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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广大老百姓来说，国家宏观经济的稳定当然十分重要，但与每日生活息息相关的主副食品价格则更让大家挂怀。
粮食、燃油、牛奶、食用油、猪肉、方便面、商品房……上述商品近期有何共同点？明眼人一看便知——它们的“身价”都在不断上涨中。显然，有耐心的话，这个牵动老百姓心弦的单子还能开得更长。
在这个名录里，猪肉价格在2007年的“脱颖而出”令人印象深刻。从去年5月开始，多数省区市的猪肉价格走上了同比大幅上涨的道路。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字，与去年1月相比，今年1月的猪肉价格已上涨58.8%。也正是托猪肉的福，CPI（消费者价格指数）已成为时下老百姓耳熟能详的词汇。
2007年，我国的CPI涨幅达到4.8%，不但突破了3%的宏观调控目标，也达到11年来的最高点。在这个4.8%的涨幅中，食品价格独占4.0个百分点，而同期工业消费品类、服务类价格以及工业品出厂价格（PPI）都基本稳定，衣着、交通通讯等类商品的价格同比还处于负增长。因此在去年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有些专家认为CPI的上扬只是一种结构性上涨，不是全面的物价上涨，也不应该看作通货膨胀。但是，今年1月的宏观经济统计数据让很多专家改变了看法。
今年1月份，受春节和雪灾等因素影响，我国CPI同比上涨7.1%，创下1997年以来的月度新高。更有甚者，同期的PPI同比上涨6.1%，涨幅达到2004年12月之后的最高水平，并已经连续6个月扩大。一般来说，CPI与PPI的涨跌趋势呈相辅相成的关系，PPI上涨意味着企业的成本压力逐渐攀升，利润空间被压缩。企业面临的这种价格压力会逐步向下游传导，最终表现为CPI的上涨。人们都还记得，在去年之前的一段时间内，受产能过剩的影响，PPI 向CPI 的传导的路径并不通畅，那时“通货紧缩”是大家集中探讨的话题。但从去年3月起，CPI指数开始超过PPI指数，从去年10月份开始，CPI与PPI进入了同步大幅上涨态势。这表明PPI 向CPI传导的通道已经打通，因此未来一段时间内制造业领域的CPI上涨压力还会加大，再将已经高涨的食品价格综合起来考虑，至少今年上半年的物价状况仍将不容乐观。而更加根本的问题是，这意味着我国的经济增长仍处在由偏快向过热发展的威胁之下。
“成本”与“货币”：CPI上涨的两大推手
在连创新高的CPI面前，关于当前是否已经出现通胀的争论已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专家学者们对通胀成因的热烈讨论。这种争论绝非书斋清谈，而是事关宏观调控方向与具体措施选择的大问题。因为不同成因造成的物价上涨其解决手段往往大相径庭，因此要化解通货膨涨压力，必须先弄清压力的来源。目前来看，各方专家学者对于本轮通胀成因的判断大致可归为“成本推动”和“货币推动”两大类。
中金公司研究部近期发布的题为《粮价、猪价和“人价”》的通胀问题研究报告认为，近期我国食品价格的上涨基本属于成本推动型，主要源于供应不足、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扬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另外，国际粮价飙升也推高了粮食进口成本并传导至国内粮价。虽然消费结构升级也加剧了食品价格上涨，但这并不是短期内通胀高企的主要原因。除此之外，中金公司在调研中发现，许多中小型劳动密集型企业认为新劳动合同法造成了劳动力成本上涨的压力，这将影响企业的招聘用工计划。而行业竞争激烈的企业短期内难以实现产品涨价，因而盈利能力将明显减弱，并可能影响就业的增长。从中长期来看，行业内的并购和整合将强化企业的定价能力，因此劳动力成本的提高最终仍将导致产品价格提高，从而推高通货膨胀。通过对我国东北、四川和江浙一些地区的调研，中金公司研究部专家认为，今年我国农产品价格可能继续上涨，猪肉价格将高位运行，劳动力成本会显著提高，今年全年我国通货膨胀会保持高位，CPI 涨幅将达到5%—5.5%。
