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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个性中缺乏激扬的精神。”周黎明这样评价自己。他对阅读的态度也一如其温和的性格，提倡中庸之道。他说，若是被困在书房里一两年，只要有好书相伴，他也能撑得过去。
周黎明 双语作家、文化评论人、影评人。曾被《洛杉矶时报》称为“中国的罗杰·伊伯特”。在《看电影》、《中国日报》、《名Famous》等报刊上撰写中英文专栏。著有《影君子：周黎明的电影文化笔记》、《西片碟中碟》、《好莱坞启示录》、《四面楚歌》、《莎乐美的七层纱》、《你的，大大的坏》等。
周黎明并不是一个“典型”读书人。
所谓“典型”，在普罗大众的眼里，多少应该有着一间汗牛充栋的书房，甚至如编剧史航的房子，每一个角落都书本遍布令人无法插足；或者应该有着某种收藏癖和洁癖，如读书人止庵，喜欢的书必须一套一套地收，而且禁止旁人“染指”；又或者，所谓“典型”，多少应该具备某种“雅致”的特性，着素服、焚清香……
可周黎明不是这样的。他的书房太小，小到偌大一个房子，书柜不过四五个靠在墙上，所谓的“书房”，其实是一对女儿平日休息和玩耍之场所，墙上挂着夫人的油画习作，一张工作台摆在一侧，唯有并未隔断的阳台，左右还堆放着一些心仪的杂志，例如《时代》，例如《纽约客》。
他并没有藏书癖。“我怕自己藏书太多，所以一有机会就淘汰”，他坐在一个形状如佛手的绿色单人沙发上，说，“比如去高校讲课，我就带上一箱书或碟。谁举手提问，就可以在里边随便挑一本。”他的意思是，藏书的欲望不能过了，更不能把书当摆设，因此，“我是很看不起很多房地产老板买书当摆设的”。
照他的理论，他甚至没有看“很多”书—如果以从头看到尾作为读一本书的标准，他会做这样的类比：“史航看书的量应该跟我看电影的量差不多—我一年看两百部左右。”他曾经请教过香港著名的“二道贩子”读书人梁文道，这么多书，你怎么读得过来？梁文道就跟他分享当中诀窍：例如看清史，你看过一两本好的做基础，以后看到别的讲清史的书，就能分辨出，哪些东西是新的，哪些是旧的。但那需要一个前提—你得有一个好记性。关于这一点，周黎明也并没有太大的自信。
所以他只能选择：收。看自己感兴趣的书，也只收自己感兴趣的书。所以他这样为自己的书柜分类：一类是跟老本行相关的电影类书籍，例如各类年鉴式的电影艺术报告、电影理论、编剧和影评指南，朋友送的影评集以及自己写的书。周黎明作为影评人的身份是如此“昭著”，乃至于无需介绍他在这方面的收藏；还有一类则是音乐和戏剧，包括成套的《古典音乐欣赏入门》。
第三类是偏美学和社会学的人文类书籍，例如《中国神话传说词典》、《神话的力量》、《万物简史》、《趣味生活简史》，作者群里也可以发现林语堂、梁实秋、沈从文、金庸、莫言、李零、陈丹青、朱大可、沈宏非、傅国涌、李银河、茅于轼、洁尘、李娟、也斯、梁文道、董桥、朱天文、房龙……
他特别喜欢与中国社会变迁相关的一类，例如德国人佳杰思（Adrian Geiges）写的《我的愤青岁月》，说的是作者“在毛泽东、切·格瓦拉和其他领袖时代的生活”；还有一本也被他极力推荐，英文版的《生与死》（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作者郑念1915年生于北京，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1930年代留学英国，丈夫是壳牌公司的高管。丈夫去世后，她接替了丈夫的工作。“文革”爆发，因为供职于外商公司，她被控为英国间谍，最后身陷囹圄长达七年，1980年代后前往香港，后定居美国。她这本记录“文革”的小说在1987年甫一面世便轰动英美，以至于后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库切都在《纽约时报》上写书评推荐此书。
