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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小时候在广州市中心的连新路长大，家在81号，到1990年代被拆毁，打通成府前路到解放北路贯通的马路，突然间原来市政府、中央公园周边那种幽静的格局被完全破坏了。81号对着市政府那栋飞檐斗拱的宏伟建筑，和后面的中山纪念堂同出一辙，我很好奇这些建筑的产生，到学习设计史的时候，才知道这是广东本地的设计师在抗战之前的设计作品，颇为震惊。
从民国初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直到1978年经济上“改革开放”，六十多年内，中国建筑中纯粹的现代主义作品出现得很少。只有到1980年代之后，才逐渐出现比较多的纯粹现代主义建筑作品，因而，中国现代建筑和西方现代建筑在发展过程中是不同步的。杨廷宝设计的北京和平饭店、同济大学的文远楼这样的精彩作品，在国内极为稀少，也得不到足够的重视。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现代主义建筑往往被贴上“资产阶级”“形式主义”的标签，作为糟粕被批判。但是以广州为中心的华南情况则有些与众不同，1920、30年代留学回来的第一代建筑师，到他们培养出来的后来几代建筑师，都有比较强烈的现代主义倾向，并且在华南这个地区得到一定程度的发挥，设计了不少具有影响的公共建筑和民用建筑，形成一个松散的现代设计群体。
这些建筑师从新中国成立开始，甚至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都没有停止平屋顶、框架结构、玻璃幕墙、遮阳板这类比较纯粹的现代主义设计，甚至在“中央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四人帮）组织批判他们的现代建筑的压力下，也依然不断有现代作品出现，这在中国的现代建筑发展历程中显得特别突出。他们的作品，不但在广东地区，也扩展到广东邻近的广西地区。而他们的探索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方面是纯粹现代主义建筑，这类作品包括1952年华南土特产展览交流大会的十几个展馆，广东省第一人民医院大楼，也包括“文化大革命”期间设计的广州火车站（北站）、友谊剧场、广州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东方宾馆，“文革”结束后出现的白天鹅宾馆、白云宾馆、广州宾馆、中国大酒店、花园酒店，深圳的南海酒店，广州天河体育中心，都是出自这批人之手；第二个方面，是探索地域性民居建筑和现代建筑的结合，包括北园酒家、矿泉客舍、广州少年宫、南越王博物馆等等。华南这一派建筑力量一直以一种相对和其他地区设计保持距离的方式存在，并且对国内建筑有相当的影响力。直到2010年的上海世界博览会的中国国家馆，也依然出自南方建筑家何镜堂之手。
特殊的地理位置是南方群体能够狭缝生存和发展的一个条件。广东位居中国最南方，远离北京、上海，而毗邻香港、澳门，海外华侨人数庞大，无论在任何一个时期，广东和海外的民间往来都超过任何一个省份，加上每年在这里举办两届出口商品交易会，进出广东的外商数量也相当庞大，地理条件、历史条件有自己的优势。
从建筑思想体系来说，华南也有与众不同之处，中国第一代的建筑师大部分毕业于1930年代学院派风气浓厚的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其中包括吕彦直、杨廷宝、梁思成、林徽因、赵深、陈植、谭垣等人，可以说宾夕法尼亚大学培养了中国第一代主要的建筑师。宾夕法尼亚大学当时的建筑教育还处在学院派阶段，在建筑设计教育上还流行新古典主义，欧洲兴起的现代主义还没有传入，因而这批设计师很多都有强烈的把民族形式和现代建筑结构结合起来的愿望，和宾大的教育有密切的关系。还有不少在德国、法国、日本留学的，比如林克明留学法国里昂建筑工程学院、陈伯齐留学德国柏林建筑大学建筑系、夏昌世留学德国卡尔斯普厄工业大学建筑系，龙庆忠留学日本东京工业大学建筑科，他们回国之后，再培养出莫伯治、佘南、林兆璋、何镜堂这一批第二代的建筑家，这种组合给华南带来多元化的建筑思维，特别是他们在欧洲、日本看到的现代建筑在广东这个比较特殊、宽松一点的地方有一定的发展空间，从现代建筑发展的过程来看，岭南建筑学派在中国建筑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这一学派比较早多方面探索了现代建筑设计，并且完成了一系列现代建筑作品，同时也探索了具有强烈岭南特征的地域性现代建筑，而在教育方面，又以华南理工大学作为岭南建筑学派的重要基地，培养了大量的建筑人才，从最初的探索，到现代建筑教育体系的完善，再到奠定岭南建筑学派的基础，为中国建筑史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中国现代建筑发展中，岭南派应该具有很重要的地位。
