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危机与贪官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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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想、信仰是人生奋斗的目标,是一种主义,是对未来的设计,是人对自己生命的再创造。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生是围绕着一个人的理想、信仰展开的。作为社会的个人应该有自己的理想、信仰,作为社会的集体亦应该有自己的理想、信仰。若理想、信仰出了大问题,就会使一个社会、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威胁。
  苏联的解体、苏共政权的丧失、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就是一个明证。日本学者?屋太一在《历史的波澜》一书中,关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崩溃原因问题的分析:任何政权,只有两种情况会使它发生毁灭性的大变革。那就是丧失维持治安的能力和人们不再信任支撑它的文化。使苏联的社会主义体制走向崩溃的其实是(前苏联)社会主义的文化,也就是人们不再相信社会主义的观念、理想和领导层的决策与人品。
  当中国社会进入改革开放以后,经常听到信仰危机四个字。那么,我们社会中到底存在不存在信仰危机呢? 请看一看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做的一项《转型时期的社会伦理与道德》大型社会调查,在诸多调查问题中有“有无信仰”一道题。对此,被调查者回答的结果是:回答“有信仰”的占28.10%,“曾有过信仰”的占22.24%,“没有信仰”的占36.09%,“不想回答”的占13.57%。“有信仰”的只占全部的28.10%,这一数字表明信仰危机不仅客观存在,而且还很严重。
  其实,大面积的腐败泛滥就是群体理想、信仰丢失的一个明证。有人不信,那么,就看一看一些腐败分子是怎么说的吧!
  大贪官胡长清说:“总有一天中国会不行的,有两个国籍,将来就有余地了。”为此,胡长清全家都办了化名身份证和因私出国的护照,准备一有风吹草动时就开溜国外。
  已被枪决的北京电子动力公司经理兼党委书记陈铭曾说了这样一句“肺腑之言”:“在地球爆炸之前,不可能实现共产主义。”
  原山东泰安市委书记胡建学对其部下私下说:“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出路。”
  有一个“小干部”中共合川县委副书记高万成说得更是坦率:“1991年岁末,苏联解体,使我的信仰发生了大裂变。我想,中国共产党能不能顶住,变不变也很难说呀!我误认中国要搞的市场经济和苏联解体后的自由经济是一回事。自由经济就是自由捞钱。于是,我便用手中余权大捞钱。”
  被号称“河北第一秘”的李真则想得更远:“与其一旦江山易手,自己万事皆空,不如权力在握之时,及早做经济准备。”
  由此可看,当今社会的信仰危机不仅存在于百姓群体之中,存在于青少年群体之中,它也存在于领导干部之中,甚至可以说这个问题更为严重。
  捷克思想家哈维尔说:“没有信仰是不可想象的。没有信仰的人只关心尽可能舒适、尽可能无痛苦地过日子,除此之外他们对一切都麻木不仁。”西方国家流传一句话:什么信仰也没有的人容易犯错误甚至犯罪。
  当下中国,正是理想信仰出了问题,才会产生一批又一批的腐败分子。既然共产主义在中国“不可能实现”了,又何必为它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呢?于是入党时的誓言统统都忘光了,想到的是赤裸裸的一个“我”字,于是,“理想理想,有利就想;前途前途,有钱就图。一个有理想的共产主义者变成了“最彻底的、百分之百的现实主义者”。
  既然走社会主义已经“没有出路”了,又何必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呢?什么公仆不公仆的,那不过是一种说教,最最重要的是一个“钱”字。有了钱后就腐化,“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美女忘不了;管它爱情多与少,能够快活就是了”。