不过，“如果你喜欢的话，我可以送给你。”周黎明说。
不偏激的影评人
如果以方圆百里来计算的话，周黎明的出生地算是一个人杰地灵的所在—他的故乡，就在乌镇附近。1962年出生，15岁就考上杭州大学（现浙江大学）外语系。他太小，“老三届”们都愿意带着他，“尤其女同学，母性泛滥，他们谈恋爱，我还当信使，把信带给我宿舍的人”，周黎明笑着说。
在外人看来，江浙一带，理应家家都是书香门第，其实不然。“我家境一般，父母亲是知青，他们觉得读书会带来不幸，所以反对我读书，”周说，“他们希望我学一门手艺。”在父母的眼里，即使是泥水匠，也好过去种田；至于舞文弄墨，从事文艺，则非但虚无缥缈，还时刻有着危险。直到今天，父亲仍对其从事文艺不以为然，认为只有做官或从商才是正道。
而周黎明是完全有机会成为商人的。1982年，他从杭州大学毕业；三年后，他从中山大学拿下外语系研究生的硕士学位；再过七年，他毕业的学校变成了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哈斯商学院—那是美国十大商学院之一，他主修战略策划和行销，拿到的是MBA学位。
对他而言，读商科完全是机缘巧合。1980年代中期，周黎明某次陪央视的台长到美国出差，参观加州的某影视学校，结果被学校的院长看上，直接允诺奖学金留学。当时央视的台长也对他说，念完之后，回国可以直接进央视。结果世事变幻，到了1980年代末，他发现自己回不去了，但又怕一出来就失业，于是改行去读MBA，觉得学好管理，可以套用在任何领域上。
1997年左右，周黎明回到国内，当时有人介绍他进国企，“进去之后就可以当副总”，因为读的学校实在太有名（出过十几个诺贝尔奖得主），师从的导师也太有名—“我老师是克林顿的经济顾问，所以顶着这个牌子去找一个国企管理层的职位真的很容易”。但是，周黎明想，“每天晚上要吃饭，喝酒，算是工作吗？”他自问自答：“算是啊，但我觉得会很受罪。”
他一度做过中国日报网的执行总编辑，“一天要开五个会”，后来看到人家开会就觉得是受罪。“我是自由散漫的人”，他说。
回国之前周黎明在硅谷上过班，后来进入《中国日报》社，在香港当驻站记者，时间自由支配，结果花了三年时间，鼓捣出厚厚的三本书《西片碟中碟：英语片》、《西片碟中碟：非英语片》和《华语片碟中碟》。这三本书一共收纳了5500多部电影，而且都是周黎明看过的。 他也在网易写影评—那直接奠定了他“国内第一影评人”的江湖地位，2002年又在《看电影》杂志开专栏，“周氏”影评因此广受好评。但他知道，“如果我晚几年写影评，放在现在的网络环境下我是出不来的，现在只有偏激才能吸引眼球”，而周黎明—“我一直不偏激，口味比较中庸”，“我觉得自己占了天时、地利、人和”。
不熟悉周黎明的人会以为他一直就是个写影评的，其实，“我一半以上的工作跟电影没有关系”。百度百科的词条上一直还有他作为某研究院的“副研究员”身份，不过“简历是2000年我进去的时候给提供的，改不掉了”。他还给IBM、联合航空公司、雀巢、康佳、迪士尼等大公司做过管理和行销咨询，给央视当时事评论员，以及给国家大剧院做歌剧评论……而他真正的本行，却是在《中国日报》做专栏作家。
按照他从前“左手写中文右手写英文”的口号，周黎明每年写200篇文章，中英文各占一半，英文的那一百篇，载体便是《中国日报》，署名不是“周黎明”，而是“Raymond Zhou”。对他而言，向世界介绍中国，那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工作，因为你必须假设外国人是不了解中国的。