对目前出现的通胀，其他一些学者同样持“成本推动”观点，但他们认为价格上涨的压力来自海外。我国目前在原油、铁矿石、铜精矿、大豆等基础物资方面的对外依存度很高，因此在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受供求关系变化和美元贬值等因素影响出现上涨的时候，我国国内产品的价格将不可避免地一起上涨。
持“货币推动”观点的招商证券研究者认为，虽然最近的物价上涨最早发生在食品领域，但去年10 月份以后不同类型的商品价格指数都出现了上扬的情况，因此目前的物价上涨是由总需求扩张引起的整体物价上扬。引起物价整体上涨的因素只能是货币原因，是货币扩张导致总需求扩张，从而导致物价上涨。
对此，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宋国青教授抱有相同看法。他认为，在细节上留有补充余地的条件下，近期我国的货币数据强烈地支持“通货膨胀是货币现象”这一结论。他指出，因为目前我国的货币度量存在一些问题，所以导致一些指标看不清楚。如果跳出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视野，考虑更宽口径的货币统计，我国的货币增长要远比现在表现出的迅速得多，流通中的钱多了，通货膨胀自然也就上去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另一位学者周其仁教授也认为，一旦物价总水平出现上升势头，就一定要到“货币”里去寻找原因以及解决问题的办法。他明确反对“结构性通货膨胀”这一含糊的说法，因为这很容易把决策者的注意力引向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结构性解决方案”，而再周全的结构性措施也替代不了货币总量的控制。货币是物价总水平的釜底之薪，此薪不除，“结构性通胀”就会摁下葫芦浮起瓢，永无宁日。
整体来看，本次CPI的高涨其实具有“货币推动”与和“成本推动”双重因素。主张“通货膨胀是货币现象”的观点自然不错，主张从货币角度入手的解决之道也没问题。但诸如猪肉供应紧张之类的问题，说到底还是由于前一阶段猪病疫情和饲料价格上涨等因素影响而造成的供给不足，这些问题还是得通过推定一定的鼓励政策来发展生产，保障供应的方式来解决，单单收缩银根是无济于事的。
紧缩货币不松懈：根治通胀的必经之路
每逢物价局部高涨乃至通货膨涨，紧缩货币总会成为解决问题的大思路，于是去年12月初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下了今年货币政策从紧的调子。但2008年开年以来出现的国内冰雪灾害和全球经济放缓的新局面，将“平抑物价”和“确保经济增长”这两个彼此不无矛盾的目标摆在了一起。这不但进一步考验着决策者的智慧，也令市场上出现了从紧的货币政策可能松动的猜测。
2月15日，在国务院煤电油运和抢险抗灾应急指挥中心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发改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李朴民明确表示，“双防”的宏观调控政策取向不会因南方地区的雪灾而发生改变，仍要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物价结构性上涨转变为明显的通货膨胀，这是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这番表态无疑说明，中央制定的从紧货币政策不会松动。
对于坚持从紧货币政策的意义，主张本轮通胀“货币推动说”的宋国青教授认为，从国内外经验看，在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目标之间权衡的政策考虑很容易导致通货膨胀率节节上升的局面和最后的大波动。目前的最大危险不是通货膨胀本身，而是货币政策的多目标。应当明确的是，要抑制通货膨胀，货币政策就需要放弃在通货膨胀目标和其他目标之间的权衡。即使受到国际经济环境的影响，今年出口行业的增长出现下滑，也不应松动当前从紧的货币政策。除非国际上发生类似上世纪30年代那样的经济大危机，否则我国没有必要考虑是否结束紧缩政策，不然就会贻误抑制通货膨胀的时机。
通常来说，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加息、加速人民币升值是抑制通胀的三大金融利器。去年中国人民银行曾十次调高存款准备金率，今年1月再度将存款准备金率调高到15%，达到22年以来的新高。有学者认为，因为提高存款准备率效果的显现是需要一定时间的，所以调控的效果还需要进一步观察。但也有一些机构研究者预计，为了抵消外汇储备增长带来的效应，今年央行可能会把存款准备金率提高到18%—19%。
