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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铁网铜钩》以赵朱两大渔村的宗族恩怨为主题，客观地描写了宗法文化的精华与糟粕，从物质、精神两方面深层次展示了鄱阳湖地域特色。同时，将个人、地域历史与国家、民族历史相结合，与众多典故传说一道，真实地展现了宏大的历史感。
关键词：铁网铜钩 宗法文化 地域特色 历史感
吴仕民先生的《铁网铜钩》结合鄱阳湖畔独特的地域风情和众多历史典故，展示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国的社会图景。通过一个初级社会群体来展现整个社会的方法在当代现实主义小说中并不鲜见，善写风俗民情者，亦有代表。从叙述方式来说，《铁网铜钩》延续了《白鹿原》、《芙蓉镇》等小说所提供的经典范式，但在此范式的基础上，它具有独属于自己的特色和价值。
一.宗法文化的客观表达
在小说第一章第一节的开头，就有关于祠堂的描写。祠堂是进行宗族日常活动的地方，是宗法权力的象征和代表物。除了罗列祠堂、族谱等一系列标志物来表现宗法文化，作者还将其表现在人物行为与社会景象的描写中。
《铁网铜钩》中的宗法文化首先体现在人们对自家姓氏的尊崇上。无论是年少懵懂的稚子、仁义忠勇的渔民还是欺软怕硬的无赖，书中每个男性人物对自己的宗族姓氏都有强烈的自豪感。在修谱、出谱、拜谱的过程中，上了年纪的人面对几本族谱而泪流满面，似乎那是复活的祖宗先人。宗法文化还表现为系列成文或俗成的制度规范，这种规范从政治、经济、道德、宗教等方方面面规定了宗族成员的权利与义务，其权威性大于法律。民国时期，不论是中央还是地方政府，均颁布法令明令禁止民间械斗。如1912年警务机构发布《示禁船户聚众相殴文》，1937年福建省政府通令全省“严禁人民械斗”，1947年江西省务会议通过制止械斗之紧急措施等等。①在赵朱两家出现水域之争时，绝大部分赵氏族人和朱家人都坚持械斗。民国政府使用公历，规定公历元月一日为新年，1月15日为上元。但在书中老百姓们仍认定新年为正月初一、仍在农历正月十五过元宵节，各村舞狮子灯以示庆祝。以上情节真实地反映出传统宗法规范与国家法规在普通民众心中地位的差异，反映了几千年传统宗法文化的极度强大。除了械斗、灯会，书中还描写了婚丧嫁娶、同姓攀宗、违规（族规）铲谱、私奔沉潭、典妻卖妻等各类事件以及这些事件给当事者、旁观者精神深处所带来的影响。宗法文化渗透其中，无一不鲜活、真实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宗法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极富影响力与生命力的元素，一直是作家叙述的高频率主题之一。上世纪20到30年代，宗法文化在启蒙思想的冲击与对照之下，难免沦为“陈腐落后”的代名词，在文学文本中往往被作者不遗余力地批判或讽刺；而在十七年文学中，宗法文化处于几乎完全被阶级矛盾遮蔽的境地，作者对其抱有何种态度就更无从谈起；直到新时期以后，它才渐渐以一种隐秘的姿态复现于文学作品中，作者自身的倾向性或批判或肯定或暧昧不清，趋于多元也更加复杂。本书作者对宗法制度及其背后的文化，不刻意贬损也不过分拔高，保持了一种客观的态度。
二.地域特色的双重展示
《铁网铜钩》另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就是地域特色浓厚。这种地域特色一方面表现在对鄱阳湖畔风土的罗列描写，另一方面体现为对渔民性格气质的刻画。风土与人情的双重展示，由表及里地构建了鄱阳湖畔地域特色的完貌。