例如写泰山，写历史上有八个皇帝来过，“那没有任何意义，因为美国是没有皇权的，”周说，“那我怎么讲？”他联想到英文里有一句“Washington slept here”（华盛顿下榻于此），因此就借用这个典故，将之嫁接在泰山。又如介绍《红楼梦》，他将之比喻成英剧《唐顿庄园》；至于《牡丹亭》，则从弗洛伊德的理论来解释，“为什么这个杜丽娘，没有见过柳梦梅，会爱上他？她性压抑嘛—其实是春梦。一旦我用这个角度讲，西方人一看就明白了。”他说。
身处首都媒体圈，他很清楚外媒记者们对他的老东家有不同的看法，但是，“至少我可以担保我写的每一个字都是真实的，”周黎明说，“比如莫言，他到底是不是一个‘保皇派’？莫言说，我所有的东西都在我的小说里。他还举了歌德和贝多芬的故事。（文章发表之后）《纽约时报》大段转引，他们看了才明白，不能用手抄本的事情来理解莫言，他毕竟不是一个异见分子。”
“我希望做一个中西方文化之间的解读者，写西方的事情站在中国的角度，讲中国的事情就站在西方的角度，这也要慢慢成为我各个领域写作的共同点。”他曾经说。
虚拟书房
这种跨文化的写作立场，其源头可以追溯到他尊崇的林语堂。“他是我最大的老师，把我从意识形态的框架里拖出来。”周黎明说，“我现在做的实际上就是他做的工作的翻版，能做到一个零头的成绩就已经很骄傲了。”
与林语堂具有类似的地位的，还有胡适、周作人、沈从文、汪曾祺、朱光潜、金庸……他们的大部分著作，周黎明要么早年求学时就已读过，要么都放在他的“虚拟书房”里。打开他的电脑，里面是一个“巨大的书房”：大约一万五千种图书按照字母A至Z的顺序被归类建档，妥善安置，它们中几乎有一半都是英文版的世界名著。“我喜欢拥有经典。”他说。
此外他也收集有声书，“比如莎翁全集（他读硕士时是专门研究莎士比亚的），平时装一两本在MP3和手机里，无聊时或旅行中听一听，也是一种享受。”
但值得留意的是，他的收藏中，没有鲁迅。说不出具体的理由，或许只是本能上的不亲近，就像他说的，“我本人的性格是这样的：走中庸之道。”
他欣赏台湾的李安、林怀民和赖声川，羡慕他们的中国文化功底，但又具有西方的视野，相比之下，“我也喜欢姜文，他有酒神精神，但我的性格跟他差得很远，投资他电影的人（应该）是个‘疯子’，是需要极大勇气的”。
他曾经在《纽约时报》上看过一个家庭妇女当图书馆员的故事，“她把全套的企鹅书系大概六七千本全部买来放在家里，说已经看了三分之一，牛人！”他艳羡这样的读书速度，因为自己看书实在慢得可以，到美国留学期间，一门课一个星期要读250多页的书，“快把我逼疯了”。由此锻炼出来的快速判断，抓住重点的本领，以后对他看电影大有裨益，“半小时内我肯定知道最后能打多少分”。譬如帮上海电影节审片，每天八点起来，连续看八部电影，他也能迅速地下详细的评语；又如帮崔永元的青年导演短片计划审片，五分钟一部，一天内看一百部，也是手到擒来。
周黎明长相儒雅，说话慢条斯理，评人论事中正平和，圈内口碑有目共睹。他惹过的唯一一次“争议”，也许是他在2010年专访章子怡“诈捐门”事件的时候。
该年3月12日凌晨，他跟章子怡进行了一次长达数小时的对话。经历过“泼墨门”和“诈捐门”等事件，当时“国际章”正处在事业的低谷，接受专访并借由《中国日报》这个平台向全球“自证清白”，显然是一次聪明的选择。
当时章子怡正在铁岭拍摄王家卫的《一代宗师》中最精彩的那场打戏，宫家二姑娘面对欺师灭祖的叛徒，心头之恨，可想而知。《一代宗师》上映之后，周黎明回忆道，“我估计她在打的时候，满脑子全是她真正的敌人。”
过去的几年里，曾经有人试图说服他转行去从事电影业，周黎明最后还是拒绝了。他说自己“患得患失”，一方面不愿意丢掉正职，另一方面也没有自信能全职做好这份工作。他知道电影不是一个人能控制的，而写影评则自由很多，“虽然处在食物链的最底端，但做到目前这种自由的状态，我已经很满足了”。
