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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分析劳伦斯的《马贩子的女儿》与詹姆斯·乔伊斯的《伊美琳》中女主人公们的相似处境和遭遇，从而揭示女性悲惨命运轮回的根本原因是男性中心主义对女性思想的毒害与女性独立意识的缺失。
关键词：男性中心主义；女性意识：悲惨命运
中图分类号：1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812—2485(2009)03—0032—008
引言
H·劳伦斯的短篇小说《马贩子的女儿》写于1917年，改写于1921年，是劳伦斯的重要短篇小说之一。《伊芙琳》则是詹姆斯·乔伊斯创作的《都柏林人》青年篇中的一篇成功之作。两篇短篇小说的主人公同是年轻女性。她们都是早年丧母，并终日忍受着男性亲人的漠视和欺凌，在家里处于失语的状态。她们想要逃离这种压抑的生活，却都把自己的这种愿望寄托在年轻的男性身上，期望他们能给予自己幸福和自由。由于身受男性沙文主义的毒害，女主人公们都缺少女性独立意识，这便注定了她们以后的生活也只是母亲命运的重复，是女性悲惨生活的又一次轮回。
一、母亲的早逝与母爱的缺失
在男权沙文中心主义的文化作品中，一直以来存在两种类型的母亲形象，象征着天使与魔鬼的二元对立。魔鬼母亲经常会活跃在童话故事中，她们充满强大的威力，推动着情节的进展。纯洁善良的少女主人公在魔鬼母亲的迫害下自愿割裂自己与母亲之间的母女关系纽带，转向更安全的男性文化秩序一体现为少女心仪的英俊王子一最终获得了自己的文化身份；妻子与母亲，认同于她们的天使母亲。因此。逃离可怕的女性世界，进入男性世界并获得归宿。成为文学作品中接受社会教育的少女们的唯一选择。
而这一急于寻找与确定自我的女性主人公通过斩断母女关系纽带而得到父权社会的肯定与接纳，并最终获得文化身份的模式，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理论有着暗合之处，堪称父权中心话语殊途同归的表现形式。父权社会凭借与它的权力相关的话语优势，对继母们口诛笔伐，以警示刚刚人世的女儿们，使其更加心甘情愿地接受父权文化的改造与控制。
可是，文学作品中还存在着天使母亲，这一现象又如何解释?通过观察与研究她们的命运，女性主义学者同样找到了其在父权中心文化中的功能与意义。几乎无一例外的是。故事里的天使母亲总是短命的。在劳伦斯的《马贩子的女儿》和乔伊斯的《伊芙琳》中女主人公的母亲也都因过早去世而缺席。因为她们必须预先被“杀死”以保持沉默，确保父权文化任意想像、改造她们的权利，将其上升为一种仁慈、纯洁、无私的抽象符号而存在。无论是在《马贩子的女儿》还是在《伊芙琳》中，天使母亲都是在故事开始之前便悄悄退隐，成为毫无瑕疵然而苍白空洞的能指。她们不食人间烟火，和现实生活中充满活力与生气的母亲截然不同。她们正像是弗洛伊德所谓前俄狄浦斯阶段那种无怨无悔抚育婴儿的母亲。她们坐在乌檀木框子的窗户前，做着针线，憧憬着有个自得像雪，红得像血，黑得像乌檀木的孩子。然而，孩子和这样一个完美母亲的强烈的肉体与精神联系，是父权文化所畏惧和急于拆散的。天使母亲的存在和患有“厌女”症的男性价值观是难以吻合的。