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保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好方法是纪录片，利用纪录片的视听方式去记录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传播的基础性手段。剧情片采用戏剧冲突增加故事的可视性，增强了观赏性和趣味性。纪录片的故事化和故事片的纪录化都能够起到更好地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效果。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 纪录片 剧情片 传播
　　人类传承文明的三种形式是物质文化、文献和非物质文化，其中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最难以捕捉、最不易保留、最难以还原的一种[1]。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3年10月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被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以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代相传，在各社区和群体适应周围环境以及与自然和历史的互动中，被不断地再创造，为这些社区和群体提供认同感和持续感，从而增强对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尊重”[2]。《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定义为“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3]。
　　自2008年中国的昆曲、古琴艺术、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和蒙古族长调民歌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名册）项目始，“截至2020年12月，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名册）项目共计42项，总数位居世界第一。”“我国现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1372个，按照申报地区或单位进行逐一统计，共计 3145个子项，涉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3154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3068人。”[4] 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是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的文化珍品和历史记忆，通过非遗，人类不同族群之间可以开展文明对话。著名语言学家萨丕尔认为：“文化是传播的同义词，实际上二者在很大程度上同构、同质。”[5]因而，传媒与文化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传播是文化的工具，文化事实上已经被传媒化。如今，随着传播技术的发展，人类可以将音像用于对非遗项目进行直观、真实和有效地记录，使它们成为继承和学习的样本并被长期保存，非遗题材的电影也随之应运而生，相关的电影可以分为纪录片与剧情片两种类型。
　　一. 纪录片与剧情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的共同点
　　（一）以记录为手段
　　保存非遗的最完整真实的方式是纪录片，纪录片对非遗传承人的现场实录能够以原始的方式展现非遗项目的魅力，纪录片形式的音画也可以使观众更多地了解非遗项目的背景、内涵和传承历史。剧情片主要是以演员扮演的形式展现非遗风貌，但演员如果通过努力达到一定的艺术水准，其表演中呈现出来的非遗形式对非遗本身同样具有记录的价值。比如，电影《霸王别姬》围绕京剧名伶段小楼（张丰毅饰）和程蝶衣（张国荣饰）的半生浮沉，描述了中国文化积淀最深厚的京剧艺术以及京剧艺人的生活，二位演员用心演绎出来的京剧艺术形象，对记录和传承国粹具有重要的价值。
　　（二）以故事为媒介
　　剧情片经常采用戏剧冲突的形式增加故事的可视性，大大提高了观赏性和趣味性，能使观众在轻松娱乐中了解和喜欢上剧情中展现的非遗元素。比如，电影《白鹿原》让不少观众记住了华阴老腔。华阴老腔最近几年也积极与现代音乐元素融合，碰撞出多元化的舞台效果，深受观众喜爱。纪录片也经常采用摆拍的方式，以故事化的形式呈现非遗内容。纪录片的故事化和故事片的纪录化都是以故事作为文化输出媒介的。
