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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为了适应市民阶层的需要，通俗文学应运而生。从晚明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鸳鸯蝴蝶派”，大陆通俗文学在正统文学的夹缝中蓬勃发展着。20世纪50年代初起，国家以行政或半行政的方式对通俗文学的创作进行干预，使其发展陷入困境。一直到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台湾大量通俗小说的引进刺激了大陆读者被压抑许久的感情，也使原先被政治中断的大陆传统通俗文学再次走入人们的视野，同时改革开放的宽松文化环境也为大陆通俗文学的复苏与崛起提供了契机。
关键词：通俗文学；影响；原因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26-0-03
文学是反映一个民族精神文化发展水平的一个标志，在全球化发展的当代社会，信息的大爆炸形成了一个全球化的文化圈，各国的文学也在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大陆和台湾同本同源，文化传统一脉相承，文学上更是互通有无，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互联网的普及，使一些网络文学、青春文学应运而生，并且随着影视剧的不断翻拍推广，尽管良莠不齐，但是由于它的娱乐性和消遣性却在广大读者当中大行其道。而这种现象在20世纪80年代，台湾大量的言情，武侠等通俗易懂的作品传进大陆也曾经发生过。当时台湾的这些通俗小说在大陆的读者中受到热烈的追捧，琼瑶、古龙、三毛等作家的名字无异于现在的畅销书作家。
一、何谓“通俗文学”
“通俗文学”并不是指的庸俗、媚俗的文学，这里的通俗，顾名思义就是“从此前着眼于‘使俗通’，偏重小说的接受层面。逐渐走向‘通于俗’。‘通于俗’即更多关注小说内容的世俗化，倡导小说与普通百姓的紧密联系，世俗情感、物质欲望在小说中得到了充分的描写。”[1]这里可以看出，通俗文学并不像正统的“严肃文学”“纯文学”“官方文学”一样主要以正统的说教，传达政治观点为主，而是更着眼于世俗大众的情感生活、内心欲望，更接近大众的审美接受。而方忠在《台湾通俗文学论稿》里将台湾文学界定为“官方文学、精英文学和大众文学”，他认为：“与官方文学和精英文学相比，大众文学是一个颇为庞杂的范畴。它以大众的阅读趣味和欣赏习惯为指针，追求娱乐性、趣味性、消遣性和通俗性。它不同于官方文学的公式化、概念化，也不像一些精英文学那样显得过分正规、庄重、严肃，而使人‘高处不胜寒’，而是以随意的、平易近人的、亲切的面貌出现在大众面前……读时动情而读完置诸脑后，在阅读过程中人们忘掉现实中的烦恼而进入单纯愉快的境界，作品的价值存在于阅读之中，这正是大众文学的突出特点。”[2]这一观点将通俗文学的特性比较准确地概括了出来。
通俗文学就是为大众所接受的，喜闻乐见的文学，它更强调一种娱乐消遣性，是大众在茶余饭后放松身心的读物，它的接受群体除了受过高等教育的精英知识分子，还可以让广大知识层次低下的市民从中获得快感。它不去高谈阔论政治文化，不以现代主义的高贵外衣睥睨众生，它用一种最平实的语言讲述发生在人们身边的事，用生动的情节将大众内心所渴望的自身生活的波澜起伏，活色生香勾勒出来，它用一种虚拟的手法将大众内心的欲望和感情抽丝剥茧，给他们幻想的权利。它并不是一味地写小情小爱，它也会贯穿着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的“仁爱”、道家的“无为逍遥”、佛家的哲理和救济苍生的理念[3]，正如古龙武侠小说中的“侠客”一样，使大众在嬉笑怒骂中得到感悟，受到劝谕。它是在商品经济蓬勃发展、人们心理需求得不到满足的时代中应运而生的，题材丰富多样，除了言情、武侠，还包括科幻、推理、悬疑、历史等诸多层面。随着文化界对通俗文学作品的研究越来越多，会发现通俗文学并不仅仅是主流文学贬斥下的“闲书”，例如琼瑶的言情小说虽然写的是情情爱爱，但是从人文的角度看，主人公身上体现了儒家文化中的“真善美”[4]的性格特征，人与人之间讲究的是“平等，博爱，宽容”从文化的角度看里面涉及大量的词曲、古诗、药理。从民俗学的角度看，它的作品中涉及了大量的婚俗、葬俗等风俗描写。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她的不少作品中涉及了当时台湾的物价，社会题材等方面。而古龙、金庸等人的武侠小说中，更是涉及了大量的历史知识。[5]可见通俗小说除了消遣作用，还具有很好的研究价值，并不是毫无营养，一无是处。
