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秋季节是台风的高发期，从当年的“麦莎”到2019年夏的“利奇马”，超强的风力和狂暴的雨水共同造就了“暴风雨”这一可怖的自然景象，巨大的破坏力往往令人“谈风色变”。不过，若以超功利的视角而论，暴风雨给予人的却是一种独特而深刻的审美体验，甚至让人在刹那之间领悟某种伟大的东西，并为之深深感动。康德在《论优美感和崇高感》一文中直言：“美有两种，即崇高感和优美感……崇高感感动人，优美感则迷醉人。”显而易见，暴风雨唤起人们的正是崇高感。他写道，一座顶峰积雪、高耸入云的崇山景象，对于一场狂风暴雨的描写或者是弥尔顿对地狱国土的叙述，都激发人们的欢愉，但又充满着畏惧。对此，康德进一步把这一类现象称为“令人畏惧的崇高”。正是这种伴随着某种恐惧之感的欢愉和震颤，让古往今来许多伟大的诗人和艺术家为之倾倒，无论是威廉·莎士比亚的戏剧诗，还是贝多芬的钢琴奏鸣曲，抑或皮埃尔·奥古斯特·考特的肖像画，都曾萦绕和徘徊着这个令人可畏而又着迷的主题。

一

　　1609年，英国海军上将乔治·萨默斯爵士带领一队英国殖民者在前往弗吉尼亚州詹姆斯敦的途中，遭遇了一场严重的风暴袭击，萨默斯爵士不幸遇难，船上幸存的一百五十人被迫在百慕大群岛登陆，这一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事件不仅首次揭开了百慕大的神秘面纱，也为莎士比亚创作他的最后一部作品《暴风雨》提供了灵感来源。1611年的万圣节之夜，《暴风雨》首演于英国王宫白厅，获得热烈反响。作为莎翁晚期创作的集大成之作，《暴风雨》融正剧、喜剧、魔幻与现实于一体，结构上恪守古典戏剧的三一律，被誉为莎士比亚的“诗的遗嘱”，并开启了英国“荒岛文学”的伟大传统，接踵继武的名作有笛福的《鲁滨孙漂流记》（1719）、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1726）、巴兰坦的《珊瑚岛》（1858）、斯蒂文森的《金银岛》（1883）、戈尔丁的《蝇王》（1954）等。
　　故事发生在一座渺无人烟的荒岛上，米兰公爵普洛斯彼罗因痴迷魔法，荒于政务，被野心家弟弟安东尼奥与那不勒斯国王阿隆佐联合起来篡夺了爵位，自己和幼女米兰达两人流落荒岛。普氏依靠魔法征服了岛上的精灵和唯一的居住者——奇丑无比的土著凯列班。十二年后，趁安东尼奥、阿隆佐等一行人乘船出游时，公爵施展魔法唤起一场暴风雨给予复仇。篡位者在直面死亡的恐惧时才醒悟到生命中有远比金钱和权力更重要的东西，最终找回了迷失的本性。普洛斯彼罗宽恕了他们的罪过，并把女儿米兰达嫁给了那不勒斯王之子斐迪南。一场惊天动地的暴风雨最终导致戏剧性的情节转折和皆大欢喜的结局，堪称典型的莎士比亚风格。
　　“暴风雨”的主题不仅影射了自然界的狂暴，它尤其表現为剧中人物那充满汹涌纷繁情感的内心世界（因此，莎士比亚用了兼含影射意味的“Tempest”，而不是“Storm”）。但人类这种激情如同暴风雨在自然界的表现一样，一旦雨过天晴，则神奇地化为和解、宽恕和平安。莎翁这种基督徒式的宽容精神映射出其晚年的心境，他想以德报怨，以博爱之眼看待世界。而这一切当从年轻人开始，不要让仇怨继续下去。当然，莎士比亚戏剧的不朽魅力在于其作品的开放性、多义性和包容性，对于《暴风雨》的解读历来也是见仁见智，各取所需。如第五幕第一场临近宽恕和解的结局时，公爵女儿米兰达情不自禁地惊呼：
　　啊，真神奇！
　　世上竟有这样俊美的人物！
　　人类有多么美妙！啊，勇敢的新世界！
　　竟有如此出色的人物！