广东的现代建筑开始得比较早。1932年至1945年，是华南现代建筑教育的探索时期。当时是军阀陈济棠主粤时期，广东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因此伴随有大量的城市建设活动，产生了对建设人才的需求。广东省立勤大学（其建筑系为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前身）应时而生。在勤大学建筑工程系中，提倡现代建筑和遵循传统学院派体系两种思潮并存。这个时期岭南建筑上影响比较大的有毕业于康奈尔大学的林荣润、曾协助美国建筑师墨菲（Henry Kikkam Murphy，1877-1954）制定南京“首都计划”的黄玉瑜等。
这个时期广东的建筑，主要还是学院派主导下的民族现代作品为主，也就类似北方出现过的“大屋顶”现代建筑。这段时期的大背景是抗日战争爆发前后，因而民众和建筑界都有中国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在建筑设计上，有较强的正统意识形态影响，西方学院派影响也相当浓厚，因而在广州出现了一批重要的具有中国传统样式的新建筑，例如中山纪念堂、中山图书馆、岭南大学校园建筑等等。但岭南地区素有开放、开明的商埠文化氛围，讲求建设实效、建造速度和技术质量，在客观上鼓励了对建筑新技术的运用，同时也呼唤建筑的新风格。社会发展中的相关动力对建筑形式、速度和经济性的要求在这一时期的建筑教育中得到了响应。勤大学的建筑教育具有注重技术和实践等鲜明特点，表现出对现代主义的强烈兴趣和积极主动的追求，重视实用性技术课程，开拓了一条具有特色的现代建筑教育探索之路。在当时勤大学石榴岗校区的规划和建筑设计中，都体现了这种追求。
随后，由一批留学法国、日本、美国的教授们创立的华南现代建筑教育事业，迅速与广东开放的文化风气结合，培养出了第一批投入到当时的教育和设计实践中的学生。惜逢战乱，漂泊不定，但留下的现代建筑教育“火种”随着二战后教育环境的相对稳定，带来了华南建筑教育的新发展。
华南建筑群体的奠基时期是在抗日战争结束以后开始的。当时一批留学回来的广东建筑师开始担任了广州设计的重任，他们的现代主义思想，对岭南建筑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形成岭南派的面貌。
1945年至1976年，是南方建筑群体的形成时期。1945年，中山大学从粤北迁回广州，教学归于稳定，随着龙庆忠、陈伯齐、夏昌世3位教授的到来，中山大学建筑工程系进入了建筑教育体系的完善时期。1950、60年代，华南开现代建筑创作风气之先，创作了一批具有现代主义精神的先锋作品：华南土特产展览交流大会建筑群、中山医学院教学楼群、华南工学院教学楼群等。其中，1952年的华南土特产展览会建筑群是华南工学院建筑系的教师的一次集体创作实践，那一批十几个展馆建筑，有明确的现代建筑特点，旗帜鲜明地表达了对建筑现代性的理解。
从民国初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直到1978年经济上“改革开放”，六十多年内，中国建筑中纯粹的现代主义作品出现得很少。只有到1980年代之后，才逐渐出现比较多的纯粹现代主义建筑作品，因而，中国现代建筑和西方现代建筑在发展过程中是不同步的。杨廷宝设计的北京和平饭店、同济大学的文远楼这样的精彩作品，在国内极为稀少，也得不到足够的重视。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现代主义建筑往往被贴上“资产阶级”“形式主义”的标签，作为糟粕被批判。但是以广州为中心的华南情况则有些与众不同，1920、30年代留学回来的第一代建筑师，到他们培养出来的后来几代建筑师，都有比较强烈的现代主义倾向，并且在华南这个地区得到一定程度的发挥，设计了不少具有影响的公共建筑和民用建筑，形成一个松散的现代设计群体。
这些建筑师从新中国成立开始，甚至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都没有停止平屋顶、框架结构、玻璃幕墙、遮阳板这类比较纯粹的现代主义设计，甚至在“中央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四人帮）组织批判他们的现代建筑的压力下，也依然不断有现代作品出现，这在中国的现代建筑发展历程中显得特别突出。他们的作品，不但在广东地区，也扩展到广东邻近的广西地区。而他们的探索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方面是纯粹现代主义建筑，这类作品包括1952年华南土特产展览交流大会的十几个展馆，广东省第一人民医院大楼，也包括“文化大革命”期间设计的广州火车站（北站）、友谊剧场、广州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东方宾馆，“文革”结束后出现的白天鹅宾馆、白云宾馆、广州宾馆、中国大酒店、花园酒店，深圳的南海酒店，广州天河体育中心，都是出自这批人之手；第二个方面，是探索地域性民居建筑和现代建筑的结合，包括北园酒家、矿泉客舍、广州少年宫、南越王博物馆等等。华南这一派建筑力量一直以一种相对和其他地区设计保持距离的方式存在，并且对国内建筑有相当的影响力。直到2010年的上海世界博览会的中国国家馆，也依然出自南方建筑家何镜堂之手。