  既然“总有一天中国会不行的”,又何不趁自己有权时狠狠地捞上一笔呢?于是,他们就认为:“政治是虚的,理想是远的,权力是硬的,票子是实的;(要)去掉虚的,扔掉远的,抓住硬的,捞到实的。”于是,腐败分子就发了疯似的捞钱,捞了钱以后转移到国外。成克杰贪污受贿4109万元,竟花了1150万元托港商张静将这笔钱转到香港,占全部款项的1/4以上。
  共产主义信仰的丧失,不仅导致贪渎,还导致官员堕入封建迷信的泥潭。
  山西某县主要领导数年不得升迁,认为是县委大院“风水”不好,便找人看“风水”。数年前的某天,夜深人静之时,该县委大院灯火齐明,数十名党政干部齐刷刷地跪在香案前,“代表县委县政府”,虔诚地埋下“镇邪物”和“升官符”。
  天灾本是极其常见的自然现象,然而某地方书记在发生旱灾时居然建什么“龙王庙”去求雨抗旱。
  福建省某县,以“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名义,耗资上百万元“镇妖、避邪”,建造了一座“七星塔”——当地群众称之为“风水塔”。
  更为可笑的是,原湖南省冶金集团总经理邹恒春,身为正厅级干部,酷爱占卜算命,2002年被省纪委“双规”后,不是总结自己的教训,而是感叹老尼姑“预测”自己“命该如此”的准确性。
  更有一些少数官员,为了自己当前的位禄,还用金价购买风水宝地,大建个人“陵园”。如原重庆市烟草公司副总经理(副厅级)冯文超历时近3年修建一座占地400多平方米,刻写“官爵至五品”等碑文的豪华“活墓”。
  原河北省副省长丛福奎为求仕途升迁,求一个寺庙的住持给他算命,说他有三步高升,一是当省长,二是当省委书记,三是升到国务院。他就信以为真,不仅烧香拜佛,皈依了佛门并取法号“妙全”,在家摆设佛堂,每天打坐、供佛、念佛、烧香、拜佛,还大肆索贿,为寺庙捐款,送给寺庙住持一部轿车,在车上印着“河北三宝弟子妙全供养”。为满足个人私欲,他向6名私营企业主索要1700余万元巨款。
  原黑龙江省政协主席韩桂芝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她的儿子被捕时,她把责任全怪罪于她的儿媳妇,报怨她信佛信的不虔诚。她家里设有一个很大的佛堂,供着菩萨,还有一幅对联,上联是:菩萨保我做大官,下联是:我做大官供菩萨。就是她,这么大的一位高级干部,就是这样的一种世界观,把自己的政治命运完全和菩萨联系在一起。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她被“双规”后不检查自己,反而说:“菩萨啊菩萨,我供了你这么多年,你也不保佑我。”
  具有研究生学历的、原商洛市委常委、商州区委书记张改萍一边是大肆卖官收受28人贿赂共计101.9万元,一边又到处烧香拜佛、上供布施,大搞封建迷信活动,整日痴迷于烧香拜佛、占卜问卦,以求得神佛保佑自己健康平安、官运亨通。为了表示自己的虔诚、掩饰内心的恐慌,她还亲自组织并参加“开光”、“灌顶”等活动,花费达几十万元,但她从来连眼睛都不眨一下。
  一些贪污受贿的腐败官员进庙烧香拜佛果真会得到神明的原谅、保佑?来自台湾的佛教大师星云作客凤凰卫视电视台,接受了评论员阮次山的专访。当问到时下一些做了坏事的人、一些贪污受贿的腐败官员进庙烧香拜佛,是否会得到神明的原谅、保佑这一问题时,星云大师回答说:“这是不对的,不符合因果。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种瓜怎么能得豆呢?做了坏事要得到好的报应是不可能的。如同一块石头靠自身重量沉到河里,无论你怎么祈求这块石头都不会浮上来。同样的道理,做了坏事,无论怎么祈求、忏悔,都没有用,神明是不会原谅的。”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谈及苏共解体时说,苏共解体的根本原因是腐败,而腐败又始于信仰动摇。
  这不得不值得我们深思。树立理想,重建信仰,并多渠道从源头根治腐败,这正是当前党中央当作重中之重来抓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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