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中国文化在古代发展的最重要特色是什么？作为一个有文化的动物，人类跟别的动物不同的地方是，我们会把人群组织在一起，有意识地去做特定的工作。从春秋时代起中国人就知道，人不能跟老虎比，也不能跟飞鸟比，但人有自己的智慧，用意识来结合人群，用群体的力量来克服环境的困扰。
　　所以我先讨论哪些特定环境会造成哪些困难，哪些特定地区的人用什么方法来组织他们特定的人群；而这个组织方法是许多可能选择里的一种，选择了以后，就定了方向。所以每个特定地区因应它的特定环境可以做许多选择，等选定了以后就变成文化的基本调子了。这个基调就等于生物的基因，人的群体里面也有基因留下的约定消息，不断地传递下去，形成特定的应付方法，在其他新的条件、新的情况发生以前，就会不断用老的方法应付下去。不但一个人如此，一代一代也是如此，这种延续性即造成智慧的延续。
　　延续本身是一种制约，制约使得文化对那些问题的处理拥有特定的方式。而另一个文化没有受到这种制约，或是制约的方向不一样，它就会循着另一种规范、另一种处理方式，于是每一个文化都产生了自己的特色。
　　中国文化发源的地方，我们称之为“中原”，中原腹地之大等于一个小世界，在这个小世界里边没有严重的交通阻碍，黄河流域也不像五天竺那样分割得支离破碎。于是在新石器时代晚期龙山型的文化，从东到西，每个邻接地区的文化都有差不多的面貌，其延续性是非常缓慢的改变。从北到南也一样，这种横向的延续性表示交通良好，彼此互相学习，一方面在同一块土地上有许多中心在互相挑战，另一方面在挑战和比较中又互相学习，所以同与异竟辩证式地组合在一起。在这个地区活动的人类总数跟刚刚所讲的三个地区加起来差不多，其异样性也跟刚刚三个地区的异样性加起来差不多，而在异样性那么强的地区可以产生一致性那么高的现象，这是很特殊的情况。
　　就物资来说，石璋如先生曾指出，以安阳为中心，向外画50公里到60公里的半径圈里，什么样的资源都有。而黄土层又构成特殊的条件，黄土并不天然肥沃，有赖人为的努力，有一分力气下去出一分东西，放两分生出两分，不放就什么都没有。耕作也像尼罗河一样，要长期地保持一块耕地才能有好的收获。长期改良小耕种地区的条件，长期稳定性很强，于是造成地缘的土著和亲缘的结合，同一地点的乡亲住在一起久了就变成一家人，使得在土著之外也有亲缘上紧密的结合。
　　新石器时代中原村落的高密度是世界少有的，为什么会如此呢？这是由于中国的移民从一个母群、一个小村落移殖出去时，走到哪儿都会碰到别的小村落，早已有人居住在那里。没有空阔的开拓空间，人们只能在夹缝里求生存，甲、乙、丙三个村落都有过剩人口，甲村落出去的人一下又碰到乙村落和丙村落，唯一可以利用的是甲、乙、丙之间的空隙地方。凡此空隙只有到丘陵、河谷、丛林或沼泽里头去，花点力气把土地变为可用，所以中国的移民形态是填空隙，而不是长程移民。这个特性使母群和子群之间的距离并不疏远，互相依存的关系就可以保持很长久的时间。
　　演变的后果则是大量人口在高密度的分布之下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有利于形成大型的复杂政团。这样扩展的政团可以是没有界限的。政团以人群作为基础，而人群基础就符号来说，可以是血缘基础的同姓。一个例子是古代的祝融八姓，八个不同的姓之间有共同的符号，尊奉共同的神祝融。
　　这种结合的过程和两河流域型有点相像，可是不以地缘关系，而以亲缘作为结合的方式。结合时是说我这一宗和你那一宗，来自同一个祖先，或是通过婚姻关系。在中国找不出像两河流域那种以地缘结合的方式，商代以后才有变化。商代的政治单位有两种平行的系统，一种是地区性的邑，一种是亲缘性的族。到了西周，以宗法取胜，邑变成族的附属品，周代选择以血缘来结合人群，这个选择形成中国很大的特色，中国的扩大政团遂以亲缘的团体扩大，反映在词汇上是“天下一家”。
　　我们的国与家不分，我们的扩张可以造成普世性的帝国，而这个普世性的帝国是建立在亲缘关系上的。照理说，亲缘系统的排他性很强，但是我们可以超脱这种排他性，而产生“民胞物与”“民吾同胞”的观念。中国以亲缘来带动扩张的需求，这是上述三个文明所没有的特色，表现在社会关系上就是亲缘关系是所有关系里的基因。
　　《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质》，许倬云著，鹭江出版社2016年1月，本文摘自该书第一讲，略有删改，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