　　在十七世纪观众的视界内，普洛斯彼罗乃是社会和谐、公平正义、王朝延续的象征。在二十世纪英国著名作家阿道司·赫胥黎的眼中，《暴风雨》中的孤岛却是乌托邦的象征，他曾以这段台词中的“勇敢的新世界”作为自己反乌托邦小说的书名（现通常译作《美丽新世界》），该书后来与乔治·奥威尔的《1984》一起成为现代人类社会的著名隐喻。而在现代读者看来，普洛斯彼罗在海岛上对土著凯列班的启蒙与控制，用魔法遮蔽了社会与政治的权力关系，折射出大英帝国扩张、殖民压迫的行径。三百多年后，《暴风雨》的主角普洛斯彼罗从人文主义视野中的启蒙思想家形象，蜕变为大不列颠帝国殖民主义者和君主专制主义者的双重象征，两者巨大的反差也彰显了莎翁剧作一贯的巨大思想张力和丰富内涵。
　　2012年，举世瞩目的第三十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伦敦奥运会开幕式主题为“奇迹之岛”，其灵感来源正是莎士比亚的晚年杰作《暴风雨》。开幕式中，不仅有演员吟唱剧中的台词，舞台上还出现了草地、田野、河流，野餐家庭、在村庄草地上运动的人群，以及耕作的农民，更有布满各种真实动物的青青牧场和包括城堡在内的各种典型的英国乡村建筑……“伦敦碗”被打造成一个梦幻般的英国乡村。莎翁《暴风雨》的名句“不要怕，这岛上充满了各种声音”更是被刻在现场悬挂的奥林匹克大钟上。其时，《暴风雨》俨然成了当代英国文化的一个标志和象征，其宽恕、和谐的思想主题成功地实现了意义转换，揭示了全球化语境中世界各民族四海一家的合理化交往愿景。

二

　　1802年夏，饱受耳疾困扰的青年贝多芬正经历着人生中最痛苦的一个时期，在严重的精神危机的笼罩下，他仍然埋首于一部全新的钢琴奏鸣曲的创作。在贝多芬全部三十二首钢琴奏鸣曲的创作史乃至其整个伟大的音乐生涯中，这首作品都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它就是D小调第十七号钢琴奏鸣曲。作为三首奏鸣曲中最杰出的作品，它是贝多芬中期生涯能量凝聚以迈向巅峰的力作。完成这首杰作不久，贝多芬的学生兼秘书安东·辛德勒问他这首奏鸣曲的内容是什么，贝多芬说：“你去读莎士比亚的《暴风雨》吧！”这个简洁的回答将跨越近两百年的两部杰作紧紧地联结在一起，后世便将这首奏鸣曲题为“暴风雨”，它和“悲怆”、“月光”、“热情”同为贝多芬最著名的钢琴奏鸣曲，其蕴含的巨大的情感张力和延绵美感，即使是1873年柴可夫斯基创作的管弦乐齐鸣的交响诗“暴风雨”（创作灵感同样源于莎翁的《暴风雨》）也黯然失色。
　　对于一个将音乐（创作）视为毕生使命的人而言，听力逐渐丧失所带来的打击几乎是毁灭性的。青年贝多芬所面临的是一场令人绝望的人生“暴风雨”，在这一特殊的背景下，受莎士比亚《暴风雨》的精神震动和灵感启迪而创作的这一奏鸣曲显然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拥有钢铁般意志的贝多芬正在与命运进行着殊死的角力，这从第一乐章开篇所包含的沉思、激动、疑问三种不同的速度中可见一斑，广板中悬浮的琶音与叹息的低音，就像精神与肉体的对峙，它似乎真实再现了贝多芬痛苦而纠结的心路历程。随后，一串梦幻平静的音符之后，海上刮起两股妖风，暴风雨呼之欲来，仿佛公爵普洛斯彼罗的复仇魔法大显神威。在此，对比乐句的追逐，戏剧性矛盾的冲突，在双手交叉的弹奏之下，一大片紧迫不安、兵临城下的意象纷至沓来，令人有窒息之感。 　　终于，一场狂风暴雨之后迎来了短暂的宁静，第二乐章像一首带有幻想性质的夜曲，它缓缓吟出一段庄严沉静的内心之歌，有偃旗息鼓般的休止停顿，带着哲理性的沉思。旋律不断地在高音区和低音区上交替出现，仿佛内心独白式的自问自答。当然，暴风雨后的甘美是最令人沉醉的。著名的第三乐章仿佛一片梦幻般的诗意海洋，它从头至尾由3/8拍的十六分音符织成（据说一位骑士从他的窗前飞驰而过的均匀节奏和“嗒嗒”的马蹄声给了他灵感），如海浪永恒连绵起伏撩拨，充斥着舞蹈的律动和人类的激情。经过无穷动式长时间曲折婉转的流动后，音乐消失在一个单音D上，饱受创伤的心灵在大自然中得到慰藉，萧萧落木下，汩汩中流心。传说有人不信“致爱丽丝”出自贝多芬之手，及至听到这个乐章之后终于信了。赏罢全曲，我们似乎窥见了贝多芬借莎翁名剧《暴风雨》所展现的一笑泯恩仇的胸怀和境界，而三个乐章皆为奏鸣曲式的大胆创新更是为乐曲注入了不竭的动力和突出的戏剧性效果，这在古今钢琴奏鸣曲中都是罕见的手笔。