故而，她们被迅速判处死刑。于是，天使母亲的功能只有两个：一是和反叛的魔鬼女性形成对照而为女儿们提供正面的样板，迫使其认同她们体现的道德使命，抛弃一切积极主动的创造欲望。《伊芙琳》中主人公的母亲在临死前还让女儿承诺无论如何要把这个家支撑下去，让女儿过和她一样的生活，为家里的男人们做牛做马。悲惨地度过一生。二是完成生儿育女的使命之后便功成身退，去除了女儿们进入男性世界的另一重障碍。由于她们过早被逐出了情节，面对现实中处于中心位置的父亲或兄弟们的欺凌，女儿们接受青年男子的“搭救”，便是顺理成章的事。
二、现实生活所受的压抑与被边缘化
在这两篇短篇小说中，女主人公都过早的失去了母亲，以导致她们孤独地生活在男性的世界里，饱受着男性的欺辱。《马贩子的女儿》中的女主人公梅布尔一直在哥哥和弟弟的冷漠和蔑视中生活。在家庭面临破产之际，男人们丝毫没有危机感，而这个长年整日围着锅台转的女孩却面临着被抛弃的处境。在故事开头，她的哥哥乔就用刻薄的语气问她以后打算干些什么。兄弟三人并非真正关心妹妹以后如何生活，只是希望尽快将其扫地出门。为了这一共同目标兄弟几个轮番上阵全力地说服她赶快离家自谋生路，即便是年纪最小的马尔科姆也有权利对她品头论足。由于家庭破产这个女孩现在已成了男性成员们另一种生活的累赘，每个人都想让她按他们自己的意志行事，尽快从这个家离开。梅布尔在三个兄弟的窥视和质问下显得极其孤单、无助。她的生活一直是以父亲和哥哥们为中心，为他们服务是她生活的全部，而此刻让她离开这里去开始一种新的生活，她自然是感到茫然无助。幸好医生的到来使得紧张的气氛得到了暂时的缓和，屋里的男士们开始互相调侃。“此时梅布尔从桌子边站起来，这样他们才似乎意识到了她的存在。”在这个男性主导的家庭里，梅布尔突然人间蒸发，直到她开始收拾桌子才又被注意到。女性在当时父权社会的失语处境可见一般。做家务是女人的唯一职责，在男性社会里她们毫无发言权，男人对其视而不见。而当梅布尔收拾完离开屋子时，“弗雷德·亨利目不转睛地看着她，上下唇紧咬着。蓝色的眼睛凝固着一种强烈的敌对情绪。他做出一种十分愤怒的怪相。”由此可见，哥哥对梅布尔的厌恶与排斥使得她在家里再也无法立足。正是由于未得到父权社会的肯定与接纳，被男性世界边缘化的梅布尔万念俱灰选择了死亡。
詹姆斯·乔伊斯《伊芙琳》中的伊芙琳虽然没有兄弟们的欺压，但是却有个令人心惊胆战的父亲，她终日在父亲的阴影和暴力下心情压抑地生活。“她不会像妈妈生前那样遭受虐待。她已经十九岁出头了，但即使现在，她有时还会觉得受着父亲暴虐的威胁。她晓得，正是这种感觉使自己心惊胆战的。”19岁的女孩伊芙琳生活贫穷，为养家糊口她不得不四处奔忙。她在百货店上班辛勤劳作，回到家也忙个不停。不仅如此，她还要整日忍受父亲的责骂和刁难。“每逢礼拜六晚上，为了钱，总免不了一场争吵，这使她说不出地厌倦。她总是把挣来的工资(七个先令)都给家里，哈利也尽量寄些钱来。但最棘手的是向父亲要钱。他说她老是乱花钱，骂她糊里糊涂，还说，他不会把辛辛苦苦赚来的钱给她滥用；他唠唠叨叨讲个没完，周末晚上，他总是闹得不像样的。但最后，他还是把钱给她，边挖苦地问她，是否打算去买礼拜天的饭菜。她只好尽快奔出家门，到菜场去。她手里捏紧黑色皮夹子，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挤过去。当她提着沉甸甸的菜篮。回到家时，已经深夜了。她管这个家是很辛劳的；妈妈去世后，就得她来照料两个弟弟，务必让他们准时吃饭，准时上学。真是辛苦的家务——艰难的生活。”
