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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上布满星，月牙儿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申，……”这是一首极具时代色彩与政治色彩的歌曲，名字叫做《不忘阶级苦》，可以说这首歌在上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响遍了中国的每个城市、每个乡村，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们，至今仍然能回想起这《不忘阶级苦》的旋律。使这首歌获得如此高的知名度，能如此深入人心的原因，就是本文的主题——忆苦思甜。
忆苦思甜，作为一个词语，它的含义是：回忆过去的苦难，思索今天的幸福。作为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开展的一项政治运动，是指要通过回忆旧社会被压迫、被剥削的痛苦，思考新社会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树立阶级斗争观念，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实现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
忆苦思甜，作为中国共产党发动群众干革命，提高党员干部及军队思想觉悟的一种手段，可追溯到第一次土地革命时期。在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方针指导下开辟的各个根据地，苏维埃政权和工农红军，领导广大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开展土地革命，废除了封建剥削和债务，满足了农民对土地的需求。土地革命以及解放战争进行的土地改革是中国共产党对农村进行天翻地覆的改造。在发动农民起来斗争的过程中，首先是建构起农民的阶级和阶级斗争意识，旧社会中国农民的宗族亲缘意识，要远远强于阶级意识。同时在传统的社会制度下，贫富虽然是客观存在的，但却普遍被以“天命”的说法掩盖着，人们是“心里有苦说不出，心里有苦无处说”。在这种情况下，召集群众大会，让贫苦农民诉说自己的苦难生活，“越诉越痛、越痛越伤、越伤越气、越气越起火、越起火劲越大，群众的情绪高起来”（《中共冀中区党委关于土地改革第一阶段几个问题的经验介绍》1946年12月1日），引导农民将自己心中的愤恨发泄出来，从而使他们认识到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对自身的压迫是造成他们苦难生活的根本原因，最终唤醒农民的阶级意识，萌生并强化其阶级斗争意识，进而使贫苦农民投身革命。
一
忆苦思甜这种发动群众干革命的方式，在新中国成立后再次被运用。从1957年下半年起在我国广大农村、城市和各地工矿企业普遍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伴随着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不断发展，在农村“三反”、城市“五反”和“四清”等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各个阶段中，被广泛运用。
1949年新中国成立，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到1956年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共和国的历史发展到一个新的时期。新的社会制度与经济制度的确立，使中国历史发生了伟大的转折。如何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更快更好的发展经济和文化，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便成为国家的主要任务。在这个历史的转折时期，一系列新的问题，摆在共和国面前：
首先是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苏联虽然是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先锋和探路人，但是苏联模式和经验并不完全适合中国情况，因此，必须在总结理论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重新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
其次是如何使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适应这一历史转变。新中国成立后，國内各阶级对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和想法并未一致，社会主义改造中一些利益关系未能完全理顺也加深了思想问题的复杂程度。同时，中国共产党对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加强领导、解决所面临和将会出现的政治、经济等问题，尚没有一个明确的理论指导。
再次是人民内部矛盾渐次凸显，并成为主要矛盾。虽然中国共产党与广大人民群众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新中国成立后，人民群众翻身得解放，农民分到了土地，工人提高了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但随着社会主义的建设，人们在追求更好的物质文化生活时，在自身利益与国家利益分配上，与政府产生了矛盾，如1955年为支援灾区增加征购70亿斤公粮而引起的农村紧张问题；另一方面，部分党员干部失去了革命战争年代的革命热情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官僚主义、以权谋私、贪污浪费等问题开始出现，引起群众的不满。