二、大陆和台湾通俗文学的不同发展轨迹
台湾由于历史原因，在五十年代开始商品经济快速发展，由封建农业经济社会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物质经济的飞跃使人们更加寻求精神上的满足，而台湾社会受当时西方普遍流行的后现代主义中“反美学、反人文、反文学”的影响，在文化领域开始了对中华民族流传下来的传统文化进行解构，[6]于是许多反映普通人情感、思想、追求、欲望的作品随之产生。而通俗文学这一体裁并非在中国由台湾首创，从《三国演义》的“明白晓畅，虽言长篇，形同短制”到后来的冯梦龙的“三言二拍”中描写日常生活的短篇故事，再到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吴敬梓的《儒林外史》都是非常优秀的通俗小说，采用生动的故事，寓教于乐。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鸳鸯蝴蝶派”中的张恨水、包天笑、平江不肖生、周瘦鹃等人的作品继承了传统通俗小说的体制，不进行刻板的说教，以消遣娱乐的功能在市民中广泛传阅。而台湾的新型通俗小说也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大陆传统通俗小说方式，比如张恨水等人的“才子佳人”的小说模式，在台湾的通俗文学中多数以都市言情的形象出现。而传统的通俗文学中宣扬的“君子之风”，“以天下苍生为己任”，“隐退”等的思想，在台湾的武侠小说中多数以“游侠”“侠士”的形象出现。[7]
大陆虽然具有良好的通俗文学传统，但是在以儒家正统文化为主导的中国，这种不言政治，虚构故事情节来娱乐大众的作品是“杂草”，“边角料”，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于是一直以来就受到正统文人的批驳责难，但是由于这些通俗派的文人虽然作品受欢迎，但是没有形成一个强有力的理论核心，面对“精英知识派”的指控也只能处于噤声的状态，并不能像当初的新文学与旧文学对战一样拥有一支强大的队伍并且给出有力的反击。而往后对通俗文学的讨伐愈发严重，“‘五四’新文学虽然提倡平民主义，但从社会功利主义出发，仅仅肯定严肃文学而排斥了通俗文学……‘五四’以后的‘革命文学’、‘左翼文学’和‘抗战文学’也同样忽视甚至排斥通俗文学。虽然它们倡导大众化，但实际上是以政治性的严肃文学教化大众；把消遣娱乐性的现代通俗文学视为资产阶级庸俗文学。”[8]而例如《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指导性文件则倡导的是以文艺形式来填补政治内容。到了上世纪50年代之后，国家出现了三次大规模的政治干预文艺的运动，各种“清算”斗争，将书写个人情感的作品是为“右派”“毒草”，文学是作为政治的传声筒存在，类似于宗璞的《红豆》的这类情感倾向明显的作品是作为“毒品”存在，文学不得干预现实。文革十年，推行的“样板戏”本身就是作为政治的附庸存在，对文学性造成了极大的伤害，提出的写作“三突出”原则使一些严肃文学都难免沦为阶下囚，更别提作为大众茶余饭后谈资的通俗文学了。自此大陆的通俗文学在一片荆棘中逐渐荒漠化，文坛长期被充盈了政治教育色彩的“官样文学”占据着，通俗文学出现了长达三十几年的断层。 三、台湾通俗文学对大陆通俗文学的刺激
20世纪80年代初，大陆和台湾打破了长期的不通往来状态，拓宽了双方的文化交流。台湾由于经济发展的早，受西方思想影响的早，通俗文学已经发展得比较成熟。而五六十年代台湾很多的官方文学，都是“反攻大陆”的“反共文学”，必然在两岸关系刚刚缓和之际传播到大陆，而当时的“精英文学”多是写给一些精英知识分子看的，涉及的是西方的现代主义的手法，而当时的大陆也出现了很多现代主义内容的作品，内容艰涩难解，并不能为广大的市民阶层所接受。于是通俗易懂、情节曲折、生动有趣的通俗文学便成了最好的选择。当时传播过来的台湾的言情、武侠小说。都市男女的小情小爱，豪放不羁的江湖侠义，仿佛给禁锢已久的大陆人民干涸的心灵吹来一缕清风。于是这类原先被正统文学视为“怪物”“毒草”的文学却一路狂飙，反观一直在官方的支持下占据广大市场的“严肃文学”，“精英文学”却开始逐渐滑坡。