总而言之，无论是和兄弟们生活在一起的梅布 尔还是以父亲为中心的伊芙琳，都在男性主导的世界里艰难地生活，忍受着男性的蔑视、斥责，甚至是暴力的折磨。她们终日在家里被当作佣人使唤，而且丝毫没有发言权，在家里始终处于失语的状态，只能被动地接受父亲或兄弟们对她们的评头论足。
三、把未来的希望寄托在年轻的男性身上
由于早年丧母，终日要忍受来自父亲或兄弟们的指使和侮辱，女主人公们不愿意继续这样的生活，渴望离开令人窒息的家庭，幻想着能被人关爱和呵护。不幸的是她们都把对未来的幸福的渴望寄托在年轻的男性身上，希望他们能把自己从压抑苦闷的现实生活中解救出来，赐予自己新的生命。
《马贩子的女儿》中的梅布尔无法忍受哥哥们咄咄逼人的态度，却又看不到自己的未来，更找不到幸福的方向。在她的生活中，她先把生活的意义寄托在父亲身上，父亲死后，她希望能为哥哥们劳碌，没料想哥哥们却不愿收留她，把她作为包袱，想要尽快把她扫地出门，这使得已经习惯依赖男性，以男性为生活中心的梅布尔变得万念俱灰，选择了自杀。碰巧弗格森大夫路过，出于医生的职业本能救了她。梅布尔醒来后发现弗格森大夫不仅救了她还为她脱去了湿透的衣服，她的思想开始发生了变化，仿佛看到了重生的希望。其实事实上，弗格森大夫救她只是出于职业本能，即使跳水的人不是梅布尔，是他不认识的任何人，都会相救。可是对梅布尔而言，医生的这个举动却是爱慕自己的证明。这种想法成了她的精神支柱，是她活下去的原因、力量和勇气。她认为自己并没有被男性社会完全抛弃，还有人愿意救她，为她脱去湿透了的衣服。在梅布尔心里，这个人就是她的未来，她的希望，是她一定要抓住的救命稻草。所以她一直在说“你爱我”，她以一种深深的狂喜的自信重复着，“你爱我”。当弗格森大夫回答说，爱她，并且吻了她，梅布尔眼中充满了泪水。这泪水是感激的泪水，感激他的肯定回答，感激他愿意爱她，感激他让她有了活下去的勇气。然而感激过后。根深蒂固的父权意识造成的女性奴性本能在梅布尔立刻体现了出来。“我要走”，她说：“我要去给你找些干的衣服穿。”“为什么呀”他说“我很好。”“但我想要去，”她说，“我想要你换一下衣服。”梅布尔是受男性中心主义思想毒害的女性之一。她在家给父亲哥哥弟弟们做牛做马，没有地位，面对这个救了自己生命，又愿意给予自己新生活的男人，她更是乐意竭尽所能地为他付出，把他视为天，甘愿臣服于他的奴役和控制下。不仅是这种女性的奴性在梅布尔身上得以体现，女人认为自己天生卑微的思想也在小说最后也得以显示。“我的头发太难闻了，”她心烦意乱地嘟哝着说：“我太令人烦了。我太令人烦了!啊不，我太可怕了。”她突然痛苦地伤心地抽噎起来。“你不会愿意爱我的，我太可怕了。”女性作为一个整体，在社会生活中只是处于从属地位，只有在审美领域中女性才作为主体而得到男性的审美关照。不仅男性这样看待女性，女性往往也不自觉地在这样的强势下，默认了男性强加给自己的不公平待遇。梅布尔正是这类女性之一，她把自己看成是下贱的、卑微的，而男人则是优等的、权威的。因此，在她心里，她是怎么也配不上高高在上的弗格森大夫的。这也为梅布尔悲惨的下半生埋下了伏笔，她的奴性意识与自卑心理注定了她将和其他的妻子们一样整日围着丈夫孩子不辞疲倦的忙碌，没有自我地度过自己的余生。
