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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江南集团下属公司常熟市农副产品交易城（下称“交易城”）原董事长、总经理王勇刚因犯受贿罪、贪污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职务侵占罪四罪，涉案金额452万余元，数罪并罚，被判决执行有期徒刑二十年。该案是常熟市检察院本世纪以来查办职务犯罪案件中，涉及罪名最多、判刑最重的一个案件。
反常说情引起怀疑
王勇刚有两重身份，一个交易城董事长、总经理，属于国家工作人员；另一个是常熟市梅李农副产品交易市场（下称“交易市场”）总经理，属于非国家工作人员。他手握两个大小“菜篮子”，不但不为市民谋福利，反而把手中权力发挥得“淋漓尽致”，慢慢成为一条“大蛀虫”。
交易城政府投资3.6亿元，占地面积8万平方米，商户600余家，年交易额达7亿元，是常熟市规模最大、设施最好、交易能力最强的大型综合性农副产品交易市场，每日蔬菜、水产、粮油、水果、肉类等商品从这里批发，经零售后至千家万户，这里是常熟市民的“总菜篮”。
2013年底，常熟市民突然买不到菜了，此时正值交易城摊位重新招投标时期，商户们不积极参加招投标，却在闹罢工，导致菜源急缺，菜价飞涨。而这起“罢市风波”，就是因为王勇刚在负责招投标时期，将好摊位都给了平时与他关系密切的商户，其他商户要么租差摊位，要么从关系商户手中加价转租好摊位。
其实，早在2012年，交易城的种种不正常现象，已进入检察官的视野，王勇刚也因一起刑事案件引起了检察机关的怀疑。2012年10月，交易城生姜经营户老李因寻衅滋事被移送常熟市检察院审查起诉，让检察官诧异的是，王勇刚曾多次与公安部门沟通，试图为老李开脱。王勇刚20多岁开始在政府部门工作，30多岁担任过常熟市商务局党委委员。这样一个人为何会多次为普通商户打招呼？他的奇怪举动，引起了检察人员的注意。更让检察官起疑的是，他的家庭财产状况明显与收入不符。经初查，其家庭资产上千万元，住高档小区别墅，妻子没有工作，女儿刚参加工作。另外还发现，他是一家风投公司股东，前后已投入500万元。
常熟市检察院决定正面接触他。然而，王勇刚有很强的反侦查能力，他把短信、通话往来中关键内容删除后，主动将手机拿给侦查人员看，以示自己的清白。
试图掩盖罪行
章嵩和王启、岳明都是王勇刚的“好兄弟”。原是交易城水产经营户的章嵩多次斗殴、赌博，劣迹斑斑，但王勇刚“力排众议”，将其提拔为交易城水产经营部经理，成了一名国企中层干部。检察官找到章嵩，从他多次斗殴、赌博等劣迹入手，短短几小时内，他就供述了为取得水产摊位承包权向王勇刚行贿的事实。从2009年至2012年，章嵩向王勇刚行贿共2.9万元。
交易城商户王启和岳明是王勇刚另两位“好兄弟”，每次招投标，他们也都能拿到好位置。办案检察官注意到，章嵩到案后，王勇刚频繁联系王启和岳明。检察官判断，王勇刚为掩盖受贿问题，很可能与王启、岳明建立了攻守同盟。果然，几个人见面的酒店监控显示，王勇刚和王启的车一前一后开进酒店的停车场，随后，王勇刚下车，手里拎着一个袋子来到王启车里。10分钟后，王勇刚空手下车。王启离开20分钟后，岳明开车来到这个停车场，之前发生的场景再次上演。
检察官找到王启、岳明。二人承认，2010年到2013年，他们为能够获得好的摊位，分五次送给王勇刚15.1万元钱。王勇刚在退钱时一再强调，要一口咬定从未给过他钱。
王勇刚不仅在商铺、摊位上捞取好处，作为交易城“掌权人”，他还在交易城停车场、基础建设工程拓展寻租空间。2002年2月至2013年12月，王勇刚48次非法收受20人所送的贿赂款共计114.7万元。其中，王锐为取得交易城停车场的管理承包权，先后4次送给王勇刚“好处费”，并在王勇刚授意下找人围标，标书价格也事先商定好，最后王锐顺利中标，承包权到期后，又不经任何公开程序得以续包。
