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总理曾将工作在第一线的普通外事干部称为“国际舞台上的群众演员”。“群众演员”的乐趣之一，是以剧中人的身份目睹周围上演的活剧，在世界级“明星”的身边一睹他们的风采。本文记述的是在中联部开展同非洲民族主义政党交往过程中我有幸见到两位非洲国家总统的经历。

尼雷尔：“我不是神，但也不是魔鬼”

　　1982年10月，刚刚在党的十二大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的李淑铮同志作为中共代表，应邀出席坦桑尼亚革命党二大，我有幸作为翻译陪她前往。中共代表出席坦桑尼亚革命党二大的主要任务很明确：在会上宣读中共中央的贺信，祝贺大会的召开，并向坦桑尼亚革命党领导人通报中共十二大的情况。为了更好地完成任务，我们自然希望能获得坦桑尼亚总统、革命党主席尼雷尔的接见。
　　大会开幕后的一天清晨，专门同我党代表联系的坦桑尼亚革命党官员终于通知我们：尼雷尔主席将在当天上午9点大会开会前会见中共代表，会见时间定在8点。
　　当我们按时来到尼雷爾主席在达累斯萨拉姆郊外的住所时，中国驻坦桑尼亚大使何功楷同志等已先期抵达。这是一所其貌不扬的平房。会见将在与正房相通的一座凉亭中进行。那里陈设的家具十分简陋：一把高背木制扶手椅看来是总统专用的，放在凉亭一角，三面围放着几张木制长条椅，大概就是让客人落座的地方了。
　　稍候片刻，尼雷尔总统来了，他微笑着同我们一一握手。尼雷尔的名字自20世纪60年代起就为广大中国人民所熟知，他来华访问和周恩来总理访问坦桑尼亚时几十万人夹道欢迎的场面，通过新闻纪录片的传播，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然而，当我终于有机会同他正面相对时，却感到他比我想象的更显苍老，头发几乎全白了。
　　李淑铮同志对这次期待中的会见早有充分准备，大家落座后她便娓娓谈来。她转达了我党领导人的问候，条理清晰、语言简洁地通报了中共十二大情况。她还讲到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决议，特别是对毛主席功过是非的评价。时间不知不觉地飞快逝去，李淑铮同志讲完了所有要讲的话，起身向尼雷尔主席赠送礼品。这时已快到大会开会的时间了（尼雷尔的住所到会场还有一段距离），看样子她准备就势告别，其他的人也纷纷起立。出乎意料的是，尼雷尔接过礼品后却示意大家坐下。
　　看来今天总统兴致很高。他表示对中共派代表与会感到高兴，并感谢李淑铮同志通报情况，随之又谈起源远流长的坦中友谊。他特别提到，毛主席逝世后，有一段时间他对中国以后的发展趋势有过隐忧，担心苏联在斯大林去世后搞非斯大林化的情况会在中国重演。后来他去中国访问，会见了邓小平同志，小平同志亲自向他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毛主席功过是非的评价，这才使他放下心来。
　　说到这儿总统话锋一转：“你不要看今天他们对我颂扬、欢呼，天知道我死后他们会怎么骂我。我不是神，但也不是魔鬼。我是坦桑尼亚人民的领袖。难道能说坦桑尼亚人民20多年来一直在追随一个魔鬼吗？”
　　听到总统这些有点激动的话，我心中有种异样的感觉。这位为坦桑尼亚人民的命运贡献了全部精力的伟人似乎在总结自己的一生：曾几何时，如火如荼的民族独立运动迎来一段兴高采烈的日子;发表《阿鲁沙宣言》，探索本国发展道路的努力引人瞩目;以彻底解放非洲为己任，奉行独立自主外交路线的作为使世人刮目相看。然而事实证明，争取经济发展，改善人民生活，实现社会进步，比赢得政治独立更艰苦，更任重道远，所需要的不仅是勇气和牺牲精神，还要有必要的国内外客观条件以及更多的坚韧和远见卓识。

　　几十分钟的会见很快结束了，总统起身送我们出来。我敬重地望着这位垂垂老矣的伟人，心想，“历史必会作出公正评价”。

萨莫拉：“我们是通过中国了解马克思主义的”