乔伊斯短篇小说中的女主人公伊芙琳也不愿再忍受父亲的暴力和冷漠，渴望另外一种新的生活，想要逃离。她不想被人忽视，不愿像母亲一样一辈子没有自我地悲惨生活，最终发疯而死。她想逃。可是，她不是一个人，而是跟年轻水手弗兰克一起逃。她完全把自己的未来和幸福寄托在年轻的弗兰克身上。“弗兰克会救她的。他会给她美好的生活，也许，还会给她爱情。她渴望生活。为什么她应该受苦?!她有得到幸福的权利。弗兰克会把她搂在怀里，抱住她。弗兰克会救她的。”伊芙琳在小说的第10段想像着和弗兰克以后的生活以及他们认识的经过时，几乎所有的句子都是以“他”作为主语。可见伊芙琳在她和弗兰克的关系上始终处于被动，服从的地位。因此虽然她自己在做所谓的两种抉择：一种是和父亲呆在家中；另一种是和弗兰克逃离。并为自己该何去何从而苦恼挣扎，然而其实两种选择对于她来说命运和结局都是一样的。和父亲一起生活没有自由、快乐、尊严，整日忍受父亲的责骂。但跟弗兰克这样一个能否会给予她真爱她都不能确定的男人逃走，结局又会怎样呢?倘若弗兰克肯把她带走却不愿意承担丈夫的责任，那伊芙琳就面临着被抛弃的命运。即便弗兰克不是骗子，同意与她结婚，承担责任，伊芙琳的命运也不会好到哪儿去，因为从他们开始交往，她已习惯了服从，情愿由弗兰克掌管自己的命运，她已跟母亲一样学会了服从，而且跟别的女人一样把自己的命运、幸福交给了自己的丈夫。她的这种思想注定了她即使鼓起勇气和弗兰克离开令她窒息的父亲，她依然不会得到自由和快乐，因为她的命运不掌握在自己手中，而是心甘情愿地交给一个肯带她走的男人，她会跟她的母亲一样为孩子为丈夫没有自我地卑贱地度过一生。
结语
这两篇短篇小说都非常深刻地反映出了在当时父权社会女性的悲惨生活与她们无法逃离这种非人生活的悲剧命运。《马贩子的女儿》中的梅布尔和《伊芙琳》中的伊芙琳都曾有男权社会所定义的天使般的母亲。可是她们的母亲由于终日忍受男性的奴役和摧残而过早去世。这些女主人公们也一直生活在男性亲人的阴影下，没有快乐，自由，甚至没有发言权，处于失语的状态中。由于不愿再忍受这种痛苦的生活她们都渴望逃离。不幸的是，受父权思想毒害太深的女主人公们完全缺乏女性的独立意识。都把自己的未来和幸福寄托在了男性身上。这就注定了她们仍旧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她们以后的生活仍是母亲悲惨生活和命运的复制。
在这个父权制的社会里，女人是物品、奴隶，是生育和劳作的机器，是一切卑微的东西，唯一不是的便是她应该是的“人”。她们还不断被灌输女人是一个劣等性别的观念。女人的生活总是围着丈夫、孩子转，毫无乐趣可言，她们生活在社会最底层，是男性意志的牺牲品，是被排挤到社会边缘的“他者”，她们无权自主地选择人生或享受受教育的权利，在婚姻上也任由男人做主，将她们任意嫁给他人。因为男人对女人掌有生杀大权，女人只能竭尽所能地逢迎丈夫，把他们视为天，甘愿臣服于他们的奴役和控制下。在丈夫的奴役下，她们整天做牛做马，虽然愁苦不堪，却视其为做妻子无上光荣的职责。愚昧使她们活在可悲的命运中却不自知，甚至欣然接受男性一向鼓吹的论调，相信女人一无是处，除了对丈夫还有点用。可见在男权社会中。男性中心主义的思想已经普遍传播，甚至连女性也受其腐蚀和毒害。她们要想真正地完全跳出这种悲惨命运的轮回。就必须有女性独立的思想意识，不再指望男人赐予她们幸福与未来，而是要从思想上、人格上、经济上完全独立，把握好自己的命运，与男性平等、和谐相处。