全书关于风土的描述大致可以分为自然风景、饮食文化以及节庆风俗三个方面。小说开头“纵横800里”、“水无涯际”寥寥数笔便将鄱阳湖的开阔大气展现的淋漓尽致。湖泊、湖汊反复出现在文本中，各样的水面风景与渔家生活相交融。鄱阳湖哺育了渔民，渔民和渔船又给鄱阳湖带来了生机。饮食文化则集中表现在铜钩赵家宴请县长黄中和的筵席上。所有食材皆就地取材，富有鄱阳湖地方特色。菜品复杂的制作工序、增鲜去腥的烹调方法以及菜式的精致，体现了独属于渔家的生活智慧。书中与节庆风俗相关的描写不胜枚举，最具有代表性的场景便是元宵节灯会。书中详细描写了元宵节灯会上各式彩灯挂满大街小巷的景象，对不同彩灯的制作工艺和相关传说典故亦有介绍。例如鳌鱼灯最得老百姓喜欢，因为当地人认定脚下的土地为鳌鱼之地，更有“独占鳌头”的情节。就像迟子建笔下元宵节的冰灯所具有的北国意味，吴仕民先生所罗列的河蚌灯、螺蛳灯、鳌鱼灯、水上荷花灯等，仅从名字上就可窥见浓厚的两湖色彩。它们的形态、工艺、使用方式无一不与水文化相关。
“作为类意识，人确证自己的现实的社会生活，并且只是在思维中复现自己的现实存在；反之，类存在则在类意识中确证自己，并且在自己的普遍性中作为思维着的存在物自为地存在着。”②某一地域人群的性格气质即集体精神是一种更深层次的地域表达。这片神鳌之地上，男子尚武勇敢，女子不畏强暴。他们敢于反抗又执于传统的民众性格的形成，与地域有着很大的关系。渔民们捕鱼为业，在与大自然的搏斗中养成了无畏无惧的性格。而在流动的空间中讨生活，很难划分出没有争议的界限，渔民（渔村）之间注定是强者生存。鄱阳湖属于渔民众多的大水面，水域争端较其他地方更为激烈。若没有剽悍、勇猛的反抗精神，很难在此处立足。这种剽悍勇猛的反抗精神在祖祖辈辈的言传身教中得到继承巩固，最终成为一个区域的集体性格。鄱阳湖地区又是一个较为独立的生态系统，村民耕渔结合基本上可以满足生产、生活需要。生活空间的相对自足封闭，大大降低了渔民们与外界联系的必要性，自身传统因此得以绵延流传。这种“忠正执着”因着时间的推移由集体物质渗入集体精神，成为渔民的性格特质之一，代代相承、巩固，与反抗精神一道，融入了渔民的骨血之中。
风土与人情的双重展示，使得地域特色更为立体也更为真实。这是一种切入精神层面的深层表达。如果说饮食、节庆的细致展示为研究鄱阳湖畔的民俗提供了宝贵材料的话，那么渔民集体性格的刻画，不仅具有民俗学价值，更对整个民族性格的塑造具有启示意义。作者笔下鄱阳湖畔的这片神鳌之土，因美丽的风光、繁多的地域风俗而可亲，因“执着与反抗”的地域精神而可敬。 三.历史感的真实展现
《铁网铜钩》是一部历史感很强的作品，这归因于作者自身强烈的历史意识。在小说的开头和结尾处，作者将鄱阳湖湖面比喻为镜面。他写道：“这天下无双的镜子里辉映着天地万象，虚涵着人间古今，收纳着五颜六色，也涵藏着神奇迷离。”③“风平浪静，碧水连天，鄱阳湖真的犹如巨大的镜面把一切收纳其中，那镜子里有渔村、渔船、渔民的身影，有过去、现在、未来的图景，有美丽、富饶、神奇的画幅，还有哭声、笑意和思考的涟漪。”④此时，作为文本起点也是终点的鄱阳湖，除了拥有湖面开阔平展的自然属性，更被作者赋予了一种历史感，使得文本有了“照古鉴今望将来”的象征意味。
马克思说过：“应当避免重新把‘社会’当作抽象的东西同个人对立起来。个人是社会存在物。因此，他的生命表现，即使不采取共同的、同他人一起完成的生命表现这种直接形式，也是社会生活的表现和确证。”⑤作者将个人的、地域的历史与国家的、民族的历史叙事相结合，或者说以个人的、地域的历史为切入点来展现国家的、民族的历史，是一种非常科学的策略。日军入侵余南，改变了赵朱两村几百年来无法和睦的局面，迫使双方暂时摈弃前嫌共同抗日；国共内战直接导致了赵仁生被抓壮丁，打破了鄱阳湖畔这一单一叙事空间，使特殊历史情境下的社会百态得以展现；解放军出现在械斗前的江面上，制止了几百年来无法停止的械斗，改写了渔民流血伤亡的结局。从人物命运来说，朱小鲤参加人民解放军的设定，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小说中，人物成为了国家、民族历史的亲历者，国家的、民族的宏大历史也不再仅仅是隐匿于情节背后的时间背景，而是直接作用于情节甚至决定情节的发展走向。这就使得小说在叙述故事的同时还成为历史的载体，文本自然也就具有了宏大真实的历史感。相较于其他长篇小说而言，《铁网铜钩》整个故事的跨越时间并不算长，但整部作品却具有一种历史纵深感，这主要得益于各类历史故事的穿插。书中提到的各类故事有9个，其中8个是历史故事。这8个历史故事里面又有4个与明太祖朱元璋争夺天下有关。这些故事均以书中人物介绍当地自然、人文景观的方式展开。这些历史故事不直接对情节发展产生影响，但在调节叙事节奏的同时，从结构上为文本增添了历史纵深感。