虽然有去年央行六次加息的大背景，但人们还是发现，到今年1月份，我国经济已连续14个月在实际负利率的状态下运行，于是央行在未来一个时期内何时再度加息又成为学者和业界集中探讨猜测的话题。有人认为，今年1、2月份的CPI数据受到了意外雪灾和春节的影响从而存在一定程度的“失真”，加之企业界对CPI高企已有充分的心理预期，因此在短期内没有加息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但也有机构研究者预测，今年前三个季度央行可能加息四次。
有人担忧由于近期美联储在降息挽救美国经济，我国一旦加息会导致中美利息倒挂，从而引发热钱进一步涌入。但来自国家信息中心和中国银行研究部的研究报告不约而同地认为，由于我国资本项目尚未开放完全自由兑换，仅靠利差收益很难对热钱构成强烈的吸引力，在这种情况下，小幅加息反而有助于阻止热钱大举涌入我国资本市场。每次加息的27个基点利率既不会对中美利差倒挂的趋势构成实质性影响，对热钱的吸引力也不大，因此，央行应当从国内的经济运行需要出发通过自主加息来消除负利率，没有必要囿于中美利差的限制。
除了通胀压力，从去年开始，我国宏观经济还一直深陷在流动性过剩的漩涡之中。无论是治理通胀还是流动性过剩，加速人民币升值是很多学者最为青睐的手段。他们普遍认为，是人民币升值的不够彻底造成了我国外汇储备持续增加，增加的外汇储备又被央行转化为等额基础货币在国内市场投放，市场上过多的货币进而引发了通货膨胀。由此他们认为，进一步完善汇率形成机制是治理通过膨胀的治本之策，并呼吁考虑扩大未来汇率升值的幅度，逐步建立更加自由浮动的汇率形成机制，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要更具弹性。只有这样，央行才不需要为了干预汇率，每年向市场注入2000－3000亿美元的流动性，这是长期维持价格稳定的基本策略。
但也有学者认为，如果不对国内的资源价格形成机制首先进行卓有成效的改革，单纯的汇率改革将导致在继续用国内资源无偿补偿国外消费者的同时，进一步削弱本国商品的市场竞争力。为此，首先应当改革资源要素价格体系，目标是切实建立起反映市场供求、资源稀缺程度以及污染损失成本内在的价格形成机制，使得资源要素价格上涨能成为投资规模的“自动刹车器”。在此之后，可以加快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波动幅度。届时，由于产品实际成本的适度上升，人民币升值的实际空间会变得有限。同时，由于没有持续升值的政策性预期，进入国内的热钱总量会较小，相应的升值压力也小，升值幅度也会更加科学合理。
公平分配促生产：稳定物价的不二法门
对于广大老百姓来说，国家宏观经济的稳定当然十分重要，但与每日生活息息相关的主副食品价格则更让大家挂怀。受国际市场商品价格波动、雪灾以及春节前夕等多重因素影响，今年1月上旬，全国36个大中城市豆油、猪肉、牛肉和羊肉零售价格同比分别上涨了58%、43%、46%和51%，价格上涨对广大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生活产生了较大影响。因为货币政策无法平抑由于临时性物资供应紧张造成的物价上涨，为此国务院在1月中旬批准启动了临时价格干预措施，事实证明，这些措施及时地发挥了稳定民心、稳定社会的重要作用。但也正如一些专家指出的，价格管制行为虽然有效并非长久之计，因为它会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价格机制。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靠行政手段来压物价是压不住的，甚至可能在未来进一步造成物价大幅反弹，进一步推高通货膨胀。
对于治理通货膨胀这个问题来说，除了采取有针对性的财政、货币政策措施之外，“釜底抽薪”的解决之道还是应当从优化经济发展结构，公平收入分配入手。只有经济结构得到改善，并加快分配制度改革、扩大居民消费、降低储蓄率，通胀和流动性过剩等问题才能得到根本解决。