周黎明 双语作家、文化评论人、影评人。曾被《洛杉矶时报》称为“中国的罗杰·伊伯特”。在《看电影》、《中国日报》、《名Famous》等报刊上撰写中英文专栏。著有《影君子：周黎明的电影文化笔记》、《西片碟中碟》、《好莱坞启示录》、《四面楚歌》、《莎乐美的七层纱》、《你的，大大的坏》等。
周黎明并不是一个“典型”读书人。
所谓“典型”，在普罗大众的眼里，多少应该有着一间汗牛充栋的书房，甚至如编剧史航的房子，每一个角落都书本遍布令人无法插足；或者应该有着某种收藏癖和洁癖，如读书人止庵，喜欢的书必须一套一套地收，而且禁止旁人“染指”；又或者，所谓“典型”，多少应该具备某种“雅致”的特性，着素服、焚清香……
可周黎明不是这样的。他的书房太小，小到偌大一个房子，书柜不过四五个靠在墙上，所谓的“书房”，其实是一对女儿平日休息和玩耍之场所，墙上挂着夫人的油画习作，一张工作台摆在一侧，唯有并未隔断的阳台，左右还堆放着一些心仪的杂志，例如《时代》，例如《纽约客》。
他并没有藏书癖。“我怕自己藏书太多，所以一有机会就淘汰”，他坐在一个形状如佛手的绿色单人沙发上，说，“比如去高校讲课，我就带上一箱书或碟。谁举手提问，就可以在里边随便挑一本。”他的意思是，藏书的欲望不能过了，更不能把书当摆设，因此，“我是很看不起很多房地产老板买书当摆设的”。
照他的理论，他甚至没有看“很多”书—如果以从头看到尾作为读一本书的标准，他会做这样的类比：“史航看书的量应该跟我看电影的量差不多—我一年看两百部左右。”他曾经请教过香港著名的“二道贩子”读书人梁文道，这么多书，你怎么读得过来？梁文道就跟他分享当中诀窍：例如看清史，你看过一两本好的做基础，以后看到别的讲清史的书，就能分辨出，哪些东西是新的，哪些是旧的。但那需要一个前提—你得有一个好记性。关于这一点，周黎明也并没有太大的自信。
所以他只能选择：收。看自己感兴趣的书，也只收自己感兴趣的书。所以他这样为自己的书柜分类：一类是跟老本行相关的电影类书籍，例如各类年鉴式的电影艺术报告、电影理论、编剧和影评指南，朋友送的影评集以及自己写的书。周黎明作为影评人的身份是如此“昭著”，乃至于无需介绍他在这方面的收藏；还有一类则是音乐和戏剧，包括成套的《古典音乐欣赏入门》。
第三类是偏美学和社会学的人文类书籍，例如《中国神话传说词典》、《神话的力量》、《万物简史》、《趣味生活简史》，作者群里也可以发现林语堂、梁实秋、沈从文、金庸、莫言、李零、陈丹青、朱大可、沈宏非、傅国涌、李银河、茅于轼、洁尘、李娟、也斯、梁文道、董桥、朱天文、房龙……
他特别喜欢与中国社会变迁相关的一类，例如德国人佳杰思（Adrian Geiges）写的《我的愤青岁月》，说的是作者“在毛泽东、切·格瓦拉和其他领袖时代的生活”；还有一本也被他极力推荐，英文版的《生与死》（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作者郑念1915年生于北京，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1930年代留学英国，丈夫是壳牌公司的高管。丈夫去世后，她接替了丈夫的工作。“文革”爆发，因为供职于外商公司，她被控为英国间谍，最后身陷囹圄长达七年，1980年代后前往香港，后定居美国。她这本记录“文革”的小说在1987年甫一面世便轰动英美，以至于后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库切都在《纽约时报》上写书评推荐此书。
不过，“如果你喜欢的话，我可以送给你。”周黎明说。