　　1802年10月，痛苦已极的贝多芬留下了著名的《海利根施塔特遗书》。他写道：“六年以来我的身体何等恶劣……可是我不能对人说：‘大声些，我是聋子’……这感官在我是应该特别比别人优越……我不致自杀是因为艺术留住了我。在我尚未把我感到的使命全部完成之前，我觉得不能离开这个世界。”在与残酷的命运达成和解之后，贝多芬踏上了通往个人创作生涯的巅峰之路，也迈向了人类音乐史的顶峰。窃以为，贝多芬的“暴风雨”奏鸣曲可以视为他“写给自己的情书”，它在最艰难和痛苦的时刻给予了贝多芬巨大的情感慰藉（尤其是二、三乐章），正如罗曼·罗兰一阵见血的观点：“这是他，就是他本人！”同时，罗氏还认为“暴风雨”奏鸣曲是“贝多芬在音乐中直接表达思想的最突出的例证之一”，成熟时期的贝多芬独具一格地表达了“暴风雨”中的对立性，这是“无法遏止的急流，粗犷的力量”和“高瞻远瞩思想的统治”之间的对立。
　　由此，贝多芬借由开启英雄和浪漫生涯的这一奏鸣曲超越了悲剧性的宿命论。这首作品从充满奇异、灰暗的紧迫感，到美至极限的快感，不由让人想到德国的民谣和传说——暴风雨后金子与财富从彩虹上落下来，这与莎士比亚在《暴风雨》中对人类未来的设想和人文主义理想如出一辙。罗曼·罗兰曾说，莎士比亚是贝多芬最喜爱的诗人，他熟悉他的作品犹如熟悉自己的乐谱。音乐与文学的关系是复杂的，“暴风雨”奏鸣曲未必对应着莎翁的剧作情节（芬兰作曲家西贝柳斯1925年创作的管弦乐组曲“暴风雨”或许是莎翁同名剧作还原度最高的音乐作品），却无疑是受到了这一戏剧杰作所蕴含之精神的极大震动。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将莎翁《暴风雨》中的名句“他并没消失什么，不过感受一次海水的变幻，化成了富丽而珍奇的瑰宝”作为自己的墓志铭，想必这也是贝多芬在“暴风雨”钢琴奏鸣曲中所要表现的思想光辉。

三

　　1880年，一年一度的法国艺术沙龙展在Safa’s House中火热进行。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之后，印象派绘画呈异军突起之势，成为评论家和艺术爱好者关注和争议的焦点，出人意料的是，本次沙龍中引发轰动的却是一幅学院派画作，它就是法国著名画家皮埃尔·奥古斯特·考特创作的肖像画《暴风雨》。作为法国古典主义学院派的代表，考特先后师从多位学院派大师，其中对他影响最大的是W.布格罗——十九世纪上半叶最重要的法国学院派画家。1863年在艺术沙龙崭露头角之后，考特的知名度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迅速上升，并于1874年被授予荣誉军团骑士勋章，前一年创作的《春光》已然让他步入世界经典艺术家之列，《暴风雨》则是他晚年最杰出的代表作（据说也是他的最后一件作品）。
　　评论家们热议和争论的焦点是画作主题“暴风雨”的文学来源。一派认为可追溯至公元二至三世纪希腊作家朗格斯的田园小说《达芙妮和克洛伊》，故事中两个弃婴达芙妮和克洛伊被牧羊人拉蒙收养后，逐渐产生了爱慕之情，他们在经历了一系列的艰难坎坷后，被亲生父母找到。两人决定结婚之际，父母却出面反对，原因是双方背景相差太大——达芙妮出身富贵之家（后来还成为“牧歌”的发明者），而克洛伊则是穷苦人家的孩子。于是，在一个暴风雨之夜，达芙妮和克洛伊为追寻自由的爱情而私奔，到深山中举办了婚礼。另一派则认为源于十八世纪法国小说家伯纳丁·德·圣皮埃尔的小说《保罗和维吉尼》，画中描绘的情侣覆盖着随风翻腾的帷幔奔跑在暴风雨中的主题，符合小说中有名且常被提及的场景：“一天，当我从山顶下来时，见到维吉尼正从花园的一端朝着屋子跑去，她以裙子遮头，为了在雨中得到庇护，同时将裙子高举过头。从远处望去，我猜想她是独自一人;但是走近要帮助她时，我看见她挽着几乎完全被相同帷幔覆盖住的保罗。他们俩在自己发明的雨伞避难设施内互相笑着。”