正是基于这种现象，国内开始出现了大量刊载通俗小说的期刊，一些大陆的写作者开始模仿台湾的通俗小说刊载在报刊上，一些新兴的期刊杂志机构专门开辟通俗文学版块，并且雇佣通俗文学写手来吸引读者的注意，据析“作为通俗文学期刊阵地之一的《故事报》，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发行量猛增到260万份，仅在上海地区就销售20万份左右”，“由于1978-1980年间一度将创办期刊的审批权限下放，以致期刊总数急增。期刊种数每年分别比上一年递增48.1%、58.1%、49%左右……到1980年，全国省、市、自治区和中央一级的文学刊物达到180多种，光大型文学丛刊就有31种。1981年《文艺报》编辑部对全国文艺期刊情况作了调查，初步统计，全国省、地、市级文艺期刊634种，其中省级以上320种。”[9]而这些中大部分都成为通俗文学的主要载体，可见当时通俗文学在大陆的火热程度。
虽然批驳反对这种文学现象大行其道的依旧大有人在，但是一部分作家已经开始由反对到开始冷静地反思这一文学现象，开始有一部分正统文学作家接受并且承认通俗文学的文学价值以及在百姓中产生的影响可能比严肃文学刻板的说教要来的更直接，更有成效。王蒙就曾公开发表过赞成通俗文学存在的言论，这也算是通俗文学在正统文化的挤压中迎来了一丝春光。之后开始有大量的学者对通俗文学展开了研究，正如范伯群在《中国大陆通俗文学的复苏与重建》中所说“在此期间，大陆也出现过两个通俗文学评论刊物，那就是武汉出版的《通俗文学评论》（双月刊）和郑州《传奇故事》杂志社主办的不定期通俗文学理论丛刊《传奇百家》。”“我的老师贾植芳和钱谷融两位前辈都给予通俗文学以极大的关注。而严家炎、杨义和陈平原等专家在撰写文学史与小说史时，钱理群、温儒敏和吴福辉在撰写《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等著作时，都给予通俗文学以一定的地位。”[10]
可见通俗文学已经通过不断地发展努力，在文学史上为自己赢得了一席之地，算是打了个漂亮的翻身仗。在新的期刊和研究如火如荼地进行的时候，也有的评论者注意到了传统通俗小说的巨大价值，于是“鸳鸯蝴蝶派”被重提，张恨水、包天笑等人的价值被重新挖掘，张恨水的《金粉世家》《啼笑因缘》《夜深沉》等作品被翻拍成影视作品，取得了巨大成效，为通俗文学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大陆的通俗文学在台湾通俗文学的刺激下不断地复苏觉醒，发挥着巨大的威力。在创作方面，从刚开始的模仿，到后面开始自成体系，出现了一大批介于传统与通俗之间的作家，这些文章真正做到了雅俗合流。“他们以冯骥才的《神鞭》《三寸金莲》，邓友梅的《那五》等市井风俗小说，王朔的介于通俗与纯粹之间的作品（如《橡皮人》为例，预测‘杂交文学’或称‘两栖文学’将成为重要的文学样式。”[11]而王朔等人的作品通俗易懂，又具有相当的文化文学价值，并且通过杂志和期刊的传播，并且被翻拍成影视剧在广大的市民读者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通俗文学在文坛上逐渐占据半壁江山，成为读者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文化因素。
四、大陆通俗文学复苏与崛起的原因
台湾的琼瑶、三毛、古龙等人可谓是大陆家喻户晓的通俗文学明星，琼瑶的《还珠格格》《烟雨蒙蒙》《一帘幽梦》等，古龙的《多情剑客无情剑》《绝代双骄》，三毛的《撒哈拉的故事》，席慕蓉的诗，可谓是八九十年代一代人的记忆，即便是现在也依然产生巨大的影响。台湾通俗文学在大陆的迅速“走红”，并且刺激大陆通俗文学再次崛起并不是毫无道理的。首先，大陆本来就具有优秀的通俗文学传统，虽然创作出的作品存在良莠不齐的情况，很多作品具有反帝反封建、追求进步思想、追求平等幸福的进步方面，虽然最后逐渐隐没在历史的潮流中，但是它的先导作用，在创作方面的经验教训，对于通俗文学重新发展是功不可没的。其次，改革开放以后，国家由原先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家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商品经济催生出更为活跃和丰富多彩的社会形态。明末清初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瓦解了封建小农经济的形态，于是催生出了适应市民需求的通俗小说形态。而此时的中国大陆，市民阶层逐渐摆脱以前的贫困窘迫，就急于想寻找一些通俗易懂的书籍来丰富精神世界，而此时社会上流行的现代主义小说并不能为大多数人所理解，恰好台湾的通俗小说解决了这一难题。而台湾小说的风靡，使文化市场随之产生了巨大的商机，于是许多的文化产业便顺应潮流，使各种类的通俗文学层出不穷，在娱乐大众的同时，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