　　（三）以传播为目的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一些非遗项目因不适应时代发展，会出现后继无人的现象。纪录片在对非遗的抢救性发掘、整理方面的意义重大，對即将消失的非遗项目进行最原汁原味的记录是保护、传承和传播非遗的基础性手段。剧情片则可以充分利用多元化的电影艺术优势，对非遗进行更广泛地传播和覆盖。
　　二.纪录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
　　纪录片的素材直接来自现实，通过选择现实的拍摄视角并重建编辑过程来完成纪录片的制作。正如维尔托夫认为的，“摄影机比人的肉眼更完美，借助这一机械手段，人的肉眼能够感受到更多、更好的东西。”[6]同故事片一样，纪录片也富有表现力，不同之处在于纪录片不能搬演现实，而是截取具有代表性的现实，在逻辑上进行组合，以达到更深的真实效果，表达创作者的世界观，进而影响观众。保存非遗的最好方法是纪录片，人们可以通过纪录片记录特定的、具体的非遗实践，展现非遗艺术的完整呈现过程，并保留最丰富的细节。
　　（一）记录、存储并传播非遗
　　非遗一直是纪录片工作者的母题。实际上，无论是人类学纪录片还是民族志纪录片，记录的大部分内容都属于非遗类别。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1.传统口头文学以及作为其载体的语言；2.传统美术、书法、音乐、舞蹈、戏剧、曲艺和杂技；3.传统技艺、医药和历法；4.传统礼仪、节庆等民俗；5.传统体育和游艺；6.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7]美术、音乐、舞蹈、戏剧、曲艺等艺术形式自身的艺术性和观赏性有利于纪录片的艺术创作，传统医药、礼仪、体育等也都能够充分发挥纪录片的优势。可见，纪录片是非遗保护、传承和传播的基础性手段。
　　保护非遗的重要形式之一是数据库。作为信息技术产业，电影艺术的主要特征之一是图像的收集以及数据和信息的保存。非遗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比如，特定的社会环境，特定的区域文化，特定的人群，特定的经济形式和特定的时代。社会的发展与变化不可避免地会引起非遗的生存环境发生变化，非遗可能变异，可能被继承，也可能被破坏，甚至灭绝。比如，我国的少数民族之一——赫哲族的传统服饰中最具特色的鱼皮衣，其精湛的鞣制技艺堪称一绝，然而，随着尤翠玉长老的去世，再没有人能制作鱼皮衣。庆幸的是，纪录片《赫哲族的鱼皮衣》（2000年）客观真实地记录了整个制衣过程，保留了濒临灭绝的赫哲鱼皮衣的传统制作工艺。因此，除了博物馆，影视和其他信息技术手段是有效记录和保留民族传统文化的最佳选择。通过信息库，电影艺术可以全面保留非遗的原始外观及当前的文化特征。自2006年以来，我国在非遗保护工作的进程中，制作了大量的非遗主题或与非遗密切相关的纪录片作品。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是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制作的一套《人类非遗》纪录片，拍摄了包括昆曲、古琴和木卡姆在内的十几个非遗项目。此外，也出现了不少单个非遗项目纪录片，例如《昆曲六百年》。 　　（二）故事化表达
　　故事化表达就是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描述事件，与传统的纪实语言不同，讲故事能有效地在传播者和接受者之间建立起平等的关系。通过讲故事，纪录片中的情节、语言和态度对受众将更加有效。基于故事的叙事，通过丰富的内容和特定的技巧增强了纪录片的可观性和吸引力，它使高度重视文化但易于引起无聊说教的非遗主题变得有趣且丰富，更符合公众的观看习惯和情感需求，从而可以有效促进非遗的传承与保护，同时达到传播效果和传播价值的扩展。比如，纪录片《片纸》（2018年）讲述浙江省级非遗项目棠岙纸的制作技艺传承人袁恒通坚守传统技艺的故事，该片把一棵竹子经过72道工序变成一张竹纸的详实影像呈现在观众面前。
　　（三）影像技术进步推动非遗的真实再现
　　随着影像技术的进步，特别是高清摄影设备及各种拍摄技巧的运用，纪录片向“真实记录”更迈进了一步，弥补了我国早期的非遗纪录片镜头单一、影像清晰度低的不足，提高了传播效果。央视2018年出品的《舌尖上的中国（第三季）》在贴近观众的解说词娓娓道来的同时，全方位地记录食材选取和师傅手艺，甚至连人物的细微表情都以特写的形式清晰地展现在荧屏之上。央视2015年开播的非遗纪录片《传承》、知了青年（中国）文化有限公司2018年制作的微纪录片《了不起的匠人》都以真实、亲切、生动的特点，引起了广泛关注，起到了轰动的传播效应，让更多的人认识非遗，了解非遗，继而主动传播非遗。