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的理论探索成果，是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中共八大的主要文件和陈云等人在会上的发言也集中反映了理论探索的成果。在这些理论的指导下，为解决当时面临的实际问题，于1957年5月1日，在《人民日报》刊登了《中共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5月2日，又发表了《为什么要整风？》的社论。《指示》与社论的发表标志着整风运动的开始。在整风运动中出现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情绪和言论引起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高度关注，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在表示欢迎善意的批评意见的同时，指出了当前整风运动中已经出现反共苗头，要求党和国家机关的有关领导人引起注意，采取克制的态度，暂时不予批驳这些言论。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的进攻》的党内指示，同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号召开展对右派分子的斗争。从此一场全国范围内的群众性的反右派斗争开始了。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正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开展的，同时，也是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和农村合作化运动过快推进而产生的一系列问题的集中反映。
1953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发布《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开始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在当时粮食供应尚不充足的情况下，这一措施不仅是保障城乡人民的吃饭问题，而且要满足工业发展对粮食的需求。当时农民尚不能正确的理解这一政策的意义，普遍存在不愿意将余粮出售给国家的情况。1954年，长江、淮河流域几乎同时发生严重的洪灾，受灾耕地约570万公顷，2000余万人受灾。为救济灾区，当年向农村多征购了70多亿斤粮食，这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1955年农村矛盾的紧张。1955年农村合作化运动迅猛推进，在工作中违背了自愿互利的原则，比较普遍的侵犯了中农的利益，各地逐渐出现农民“闹社”、“退社”的情况，到1957年情况进一步严重，出现农民抢购粮食的不正常现象。
有鉴于上述情况，毛泽东在1957年7月的青岛会议上提出：“我赞成迅即由中央发一个指示,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其中的主要锋芒是向着动摇的富裕中农，对他们的资本主义思想进行一次说理斗争。”中共中央于1957年8月8日发布了《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指示号召，利用生产间隙和休息时间，在全体农民中就这些问题进行大辩论、提问题、提意见、摆事实、讲道理、回忆对比解放前后和合作化前后农民生活的变化。从此开始，以回忆解放前后贫雇农的困苦生活为主题的忆苦会，登上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舞台。
1958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开始注意到“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所出现的问题，先后召开郑州会议、中国八届六中全会和第二次郑州会议等，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左”的错误。1959年7月，为进一步总结经验教训，统一全党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庐山召开了扩大会议。由于会议后期错误的发动了对彭德怀等人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使得以高指标、浮夸风、共产风和瞎指挥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再度泛滥，并在农村兴起了大办公共食堂的风潮，一些平均主义的、“大办”社有经济的做法又盛行起来，造成不少社员对“三面红旗”“三大万岁”缺乏信心，产生忧虑情绪，加之1959年后连续出现的自然灾害，我国的经济形势急剧恶化，生活必需品供应紧张，投机倒把现象出现，一些基层干部的违法乱纪行为引起群众强烈不满。在这种局面下，中共中央于1960年5月15日发出《关于在农村中开展“三反”运动的指示》，要求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开展一次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运动。开展“三反”运动首先是召开社员大会，宣讲政策，发动社员揭发干部批判干部的右倾思想和错误行为，揭露贪污、多吃多占等问题；然后在此基础上，确定批判斗争的重点，采取回忆对比、办展览会、开斗争会等方法，达到教育犯错误干部的目的。
