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读者聊聊天，以后这样的聊天将会多起来。
　　可能有的读者注意到已经不止一期没有见到我写的文章了。不是我偷懒，也不是没有写东西，而是一时拿不出可以对得住读者期待的成果。随着我的文章与这个栏目越来越熟识，我欣慰地听到我的同事们传递来的消息说，还是有一部分读者是喜欢我写的东西的。除了窃喜之外，也添了点压力，害怕这荣誉被我自己的不谨慎糟蹋掉。
　　年少时，曾经听过一个故事，说的是一个勤快能干的女人，看自己身为秀才的丈夫整天把自己关在书房里却写不出文章来，就问了一句：“难道你们男人写文章比我们女人生孩子还难吗？”那个秀才说：“可不是吗！你们女人生孩子是因为肚子里有东西，我的肚子里可什么东西也没有哇！”
　　我是说，写文章的人应当“肚子里有东西”的时候再写，千万不能无病呻吟。写文章要先有实实在在的感触，再找到合适的体裁和说话的逻辑方法，——当然了，要是有一定的风趣那就更好，最后再加上文字的精心组织，才能成为一篇好文章。这里面的几个要素，除了“风趣”算是高标准的额外要求，其他的是缺一不可的，少了其中一个也是个“畸形儿”，不如不生。
　　我从多个读者那里听到过对我委婉的批评，感到我的文章缺乏风趣，总让人感到沉重。我感谢提出批评的读者。我何尝不想养成风趣的行文风格？可是把文章写得富含风趣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不光是风格问题，是先天的性格和后天的修养共同决定的，我道法太浅，只能慢慢地来。作为辩解，我也要说一句：凡是资深的医生，往往满眼都看到的是病菌病灶，而高明的银行家，天天都纠缠不清的是各种风险；一个人越是切望所有的中国人都尽快融入现代社会，就必然养成爱挑剔的习惯，就总与中国传统文化留给人们头脑里的那些与现代理念相冲突的痼癖过不去，这方面的问题想得多了，话题自然就变得沉重。其实这样的文章并不好写，许多文章就因为拿捏不好火候，或者太难用短文的形式把道理说清楚而半途而废。现在我手底下就有好多这样的题材成了有头无尾的“半成品”，其中一篇耗费我很大精力的未定稿，暂定名叫“喧嚣声中说浮躁”，是为批评现今文化演艺界、传媒界等领域的浮躁之风而写的，就是因为“不足月”，现在还不想让它“出生”，我认为这是对读者负责，也是对自己、对批评的对象的负责任态度。再有，本刊主编王松奇先生一个多月前嘱我写一篇关于墨子的文章，说是很有现实的意义。我朝思暮想，做梦都见到了墨子，梦醒后连夜起身写了一篇与墨子的学生谈论墨学的文章，采取的体裁是想借鉴王小波在《青铜时代》里应用的方法。怎奈功力不逮，虽经过一番努力，还是流产了。流产的另一个原因是途中读到几篇相关文章，尤其看到了梁启超关于墨子的议论。“眼前有景道不得，崔灏题诗在上头”。我没有自比李白的意思，只是说在大师的议论面前，自信心顿时就烟消雾散了。如果哪位读者对墨子学说有研究或看法，不妨请试试笔。
　　前几天读到陈丹青教授的一篇文章，他在阐述中国眼下产生不出大师的几个原因时说了一段话，我认为很有道理。他认为大师都是“成对”产生的，例如苏东坡和王安石、康梁和杨度、鲁迅和胡适、海明威和福克纳等等。我现在把这个论题借用过来不是想在我们这个杂志的读者圈子里炮制什么“大师”，而是想到，话题的深度开发，应当有“对立面”，如果有热心读者来充当“对立面”，把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思考和感悟拿来与我们或其他读者“理论”一番，就比仅仅依靠我们编辑部自己的力量好多了。顺便说一句，我自以为写得不错的《江山半壁也销魂》就是与飞龙先生争辩后的产物。因此，恳求喜欢本刊的读者能抽空与我们联系，无论什么形式都欢迎。把您所关心的和有所感触的话题——不管是理性王国的玄思还是实践范畴的心得——发给我们，我和我的同事们一定有信必回，没准这个栏目能因此而变得更加生机盎然。我们的阎美玲社长也多次催促我以博客这种新形式与读者开展广泛的思想交流。我想如果积攒下相对充裕的话题，这个博客也不会以急匆匆的开启为始，以冷清清的关闭为终。
　　我判定，所有接触到本刊的读者都有相当程度修养，肯定对人生和社会也有不同程度的理性思考；读者们所欠缺的，无一不是闲暇的时间。希望您能把用来喝咖啡的时间稍微地挤出一点来，抽空联系我们，我想这种“编者—读者”之间的互动总会有一些意义的，它能丰富我们的精神生活，也能让这个杂志增值、增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