2013年12月的一天，得知自己被调查后，王勇刚为掩盖犯罪事实，想退还王锐8万元，并在咖啡店内约其商谈退款事宜。然而，贪婪之心早已让王勇刚面对诱惑而不能自持，在咖啡馆的交谈中，王勇刚不但没提退款的事儿，还让王锐为其咖啡店消费卡内充值2000元，并收下了另外两张1500元的消费卡。
未支付的贿款打借条
2010年9月和10月，王勇刚的账户先后收到两笔款项共150万元，打款人是张扬。
张扬是梅李农贸市场的股权人。这笔资金的往来，涉及到王勇刚的另外一个身份：非国家工作人员。
梅李农贸市场是2003年成立的私营企业，由王勇刚等20多名股东共同出资，王勇刚任总经理，其他股东也是国家工作人员。2006年实施的公务员法规定，国家公务员不得“从事或者参与营利性活动，在企业或者参与营利性组织中兼任职务”。根据要求，王勇刚等20名股东要将股权转让出去，王勇刚受托全权负责。
王勇刚解释，张扬打给他的150万元钱是正常的股权转让费用，一共是300万元，目前已支付150万元，剩下的150万元一直拖欠着没支付。他说，最近一次见到张扬时，知道他生意失败，就不要张扬支付剩下的150万元了，还把欠条撕了。
既然是正常的股权转让费用，他为什么主动放弃剩下的150万元？经调查核实，这300万元是张扬给王勇刚的好处费。根据当时的协商，王勇刚等20名股东提出的转让费是4800万元，但是张扬只想支付3300万元，他知道王勇刚全权负责股权转让事宜，于是找到他，答应另外再给他300万元好处费。最终，张扬低价拿下梅李农贸市场。因做生意需要，张扬没有一次性支付王勇刚好处费，而是作为借款，定期支付利息。之前分批支付了150万元，还欠着150万元。
办案检察官认为，300万元的股权转让费，是王勇刚利用总经理职务便利为自己谋取的私利。同样以非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王勇刚于2004年至2010年间，多次非法收受交易城停车管理承包人沈某、经营户王某、原水产分场承包人章嵩、丁坝菜场经理周某所送的贿赂款共计8.5万元。
“我个人说了算”
王勇刚曾对上级派来的财务科长直言不讳地说：“在这里我的话就是圣旨，我个人说了算。”这位科长本是公司董事会成员，但被王勇刚排除在公司董事会议之外。
正是因王勇刚的“一言堂”和独断专行，交易市场和交易城的决策权牢牢掌控在他一人手中，滋生了贪污、职务侵占等腐败犯罪行为。
2010年11月前，交易市场代收代缴个人所得税892.2万余元，常熟市地方税务局按照2%返还给交易市场。2011年2月28日，地方税务局支付给交易市场17.8万余元，再扣除应交的相关税费9900余元，交易市场开具一张金额为16.8万余元的转账支票，将此款项转入王勇刚的常熟市农村商业银行账户内。王勇刚将此据为己有。
而作为交易城的董事长、总经理，王勇刚实施贪污也是屡屡得手。2011年12月，交易城车辆管理负责人王强经王勇刚同意，在交易城加油IC卡主卡存入5.3万元，此款项存于卡上未用直至2013年1月21日，王强将主卡上的5万元转入自己的加油IC卡。2013年6月，王强向王勇刚请示如何处理之前留存于加油卡上的5万元，王勇刚指示王强将其中的4万元转成8张5000元的加油卡交由其处理，剩余的1万元作为车贴给予王强。王强按照王勇刚指示将4万元转开成8张5000元的加油卡交给王勇刚，剩下的1万元留于自己卡上使用。直至案发，王勇刚将其中1张用于自己的汽车加油，1张送给他人，另外6张藏在家中。
2011年12月，交易城在常熟第一百货商店购买4万元购物卡，由王强将购物卡交与王勇刚。2013年11月，王勇刚将其中6张购物卡，每张1000元，占为己用。