再次，中国经历了长达三十几年的文化禁锢，人们眼中所见，耳中所听的都是关于政治的严肃说教。人们不敢有自己的感情欲望，即便有也不敢轻易表达，但是压抑着的并不代表不存在，压抑越久，渴望就会越深，一旦有个裂口，便会如洪荒之力喷薄而出。改革开放以后，文化市场以及人们的生活逐渐恢复自由化，人们内心压抑许久的个人情感欲望无处释放，此时台湾的通俗文学用缠绵的爱情和自由洒脱的侠义精神一下子把大陆的读者吸引住了，这些情节，这些人物，就是将他们最渴望的一切用细腻的语言表现出来。而此时的大陆占据主要地位的还是艰涩的“精英文学”和反思文革危害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人们长期被束缚在一种沉重压抑的氛围中，他们需要一种不需要他们理性思考与反思的非理性文学，一种消遣娱乐的轻松文学，他们需要另外一种声音来关照自己，关照个人，于是这种通俗文学便成为受追捧的对象，人们不再需要害怕因为看这些曾经被视为“禁书”的作品而被政治打压，他们可以全身心地将自己的原始欲望释放。最后，大众传媒的发展给通俗文学提供了宣传的有力手段。经济的迅速发展，带来科技的迅猛腾飞，以网络为主体的大众传媒使信息与知识的获取更加便捷化，除了很多主流媒体对于官方文学和思想的宣传外，为了获取广大的市场，许多作家的作品被翻拍成了影视作品，使没有看过作品的人们也可以轻松地接受文学的熏陶，除了正统的历史题材，军事题材意外，翻拍最多的就是一些娱乐轻松地通俗文学作品，这些通俗文学作品，多半都是具有正能量的娱乐消遣题材，改编起来较容易，并且更能获得大众的青睐，王朔，刘恒等人的作品被屡次搬上大荧幕，这也为通俗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利器。
五、结语
通俗文学作品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是经济环境宽松的情况下具有娱乐性、消遣性、育人性的作品，它不具备严肃文学的正统性，但是抛弃油头粉面的外衣，它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大陆的通俗文学在夹缝中求生存，最终在政治的高压下沉寂了很长一段时间，这是由国内特殊的政治形势所决定。台湾的通俗文学作为特定历史时期进入大陆的文化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大陆严苛的文化环境，说明通俗文学的暂时消失是因为没有形成一个足够强大的体系，并不意味着失去活力。如今的大陆和台湾的通俗文学市场都在蓬勃发展着，也出现了严肃文学为了求生存，与通俗文学“雅俗合流”的现象，但是通俗文学的发展也带来了一些鱼目混珠的作品，它们混杂着色情、暴力等不和谐因素，这也需要文化市场的良好整顿，才能使通俗文学在大陆和台湾长久性地合理存在。
参考文献：
[1]康鑫 《传承与异质：中国大陆与台湾通俗文学观辨析》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年弟5期
[2]方忠 《台湾通俗文学论稿》中国华侨出版社 2000年12月10日版
[3]方忠 《台湾通俗文学与中国文化》世界华文文学论坛 1998年4月版
[4]刘峥嵘 《琼瑶热现象分析》湖南师范大学学报 2008年11月
[5][6]方忠《后现代文化语境中的台湾通俗文学》台湾研究.文学 2001年弟2期
[7]方忠 《台湾通俗文学与中国文化》世界华文文学论坛 1998年4月版
[8]杨春时 《金庸、琼瑶小说的传播与大陆通俗文学的兴起》 文学研究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2年9月 弟23卷读3期