关键词：男性中心主义；女性意识：悲惨命运
中图分类号：1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812—2485(2009)03—0032—008
引言
H·劳伦斯的短篇小说《马贩子的女儿》写于1917年，改写于1921年，是劳伦斯的重要短篇小说之一。《伊芙琳》则是詹姆斯·乔伊斯创作的《都柏林人》青年篇中的一篇成功之作。两篇短篇小说的主人公同是年轻女性。她们都是早年丧母，并终日忍受着男性亲人的漠视和欺凌，在家里处于失语的状态。她们想要逃离这种压抑的生活，却都把自己的这种愿望寄托在年轻的男性身上，期望他们能给予自己幸福和自由。由于身受男性沙文主义的毒害，女主人公们都缺少女性独立意识，这便注定了她们以后的生活也只是母亲命运的重复，是女性悲惨生活的又一次轮回。
一、母亲的早逝与母爱的缺失
在男权沙文中心主义的文化作品中，一直以来存在两种类型的母亲形象，象征着天使与魔鬼的二元对立。魔鬼母亲经常会活跃在童话故事中，她们充满强大的威力，推动着情节的进展。纯洁善良的少女主人公在魔鬼母亲的迫害下自愿割裂自己与母亲之间的母女关系纽带，转向更安全的男性文化秩序一体现为少女心仪的英俊王子一最终获得了自己的文化身份；妻子与母亲，认同于她们的天使母亲。因此。逃离可怕的女性世界，进入男性世界并获得归宿。成为文学作品中接受社会教育的少女们的唯一选择。
而这一急于寻找与确定自我的女性主人公通过斩断母女关系纽带而得到父权社会的肯定与接纳，并最终获得文化身份的模式，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理论有着暗合之处，堪称父权中心话语殊途同归的表现形式。父权社会凭借与它的权力相关的话语优势，对继母们口诛笔伐，以警示刚刚人世的女儿们，使其更加心甘情愿地接受父权文化的改造与控制。
可是，文学作品中还存在着天使母亲，这一现象又如何解释?通过观察与研究她们的命运，女性主义学者同样找到了其在父权中心文化中的功能与意义。几乎无一例外的是。故事里的天使母亲总是短命的。在劳伦斯的《马贩子的女儿》和乔伊斯的《伊芙琳》中女主人公的母亲也都因过早去世而缺席。因为她们必须预先被“杀死”以保持沉默，确保父权文化任意想像、改造她们的权利，将其上升为一种仁慈、纯洁、无私的抽象符号而存在。无论是在《马贩子的女儿》还是在《伊芙琳》中，天使母亲都是在故事开始之前便悄悄退隐，成为毫无瑕疵然而苍白空洞的能指。她们不食人间烟火，和现实生活中充满活力与生气的母亲截然不同。她们正像是弗洛伊德所谓前俄狄浦斯阶段那种无怨无悔抚育婴儿的母亲。她们坐在乌檀木框子的窗户前，做着针线，憧憬着有个自得像雪，红得像血，黑得像乌檀木的孩子。然而，孩子和这样一个完美母亲的强烈的肉体与精神联系，是父权文化所畏惧和急于拆散的。天使母亲的存在和患有“厌女”症的男性价值观是难以吻合的。故而，她们被迅速判处死刑。于是，天使母亲的功能只有两个：一是和反叛的魔鬼女性形成对照而为女儿们提供正面的样板，迫使其认同她们体现的道德使命，抛弃一切积极主动的创造欲望。《伊芙琳》中主人公的母亲在临死前还让女儿承诺无论如何要把这个家支撑下去，让女儿过和她一样的生活，为家里的男人们做牛做马。悲惨地度过一生。二是完成生儿育女的使命之后便功成身退，去除了女儿们进入男性世界的另一重障碍。由于她们过早被逐出了情节，面对现实中处于中心位置的父亲或兄弟们的欺凌，女儿们接受青年男子的“搭救”，便是顺理成章的事。