小说是人类生活别样形态的历史。“吴仕民先生长期工作在民族工作战线上，多年来对国家、对民族、对社会都有深入的思考，曾撰写过《民族问题概论》、《直面民族问题》、《中国民族理论新编》等关于民族学和民族工作的著作。所以，他在书写自己家乡鄱阳湖的历史，复述自己孩提时代的记忆时，很自然会站在民族国家的立场进行述说。”⑥吴仕民先生显然认识到并准确阐释出了小说与历史尤其是国家的、民族的历史的密切关联。没有历史的生活是不完整的，没有历史的人物是不真实的。在吴仕民先生笔下，历史不再是僵硬的公式化表述，人物也不再是历史的无思维填充物，而是有血有肉的复杂生命体。
注 释
①苏全有.民国时期的地方械斗与政府应对[J].求索.2015年第11期，第132页
②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C].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版.第123页。
③吴仕民.铁网铜钩[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6年第1版，第3页。
民④吴仕民.铁网铜钩[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6年第1版，第392页。
⑤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C].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版，第122-123页。
⑥刘为钦，徐莹.论吴仕民长篇小说《铁网铜钩》的民族意识[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第175页。
（作者介绍：冉石卉，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关键词：铁网铜钩 宗法文化 地域特色 历史感
吴仕民先生的《铁网铜钩》结合鄱阳湖畔独特的地域风情和众多历史典故，展示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国的社会图景。通过一个初级社会群体来展现整个社会的方法在当代现实主义小说中并不鲜见，善写风俗民情者，亦有代表。从叙述方式来说，《铁网铜钩》延续了《白鹿原》、《芙蓉镇》等小说所提供的经典范式，但在此范式的基础上，它具有独属于自己的特色和价值。
一.宗法文化的客观表达
在小说第一章第一节的开头，就有关于祠堂的描写。祠堂是进行宗族日常活动的地方，是宗法权力的象征和代表物。除了罗列祠堂、族谱等一系列标志物来表现宗法文化，作者还将其表现在人物行为与社会景象的描写中。
《铁网铜钩》中的宗法文化首先体现在人们对自家姓氏的尊崇上。无论是年少懵懂的稚子、仁义忠勇的渔民还是欺软怕硬的无赖，书中每个男性人物对自己的宗族姓氏都有强烈的自豪感。在修谱、出谱、拜谱的过程中，上了年纪的人面对几本族谱而泪流满面，似乎那是复活的祖宗先人。宗法文化还表现为系列成文或俗成的制度规范，这种规范从政治、经济、道德、宗教等方方面面规定了宗族成员的权利与义务，其权威性大于法律。民国时期，不论是中央还是地方政府，均颁布法令明令禁止民间械斗。如1912年警务机构发布《示禁船户聚众相殴文》，1937年福建省政府通令全省“严禁人民械斗”，1947年江西省务会议通过制止械斗之紧急措施等等。①在赵朱两家出现水域之争时，绝大部分赵氏族人和朱家人都坚持械斗。民国政府使用公历，规定公历元月一日为新年，1月15日为上元。但在书中老百姓们仍认定新年为正月初一、仍在农历正月十五过元宵节，各村舞狮子灯以示庆祝。以上情节真实地反映出传统宗法规范与国家法规在普通民众心中地位的差异，反映了几千年传统宗法文化的极度强大。