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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多万张照片承载38年光阴
《我在天安门前见过你》编导 董元杰
高源是天安门广场的一名摄影师，从1979年开始，就在天安门广场国旗杆西侧的一个摊位上，给来往的游客拍照留念。
38年来，他在天安门广场拍了几十万张照片，从黑白照片到彩色照片，从板正着装到破洞牛仔，从1个月寄达到1分钟可取……
一张张的照片，记录着天安门和背后时代的变化，而高源，恰好见证了这一过程。如今，自带相机、手机拍照的游客越来越多，高源却说，总会有人还需要他的相机。
天安门，一个对全国人民来说很特殊的地方，一个我来北京之后第一个去的地方。
高源，在天安门广场为游客拍照38年，拍摄照片60多万张。
作为6号照相点的负责人，确保服务质量、避免和游客发生纠纷，是高源最操心的事。“对天安门向往的那颗心，每个人都有。不过，不同年代不同的人都不一样。”他如此解读38年来游客最大的变化。
高源曾看到别人拍的天安门老照片，被深深感动。所以现在，他只要在天安门看到有意思的人和事，都會拍下来。他希望，像他看到那些老照片一样，“让以后的人看到现在的天安门。”
1978年高中毕业后，高源从沈阳来到北京找父亲，次年被安排到北京西城区服务公司下面的照相馆工作。“那个年代，在天安门照相，厉害呢！”高老师回忆，那时候出差进京，需要介绍信，一百个外地人来，九十个都要到天安门照相。“那个年代，来拍照的穿得都很朴素，笑起来也严肃；而现在，人们拍照的动作五花八门，也笑得很活泼。”
从业38年的高源，是天安门广场摄影师中资历最老的。这份工作，一站就是半天甚至一天，常常说话说得口干舌燥，但他都早已习惯，“既然给游客照了，就要尽力拍好。”
高老师的家里，收藏着最早的一次性成像相机、变焦相机和仿制苏联制造的国产相机，一共有七八十部。“最开始，在天安门广场拍照价格是7毛5，后来涨到2块、5块、15块4张，一直到现在的10块、20块。”如今，自带相机、手机拍照的游客越来越多，高老师却说，总会有人还需要他的相机。
这些年里，除了历经变化，高老师也有一个遗憾。早些年在天安门照相，无法立取，照片都是邮寄过去的，由于种种原因好多都被退了回来。如今，在高老师手里，竟有上千张被退回来的老照片，这也成了他退休前的一块心病。
高老师一直希望能找到这些游客，让他们取回老照片。但是来采访的媒体一波又一波，只有一位老人看到微博以后跟他联系取回了照片。但哪怕只是这一张，高老师已经很高兴了。
60多万张照片承载了几十年的光阴，再有5年高老师也要退休了。他说，不管到哪一天，每一次举起相机的时候，还是希望能给顾客把照片拍好，要尊重每一位来到天安门的人。
田间之舞
《芭蕾课》编导 华栋
关於，北京舞蹈学院教师。自2013年起，每周末与夫人一起“下乡”到距北京2个多小时车程的河北白洋淀端村，免费教当地的农村孩子跳芭蕾舞。5年来，他不仅改变了端村的孩子们，也被孩子们改变。
聊起在端村的芭蕾“事业”，关於关老师兴致勃勃，以至于几乎不用我提问。我想，当一个人真正充满热忱地投入一项事业时，他的故事和感受就会像泉涌这般迸发出来。
那是我第一次联系关老师，他正在端村回北京的车上，电话那边的他声音清新有朝气，爽快地答应了我的采访。与其称作是“采访”，倒不如说是一场畅快的“聊天”。
关老师多次说道，作为艺术家一定要返璞，内心要非常干净，要回归到最真实的自己。而这5年里，每周末去端村教孩子们跳芭蕾，于他来说就像是一次次朝圣，孩子们就像是他的天使。也是这5年，彻底地使关老师回归到了一个普普通通的人，而不再是被各种耀眼光环笼罩的艺术家。
关老师说，有人问他这5年是怎么坚持下来的？他回答，靠坚持是坚持不下来的，他们是真心喜欢和这群孩子们待在一起。他决定长年在端村扎根，而不是在很多村子短期教学，也是因为要为这些孩子负责，要看着他们长大。
关老师的家在北京海淀区一个老小区里，一室一厅的小房子夫妻俩住了近二十年。关老师夫人画的端村孩子的石头画摆在客厅里，画中孩子们都穿着漂亮的芭蕾服在田间跳舞。虽然关老师夫妻俩没有孩子，但端村的孩子就是他们的孩子，每个孩子都叫他们“关爸爸”、“张妈妈”。
对于关老师来说，芭蕾不只是一种艺术形式，也是一种文明。农村的孩子在艺术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上，相比城市的孩子甚至潜力更大。因为他们生活在山间田野的真实山水之间，相比被各种培训班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城市孩子来说，具有更多自然浪漫的情怀。
现在，关老师正在做一件更有难度的“彩云计划”。他们夫妻俩从2016年开始在云南文山州砚山县夸溪村教当地的彝族孩子舞蹈，那里的条件相比端村还要艰苦很多倍。他们深入山中，与孩子们一起生活，一起笑、一起哭、一起跳舞。
当地孩子的单纯与物质的贫乏对关老师冲击很大。目前，他们正在聚集同样有心去做这件事的朋友，一起去帮助这个偏远山区的孩子们。关老师希望在那里带给孩子的可以不仅是舞蹈，还是一种希望。