二、现实生活所受的压抑与被边缘化
在这两篇短篇小说中，女主人公都过早的失去了母亲，以导致她们孤独地生活在男性的世界里，饱受着男性的欺辱。《马贩子的女儿》中的女主人公梅布尔一直在哥哥和弟弟的冷漠和蔑视中生活。在家庭面临破产之际，男人们丝毫没有危机感，而这个长年整日围着锅台转的女孩却面临着被抛弃的处境。在故事开头，她的哥哥乔就用刻薄的语气问她以后打算干些什么。兄弟三人并非真正关心妹妹以后如何生活，只是希望尽快将其扫地出门。为了这一共同目标兄弟几个轮番上阵全力地说服她赶快离家自谋生路，即便是年纪最小的马尔科姆也有权利对她品头论足。由于家庭破产这个女孩现在已成了男性成员们另一种生活的累赘，每个人都想让她按他们自己的意志行事，尽快从这个家离开。梅布尔在三个兄弟的窥视和质问下显得极其孤单、无助。她的生活一直是以父亲和哥哥们为中心，为他们服务是她生活的全部，而此刻让她离开这里去开始一种新的生活，她自然是感到茫然无助。幸好医生的到来使得紧张的气氛得到了暂时的缓和，屋里的男士们开始互相调侃。“此时梅布尔从桌子边站起来，这样他们才似乎意识到了她的存在。”在这个男性主导的家庭里，梅布尔突然人间蒸发，直到她开始收拾桌子才又被注意到。女性在当时父权社会的失语处境可见一般。做家务是女人的唯一职责，在男性社会里她们毫无发言权，男人对其视而不见。而当梅布尔收拾完离开屋子时，“弗雷德·亨利目不转睛地看着她，上下唇紧咬着。蓝色的眼睛凝固着一种强烈的敌对情绪。他做出一种十分愤怒的怪相。”由此可见，哥哥对梅布尔的厌恶与排斥使得她在家里再也无法立足。正是由于未得到父权社会的肯定与接纳，被男性世界边缘化的梅布尔万念俱灰选择了死亡。
詹姆斯·乔伊斯《伊芙琳》中的伊芙琳虽然没有兄弟们的欺压，但是却有个令人心惊胆战的父亲，她终日在父亲的阴影和暴力下心情压抑地生活。“她不会像妈妈生前那样遭受虐待。她已经十九岁出头了，但即使现在，她有时还会觉得受着父亲暴虐的威胁。她晓得，正是这种感觉使自己心惊胆战的。”19岁的女孩伊芙琳生活贫穷，为养家糊口她不得不四处奔忙。她在百货店上班辛勤劳作，回到家也忙个不停。不仅如此，她还要整日忍受父亲的责骂和刁难。“每逢礼拜六晚上，为了钱，总免不了一场争吵，这使她说不出地厌倦。她总是把挣来的工资(七个先令)都给家里，哈利也尽量寄些钱来。但最棘手的是向父亲要钱。他说她老是乱花钱，骂她糊里糊涂，还说，他不会把辛辛苦苦赚来的钱给她滥用；他唠唠叨叨讲个没完，周末晚上，他总是闹得不像样的。但最后，他还是把钱给她，边挖苦地问她，是否打算去买礼拜天的饭菜。她只好尽快奔出家门，到菜场去。她手里捏紧黑色皮夹子，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挤过去。当她提着沉甸甸的菜篮。回到家时，已经深夜了。她管这个家是很辛劳的；妈妈去世后，就得她来照料两个弟弟，务必让他们准时吃饭，准时上学。真是辛苦的家务——艰难的生活。”
