 辑： 水涓 E-mail：[email protected]
关键词：鲁迅 施蛰存 《孔乙己》 《诗人》 知识分子
鲁迅的《孔乙己》最早发表于1919年4月的《新青年》杂志，后编入《呐喊》小说集，1923年出版。而《诗人》是施蛰存第一部小说集《江干集》中的小说，《江干集》出版于1928年，与后来人们更为熟悉的施蛰存的心理分析小说所不同的是，创作初期的《江干集》是一部现实主义小说集。从阅读接受上来看，作为文坛晚辈的施蛰存读书时十分可能看过鲁迅的《孔乙己》，不过一直未在施蛰存的相关史料当中发现具体痕迹，而《孔乙己》激发了施蛰存的共感以及之后在《诗人》中的行文结构。下面将围绕几个方面进行异同的比较探究。
一、社会转型期边缘人的悲剧形象
施蛰存笔下的“诗人”与鲁迅《孔乙己》中的“孔乙己”两个人物形象之间具有很大的相似性。首先，两人的真实姓名都不为人所知，诗人和孔乙己这两个“代号”都是社会上无聊的以他们为乐子的旁人所起，带有很大的讽刺，嘲笑意味，讽刺他们自诩满腹经纶。同时背后也含着深沉的悲哀——没有人关心他们到底叫什么，他们的存在只是令松苑和咸亨酒店无聊的气氛变得欢乐，所以当他们消失的时候，人们间或想起来问一问，但除了两篇小说中的“我”，没有人会记得他们更久一点。
再者，他们实际上都是游离在社会之外的边缘人，他们不是城市中新型的知识阶级，而是属于旧文化团体的旧知识分子，固守着旧知识分子的地位，自尊心很强，不肯轻易低头谋事，且受封建文化和教育的荼毒颇深以至于不能容易地跳将出来，所以诗人总是一嘴一个作诗——试帖诗，为“我”能读断他的诗而夸“我”，孔乙己则总是满口“之乎者也”，急切地想要告诉“我”茴香豆的茴字的四种写法。在现实中，他们不能与新文化的拥护者结成同盟，又不屑于加入底层劳动者的队伍，于是受到两面团体的排斥。在新旧文化交替、社会急速变革的时代，他们又不能在经济上自力更生，连生计都成问题（一个靠哥嫂侄女的接济，一个靠小偷小摸），所以他们的结局注定走向灭亡。
与孔乙己不同，《诗人》中提到“我”对诗人交际手腕的佩服，说他很会跟人搭讪然后谈起天来，这与孔乙己有所不同，孔乙己的形象是沉默的，而一旦说几句话，都是让人感到悲凉的。但诗人的“交际”是“无用的”，因为他并未为此得到一个朋友，而人家常常是“利用他的”。另外虽然诗人曾经为生计所迫，敢于迈出那一步，去寻一份职业，替“我”去新学校带过课，但最终却因一个讲课错误被学生轰出了教室。而后来“我”替他谋职时别人说“诗人倒是不要紧，无奈他是个疯诗人”的话，都传达出一种当时社会上对旧文化和人的“大胆”耻笑、不屑的社会风气。
社会上看客的冷漠固然令他们的形象更加悲剧，但他们自身的一些人性之光和缺陷更加剧了他们的悲剧性。诗人纵然看不起人，高傲，但当他搬走时仍要强送给“我”他的两本书，因为感谢“我”。孔乙己则从不拖欠酒钱，还会给小孩子们每人一颗茴香豆。至于缺陷，诗人太狂，孔乙己则是偷。关于诗人的“狂傲”，文中有多次表现，不料这狂傲后来竟变成了“疯狂”。孔乙己则没有，虽然都是文化守旧派，但诗人却是一个仍然自信狂傲的人，经常性地对别人嗤之以鼻，看不起乡人小贩。而孔乙己却是大半时候呈现一种自言自语式的高傲，远远没有诗人的“底气”——尽管这“底气”只是增添了悲哀。总而言之，诗人和孔乙己的悲剧是个人悲剧和社会悲剧的结合体。
二、第一人称“我”的叙述视角与悲剧命运
《诗人》中的“我”是作为一个诗人的了解者存在的，他的叙述跨度长达几年。与《孔乙己》当中的“我”相似在都是一个成长过程中的少年的视角，不同的是《诗人》中的“我”后来又延续到青年。在第一人称的“我”的叙述当中，可以感受到不只是文中人的看法、疑问、观念等的铺叙，实际上也蕴含着作者本人的思想、情感和态度。而同时鲁迅和施蛰存都借着“我”之口表达了对孔乙己和诗人的同情怜悯和对看似正常实则充满冷漠的社会的隐秘的批判。
新文学早期关于第一人称叙述视角的频繁使用，黄德志在《关于施蛰存第一部小说集〈江干集〉及其他早期小说创作》中提到：“‘五四’小说在叙事角度最明显的成就，就是出现了小说叙事角度的多样化：全知叙事、限制叙事（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纯客观叙事等。其中，‘五四’作家使用最多的是第一人称限制叙事，人物化的叙述者‘我’成为小说中最常用的叙述者身份。……但是，像大多数‘五四’作家那样，‘我’作为叙述者，并没有充分人物化，仅仅是在讲述自己的所见所闻，小说的主人公并不是‘我’，而是‘我’见闻中的人物。在这里，叙述者与隐含作者合一，甚至与作者本人合一。作者常借叙述者‘我’发表对人、事的评论，其本质就是传统小说中的叙述干预。”这番总结评论应该是比较中肯的。