　　（四）“互联网+”时代的传播空间
　　得益于新媒体技术的进步和互联网的发展，与广播电视和报纸等传播途径相比，非遗纪录片的传播有了更大的空间。艺术欣赏接受美学认为，只有接受者参与才能达到艺术作品的完成。很多观众在欣赏完纪录片后，会主动搜索相关信息，还常常在个人社交账号如微博、微信中介绍、推荐，这又进一步扩展了纪录片的传播空间。网络传播在速度、空间上优势明显，特别是随着自媒体的发展，微信、微博、快手、抖音、知乎、B站等主流社交平台都可以作为推进非遗纪录片快速传播的渠道。纪录片《煌煌国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纪录片》自2015年投放网络以来，在爱奇艺、腾讯视频、B站等视频网站的累计播放量惊人。2020年12月31日，48部非遗纪录片在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中心的非遗展映专区正式上线，观众可以通过网上访问非遗展映专区，观看非遗纪录片，还能参与“观众最喜爱的影片”投票活动，这种线上展映形式吸引了广大群众积极参与，起到了广泛的传播效果。
　　三.剧情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电影在其情节设置和叙事中增加了非遗元素，这在增强电影的文化意义的同时，也使电影成为非遗传播和教育的重要途径和载体。剧情片综合了文学、戏剧、音乐、美术等艺术因素，以塑造人物为主，按照故事情节吸引受众，常采用戏剧冲突增加故事的可视性。为了让观众保持观影兴趣，电影每间隔一段时间都要有一个小高潮，让观众处于紧张期待的情绪中。电影通过剧情化的视听语言，艺术化地融入非遗元素，增加了观赏性和趣味性，使大众更容易接受。
　　（一）故事增强非遗的传播力
　　中国艺术电影在探索过程中，曾出现过以意识流为主线的现象，电影创作者随心所欲地组织素材，却忽略了一个事实：好故事才是电影的基础与核心。随心所欲的后果就是观众流失、票房失守并且作品没有起到任何传道的意义。因此，电影作者讲故事的水平直接决定了非遗题材电影生存与发展的空间。只有在精心设计故事情节的基础上把非遗元素的内涵与精华融进去，才能让故事有吸引力，从而牵引着观众往下看。由于非遗概念目前在流行文化面前还处于弱势，依靠剧情片“故事化”的形式传播非遗，大众更能够快速地认可与接受。
　　从20世纪80至90年代的 《鼓书艺人》 （1987年）、《霸王别姬》（1993年）、《炮打雙灯》（1994年）、《变脸》（1997年）到新世纪的《尔玛的婚礼》 （2008年）、《高甲第一丑》 （2011年）、《一个人的皮影戏》（2011年）、《唐卡》（2012年）、《百鸟朝凤》（2016年）等电影作品，这些电影都是在一个好的故事的基础上展开的，注重讲述好一个故事，并且有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或非遗元素的“艺术表现”。电影《霸王别姬》通过营造故事化的情节，将京剧融入电影语言当中，使观众能够通过电影化的视听语言和表现方式来体会京剧这一传统艺术之美。哈斯朝鲁导演的影片《唐卡》通过描写多位唐卡画师在传承唐卡绘画技艺过程中发生的故事，展现了藏族唐卡的魅力和西藏壮美的自然风光，向国内外观众介绍了西藏人民的生活以及西藏文化的发展。观众在被精彩的电影剧情吸引的同时，还可以通过电影中的故事来深入快速地了解多元化的非遗知识。比如，在电影《百鸟朝凤》中，“从两个小徒弟拜师叩头、焦家班演出前的师徒相聚到正规的传技仪式，特别是对两个徒弟传声传技仪式的系统展现”[8]，完美呈现了学习与传承唢呐的过程。
　　随着5G技术的应用及高清视频的逐步推广，中国文化蕴涵的电影市场不断扩大，剧情片具备了超高影响力的传播方式，既能通过网络进行传播，又能通过电影院线进行放映。剧情片的娱乐性和趣味性强，突破了纪录片及专题片需要完全以真实记录为基础的限制，在故事框架内可以融入适合剧情的非遗元素和项目，这就是剧情片电影在传播非遗方面所体现出来的优势。
　　（二）人物关系模式体现冲突与传承
　　非遗电影中的人物关系模式常是祖孙、父子、父女、师徒等长辈和晚辈的关系。由于时代变迁及文化潮流的变化，作为长辈的非遗传承人与晚辈之间会有代沟，经过一番戏剧冲突，晚辈会最终体悟到非遗的价值并给予改进提高，从而更好地进行传承。
　　国庆70周年献礼片《我的爷爷叫建国》（2019年）讲述了一个与共和国同龄的灯笼手艺人马建国与父辈及儿孙围绕做灯笼的故事。马建国是1949年10月1日出生，他家世代做灯笼，是地地道道的手艺人。当时，他并不喜欢这门手艺，总想着其他伟大的理想，但经历了种种磨难之后，马建国最终喜欢上了老灯笼这门手艺。马建国代表老一辈，他正直刚强，从父亲的手中继承了灯笼场并坚守着手工灯笼的传统手艺，也秉持着传统文化的高尚品格。他的孙子马子豪作为年轻一代，从排斥、不理解到渐渐领悟认可，实现了人生中重要的一次蜕变。马建国把彩子马的灯笼技术记录传给了孙子马子豪，马子豪也从爷爷的身上传承到了手艺人的匠人精神，他按照记录给爷爷马建国做了一个生日礼物——模拟天安门城楼，上边还有八个大红灯笼。这部影片折射出了我们民族传统技艺和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中国当代年轻人的创新精神使传统文化有了新时代的表达。 　　（三）相得益彰的非遗元素与剧情