不偏激的影评人
如果以方圆百里来计算的话，周黎明的出生地算是一个人杰地灵的所在—他的故乡，就在乌镇附近。1962年出生，15岁就考上杭州大学（现浙江大学）外语系。他太小，“老三届”们都愿意带着他，“尤其女同学，母性泛滥，他们谈恋爱，我还当信使，把信带给我宿舍的人”，周黎明笑着说。
在外人看来，江浙一带，理应家家都是书香门第，其实不然。“我家境一般，父母亲是知青，他们觉得读书会带来不幸，所以反对我读书，”周说，“他们希望我学一门手艺。”在父母的眼里，即使是泥水匠，也好过去种田；至于舞文弄墨，从事文艺，则非但虚无缥缈，还时刻有着危险。直到今天，父亲仍对其从事文艺不以为然，认为只有做官或从商才是正道。
而周黎明是完全有机会成为商人的。1982年，他从杭州大学毕业；三年后，他从中山大学拿下外语系研究生的硕士学位；再过七年，他毕业的学校变成了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哈斯商学院—那是美国十大商学院之一，他主修战略策划和行销，拿到的是MBA学位。
对他而言，读商科完全是机缘巧合。1980年代中期，周黎明某次陪央视的台长到美国出差，参观加州的某影视学校，结果被学校的院长看上，直接允诺奖学金留学。当时央视的台长也对他说，念完之后，回国可以直接进央视。结果世事变幻，到了1980年代末，他发现自己回不去了，但又怕一出来就失业，于是改行去读MBA，觉得学好管理，可以套用在任何领域上。
1997年左右，周黎明回到国内，当时有人介绍他进国企，“进去之后就可以当副总”，因为读的学校实在太有名（出过十几个诺贝尔奖得主），师从的导师也太有名—“我老师是克林顿的经济顾问，所以顶着这个牌子去找一个国企管理层的职位真的很容易”。但是，周黎明想，“每天晚上要吃饭，喝酒，算是工作吗？”他自问自答：“算是啊，但我觉得会很受罪。”
他一度做过中国日报网的执行总编辑，“一天要开五个会”，后来看到人家开会就觉得是受罪。“我是自由散漫的人”，他说。
回国之前周黎明在硅谷上过班，后来进入《中国日报》社，在香港当驻站记者，时间自由支配，结果花了三年时间，鼓捣出厚厚的三本书《西片碟中碟：英语片》、《西片碟中碟：非英语片》和《华语片碟中碟》。这三本书一共收纳了5500多部电影，而且都是周黎明看过的。 他也在网易写影评—那直接奠定了他“国内第一影评人”的江湖地位，2002年又在《看电影》杂志开专栏，“周氏”影评因此广受好评。但他知道，“如果我晚几年写影评，放在现在的网络环境下我是出不来的，现在只有偏激才能吸引眼球”，而周黎明—“我一直不偏激，口味比较中庸”，“我觉得自己占了天时、地利、人和”。
不熟悉周黎明的人会以为他一直就是个写影评的，其实，“我一半以上的工作跟电影没有关系”。百度百科的词条上一直还有他作为某研究院的“副研究员”身份，不过“简历是2000年我进去的时候给提供的，改不掉了”。他还给IBM、联合航空公司、雀巢、康佳、迪士尼等大公司做过管理和行销咨询，给央视当时事评论员，以及给国家大剧院做歌剧评论……而他真正的本行，却是在《中国日报》做专栏作家。
按照他从前“左手写中文右手写英文”的口号，周黎明每年写200篇文章，中英文各占一半，英文的那一百篇，载体便是《中国日报》，署名不是“周黎明”，而是“Raymond Zhou”。对他而言，向世界介绍中国，那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工作，因为你必须假设外国人是不了解中国的。