[9]初清华 《新时期（1978-1985）通俗文学兴起现象重析》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 2012年12月弟4期
[10]范伯群 《中国大陆通俗文学的复苏与重建》 韶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2年11月弟23卷第11期
[11]罗常群 《近年来通俗文学研究》 文艺广角.通俗文学笔谈
关键词：通俗文学；影响；原因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26-0-03
文学是反映一个民族精神文化发展水平的一个标志，在全球化发展的当代社会，信息的大爆炸形成了一个全球化的文化圈，各国的文学也在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大陆和台湾同本同源，文化传统一脉相承，文学上更是互通有无，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互联网的普及，使一些网络文学、青春文学应运而生，并且随着影视剧的不断翻拍推广，尽管良莠不齐，但是由于它的娱乐性和消遣性却在广大读者当中大行其道。而这种现象在20世纪80年代，台湾大量的言情，武侠等通俗易懂的作品传进大陆也曾经发生过。当时台湾的这些通俗小说在大陆的读者中受到热烈的追捧，琼瑶、古龙、三毛等作家的名字无异于现在的畅销书作家。
一、何谓“通俗文学”
“通俗文学”并不是指的庸俗、媚俗的文学，这里的通俗，顾名思义就是“从此前着眼于‘使俗通’，偏重小说的接受层面。逐渐走向‘通于俗’。‘通于俗’即更多关注小说内容的世俗化，倡导小说与普通百姓的紧密联系，世俗情感、物质欲望在小说中得到了充分的描写。”[1]这里可以看出，通俗文学并不像正统的“严肃文学”“纯文学”“官方文学”一样主要以正统的说教，传达政治观点为主，而是更着眼于世俗大众的情感生活、内心欲望，更接近大众的审美接受。而方忠在《台湾通俗文学论稿》里将台湾文学界定为“官方文学、精英文学和大众文学”，他认为：“与官方文学和精英文学相比，大众文学是一个颇为庞杂的范畴。它以大众的阅读趣味和欣赏习惯为指针，追求娱乐性、趣味性、消遣性和通俗性。它不同于官方文学的公式化、概念化，也不像一些精英文学那样显得过分正规、庄重、严肃，而使人‘高处不胜寒’，而是以随意的、平易近人的、亲切的面貌出现在大众面前……读时动情而读完置诸脑后，在阅读过程中人们忘掉现实中的烦恼而进入单纯愉快的境界，作品的价值存在于阅读之中，这正是大众文学的突出特点。”[2]这一观点将通俗文学的特性比较准确地概括了出来。
通俗文学就是为大众所接受的，喜闻乐见的文学，它更强调一种娱乐消遣性，是大众在茶余饭后放松身心的读物，它的接受群体除了受过高等教育的精英知识分子，还可以让广大知识层次低下的市民从中获得快感。它不去高谈阔论政治文化，不以现代主义的高贵外衣睥睨众生，它用一种最平实的语言讲述发生在人们身边的事，用生动的情节将大众内心所渴望的自身生活的波澜起伏，活色生香勾勒出来，它用一种虚拟的手法将大众内心的欲望和感情抽丝剥茧，给他们幻想的权利。它并不是一味地写小情小爱，它也会贯穿着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的“仁爱”、道家的“无为逍遥”、佛家的哲理和救济苍生的理念[3]，正如古龙武侠小说中的“侠客”一样，使大众在嬉笑怒骂中得到感悟，受到劝谕。它是在商品经济蓬勃发展、人们心理需求得不到满足的时代中应运而生的，题材丰富多样，除了言情、武侠，还包括科幻、推理、悬疑、历史等诸多层面。随着文化界对通俗文学作品的研究越来越多，会发现通俗文学并不仅仅是主流文学贬斥下的“闲书”，例如琼瑶的言情小说虽然写的是情情爱爱，但是从人文的角度看，主人公身上体现了儒家文化中的“真善美”[4]的性格特征，人与人之间讲究的是“平等，博爱，宽容”从文化的角度看里面涉及大量的词曲、古诗、药理。从民俗学的角度看，它的作品中涉及了大量的婚俗、葬俗等风俗描写。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她的不少作品中涉及了当时台湾的物价，社会题材等方面。而古龙、金庸等人的武侠小说中，更是涉及了大量的历史知识。[5]可见通俗小说除了消遣作用，还具有很好的研究价值，并不是毫无营养，一无是处。
二、大陆和台湾通俗文学的不同发展轨迹