　　非遗元素的加入使电影更能够体现独特的中国符号，形成属于中华民族的电影文化价值观表达。将“非遗”作为重要元素杂糅进电影叙事之中，再加上其他表现元素，非遗电影会更有生命力，继而形成广泛的传播效应。
　　非遗元素的巧妙运用能给电影增光添彩。比如，电影《红高粱》（1988年）全部采用民族传统音乐，运用了唢呐和中国大鼓，几十把唢呐齐奏，产生了巨大的震撼力和穿透力；电影《白鹿原》（2012年）中的陕西老腔《将令一声震山川》，歌声豪放、粗犷、刚烈，几千年彪悍犀利的秦人风貌，瞬时激洒在观众面前，令人血脉偾张。此外还有，《黄土地》（1985年）里的陕北安塞腰鼓，《大红灯笼高高挂》（1991年）里的京剧、灯笼，《英雄》（2002年）、《影》（2018年）里的古琴、书法等，不一而足。
　　（四）高度娱乐性和观赏趣味性
　　电影作为大众文化消费品，最为看重的就是娱乐性元素。剧情片电影常常借助外在的形式趣味来达成其传播目的。通过视听语言对民间非遗进行刻画和展现，不但体现了中国独有的文化特色及民族特性，增强了文化内涵，而且能够激起人们观看非遗影片的兴趣。
　　在非遗类型电影中，影片创作人员通过电影独有的蒙太奇语言表现形式，将“非遗”本体通过声音和画面进行艺术化剪辑处理，能够以更为聚焦的方式把非遗类民间文化之美呈现给观众。与此同时，一些新兴时尚元素的融入，也增强了非遗在青年受众中的传播力度。比如，出演《英歌魂》（2019年）的男主角田一德和女主角陈妍臻原本就是优秀的职业舞者，他们通过热门的街舞竞技类综艺节目被广大观众熟知。依靠他们过硬的舞蹈功底，影片中的新式英歌舞编舞酷炫，巧妙融合了时尚的街舞技巧与传统英歌舞元素，兼具了英歌舞与街舞的双重魅力，极大地增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英歌的吸引力和传播力。
　　（五）演員体现非遗的活态流体
　　依靠演员的表演来展现故事是剧情片最大的特点，演员及其表演是一部剧情片的根基。电影采用演员演人物和人物还原自身的方式，营造真实与虚假之间的模糊观感。
　　《高甲第一丑》（2011年）将非遗艺术高甲戏的继承人柯贤溪老艺人作为影片故事的原型，更加真实地还原了这些非遗艺人的百态人生，通过真实原型给观众以真实的感受。《英歌魂》主创团队为了还原出传统英歌舞的精气神，多次拜访英歌舞传承人，依靠主演们的反复练习，才有了影片中的精彩瞬间。部分非遗电影甚至还邀请了非遗传承人亲自出演角色。比如，《鹤无双》（2013年）中爷爷的扮演者，就是三灶鹤舞的传承人陈福炎老人；公益微电影《皮影》（2012年）里的父亲一角，则由山东枣庄的皮影传承人邢如雨扮演。非遗传承人的直接参演，增强了影片的真实感，能使非遗元素以更加原汁原味的方式呈现出来。
　　四.结语
　　非遗题材电影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及史料价值，剧情片尽管很受欢迎，但不能完全取代纪录片。归根结底，无论是剧情片还是纪录片，都需要讲好我们自己的故事，兼具民族传统和时代精神。纪录片的故事化和故事片的纪录化，都能够起到更好地推介和传播中华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效果。
　　参考文献：
　　[1]田青.田青文集（第五卷）[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2：231.
　　[2]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DB/OL].http：//ipr.mofcom.gov.cn/zhuanti/law/ conventions/other/ICH.html.2003-10-17.
　　[3][7]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DB/OL].http：//www.gov.cn/flfg/2011-02/25/ content_1857449.htm.2011-02-25.
　　[4]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博物馆：http：//www.ihchina.cn/
　　[5]肖小惠.传媒批评[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99.
　　[6]刘红梅.回到未来——吉加·维尔托夫的先锋电影理论与实践[J].当代电影，2018（11）.
　　[8]刘国政.“互联网+”推进电影与非遗保护发展的新思路——由非遗题材电影《百鸟朝凤》谈起[J].电影评介，2017（12）.
　　作者单位：河南科技职业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