“由于我学习不够，以至于目无党纪国法，没有确立正确的金钱观，在金钱面前丧失了立场和原则，不义之财照取，这怎么会不犯下大罪呢？”王勇刚在悔过书中道出了自己的犯罪原因。
（摘自《检察日报》）
反常说情引起怀疑
王勇刚有两重身份，一个交易城董事长、总经理，属于国家工作人员；另一个是常熟市梅李农副产品交易市场（下称“交易市场”）总经理，属于非国家工作人员。他手握两个大小“菜篮子”，不但不为市民谋福利，反而把手中权力发挥得“淋漓尽致”，慢慢成为一条“大蛀虫”。
交易城政府投资3.6亿元，占地面积8万平方米，商户600余家，年交易额达7亿元，是常熟市规模最大、设施最好、交易能力最强的大型综合性农副产品交易市场，每日蔬菜、水产、粮油、水果、肉类等商品从这里批发，经零售后至千家万户，这里是常熟市民的“总菜篮”。
2013年底，常熟市民突然买不到菜了，此时正值交易城摊位重新招投标时期，商户们不积极参加招投标，却在闹罢工，导致菜源急缺，菜价飞涨。而这起“罢市风波”，就是因为王勇刚在负责招投标时期，将好摊位都给了平时与他关系密切的商户，其他商户要么租差摊位，要么从关系商户手中加价转租好摊位。
其实，早在2012年，交易城的种种不正常现象，已进入检察官的视野，王勇刚也因一起刑事案件引起了检察机关的怀疑。2012年10月，交易城生姜经营户老李因寻衅滋事被移送常熟市检察院审查起诉，让检察官诧异的是，王勇刚曾多次与公安部门沟通，试图为老李开脱。王勇刚20多岁开始在政府部门工作，30多岁担任过常熟市商务局党委委员。这样一个人为何会多次为普通商户打招呼？他的奇怪举动，引起了检察人员的注意。更让检察官起疑的是，他的家庭财产状况明显与收入不符。经初查，其家庭资产上千万元，住高档小区别墅，妻子没有工作，女儿刚参加工作。另外还发现，他是一家风投公司股东，前后已投入500万元。
常熟市检察院决定正面接触他。然而，王勇刚有很强的反侦查能力，他把短信、通话往来中关键内容删除后，主动将手机拿给侦查人员看，以示自己的清白。
试图掩盖罪行
章嵩和王启、岳明都是王勇刚的“好兄弟”。原是交易城水产经营户的章嵩多次斗殴、赌博，劣迹斑斑，但王勇刚“力排众议”，将其提拔为交易城水产经营部经理，成了一名国企中层干部。检察官找到章嵩，从他多次斗殴、赌博等劣迹入手，短短几小时内，他就供述了为取得水产摊位承包权向王勇刚行贿的事实。从2009年至2012年，章嵩向王勇刚行贿共2.9万元。
交易城商户王启和岳明是王勇刚另两位“好兄弟”，每次招投标，他们也都能拿到好位置。办案检察官注意到，章嵩到案后，王勇刚频繁联系王启和岳明。检察官判断，王勇刚为掩盖受贿问题，很可能与王启、岳明建立了攻守同盟。果然，几个人见面的酒店监控显示，王勇刚和王启的车一前一后开进酒店的停车场，随后，王勇刚下车，手里拎着一个袋子来到王启车里。10分钟后，王勇刚空手下车。王启离开20分钟后，岳明开车来到这个停车场，之前发生的场景再次上演。
检察官找到王启、岳明。二人承认，2010年到2013年，他们为能够获得好的摊位，分五次送给王勇刚15.1万元钱。王勇刚在退钱时一再强调，要一口咬定从未给过他钱。
王勇刚不仅在商铺、摊位上捞取好处，作为交易城“掌权人”，他还在交易城停车场、基础建设工程拓展寻租空间。2002年2月至2013年12月，王勇刚48次非法收受20人所送的贿赂款共计114.7万元。其中，王锐为取得交易城停车场的管理承包权，先后4次送给王勇刚“好处费”，并在王勇刚授意下找人围标，标书价格也事先商定好，最后王锐顺利中标，承包权到期后，又不经任何公开程序得以续包。
2013年12月的一天，得知自己被调查后，王勇刚为掩盖犯罪事实，想退还王锐8万元，并在咖啡店内约其商谈退款事宜。然而，贪婪之心早已让王勇刚面对诱惑而不能自持，在咖啡馆的交谈中，王勇刚不但没提退款的事儿，还让王锐为其咖啡店消费卡内充值2000元，并收下了另外两张1500元的消费卡。