台湾由于历史原因，在五十年代开始商品经济快速发展，由封建农业经济社会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物质经济的飞跃使人们更加寻求精神上的满足，而台湾社会受当时西方普遍流行的后现代主义中“反美学、反人文、反文学”的影响，在文化领域开始了对中华民族流传下来的传统文化进行解构，[6]于是许多反映普通人情感、思想、追求、欲望的作品随之产生。而通俗文学这一体裁并非在中国由台湾首创，从《三国演义》的“明白晓畅，虽言长篇，形同短制”到后来的冯梦龙的“三言二拍”中描写日常生活的短篇故事，再到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吴敬梓的《儒林外史》都是非常优秀的通俗小说，采用生动的故事，寓教于乐。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鸳鸯蝴蝶派”中的张恨水、包天笑、平江不肖生、周瘦鹃等人的作品继承了传统通俗小说的体制，不进行刻板的说教，以消遣娱乐的功能在市民中广泛传阅。而台湾的新型通俗小说也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大陆传统通俗小说方式，比如张恨水等人的“才子佳人”的小说模式，在台湾的通俗文学中多数以都市言情的形象出现。而传统的通俗文学中宣扬的“君子之风”，“以天下苍生为己任”，“隐退”等的思想，在台湾的武侠小说中多数以“游侠”“侠士”的形象出现。[7]
大陆虽然具有良好的通俗文学传统，但是在以儒家正统文化为主导的中国，这种不言政治，虚构故事情节来娱乐大众的作品是“杂草”，“边角料”，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于是一直以来就受到正统文人的批驳责难，但是由于这些通俗派的文人虽然作品受欢迎，但是没有形成一个强有力的理论核心，面对“精英知识派”的指控也只能处于噤声的状态，并不能像当初的新文学与旧文学对战一样拥有一支强大的队伍并且给出有力的反击。而往后对通俗文学的讨伐愈发严重，“‘五四’新文学虽然提倡平民主义，但从社会功利主义出发，仅仅肯定严肃文学而排斥了通俗文学……‘五四’以后的‘革命文学’、‘左翼文学’和‘抗战文学’也同样忽视甚至排斥通俗文学。虽然它们倡导大众化，但实际上是以政治性的严肃文学教化大众；把消遣娱乐性的现代通俗文学视为资产阶级庸俗文学。”[8]而例如《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指导性文件则倡导的是以文艺形式来填补政治内容。到了上世纪50年代之后，国家出现了三次大规模的政治干预文艺的运动，各种“清算”斗争，将书写个人情感的作品是为“右派”“毒草”，文学是作为政治的传声筒存在，类似于宗璞的《红豆》的这类情感倾向明显的作品是作为“毒品”存在，文学不得干预现实。文革十年，推行的“样板戏”本身就是作为政治的附庸存在，对文学性造成了极大的伤害，提出的写作“三突出”原则使一些严肃文学都难免沦为阶下囚，更别提作为大众茶余饭后谈资的通俗文学了。自此大陆的通俗文学在一片荆棘中逐渐荒漠化，文坛长期被充盈了政治教育色彩的“官样文学”占据着，通俗文学出现了长达三十几年的断层。 三、台湾通俗文学对大陆通俗文学的刺激
20世纪80年代初，大陆和台湾打破了长期的不通往来状态，拓宽了双方的文化交流。台湾由于经济发展的早，受西方思想影响的早，通俗文学已经发展得比较成熟。而五六十年代台湾很多的官方文学，都是“反攻大陆”的“反共文学”，必然在两岸关系刚刚缓和之际传播到大陆，而当时的“精英文学”多是写给一些精英知识分子看的，涉及的是西方的现代主义的手法，而当时的大陆也出现了很多现代主义内容的作品，内容艰涩难解，并不能为广大的市民阶层所接受。于是通俗易懂、情节曲折、生动有趣的通俗文学便成了最好的选择。当时传播过来的台湾的言情、武侠小说。都市男女的小情小爱，豪放不羁的江湖侠义，仿佛给禁锢已久的大陆人民干涸的心灵吹来一缕清风。于是这类原先被正统文学视为“怪物”“毒草”的文学却一路狂飙，反观一直在官方的支持下占据广大市场的“严肃文学”，“精英文学”却开始逐渐滑坡。正是基于这种现象，国内开始出现了大量刊载通俗小说的期刊，一些大陆的写作者开始模仿台湾的通俗小说刊载在报刊上，一些新兴的期刊杂志机构专门开辟通俗文学版块，并且雇佣通俗文学写手来吸引读者的注意，据析“作为通俗文学期刊阵地之一的《故事报》，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发行量猛增到260万份，仅在上海地区就销售20万份左右”，“由于1978-1980年间一度将创办期刊的审批权限下放，以致期刊总数急增。期刊种数每年分别比上一年递增48.1%、58.1%、49%左右……到1980年，全国省、市、自治区和中央一级的文学刊物达到180多种，光大型文学丛刊就有31种。1981年《文艺报》编辑部对全国文艺期刊情况作了调查，初步统计，全国省、地、市级文艺期刊634种，其中省级以上320种。”[9]而这些中大部分都成为通俗文学的主要载体，可见当时通俗文学在大陆的火热程度。