例如写泰山，写历史上有八个皇帝来过，“那没有任何意义，因为美国是没有皇权的，”周说，“那我怎么讲？”他联想到英文里有一句“Washington slept here”（华盛顿下榻于此），因此就借用这个典故，将之嫁接在泰山。又如介绍《红楼梦》，他将之比喻成英剧《唐顿庄园》；至于《牡丹亭》，则从弗洛伊德的理论来解释，“为什么这个杜丽娘，没有见过柳梦梅，会爱上他？她性压抑嘛—其实是春梦。一旦我用这个角度讲，西方人一看就明白了。”他说。
身处首都媒体圈，他很清楚外媒记者们对他的老东家有不同的看法，但是，“至少我可以担保我写的每一个字都是真实的，”周黎明说，“比如莫言，他到底是不是一个‘保皇派’？莫言说，我所有的东西都在我的小说里。他还举了歌德和贝多芬的故事。（文章发表之后）《纽约时报》大段转引，他们看了才明白，不能用手抄本的事情来理解莫言，他毕竟不是一个异见分子。”
“我希望做一个中西方文化之间的解读者，写西方的事情站在中国的角度，讲中国的事情就站在西方的角度，这也要慢慢成为我各个领域写作的共同点。”他曾经说。
虚拟书房
这种跨文化的写作立场，其源头可以追溯到他尊崇的林语堂。“他是我最大的老师，把我从意识形态的框架里拖出来。”周黎明说，“我现在做的实际上就是他做的工作的翻版，能做到一个零头的成绩就已经很骄傲了。”
与林语堂具有类似的地位的，还有胡适、周作人、沈从文、汪曾祺、朱光潜、金庸……他们的大部分著作，周黎明要么早年求学时就已读过，要么都放在他的“虚拟书房”里。打开他的电脑，里面是一个“巨大的书房”：大约一万五千种图书按照字母A至Z的顺序被归类建档，妥善安置，它们中几乎有一半都是英文版的世界名著。“我喜欢拥有经典。”他说。
此外他也收集有声书，“比如莎翁全集（他读硕士时是专门研究莎士比亚的），平时装一两本在MP3和手机里，无聊时或旅行中听一听，也是一种享受。”
但值得留意的是，他的收藏中，没有鲁迅。说不出具体的理由，或许只是本能上的不亲近，就像他说的，“我本人的性格是这样的：走中庸之道。”
他欣赏台湾的李安、林怀民和赖声川，羡慕他们的中国文化功底，但又具有西方的视野，相比之下，“我也喜欢姜文，他有酒神精神，但我的性格跟他差得很远，投资他电影的人（应该）是个‘疯子’，是需要极大勇气的”。
他曾经在《纽约时报》上看过一个家庭妇女当图书馆员的故事，“她把全套的企鹅书系大概六七千本全部买来放在家里，说已经看了三分之一，牛人！”他艳羡这样的读书速度，因为自己看书实在慢得可以，到美国留学期间，一门课一个星期要读250多页的书，“快把我逼疯了”。由此锻炼出来的快速判断，抓住重点的本领，以后对他看电影大有裨益，“半小时内我肯定知道最后能打多少分”。譬如帮上海电影节审片，每天八点起来，连续看八部电影，他也能迅速地下详细的评语；又如帮崔永元的青年导演短片计划审片，五分钟一部，一天内看一百部，也是手到擒来。
周黎明长相儒雅，说话慢条斯理，评人论事中正平和，圈内口碑有目共睹。他惹过的唯一一次“争议”，也许是他在2010年专访章子怡“诈捐门”事件的时候。
该年3月12日凌晨，他跟章子怡进行了一次长达数小时的对话。经历过“泼墨门”和“诈捐门”等事件，当时“国际章”正处在事业的低谷，接受专访并借由《中国日报》这个平台向全球“自证清白”，显然是一次聪明的选择。
当时章子怡正在铁岭拍摄王家卫的《一代宗师》中最精彩的那场打戏，宫家二姑娘面对欺师灭祖的叛徒，心头之恨，可想而知。《一代宗师》上映之后，周黎明回忆道，“我估计她在打的时候，满脑子全是她真正的敌人。”
过去的几年里，曾经有人试图说服他转行去从事电影业，周黎明最后还是拒绝了。他说自己“患得患失”，一方面不愿意丢掉正职，另一方面也没有自信能全职做好这份工作。他知道电影不是一个人能控制的，而写影评则自由很多，“虽然处在食物链的最底端，但做到目前这种自由的状态，我已经很满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