未支付的贿款打借条
2010年9月和10月，王勇刚的账户先后收到两笔款项共150万元，打款人是张扬。
张扬是梅李农贸市场的股权人。这笔资金的往来，涉及到王勇刚的另外一个身份：非国家工作人员。
梅李农贸市场是2003年成立的私营企业，由王勇刚等20多名股东共同出资，王勇刚任总经理，其他股东也是国家工作人员。2006年实施的公务员法规定，国家公务员不得“从事或者参与营利性活动，在企业或者参与营利性组织中兼任职务”。根据要求，王勇刚等20名股东要将股权转让出去，王勇刚受托全权负责。
王勇刚解释，张扬打给他的150万元钱是正常的股权转让费用，一共是300万元，目前已支付150万元，剩下的150万元一直拖欠着没支付。他说，最近一次见到张扬时，知道他生意失败，就不要张扬支付剩下的150万元了，还把欠条撕了。
既然是正常的股权转让费用，他为什么主动放弃剩下的150万元？经调查核实，这300万元是张扬给王勇刚的好处费。根据当时的协商，王勇刚等20名股东提出的转让费是4800万元，但是张扬只想支付3300万元，他知道王勇刚全权负责股权转让事宜，于是找到他，答应另外再给他300万元好处费。最终，张扬低价拿下梅李农贸市场。因做生意需要，张扬没有一次性支付王勇刚好处费，而是作为借款，定期支付利息。之前分批支付了150万元，还欠着150万元。
办案检察官认为，300万元的股权转让费，是王勇刚利用总经理职务便利为自己谋取的私利。同样以非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王勇刚于2004年至2010年间，多次非法收受交易城停车管理承包人沈某、经营户王某、原水产分场承包人章嵩、丁坝菜场经理周某所送的贿赂款共计8.5万元。
“我个人说了算”
王勇刚曾对上级派来的财务科长直言不讳地说：“在这里我的话就是圣旨，我个人说了算。”这位科长本是公司董事会成员，但被王勇刚排除在公司董事会议之外。
正是因王勇刚的“一言堂”和独断专行，交易市场和交易城的决策权牢牢掌控在他一人手中，滋生了贪污、职务侵占等腐败犯罪行为。
2010年11月前，交易市场代收代缴个人所得税892.2万余元，常熟市地方税务局按照2%返还给交易市场。2011年2月28日，地方税务局支付给交易市场17.8万余元，再扣除应交的相关税费9900余元，交易市场开具一张金额为16.8万余元的转账支票，将此款项转入王勇刚的常熟市农村商业银行账户内。王勇刚将此据为己有。
而作为交易城的董事长、总经理，王勇刚实施贪污也是屡屡得手。2011年12月，交易城车辆管理负责人王强经王勇刚同意，在交易城加油IC卡主卡存入5.3万元，此款项存于卡上未用直至2013年1月21日，王强将主卡上的5万元转入自己的加油IC卡。2013年6月，王强向王勇刚请示如何处理之前留存于加油卡上的5万元，王勇刚指示王强将其中的4万元转成8张5000元的加油卡交由其处理，剩余的1万元作为车贴给予王强。王强按照王勇刚指示将4万元转开成8张5000元的加油卡交给王勇刚，剩下的1万元留于自己卡上使用。直至案发，王勇刚将其中1张用于自己的汽车加油，1张送给他人，另外6张藏在家中。
2011年12月，交易城在常熟第一百货商店购买4万元购物卡，由王强将购物卡交与王勇刚。2013年11月，王勇刚将其中6张购物卡，每张1000元，占为己用。
“由于我学习不够，以至于目无党纪国法，没有确立正确的金钱观，在金钱面前丧失了立场和原则，不义之财照取，这怎么会不犯下大罪呢？”王勇刚在悔过书中道出了自己的犯罪原因。
（摘自《检察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