　　1983年4月，中共派出以中央委员伍精华同志为团长的代表团参加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党四大，我随同前往。
　　中莫两党之间的关系曾有过一段曲折。
　　莫桑比克是非洲少数通过武装斗争赢得民族独立的国家之一，莫桑比克解放阵线曾得到我国的大力支持。独立以后，莫桑比克解放阵线成为执政党，打算走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希望我国提供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的支持与援助。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末期，我国经济相当困难，同时我们一贯认为发展经济应以自力更生为主，因此未能满足莫方的援助要求。在政治交往方面，尽管莫桑比克解放阵线自称将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莫桑比克人民斗争的实践相结合，并在独立后宣布要将自身改造成工人农民的“先锋党”，还为此更改了名称，在“阵线”后面加了一个“党”字，但我们仍认为对方是“民族主义政党”，不能与之建立党际关系。这样，我们在同莫桑比克保持良好国家关系的同时，对莫方关于进行党与党之间交往的建议，均以各种理由予以婉拒。而苏联却同莫桑比克建立了密切的全面关系，这又为中莫关系增加了复杂因素。

　　1977年末，事情终于有了转机。当时莫桑比克党政第二把手多斯桑托斯来华访问，受到我党领导人接见。客人口口声声称我们为“同志”，我党领导人虽未搭腔，却在会见后将我方陪同会见的同志留下，提出了不同非洲民族主义政党发展关系“到底好不好”、对“建立反霸统一战线”是否有利等问题。以此为契机，我们开始同非洲一些民族主义政党交往，从而在实际中对党的对外联络工作的原则方针进行了重大调整。然而，尽管这一调整是由同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党的关系这一具体问题促成的，但该党对我们的访华邀请却迟迟未作积极反应。实际上，这次我们党派团出席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党四大，应该说是双方第二次以党的名义直接交往。 　　莫桑比克首都马普托十分漂亮。蔚蓝的大海，万里无云的晴空，一丛丛、一片片怒放的三角花，幽静的别墅区，高大的建筑群，宽阔的林荫道，都使人感到与想象中的非洲相去甚远。但商店中空空如也的货架，葡萄牙人逃离时留下的“半拉子工程”（ 当时他们已走了八九年了），又告诉人们，这个新兴国家仍有诸多困难，政策中也不乏问题;而街头荷枪实弹的士兵和进入大会会场的严格安保措施又使人感到，莫桑比克存在着严峻的安全问题。
　　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党四大的会场是一个规模不大但很现代化的礼堂。会议期间，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党全体政治局委员和外国代表团团长在主席台就座，台下是大会代表。外国代表团的其他成员及随行人员都安排在二楼，会议提供五种语言的同声传译。
　　大会开幕那天，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党领导人全部身着黑色大礼服，使会场平添几分肃穆。会议开始不久即由萨莫拉主席作报告。他在报告过程中不时放下印好的讲稿，滔滔不绝地临场发挥。这位总统针对代表中有很多人是农民、工人和莫桑比克解放阵线老战士这一特点，时而作生动、诙谐的比喻，时而作入木三分的剖析。抑扬顿挫、铿锵有力的话语，再伴以飞扬的神采和有力的手势，使他始终把握着全场的情绪。当然，这也打乱了预定的时间安排，使会议拖得很长。
　　经过几天马拉松式的会议，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党四大终于如期闭幕了。会议结束的当天晚上，在总统官邸的花园里举行了盛大的露天招待会，大家都为会议的成功举行感到高兴。席间，萨莫拉主席发表了祝酒辞。出乎意料而又在情理之中的是，萨莫拉最后高举酒杯用中文说了一句“干杯”。也许，他又记起了曾经的斗争岁月。

　　第二天，正当我们收拾行装准备启程回国时，莫方官员前来通知：萨莫拉总统将于午前会见中共代表团。于是我们再度来到总统官邸。
　　总统官邸已无昨晚的热闹，显得幽静、深邃。礼宾官带我们来到外间休息室，示意我们坐下稍候，自己进去联系。一会儿，里间的门打开了，我们走进里屋，这时笑容可掬的萨莫拉主席正朝门口走来。他身材不高，但很结实，两眼炯炯有神。他身后是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党外事书记希萨诺。合影留念后，总统拉着伍精华同志的手在一个长沙发上坐下。伍精华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对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党四大圆满成功和萨莫拉再次当选为主席表示祝贺，总统回应感谢。很快，谈话就变得轻松而无拘束了。其中一段话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萨莫拉说，我们这些人都是农民出身，没有读过多少马列的书。我们是通过中国了解马克思主义的。
　　会客室中不时响起他爽朗的笑声。在整个会见过程中，希萨诺几乎一言未发。
　　三年之后，当我在美国参加非洲研究学会年会时，传来萨莫拉总统因飞机失事不幸去世的消息，与会的许多学者自发地举行了追悼活动。会上，有的人从理论角度阐述莫桑比克追求民族独立实践的意义，有的回忆起在莫桑比克工作的往事，最后大家一道深情地唱起《我们决不动摇》。一位“通过中国了解马克思主义”的非洲伟人在万里之外的异国他乡获得人们发自内心的敬仰，令人感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