除了械斗、灯会，书中还描写了婚丧嫁娶、同姓攀宗、违规（族规）铲谱、私奔沉潭、典妻卖妻等各类事件以及这些事件给当事者、旁观者精神深处所带来的影响。宗法文化渗透其中，无一不鲜活、真实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宗法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极富影响力与生命力的元素，一直是作家叙述的高频率主题之一。上世纪20到30年代，宗法文化在启蒙思想的冲击与对照之下，难免沦为“陈腐落后”的代名词，在文学文本中往往被作者不遗余力地批判或讽刺；而在十七年文学中，宗法文化处于几乎完全被阶级矛盾遮蔽的境地，作者对其抱有何种态度就更无从谈起；直到新时期以后，它才渐渐以一种隐秘的姿态复现于文学作品中，作者自身的倾向性或批判或肯定或暧昧不清，趋于多元也更加复杂。本书作者对宗法制度及其背后的文化，不刻意贬损也不过分拔高，保持了一种客观的态度。
二.地域特色的双重展示
《铁网铜钩》另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就是地域特色浓厚。这种地域特色一方面表现在对鄱阳湖畔风土的罗列描写，另一方面体现为对渔民性格气质的刻画。风土与人情的双重展示，由表及里地构建了鄱阳湖畔地域特色的完貌。
全书关于风土的描述大致可以分为自然风景、饮食文化以及节庆风俗三个方面。小说开头“纵横800里”、“水无涯际”寥寥数笔便将鄱阳湖的开阔大气展现的淋漓尽致。湖泊、湖汊反复出现在文本中，各样的水面风景与渔家生活相交融。鄱阳湖哺育了渔民，渔民和渔船又给鄱阳湖带来了生机。饮食文化则集中表现在铜钩赵家宴请县长黄中和的筵席上。所有食材皆就地取材，富有鄱阳湖地方特色。菜品复杂的制作工序、增鲜去腥的烹调方法以及菜式的精致，体现了独属于渔家的生活智慧。书中与节庆风俗相关的描写不胜枚举，最具有代表性的场景便是元宵节灯会。书中详细描写了元宵节灯会上各式彩灯挂满大街小巷的景象，对不同彩灯的制作工艺和相关传说典故亦有介绍。例如鳌鱼灯最得老百姓喜欢，因为当地人认定脚下的土地为鳌鱼之地，更有“独占鳌头”的情节。就像迟子建笔下元宵节的冰灯所具有的北国意味，吴仕民先生所罗列的河蚌灯、螺蛳灯、鳌鱼灯、水上荷花灯等，仅从名字上就可窥见浓厚的两湖色彩。它们的形态、工艺、使用方式无一不与水文化相关。
“作为类意识，人确证自己的现实的社会生活，并且只是在思维中复现自己的现实存在；反之，类存在则在类意识中确证自己，并且在自己的普遍性中作为思维着的存在物自为地存在着。”②某一地域人群的性格气质即集体精神是一种更深层次的地域表达。这片神鳌之地上，男子尚武勇敢，女子不畏强暴。他们敢于反抗又执于传统的民众性格的形成，与地域有着很大的关系。渔民们捕鱼为业，在与大自然的搏斗中养成了无畏无惧的性格。而在流动的空间中讨生活，很难划分出没有争议的界限，渔民（渔村）之间注定是强者生存。鄱阳湖属于渔民众多的大水面，水域争端较其他地方更为激烈。若没有剽悍、勇猛的反抗精神，很难在此处立足。这种剽悍勇猛的反抗精神在祖祖辈辈的言传身教中得到继承巩固，最终成为一个区域的集体性格。鄱阳湖地区又是一个较为独立的生态系统，村民耕渔结合基本上可以满足生产、生活需要。生活空间的相对自足封闭，大大降低了渔民们与外界联系的必要性，自身传统因此得以绵延流传。这种“忠正执着”因着时间的推移由集体物质渗入集体精神，成为渔民的性格特质之一，代代相承、巩固，与反抗精神一道，融入了渔民的骨血之中。
风土与人情的双重展示，使得地域特色更为立体也更为真实。这是一种切入精神层面的深层表达。如果说饮食、节庆的细致展示为研究鄱阳湖畔的民俗提供了宝贵材料的话，那么渔民集体性格的刻画，不仅具有民俗学价值，更对整个民族性格的塑造具有启示意义。作者笔下鄱阳湖畔的这片神鳌之土，因美丽的风光、繁多的地域风俗而可亲，因“执着与反抗”的地域精神而可敬。 三.历史感的真实展现