虽然作为新环境下的“弱势群体”，诗人和孔乙己的“寄生虫般”的生活已经是“得过且过”，十分艰难，但还不至于无法继续下去，但是，两篇小说在看似平稳从容的叙述节奏下，绝望的境地是在愈发地靠近了，各种要素的配合使得主人公一步步走向灭亡。这就要有一个转折点、催化剂。他们就是“诗人疯了”和“孔乙己腿瘸了”。
诗人的疯和孔乙己的腿瘸都不是小说中的激动人心的高潮，却是两人命运迅速下滑的转折点。诗人后来在行为和状态上都越来越像一个疯子，但“我”知道，诗人虽然疯了，却并没有完全疯了，在很大的程度上，是诗人的社会把诗人弄疯了。诗人是被周围的冷漠、偏见和流言整疯的，而围观者们在进行冷暴力的时候，是“笑起来”的。而在诗人疯的背后，是掩饰着的他自己的深深的悲哀，“但我相信的确曾经看见他眼角上有着眼泪的”。在他疯了之后由嫂子侄女和小道士护送着搬家的时候，“小孩子们成群结队地跟在他后面呼喊着”，这是多么令人心寒的一幕，而在前面也是因为他讲错了一个地方，而被中学生们哄笑出了教室，本来孩子和学生，是新的一代，应该在美育下有一颗同情善良的心，但这里的他们却像《狂人日记》里“我”在街上看到的那些也像吃人同伙的孩子们，是冷酷冷漠的，如同他们的父母。 三、“小城畸人”的现代叙事背景
两篇小说的故事背景都设置在乡下的小城镇，而不是大城市，在《诗人》的开头，作者用了三段来铺叙诗人生活的背景、人情风俗，此外还提到了“见见我们这小城中的各种奇奇怪怪的人物”，而诗人就是其中一个。在《孔乙己》里，便是令人感到熟悉的“鲁镇”。这里对“小城”的关注并非个例，许多中国现代作家艺术家都曾将目光和笔触伸及这一介于乡村和城市之间的存在，如沈从文的《边城》、师陀的《果园城记》、萧红的《呼兰河传》和《小城三月》、费穆的经典电影《小城之春》等。
“小城”作为介于“城”和“乡”之前的存在，似乎其中的人物的心态等也有它的独特之处，特别是在早期现代化城市的力量向鄉村“侵入”的过程中。美国作家舍伍德·安德森的《小城畸人》便是一部写20世纪初的一个非大城市的虚构小镇上形形色色奇奇怪怪的各种人物的短篇小说集，而它的成书在美国经过迅速的发展成为世界领先的大国背景下，乡村与都市两者之间的差异极具膨胀的时期，小城镇与乡村一起远远地落在了向前飞奔发展的都市身后。具体到《孔乙己》与《诗人》中两人在中国生活的时代背景，正是新的西方的文明大量涌入的时期，从沿海向内陆一点点侵入，旧有的生活状态逐渐遭到打破，随之而来的是人的精神状态发生的改变。工业文明商品文明等新文明的冲击事实上是带着强大的破坏性、毁灭性的。所以当老妇人向诗人问道“既会做最难做的文章，为什么不到学堂里去做教书先生，亦好赚几个钱”的时候，诗人虽则回答：“什么话，赚几个钱？俗不可耐！”但后来确确实实为了几个钱“主动”提出要替“我”代课，并且托“我”给他谋个事了。这不能不说是无奈的悲哀了。
再者，坐落在小城镇的酒店和茶馆为孔乙己和诗人提供了活动场所与空间，在当时的环境下，两者都属于“公共空间”，不同行业和阶层的人短时内聚集在一起，讨论各种可能的话题，近现代这种类似的空间，因为提供了讨论公共话题的空间，本应进而为现代公民意识和现代新型知识分子形成起到促进作用，但此种功能在两篇小说的描写中都是缺失的，小说中大部分的人物依旧遵循着过去的旧习，在消遣娱乐中打发时间。因此孔乙己和诗人都成为人们打趣的对象，虽然他们在酒店和茶馆偶尔有意气风发的样子，但更多的却表现出窘态与落魄。
结语
通过互文性的阅读方法，《孔乙己》和《诗人》在相互参照的视域下能够发现存在许多一致性的内容，无论是时代的现实背景还是具体的个人形象、命运，他们共同映射了当时处于社会转型期的落魄知识分子形象。此外，通过《诗人》这篇现实主义性质的小说，也得以进一步了解新感觉派作家施蛰存的多面的文学创作。
参考文献：
[1] 鲁迅.孔乙己[M].海英注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2] 施蛰存.施蛰存全集·第1卷·十年创作集[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3] 安德森.小城畸人[M].刘士聪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4] 黄德志.关于施蛰存第一部小说集《江干集》及其他早期小说创作[J].新文学史料，2005（3）：36-42.
作 者： 王亚琪，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 辑： 水涓 E-mail：[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