虽然批驳反对这种文学现象大行其道的依旧大有人在，但是一部分作家已经开始由反对到开始冷静地反思这一文学现象，开始有一部分正统文学作家接受并且承认通俗文学的文学价值以及在百姓中产生的影响可能比严肃文学刻板的说教要来的更直接，更有成效。王蒙就曾公开发表过赞成通俗文学存在的言论，这也算是通俗文学在正统文化的挤压中迎来了一丝春光。之后开始有大量的学者对通俗文学展开了研究，正如范伯群在《中国大陆通俗文学的复苏与重建》中所说“在此期间，大陆也出现过两个通俗文学评论刊物，那就是武汉出版的《通俗文学评论》（双月刊）和郑州《传奇故事》杂志社主办的不定期通俗文学理论丛刊《传奇百家》。”“我的老师贾植芳和钱谷融两位前辈都给予通俗文学以极大的关注。而严家炎、杨义和陈平原等专家在撰写文学史与小说史时，钱理群、温儒敏和吴福辉在撰写《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等著作时，都给予通俗文学以一定的地位。”[10]
可见通俗文学已经通过不断地发展努力，在文学史上为自己赢得了一席之地，算是打了个漂亮的翻身仗。在新的期刊和研究如火如荼地进行的时候，也有的评论者注意到了传统通俗小说的巨大价值，于是“鸳鸯蝴蝶派”被重提，张恨水、包天笑等人的价值被重新挖掘，张恨水的《金粉世家》《啼笑因缘》《夜深沉》等作品被翻拍成影视作品，取得了巨大成效，为通俗文学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大陆的通俗文学在台湾通俗文学的刺激下不断地复苏觉醒，发挥着巨大的威力。在创作方面，从刚开始的模仿，到后面开始自成体系，出现了一大批介于传统与通俗之间的作家，这些文章真正做到了雅俗合流。“他们以冯骥才的《神鞭》《三寸金莲》，邓友梅的《那五》等市井风俗小说，王朔的介于通俗与纯粹之间的作品（如《橡皮人》为例，预测‘杂交文学’或称‘两栖文学’将成为重要的文学样式。”[11]而王朔等人的作品通俗易懂，又具有相当的文化文学价值，并且通过杂志和期刊的传播，并且被翻拍成影视剧在广大的市民读者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通俗文学在文坛上逐渐占据半壁江山，成为读者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文化因素。
四、大陆通俗文学复苏与崛起的原因
台湾的琼瑶、三毛、古龙等人可谓是大陆家喻户晓的通俗文学明星，琼瑶的《还珠格格》《烟雨蒙蒙》《一帘幽梦》等，古龙的《多情剑客无情剑》《绝代双骄》，三毛的《撒哈拉的故事》，席慕蓉的诗，可谓是八九十年代一代人的记忆，即便是现在也依然产生巨大的影响。台湾通俗文学在大陆的迅速“走红”，并且刺激大陆通俗文学再次崛起并不是毫无道理的。首先，大陆本来就具有优秀的通俗文学传统，虽然创作出的作品存在良莠不齐的情况，很多作品具有反帝反封建、追求进步思想、追求平等幸福的进步方面，虽然最后逐渐隐没在历史的潮流中，但是它的先导作用，在创作方面的经验教训，对于通俗文学重新发展是功不可没的。其次，改革开放以后，国家由原先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家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商品经济催生出更为活跃和丰富多彩的社会形态。明末清初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瓦解了封建小农经济的形态，于是催生出了适应市民需求的通俗小说形态。而此时的中国大陆，市民阶层逐渐摆脱以前的贫困窘迫，就急于想寻找一些通俗易懂的书籍来丰富精神世界，而此时社会上流行的现代主义小说并不能为大多数人所理解，恰好台湾的通俗小说解决了这一难题。而台湾小说的风靡，使文化市场随之产生了巨大的商机，于是许多的文化产业便顺应潮流，使各种类的通俗文学层出不穷，在娱乐大众的同时，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