《铁网铜钩》是一部历史感很强的作品，这归因于作者自身强烈的历史意识。在小说的开头和结尾处，作者将鄱阳湖湖面比喻为镜面。他写道：“这天下无双的镜子里辉映着天地万象，虚涵着人间古今，收纳着五颜六色，也涵藏着神奇迷离。”③“风平浪静，碧水连天，鄱阳湖真的犹如巨大的镜面把一切收纳其中，那镜子里有渔村、渔船、渔民的身影，有过去、现在、未来的图景，有美丽、富饶、神奇的画幅，还有哭声、笑意和思考的涟漪。”④此时，作为文本起点也是终点的鄱阳湖，除了拥有湖面开阔平展的自然属性，更被作者赋予了一种历史感，使得文本有了“照古鉴今望将来”的象征意味。
马克思说过：“应当避免重新把‘社会’当作抽象的东西同个人对立起来。个人是社会存在物。因此，他的生命表现，即使不采取共同的、同他人一起完成的生命表现这种直接形式，也是社会生活的表现和确证。”⑤作者将个人的、地域的历史与国家的、民族的历史叙事相结合，或者说以个人的、地域的历史为切入点来展现国家的、民族的历史，是一种非常科学的策略。日军入侵余南，改变了赵朱两村几百年来无法和睦的局面，迫使双方暂时摈弃前嫌共同抗日；国共内战直接导致了赵仁生被抓壮丁，打破了鄱阳湖畔这一单一叙事空间，使特殊历史情境下的社会百态得以展现；解放军出现在械斗前的江面上，制止了几百年来无法停止的械斗，改写了渔民流血伤亡的结局。从人物命运来说，朱小鲤参加人民解放军的设定，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小说中，人物成为了国家、民族历史的亲历者，国家的、民族的宏大历史也不再仅仅是隐匿于情节背后的时间背景，而是直接作用于情节甚至决定情节的发展走向。这就使得小说在叙述故事的同时还成为历史的载体，文本自然也就具有了宏大真实的历史感。相较于其他长篇小说而言，《铁网铜钩》整个故事的跨越时间并不算长，但整部作品却具有一种历史纵深感，这主要得益于各类历史故事的穿插。书中提到的各类故事有9个，其中8个是历史故事。这8个历史故事里面又有4个与明太祖朱元璋争夺天下有关。这些故事均以书中人物介绍当地自然、人文景观的方式展开。这些历史故事不直接对情节发展产生影响，但在调节叙事节奏的同时，从结构上为文本增添了历史纵深感。
小说是人类生活别样形态的历史。“吴仕民先生长期工作在民族工作战线上，多年来对国家、对民族、对社会都有深入的思考，曾撰写过《民族问题概论》、《直面民族问题》、《中国民族理论新编》等关于民族学和民族工作的著作。所以，他在书写自己家乡鄱阳湖的历史，复述自己孩提时代的记忆时，很自然会站在民族国家的立场进行述说。”⑥吴仕民先生显然认识到并准确阐释出了小说与历史尤其是国家的、民族的历史的密切关联。没有历史的生活是不完整的，没有历史的人物是不真实的。在吴仕民先生笔下，历史不再是僵硬的公式化表述，人物也不再是历史的无思维填充物，而是有血有肉的复杂生命体。
注 释
①苏全有.民国时期的地方械斗与政府应对[J].求索.2015年第11期，第132页
②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C].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版.第123页。
③吴仕民.铁网铜钩[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6年第1版，第3页。
民④吴仕民.铁网铜钩[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6年第1版，第392页。
⑤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C].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版，第122-123页。
⑥刘为钦，徐莹.论吴仕民长篇小说《铁网铜钩》的民族意识[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第175页。
（作者介绍：冉石卉，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