在1962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直接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所以“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毛泽东在会上再一次提出要大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会后，各地传达学习会议精神，其中河北省和湖北省在这方面步伐很快，形成了经验。河北省的经验做法，就是通过“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为主要内容的“四清”工作，纠正基层干部中存在的挪用公款、铺张浪费、多吃多占和贪污行为，整顿干部作风。
1963年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介绍了湖南和河北两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经验，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论断，要求各地加紧开展社会主义教育。5月2日至12日，在杭州召开会议，专门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并制定出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共十条，被称为《前十条》），这份文件中明确提出“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阶级斗争，不可忘记无产阶级专政，不可忘记依靠贫农、下中农，不可忘记党的政策，不可忘记党的工作。”在第六条“目前农村中正确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政策和方法问题”中，举例说：“如河南，对这个工作就已经做的很有成效。他们还采用结合本社和本队的革命斗争历史、土地改革的历史、集体化的历史，让老一辈重新回忆过去身受剥削阶级压迫的痛苦，身受地主富农剥削的痛苦，激发他们的阶级感情，也让年青的一代知道革命斗争果实来之不易，让他们续一续无产阶级的‘家谱’。”随着工作的深入和推广，出现了很多关于政策的问题，为此，9月6日至27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通过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共十条，被称为《后十条》）。《后十条》规定的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12项主要内容中，访贫问苦发动群众和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和阶级斗争教育是其中重要的两项。《后十条》中的第六条“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农村干部”中，对如何教育犯错误的干部，指出：“我们的基层干部，有许多人在旧社会里吃过苦，受过压迫，引导他们回忆旧社会，对比新社会，极容易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这是一个很好的进行阶级教育的方法。”；第十条“正确对待地主、富农子女问题”，在加强地主富农子女的教育改造工作上，指出：“可以吸收他们参加群众大会，接受教育；可以召集他们开会，请老贫农、下中农向他们揭露他们家庭的剥削史和他们父母的罪恶，进行阶级教育，以提高他们的认识。”随着各级机关派出的工作队和宣传队深入农村，两个十条得到充分的宣传，通过忆苦思甜进行阶级教育，增强阶级觉悟，成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开展阶级斗争的主要方式。
从1964年起，农村中开展的“三反”运动和城市中开展的“五反”运动，逐渐合并为“四清”运动，即“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发布政治局全国工作会议讨论的纪要《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題》中，将“三反”“五反”统一改为“四清”。在“四清”运动和之后开展的“文化大革命”中，忆苦思甜始终是开展阶级教育和阶级斗争的重要手段和方式。
二
人民军队自成立之日起，就秉承着“党指挥枪”的原则，非常注意对指战员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正是由于人民军队出色的政治工作，使得人民军队始终团结一致，始终为推翻“三座大山”，实现民族独立自由这一目标战斗。在革命战争年代，人民军队能越战越强，一方面是广大人民群众为保卫胜利成果，踊跃参军；另一方面是靠人民军的基础政治工作，转化俘虏的伪军及国民党军官兵，在战斗中成长，在战斗中壮大。教育转化俘虏官兵工作的核心内容，就是开展“诉苦运动”，控诉在旧社会、旧军队里所受的压迫苦，消除他们的“天命”思想，唤醒他们的阶级意识，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引导他们投身让广大劳苦大众翻身解放的伟大革命，为建立“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新社会”而战斗。
