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旦期间，我回故乡去看父亲。父亲告诉我，我的一个小学同学，因为跳到冰河里救一头小猪，自己却被淹死了。这个同学的死让我感到十分难过，因为我曾伤害过他。
　　那是1964年春天，学校组织我们去公社驻地参观阶级教育展览馆。一进展览馆，一个同学带头号哭，所有的同学都跟着大放悲声。有的同学跺着脚哭，有的同学拍着胸膛哭。我哭出了眼泪，舍不得擦掉，希望老师们能够看到。在这个过程中，我偶一回头，看到我那位同学，瞪着大眼，不哭，用一种冷冷的目光在观察着我们。当时，我感到十分愤怒：大家都泪流满面，哭声震天，他为什么不流泪也不出声呢？参观完后，我把这个同学的表现向老师做了汇报。老师召集班会，对这个同学展开批评。你为什么不哭？你的阶级感情到哪里去了？如果你出身于地主富农家庭，不哭还可以理解，但你出身于贫农家庭啊！（补充一句，有几位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哭得最响亮）任我们怎么质问，这位同学始终一言不发。过了不久，这位同学就退学了。我至今也不明白，为什么大家都哭他却不哭。我后来一直为自己的告密行为感到愧疚，并向老师表达过这种愧疚。老师说，来向他反映这件事的，起码有20个同学。因此这行为不能算告密，而是一种觉悟。老师还说，其实，有好多同学也哭不出来，他们偷偷地将唾沫抹在脸上冒充眼泪。
　　这个不哭的人就是作家的人物原型。就像我在小说《生死疲劳》里所描写的那个单干户蓝脸一样，当所有的人都加入了人民公社时，只有他坚持单干，任何威逼利诱、肉体打击、精神折磨都不能改变他。这两个人物，不哭的人和单干的人，都处在政治的包围之中，但他们战胜了政治，也战胜了那些骂他们、打他们、往他们脸上吐唾沫的人。
　　文学可以告诉人们很多，我想通过我的文学告诉读者的是：当众人都哭时，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尊重别人的选择，是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
　　（选自2015年第4期《读天下》，本刊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