　　时至今日，这一争议仍无定论。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可以从画作中寻找蛛丝马迹，来试着探究这一谜题。画面上，考特抓住了情侣在暴风雨中奔跑的一瞬间——此际一道闪电破空而来，少年拉起少女的外裙来遮挡风雨，少女的胴体在薄纱内衣下一览无余，两人的步调和视线和谐一致，充满默契。然而，两人的表情却呈现出微妙的差异——少年莞尔一笑，少女却略显惊恐，这与二者行动的和谐构成了鲜明的对比，而画面上惊人的光线和色彩的对比与衬托——包括暗色的背景和亮色的前景，暗调的男性色彩和亮调的女性色彩，粗犷的男性力量和柔细的女性力量——更加深了这一主题，或许这就是考特所要暗示的东西。依我之见，表现私奔主题的《达芙妮和克洛伊》与画作内容契合度更强，且男女私奔所包蕴的悲壮意象与暴风雨本身所展现的壮美感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在此，漫天的暴风雨不是莎翁笔下公爵施法的复仇，也不是贝多芬乐曲中内心的斗争，而成了人类爱情和自由的见证，这也让考特的《暴风雨》成为历史上最经典的肖像画之一。
　　说到《暴风雨》，就不得不提考特的另一幅杰作《春光》（又译作《情侣的秋千》）。1873年，《春光》在巴黎沙龙展览上取得惊人的成功之后，由考特主要赞助人之一的约翰·沃尔夫所收藏。1880年，凯瑟琳·R·沃尔夫在其表亲约翰·沃尔夫的建议指导下向考特委约并收藏了《暴风雨》。两件画作尺幅基本相同，且主题都是关于一对年轻的情侣，因此它们被普遍认为是一对共生的画作，前者启发了后者的创造力。《春光》在经过一段递藏后，于1938年突然消失了。那时，寻找《春光》成为欧美艺术界和收藏界的一大侦探课题。直到1980年，美国收藏家F.罗斯的女友琼·梅凯尔曼在纽约新租公寓的地下室奇迹般地发现了它。两人当即商定，除了秘密通知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之外，暂不公开任何消息。因为彼时市场上的假《春光》满天飞，真《春光》的再现无人能信。
　　1985年，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购得考特的《暴风雨》，成为纽约市的一大荣耀。十年之后，博物馆正式向罗斯提出租赁《春光》，让它与《暴风雨》团聚并一同展出。罗斯以几乎免费的条件同意了这一请求，并允许博物馆为观众复印《春光》。1996年，在考特的两件作品问世百年后，《春光》和《暴风雨》终于以“姊妹作品”的姿态，在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重现于世，并再次震动了欧美世界。《纽约时报》以自豪的口吻发表评论：“有前后半个多世纪失踪历史的《春光》，终于在我们纽约再现了。大都会博物馆管理部门说，这是他们建馆以来少有的最激动人心的时刻之一。”一年后，展出合同结束，罗斯先生把《春光》取回。他坚称《春光》是无价之宝，因此无论市场上开什么价，他均执意不卖。
　　多年后的今天，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里仍挂着《暴风雨》，却没有了它的姊妹《春光》的陪伴，令人不胜唏嘘。博物馆留下的文字似乎是在含着热泪回忆一段辉煌灿烂的动人团聚：“这里曾展出过《春光》，原版复印价格是每张二十一点九五美元。现在，我们不能为您做《春光》复印服务了。”在我所能想到的古今艺术杰作中，只有中国元代画家黄公望的《剩山图》和《无用师卷》（旷世杰作《富春山居图》的两部分）在“台北故宫博物院”令人动容的短暂合璧能与之媲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