去年，我国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在近年来首次超过了投资，这表明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正在加大。这是近年来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持续扩大内需的结果，也是百姓收入持续提高的结果。要沿着这条道路进一步前进，必须调整收入分配格局，增加低收入者收入，降低城镇居民支出的不确定性，并理顺要素价格，优化贸易结构，减少国际收支顺差，增进国民总体福利，从而实现社会公平的目标。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长李扬分析认为，为了达到上述目的，一方面应当逐渐提高劳动报酬，尤为重要的是完善有关最低工资标准的规定并严格执行。还要完善各种社会保障制度，适度增加社会福利支出，并通过积极发展资本市场、发展直接融资，改变银行间接融资比重过高的状况，借以为居民获取存款利息之外的更多的财产收入创造条件；而另一方面，财政政策应当在提高国内消费率和公平收入分配方面发挥更为积极的主导作用。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提出的“提高两个比重”的战略任务已经基本实现的背景下，财政部门应加速向公共财政转型；作为这一转型的重要内容，“减税增支”应当成为今后一段时期安排财政政策的基础因素之一。最后，从更为宏观的角度看，工资水平逐步提高同时就意味着我国今后在劳动力成本方面的竞争优势开始下降。为此，我们还必须加快重新塑造中国的核心竞争力，要将经济的发展全面转向节约型、技术进步型和环境友好型的增长方式上来。
对于人民群众，特别是其中的弱势群体来说，他们判断通胀是否得到有效控制的首要标准就是自己的生活水平有没有逐步改善，至少不能下降。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中央出台了一些相关的物价补贴政策，今年中央对地方的城市低保和农村低保的资金支持力度还会进一步加大，资金总额也会大幅度增加，这些措施为缓解短期内食品价格大幅上涨对低收入者造成的生活困难发挥了积极作用。在此基础上，各级政府应当考虑进一步加大财政补贴力度和补贴范围。除了补贴低收入者，还应当补贴农业生产者，以激励农民不断稳定和提高粮食、生猪等畜牧产品的生产积极性，只有这样才能保障供给，解决由于供给不足引发的价格上涨问题。
粮食、燃油、牛奶、食用油、猪肉、方便面、商品房……上述商品近期有何共同点？明眼人一看便知——它们的“身价”都在不断上涨中。显然，有耐心的话，这个牵动老百姓心弦的单子还能开得更长。
在这个名录里，猪肉价格在2007年的“脱颖而出”令人印象深刻。从去年5月开始，多数省区市的猪肉价格走上了同比大幅上涨的道路。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字，与去年1月相比，今年1月的猪肉价格已上涨58.8%。也正是托猪肉的福，CPI（消费者价格指数）已成为时下老百姓耳熟能详的词汇。
2007年，我国的CPI涨幅达到4.8%，不但突破了3%的宏观调控目标，也达到11年来的最高点。在这个4.8%的涨幅中，食品价格独占4.0个百分点，而同期工业消费品类、服务类价格以及工业品出厂价格（PPI）都基本稳定，衣着、交通通讯等类商品的价格同比还处于负增长。因此在去年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有些专家认为CPI的上扬只是一种结构性上涨，不是全面的物价上涨，也不应该看作通货膨胀。但是，今年1月的宏观经济统计数据让很多专家改变了看法。
今年1月份，受春节和雪灾等因素影响，我国CPI同比上涨7.1%，创下1997年以来的月度新高。更有甚者，同期的PPI同比上涨6.1%，涨幅达到2004年12月之后的最高水平，并已经连续6个月扩大。一般来说，CPI与PPI的涨跌趋势呈相辅相成的关系，PPI上涨意味着企业的成本压力逐渐攀升，利润空间被压缩。企业面临的这种价格压力会逐步向下游传导，最终表现为CPI的上涨。人们都还记得，在去年之前的一段时间内，受产能过剩的影响，PPI 向CPI 的传导的路径并不通畅，那时“通货紧缩”是大家集中探讨的话题。但从去年3月起，CPI指数开始超过PPI指数，从去年10月份开始，CPI与PPI进入了同步大幅上涨态势。这表明PPI 向CPI传导的通道已经打通，因此未来一段时间内制造业领域的CPI上涨压力还会加大，再将已经高涨的食品价格综合起来考虑，至少今年上半年的物价状况仍将不容乐观。而更加根本的问题是，这意味着我国的经济增长仍处在由偏快向过热发展的威胁之下。