总而言之，无论是和兄弟们生活在一起的梅布 尔还是以父亲为中心的伊芙琳，都在男性主导的世界里艰难地生活，忍受着男性的蔑视、斥责，甚至是暴力的折磨。她们终日在家里被当作佣人使唤，而且丝毫没有发言权，在家里始终处于失语的状态，只能被动地接受父亲或兄弟们对她们的评头论足。
三、把未来的希望寄托在年轻的男性身上
由于早年丧母，终日要忍受来自父亲或兄弟们的指使和侮辱，女主人公们不愿意继续这样的生活，渴望离开令人窒息的家庭，幻想着能被人关爱和呵护。不幸的是她们都把对未来的幸福的渴望寄托在年轻的男性身上，希望他们能把自己从压抑苦闷的现实生活中解救出来，赐予自己新的生命。
《马贩子的女儿》中的梅布尔无法忍受哥哥们咄咄逼人的态度，却又看不到自己的未来，更找不到幸福的方向。在她的生活中，她先把生活的意义寄托在父亲身上，父亲死后，她希望能为哥哥们劳碌，没料想哥哥们却不愿收留她，把她作为包袱，想要尽快把她扫地出门，这使得已经习惯依赖男性，以男性为生活中心的梅布尔变得万念俱灰，选择了自杀。碰巧弗格森大夫路过，出于医生的职业本能救了她。梅布尔醒来后发现弗格森大夫不仅救了她还为她脱去了湿透的衣服，她的思想开始发生了变化，仿佛看到了重生的希望。其实事实上，弗格森大夫救她只是出于职业本能，即使跳水的人不是梅布尔，是他不认识的任何人，都会相救。可是对梅布尔而言，医生的这个举动却是爱慕自己的证明。这种想法成了她的精神支柱，是她活下去的原因、力量和勇气。她认为自己并没有被男性社会完全抛弃，还有人愿意救她，为她脱去湿透了的衣服。在梅布尔心里，这个人就是她的未来，她的希望，是她一定要抓住的救命稻草。所以她一直在说“你爱我”，她以一种深深的狂喜的自信重复着，“你爱我”。当弗格森大夫回答说，爱她，并且吻了她，梅布尔眼中充满了泪水。这泪水是感激的泪水，感激他的肯定回答，感激他愿意爱她，感激他让她有了活下去的勇气。然而感激过后。根深蒂固的父权意识造成的女性奴性本能在梅布尔立刻体现了出来。“我要走”，她说：“我要去给你找些干的衣服穿。”“为什么呀”他说“我很好。”“但我想要去，”她说，“我想要你换一下衣服。”梅布尔是受男性中心主义思想毒害的女性之一。她在家给父亲哥哥弟弟们做牛做马，没有地位，面对这个救了自己生命，又愿意给予自己新生活的男人，她更是乐意竭尽所能地为他付出，把他视为天，甘愿臣服于他的奴役和控制下。不仅是这种女性的奴性在梅布尔身上得以体现，女人认为自己天生卑微的思想也在小说最后也得以显示。“我的头发太难闻了，”她心烦意乱地嘟哝着说：“我太令人烦了。我太令人烦了!啊不，我太可怕了。”她突然痛苦地伤心地抽噎起来。“你不会愿意爱我的，我太可怕了。”女性作为一个整体，在社会生活中只是处于从属地位，只有在审美领域中女性才作为主体而得到男性的审美关照。不仅男性这样看待女性，女性往往也不自觉地在这样的强势下，默认了男性强加给自己的不公平待遇。梅布尔正是这类女性之一，她把自己看成是下贱的、卑微的，而男人则是优等的、权威的。因此，在她心里，她是怎么也配不上高高在上的弗格森大夫的。这也为梅布尔悲惨的下半生埋下了伏笔，她的奴性意识与自卑心理注定了她将和其他的妻子们一样整日围着丈夫孩子不辞疲倦的忙碌，没有自我地度过自己的余生。