再次，中国经历了长达三十几年的文化禁锢，人们眼中所见，耳中所听的都是关于政治的严肃说教。人们不敢有自己的感情欲望，即便有也不敢轻易表达，但是压抑着的并不代表不存在，压抑越久，渴望就会越深，一旦有个裂口，便会如洪荒之力喷薄而出。改革开放以后，文化市场以及人们的生活逐渐恢复自由化，人们内心压抑许久的个人情感欲望无处释放，此时台湾的通俗文学用缠绵的爱情和自由洒脱的侠义精神一下子把大陆的读者吸引住了，这些情节，这些人物，就是将他们最渴望的一切用细腻的语言表现出来。而此时的大陆占据主要地位的还是艰涩的“精英文学”和反思文革危害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人们长期被束缚在一种沉重压抑的氛围中，他们需要一种不需要他们理性思考与反思的非理性文学，一种消遣娱乐的轻松文学，他们需要另外一种声音来关照自己，关照个人，于是这种通俗文学便成为受追捧的对象，人们不再需要害怕因为看这些曾经被视为“禁书”的作品而被政治打压，他们可以全身心地将自己的原始欲望释放。最后，大众传媒的发展给通俗文学提供了宣传的有力手段。经济的迅速发展，带来科技的迅猛腾飞，以网络为主体的大众传媒使信息与知识的获取更加便捷化，除了很多主流媒体对于官方文学和思想的宣传外，为了获取广大的市场，许多作家的作品被翻拍成了影视作品，使没有看过作品的人们也可以轻松地接受文学的熏陶，除了正统的历史题材，军事题材意外，翻拍最多的就是一些娱乐轻松地通俗文学作品，这些通俗文学作品，多半都是具有正能量的娱乐消遣题材，改编起来较容易，并且更能获得大众的青睐，王朔，刘恒等人的作品被屡次搬上大荧幕，这也为通俗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利器。
五、结语
通俗文学作品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是经济环境宽松的情况下具有娱乐性、消遣性、育人性的作品，它不具备严肃文学的正统性，但是抛弃油头粉面的外衣，它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大陆的通俗文学在夹缝中求生存，最终在政治的高压下沉寂了很长一段时间，这是由国内特殊的政治形势所决定。台湾的通俗文学作为特定历史时期进入大陆的文化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大陆严苛的文化环境，说明通俗文学的暂时消失是因为没有形成一个足够强大的体系，并不意味着失去活力。如今的大陆和台湾的通俗文学市场都在蓬勃发展着，也出现了严肃文学为了求生存，与通俗文学“雅俗合流”的现象，但是通俗文学的发展也带来了一些鱼目混珠的作品，它们混杂着色情、暴力等不和谐因素，这也需要文化市场的良好整顿，才能使通俗文学在大陆和台湾长久性地合理存在。
参考文献：
[1]康鑫 《传承与异质：中国大陆与台湾通俗文学观辨析》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年弟5期
[2]方忠 《台湾通俗文学论稿》中国华侨出版社 2000年12月10日版
[3]方忠 《台湾通俗文学与中国文化》世界华文文学论坛 1998年4月版
[4]刘峥嵘 《琼瑶热现象分析》湖南师范大学学报 2008年11月
[5][6]方忠《后现代文化语境中的台湾通俗文学》台湾研究.文学 2001年弟2期
[7]方忠 《台湾通俗文学与中国文化》世界华文文学论坛 1998年4月版
[8]杨春时 《金庸、琼瑶小说的传播与大陆通俗文学的兴起》 文学研究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2年9月 弟23卷读3期
[9]初清华 《新时期（1978-1985）通俗文学兴起现象重析》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 2012年12月弟4期
[10]范伯群 《中国大陆通俗文学的复苏与重建》 韶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2年11月弟23卷第11期
[11]罗常群 《近年来通俗文学研究》 文艺广角.通俗文学笔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