“成本”与“货币”：CPI上涨的两大推手
在连创新高的CPI面前，关于当前是否已经出现通胀的争论已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专家学者们对通胀成因的热烈讨论。这种争论绝非书斋清谈，而是事关宏观调控方向与具体措施选择的大问题。因为不同成因造成的物价上涨其解决手段往往大相径庭，因此要化解通货膨涨压力，必须先弄清压力的来源。目前来看，各方专家学者对于本轮通胀成因的判断大致可归为“成本推动”和“货币推动”两大类。
中金公司研究部近期发布的题为《粮价、猪价和“人价”》的通胀问题研究报告认为，近期我国食品价格的上涨基本属于成本推动型，主要源于供应不足、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扬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另外，国际粮价飙升也推高了粮食进口成本并传导至国内粮价。虽然消费结构升级也加剧了食品价格上涨，但这并不是短期内通胀高企的主要原因。除此之外，中金公司在调研中发现，许多中小型劳动密集型企业认为新劳动合同法造成了劳动力成本上涨的压力，这将影响企业的招聘用工计划。而行业竞争激烈的企业短期内难以实现产品涨价，因而盈利能力将明显减弱，并可能影响就业的增长。从中长期来看，行业内的并购和整合将强化企业的定价能力，因此劳动力成本的提高最终仍将导致产品价格提高，从而推高通货膨胀。通过对我国东北、四川和江浙一些地区的调研，中金公司研究部专家认为，今年我国农产品价格可能继续上涨，猪肉价格将高位运行，劳动力成本会显著提高，今年全年我国通货膨胀会保持高位，CPI 涨幅将达到5%—5.5%。
对目前出现的通胀，其他一些学者同样持“成本推动”观点，但他们认为价格上涨的压力来自海外。我国目前在原油、铁矿石、铜精矿、大豆等基础物资方面的对外依存度很高，因此在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受供求关系变化和美元贬值等因素影响出现上涨的时候，我国国内产品的价格将不可避免地一起上涨。
持“货币推动”观点的招商证券研究者认为，虽然最近的物价上涨最早发生在食品领域，但去年10 月份以后不同类型的商品价格指数都出现了上扬的情况，因此目前的物价上涨是由总需求扩张引起的整体物价上扬。引起物价整体上涨的因素只能是货币原因，是货币扩张导致总需求扩张，从而导致物价上涨。
对此，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宋国青教授抱有相同看法。他认为，在细节上留有补充余地的条件下，近期我国的货币数据强烈地支持“通货膨胀是货币现象”这一结论。他指出，因为目前我国的货币度量存在一些问题，所以导致一些指标看不清楚。如果跳出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视野，考虑更宽口径的货币统计，我国的货币增长要远比现在表现出的迅速得多，流通中的钱多了，通货膨胀自然也就上去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另一位学者周其仁教授也认为，一旦物价总水平出现上升势头，就一定要到“货币”里去寻找原因以及解决问题的办法。他明确反对“结构性通货膨胀”这一含糊的说法，因为这很容易把决策者的注意力引向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结构性解决方案”，而再周全的结构性措施也替代不了货币总量的控制。货币是物价总水平的釜底之薪，此薪不除，“结构性通胀”就会摁下葫芦浮起瓢，永无宁日。
整体来看，本次CPI的高涨其实具有“货币推动”与和“成本推动”双重因素。主张“通货膨胀是货币现象”的观点自然不错，主张从货币角度入手的解决之道也没问题。但诸如猪肉供应紧张之类的问题，说到底还是由于前一阶段猪病疫情和饲料价格上涨等因素影响而造成的供给不足，这些问题还是得通过推定一定的鼓励政策来发展生产，保障供应的方式来解决，单单收缩银根是无济于事的。
紧缩货币不松懈：根治通胀的必经之路