乔伊斯短篇小说中的女主人公伊芙琳也不愿再忍受父亲的暴力和冷漠，渴望另外一种新的生活，想要逃离。她不想被人忽视，不愿像母亲一样一辈子没有自我地悲惨生活，最终发疯而死。她想逃。可是，她不是一个人，而是跟年轻水手弗兰克一起逃。她完全把自己的未来和幸福寄托在年轻的弗兰克身上。“弗兰克会救她的。他会给她美好的生活，也许，还会给她爱情。她渴望生活。为什么她应该受苦?!她有得到幸福的权利。弗兰克会把她搂在怀里，抱住她。弗兰克会救她的。”伊芙琳在小说的第10段想像着和弗兰克以后的生活以及他们认识的经过时，几乎所有的句子都是以“他”作为主语。可见伊芙琳在她和弗兰克的关系上始终处于被动，服从的地位。因此虽然她自己在做所谓的两种抉择：一种是和父亲呆在家中；另一种是和弗兰克逃离。并为自己该何去何从而苦恼挣扎，然而其实两种选择对于她来说命运和结局都是一样的。和父亲一起生活没有自由、快乐、尊严，整日忍受父亲的责骂。但跟弗兰克这样一个能否会给予她真爱她都不能确定的男人逃走，结局又会怎样呢?倘若弗兰克肯把她带走却不愿意承担丈夫的责任，那伊芙琳就面临着被抛弃的命运。即便弗兰克不是骗子，同意与她结婚，承担责任，伊芙琳的命运也不会好到哪儿去，因为从他们开始交往，她已习惯了服从，情愿由弗兰克掌管自己的命运，她已跟母亲一样学会了服从，而且跟别的女人一样把自己的命运、幸福交给了自己的丈夫。她的这种思想注定了她即使鼓起勇气和弗兰克离开令她窒息的父亲，她依然不会得到自由和快乐，因为她的命运不掌握在自己手中，而是心甘情愿地交给一个肯带她走的男人，她会跟她的母亲一样为孩子为丈夫没有自我地卑贱地度过一生。
结语
这两篇短篇小说都非常深刻地反映出了在当时父权社会女性的悲惨生活与她们无法逃离这种非人生活的悲剧命运。《马贩子的女儿》中的梅布尔和《伊芙琳》中的伊芙琳都曾有男权社会所定义的天使般的母亲。可是她们的母亲由于终日忍受男性的奴役和摧残而过早去世。这些女主人公们也一直生活在男性亲人的阴影下，没有快乐，自由，甚至没有发言权，处于失语的状态中。由于不愿再忍受这种痛苦的生活她们都渴望逃离。不幸的是，受父权思想毒害太深的女主人公们完全缺乏女性的独立意识。都把自己的未来和幸福寄托在了男性身上。这就注定了她们仍旧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她们以后的生活仍是母亲悲惨生活和命运的复制。
在这个父权制的社会里，女人是物品、奴隶，是生育和劳作的机器，是一切卑微的东西，唯一不是的便是她应该是的“人”。她们还不断被灌输女人是一个劣等性别的观念。女人的生活总是围着丈夫、孩子转，毫无乐趣可言，她们生活在社会最底层，是男性意志的牺牲品，是被排挤到社会边缘的“他者”，她们无权自主地选择人生或享受受教育的权利，在婚姻上也任由男人做主，将她们任意嫁给他人。因为男人对女人掌有生杀大权，女人只能竭尽所能地逢迎丈夫，把他们视为天，甘愿臣服于他们的奴役和控制下。在丈夫的奴役下，她们整天做牛做马，虽然愁苦不堪，却视其为做妻子无上光荣的职责。愚昧使她们活在可悲的命运中却不自知，甚至欣然接受男性一向鼓吹的论调，相信女人一无是处，除了对丈夫还有点用。可见在男权社会中。男性中心主义的思想已经普遍传播，甚至连女性也受其腐蚀和毒害。她们要想真正地完全跳出这种悲惨命运的轮回。就必须有女性独立的思想意识，不再指望男人赐予她们幸福与未来，而是要从思想上、人格上、经济上完全独立，把握好自己的命运，与男性平等、和谐相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