《我在天安门前见过你》编导 董元杰
高源是天安门广场的一名摄影师，从1979年开始，就在天安门广场国旗杆西侧的一个摊位上，给来往的游客拍照留念。
38年来，他在天安门广场拍了几十万张照片，从黑白照片到彩色照片，从板正着装到破洞牛仔，从1个月寄达到1分钟可取……
一张张的照片，记录着天安门和背后时代的变化，而高源，恰好见证了这一过程。如今，自带相机、手机拍照的游客越来越多，高源却说，总会有人还需要他的相机。
天安门，一个对全国人民来说很特殊的地方，一个我来北京之后第一个去的地方。
高源，在天安门广场为游客拍照38年，拍摄照片60多万张。
作为6号照相点的负责人，确保服务质量、避免和游客发生纠纷，是高源最操心的事。“对天安门向往的那颗心，每个人都有。不过，不同年代不同的人都不一样。”他如此解读38年来游客最大的变化。
高源曾看到别人拍的天安门老照片，被深深感动。所以现在，他只要在天安门看到有意思的人和事，都會拍下来。他希望，像他看到那些老照片一样，“让以后的人看到现在的天安门。”
1978年高中毕业后，高源从沈阳来到北京找父亲，次年被安排到北京西城区服务公司下面的照相馆工作。“那个年代，在天安门照相，厉害呢！”高老师回忆，那时候出差进京，需要介绍信，一百个外地人来，九十个都要到天安门照相。“那个年代，来拍照的穿得都很朴素，笑起来也严肃；而现在，人们拍照的动作五花八门，也笑得很活泼。”
从业38年的高源，是天安门广场摄影师中资历最老的。这份工作，一站就是半天甚至一天，常常说话说得口干舌燥，但他都早已习惯，“既然给游客照了，就要尽力拍好。”
高老师的家里，收藏着最早的一次性成像相机、变焦相机和仿制苏联制造的国产相机，一共有七八十部。“最开始，在天安门广场拍照价格是7毛5，后来涨到2块、5块、15块4张，一直到现在的10块、20块。”如今，自带相机、手机拍照的游客越来越多，高老师却说，总会有人还需要他的相机。
这些年里，除了历经变化，高老师也有一个遗憾。早些年在天安门照相，无法立取，照片都是邮寄过去的，由于种种原因好多都被退了回来。如今，在高老师手里，竟有上千张被退回来的老照片，这也成了他退休前的一块心病。
高老师一直希望能找到这些游客，让他们取回老照片。但是来采访的媒体一波又一波，只有一位老人看到微博以后跟他联系取回了照片。但哪怕只是这一张，高老师已经很高兴了。
60多万张照片承载了几十年的光阴，再有5年高老师也要退休了。他说，不管到哪一天，每一次举起相机的时候，还是希望能给顾客把照片拍好，要尊重每一位来到天安门的人。
田间之舞
《芭蕾课》编导 华栋
关於，北京舞蹈学院教师。自2013年起，每周末与夫人一起“下乡”到距北京2个多小时车程的河北白洋淀端村，免费教当地的农村孩子跳芭蕾舞。5年来，他不仅改变了端村的孩子们，也被孩子们改变。
聊起在端村的芭蕾“事业”，关於关老师兴致勃勃，以至于几乎不用我提问。我想，当一个人真正充满热忱地投入一项事业时，他的故事和感受就会像泉涌这般迸发出来。
那是我第一次联系关老师，他正在端村回北京的车上，电话那边的他声音清新有朝气，爽快地答应了我的采访。与其称作是“采访”，倒不如说是一场畅快的“聊天”。
关老师多次说道，作为艺术家一定要返璞，内心要非常干净，要回归到最真实的自己。而这5年里，每周末去端村教孩子们跳芭蕾，于他来说就像是一次次朝圣，孩子们就像是他的天使。也是这5年，彻底地使关老师回归到了一个普普通通的人，而不再是被各种耀眼光环笼罩的艺术家。
关老师说，有人问他这5年是怎么坚持下来的？他回答，靠坚持是坚持不下来的，他们是真心喜欢和这群孩子们待在一起。他决定长年在端村扎根，而不是在很多村子短期教学，也是因为要为这些孩子负责，要看着他们长大。
关老师的家在北京海淀区一个老小区里，一室一厅的小房子夫妻俩住了近二十年。关老师夫人画的端村孩子的石头画摆在客厅里，画中孩子们都穿着漂亮的芭蕾服在田间跳舞。虽然关老师夫妻俩没有孩子，但端村的孩子就是他们的孩子，每个孩子都叫他们“关爸爸”、“张妈妈”。
对于关老师来说，芭蕾不只是一种艺术形式，也是一种文明。农村的孩子在艺术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上，相比城市的孩子甚至潜力更大。因为他们生活在山间田野的真实山水之间，相比被各种培训班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城市孩子来说，具有更多自然浪漫的情怀。
现在，关老师正在做一件更有难度的“彩云计划”。他们夫妻俩从2016年开始在云南文山州砚山县夸溪村教当地的彝族孩子舞蹈，那里的条件相比端村还要艰苦很多倍。他们深入山中，与孩子们一起生活，一起笑、一起哭、一起跳舞。
当地孩子的单纯与物质的贫乏对关老师冲击很大。目前，他们正在聚集同样有心去做这件事的朋友，一起去帮助这个偏远山区的孩子们。关老师希望在那里带给孩子的可以不仅是舞蹈，还是一种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