每逢物价局部高涨乃至通货膨涨，紧缩货币总会成为解决问题的大思路，于是去年12月初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下了今年货币政策从紧的调子。但2008年开年以来出现的国内冰雪灾害和全球经济放缓的新局面，将“平抑物价”和“确保经济增长”这两个彼此不无矛盾的目标摆在了一起。这不但进一步考验着决策者的智慧，也令市场上出现了从紧的货币政策可能松动的猜测。
2月15日，在国务院煤电油运和抢险抗灾应急指挥中心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发改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李朴民明确表示，“双防”的宏观调控政策取向不会因南方地区的雪灾而发生改变，仍要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物价结构性上涨转变为明显的通货膨胀，这是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这番表态无疑说明，中央制定的从紧货币政策不会松动。
对于坚持从紧货币政策的意义，主张本轮通胀“货币推动说”的宋国青教授认为，从国内外经验看，在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目标之间权衡的政策考虑很容易导致通货膨胀率节节上升的局面和最后的大波动。目前的最大危险不是通货膨胀本身，而是货币政策的多目标。应当明确的是，要抑制通货膨胀，货币政策就需要放弃在通货膨胀目标和其他目标之间的权衡。即使受到国际经济环境的影响，今年出口行业的增长出现下滑，也不应松动当前从紧的货币政策。除非国际上发生类似上世纪30年代那样的经济大危机，否则我国没有必要考虑是否结束紧缩政策，不然就会贻误抑制通货膨胀的时机。
通常来说，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加息、加速人民币升值是抑制通胀的三大金融利器。去年中国人民银行曾十次调高存款准备金率，今年1月再度将存款准备金率调高到15%，达到22年以来的新高。有学者认为，因为提高存款准备率效果的显现是需要一定时间的，所以调控的效果还需要进一步观察。但也有一些机构研究者预计，为了抵消外汇储备增长带来的效应，今年央行可能会把存款准备金率提高到18%—19%。
虽然有去年央行六次加息的大背景，但人们还是发现，到今年1月份，我国经济已连续14个月在实际负利率的状态下运行，于是央行在未来一个时期内何时再度加息又成为学者和业界集中探讨猜测的话题。有人认为，今年1、2月份的CPI数据受到了意外雪灾和春节的影响从而存在一定程度的“失真”，加之企业界对CPI高企已有充分的心理预期，因此在短期内没有加息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但也有机构研究者预测，今年前三个季度央行可能加息四次。
有人担忧由于近期美联储在降息挽救美国经济，我国一旦加息会导致中美利息倒挂，从而引发热钱进一步涌入。但来自国家信息中心和中国银行研究部的研究报告不约而同地认为，由于我国资本项目尚未开放完全自由兑换，仅靠利差收益很难对热钱构成强烈的吸引力，在这种情况下，小幅加息反而有助于阻止热钱大举涌入我国资本市场。每次加息的27个基点利率既不会对中美利差倒挂的趋势构成实质性影响，对热钱的吸引力也不大，因此，央行应当从国内的经济运行需要出发通过自主加息来消除负利率，没有必要囿于中美利差的限制。
除了通胀压力，从去年开始，我国宏观经济还一直深陷在流动性过剩的漩涡之中。无论是治理通胀还是流动性过剩，加速人民币升值是很多学者最为青睐的手段。他们普遍认为，是人民币升值的不够彻底造成了我国外汇储备持续增加，增加的外汇储备又被央行转化为等额基础货币在国内市场投放，市场上过多的货币进而引发了通货膨胀。由此他们认为，进一步完善汇率形成机制是治理通过膨胀的治本之策，并呼吁考虑扩大未来汇率升值的幅度，逐步建立更加自由浮动的汇率形成机制，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要更具弹性。只有这样，央行才不需要为了干预汇率，每年向市场注入2000－3000亿美元的流动性，这是长期维持价格稳定的基本策略。