特殊的地理位置是南方群体能够狭缝生存和发展的一个条件。广东位居中国最南方，远离北京、上海，而毗邻香港、澳门，海外华侨人数庞大，无论在任何一个时期，广东和海外的民间往来都超过任何一个省份，加上每年在这里举办两届出口商品交易会，进出广东的外商数量也相当庞大，地理条件、历史条件有自己的优势。
从建筑思想体系来说，华南也有与众不同之处，中国第一代的建筑师大部分毕业于1930年代学院派风气浓厚的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其中包括吕彦直、杨廷宝、梁思成、林徽因、赵深、陈植、谭垣等人，可以说宾夕法尼亚大学培养了中国第一代主要的建筑师。宾夕法尼亚大学当时的建筑教育还处在学院派阶段，在建筑设计教育上还流行新古典主义，欧洲兴起的现代主义还没有传入，因而这批设计师很多都有强烈的把民族形式和现代建筑结构结合起来的愿望，和宾大的教育有密切的关系。还有不少在德国、法国、日本留学的，比如林克明留学法国里昂建筑工程学院、陈伯齐留学德国柏林建筑大学建筑系、夏昌世留学德国卡尔斯普厄工业大学建筑系，龙庆忠留学日本东京工业大学建筑科，他们回国之后，再培养出莫伯治、佘南、林兆璋、何镜堂这一批第二代的建筑家，这种组合给华南带来多元化的建筑思维，特别是他们在欧洲、日本看到的现代建筑在广东这个比较特殊、宽松一点的地方有一定的发展空间，从现代建筑发展的过程来看，岭南建筑学派在中国建筑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这一学派比较早多方面探索了现代建筑设计，并且完成了一系列现代建筑作品，同时也探索了具有强烈岭南特征的地域性现代建筑，而在教育方面，又以华南理工大学作为岭南建筑学派的重要基地，培养了大量的建筑人才，从最初的探索，到现代建筑教育体系的完善，再到奠定岭南建筑学派的基础，为中国建筑史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中国现代建筑发展中，岭南派应该具有很重要的地位。
广东的现代建筑开始得比较早。1932年至1945年，是华南现代建筑教育的探索时期。当时是军阀陈济棠主粤时期，广东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因此伴随有大量的城市建设活动，产生了对建设人才的需求。广东省立勤大学（其建筑系为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前身）应时而生。在勤大学建筑工程系中，提倡现代建筑和遵循传统学院派体系两种思潮并存。这个时期岭南建筑上影响比较大的有毕业于康奈尔大学的林荣润、曾协助美国建筑师墨菲（Henry Kikkam Murphy，1877-1954）制定南京“首都计划”的黄玉瑜等。
这个时期广东的建筑，主要还是学院派主导下的民族现代作品为主，也就类似北方出现过的“大屋顶”现代建筑。这段时期的大背景是抗日战争爆发前后，因而民众和建筑界都有中国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在建筑设计上，有较强的正统意识形态影响，西方学院派影响也相当浓厚，因而在广州出现了一批重要的具有中国传统样式的新建筑，例如中山纪念堂、中山图书馆、岭南大学校园建筑等等。但岭南地区素有开放、开明的商埠文化氛围，讲求建设实效、建造速度和技术质量，在客观上鼓励了对建筑新技术的运用，同时也呼唤建筑的新风格。社会发展中的相关动力对建筑形式、速度和经济性的要求在这一时期的建筑教育中得到了响应。勤大学的建筑教育具有注重技术和实践等鲜明特点，表现出对现代主义的强烈兴趣和积极主动的追求，重视实用性技术课程，开拓了一条具有特色的现代建筑教育探索之路。在当时勤大学石榴岗校区的规划和建筑设计中，都体现了这种追求。
随后，由一批留学法国、日本、美国的教授们创立的华南现代建筑教育事业，迅速与广东开放的文化风气结合，培养出了第一批投入到当时的教育和设计实践中的学生。惜逢战乱，漂泊不定，但留下的现代建筑教育“火种”随着二战后教育环境的相对稳定，带来了华南建筑教育的新发展。
华南建筑群体的奠基时期是在抗日战争结束以后开始的。当时一批留学回来的广东建筑师开始担任了广州设计的重任，他们的现代主义思想，对岭南建筑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形成岭南派的面貌。
1945年至1976年，是南方建筑群体的形成时期。1945年，中山大学从粤北迁回广州，教学归于稳定，随着龙庆忠、陈伯齐、夏昌世3位教授的到来，中山大学建筑工程系进入了建筑教育体系的完善时期。1950、60年代，华南开现代建筑创作风气之先，创作了一批具有现代主义精神的先锋作品：华南土特产展览交流大会建筑群、中山医学院教学楼群、华南工学院教学楼群等。其中，1952年的华南土特产展览会建筑群是华南工学院建筑系的教师的一次集体创作实践，那一批十几个展馆建筑，有明确的现代建筑特点，旗帜鲜明地表达了对建筑现代性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