但也有学者认为，如果不对国内的资源价格形成机制首先进行卓有成效的改革，单纯的汇率改革将导致在继续用国内资源无偿补偿国外消费者的同时，进一步削弱本国商品的市场竞争力。为此，首先应当改革资源要素价格体系，目标是切实建立起反映市场供求、资源稀缺程度以及污染损失成本内在的价格形成机制，使得资源要素价格上涨能成为投资规模的“自动刹车器”。在此之后，可以加快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波动幅度。届时，由于产品实际成本的适度上升，人民币升值的实际空间会变得有限。同时，由于没有持续升值的政策性预期，进入国内的热钱总量会较小，相应的升值压力也小，升值幅度也会更加科学合理。
公平分配促生产：稳定物价的不二法门
对于广大老百姓来说，国家宏观经济的稳定当然十分重要，但与每日生活息息相关的主副食品价格则更让大家挂怀。受国际市场商品价格波动、雪灾以及春节前夕等多重因素影响，今年1月上旬，全国36个大中城市豆油、猪肉、牛肉和羊肉零售价格同比分别上涨了58%、43%、46%和51%，价格上涨对广大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生活产生了较大影响。因为货币政策无法平抑由于临时性物资供应紧张造成的物价上涨，为此国务院在1月中旬批准启动了临时价格干预措施，事实证明，这些措施及时地发挥了稳定民心、稳定社会的重要作用。但也正如一些专家指出的，价格管制行为虽然有效并非长久之计，因为它会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价格机制。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靠行政手段来压物价是压不住的，甚至可能在未来进一步造成物价大幅反弹，进一步推高通货膨胀。
对于治理通货膨胀这个问题来说，除了采取有针对性的财政、货币政策措施之外，“釜底抽薪”的解决之道还是应当从优化经济发展结构，公平收入分配入手。只有经济结构得到改善，并加快分配制度改革、扩大居民消费、降低储蓄率，通胀和流动性过剩等问题才能得到根本解决。
去年，我国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在近年来首次超过了投资，这表明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正在加大。这是近年来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持续扩大内需的结果，也是百姓收入持续提高的结果。要沿着这条道路进一步前进，必须调整收入分配格局，增加低收入者收入，降低城镇居民支出的不确定性，并理顺要素价格，优化贸易结构，减少国际收支顺差，增进国民总体福利，从而实现社会公平的目标。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长李扬分析认为，为了达到上述目的，一方面应当逐渐提高劳动报酬，尤为重要的是完善有关最低工资标准的规定并严格执行。还要完善各种社会保障制度，适度增加社会福利支出，并通过积极发展资本市场、发展直接融资，改变银行间接融资比重过高的状况，借以为居民获取存款利息之外的更多的财产收入创造条件；而另一方面，财政政策应当在提高国内消费率和公平收入分配方面发挥更为积极的主导作用。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提出的“提高两个比重”的战略任务已经基本实现的背景下，财政部门应加速向公共财政转型；作为这一转型的重要内容，“减税增支”应当成为今后一段时期安排财政政策的基础因素之一。最后，从更为宏观的角度看，工资水平逐步提高同时就意味着我国今后在劳动力成本方面的竞争优势开始下降。为此，我们还必须加快重新塑造中国的核心竞争力，要将经济的发展全面转向节约型、技术进步型和环境友好型的增长方式上来。
对于人民群众，特别是其中的弱势群体来说，他们判断通胀是否得到有效控制的首要标准就是自己的生活水平有没有逐步改善，至少不能下降。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中央出台了一些相关的物价补贴政策，今年中央对地方的城市低保和农村低保的资金支持力度还会进一步加大，资金总额也会大幅度增加，这些措施为缓解短期内食品价格大幅上涨对低收入者造成的生活困难发挥了积极作用。在此基础上，各级政府应当考虑进一步加大财政补贴力度和补贴范围。除了补贴低收入者，还应当补贴农业生产者，以激励农民不断稳定和提高粮食、生猪等畜牧产品的生产积极性，只有这样才能保障供给，解决由于供给不足引发的价格上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