新中国成立后，在全国城乡及工矿企业广泛开展社会主义教育的同时，人民解放军也在全军范围内开展了名为“两忆三查”（忆阶级苦、忆民族苦，查立场、查斗志、查工作）的思想政治教育运动。这是由于1958年以来，经历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化等运动以及1959年起全国范围内发生的自然灾害，农村形势一度处于困难境地，甚至有干部战士的亲属到部队求助，这些现象使干部战士在思想上产生不满情绪，直接影响到军队的斗志和战斗力。为了帮助广大干部战士正确认识国内形势，坚定战胜困难的信心，根据林彪的意见，总政治部于1960年11月向全军推广了兰州军区在连队开展“两忆三查”的经验，并决定把开展“两忆三查”教育运动作为1961年全军“思想政治工作的第一仗”。1月7日总政治部召开了各军区、军兵种政治部主任和宣传部长参加的电话会议，对这一教育运动作了部署，要求“两忆三查”教育运动自始至终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以毛泽东著作为武器，有的放矢，提高阶级觉悟；各级党委要把这一教育运动作为“当前中心”，加强领导，集中力量，首长亲自挂帅，抽调机关干部到基层帮助指导；抓住重点，主要解决正确认识国内形势问题；用大量活的教材进行教育，主要搞正面教育，不搞鸣放；主要是在连队，在战士中进行教育；联系实际，注重实效。根据总政治部的部署和要求，全军在近千个单位先行试点的基础上，在基层连队普遍展开了“两忆三查”教育运动。这次教育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从认识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入手，提高阶级觉悟，增强革命意志。具体做法是首先进行思想动员，抓好苦情摸底，选择典型，引苦忆苦；然后忆苦挖根，认清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的根源与实质，激发阶级仇恨；接着谈甜思源、新旧对比，谈解放后的甜，引导战士正确认识当时的国内形势。在此基础上，进行三查，解决思想认识问题，最后落实到以实际行动搞好部队建设上来。
雷锋就是在这一时期出现的学习毛泽东著作和“两忆三查”报告典型。
三
自60年初，随着城乡社会主义教育中“四清”运动逐渐转变为以清思想为主的“大四清”，随着1961年冬人民解放军开始进行以“忆阶级苦、忆民族苦、查立场、查斗志、查工作”为主题的“两忆三查”教育运动，忆苦思甜教育逐渐由早期召开“忆苦大会”，控诉旧社会的苦难生活，发展到以体会“新旧社会两重天”为主要内容。到“文革”时期，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下，忆苦思甜更是作为强化阶级教育、加深阶级感情、展开阶级斗争的工具，更是教育那些没有经历过旧社会的青少年不忘阶级苦的方式，还开展了写家史、村史、社史、厂史、斗争史、血泪史用以进行忆苦思甜教育。在这一时期的忆苦思甜主要内容是：开忆苦思甜会、吃忆苦思甜饭、听忆苦思甜歌、看忆苦思甜剧、读忆苦思甜书。
忆苦思甜会开遍了城市乡其村、工矿企业、军营驻地。召开忆苦思甜大会，在农村通常是以生产队为单位，由本队本村或本公社在旧社会当过地主佃户、佣人的贫雇农主讲，讲述自己在旧社会受压迫、受剥削的生活；在城市中，则是请工厂的老工人或者农村的贫雇农到机关、学校、工厂主讲；在军队中，常常采取的是由战士们自己“挖苦根、倒苦水”的形式，回忆自己或父母在旧社会受的苦难，忆苦挖根，谈甜思源。
在忆苦思甜教育达到高潮时期，忆苦思甜饭这一形式也就出现了，顾名思义，是要通过吃这顿饭，感受旧社会劳动人民受剥削、受压迫、吃不饱、穿不暖的生活，从而感受新社会的幸福。通常是在召开忆苦思甜会之后，再吃忆苦思甜饭。忆苦思甜饭各地的做法不尽相同，大体上是用糠、麸等和着菜帮做成窝头，或者将红薯秧、红薯叶、野菜等用白水煮过，不加油盐做成。
在阶级斗争发展到高峰时，开忆苦思甜会、吃忆苦思甜饭，逐渐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部分，不仅出现在大型集会、思想教育運动中，而且出现在民众的日常生活中，成为日常生活的重要环节，比如种地要在地头先忆苦思甜，春节等民俗和革命节日以及结婚等重要场合，也要吃忆苦饭。有一首民谣，描述了当时的结婚程序：“结婚不谈情与爱，进门先批走资派，新郎新娘不吃糖，忆苦思甜尝苦菜。”同时也演变成了一项具有政治意义的活动，听忆苦思甜报告时不严肃、吃忆苦思甜饭偷偷倒掉等行为，都被视作没有阶级感情、丧失阶级立场的表现。
听忆苦思甜歌，每到开忆苦思甜会的时候，必有忆苦思甜歌作为背景，本文开头所摘录的，便是当时流传最广的。此外，还有《想起往日苦》等，《想起往日苦》创作于1963年，是作者甘朝青在湖北省天门县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创作的，歌曲曲调参考了天门民歌，旋律流畅，前缓后快，配合歌词展现了人民群众在新旧社会不同的感觉，“这首歌为什么会有这样大的影响呢？这是因为这个歌唱出了人民群众的心里话，它使广大群众又重温了一次在旧社会所受的流浪、讨饭的痛苦经历，激越了他们对地主阶级的仇恨，进一步启发了他们的阶级觉悟。正因为它唱出了昔日的苦难，也就倍加使人们感到了新社会的温暖和幸福。”（1963年12月13日《武汉晚报》）。
看忆苦思甜剧，这里所说的忆苦思甜剧，有为了贴合忆苦思甜教育运动而专门组织编排或拍摄的剧作品，如纪录片《收租院》，也有反映“新旧社会两重天”以及经过艰苦斗争赢得革命胜利的剧作品，如体现“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歌剧及电影《白毛女》、根据小说改编的体现地主剥削雇农的美术片《半夜鸡叫》、体现旧社会妇女的苦难生活和反抗精神的《红色娘子军》等。这些剧作品集中而直观的体现了旧社会劳苦大众所收的苦难生活，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通过艰苦卓绝的斗争赢得革命胜利的过程，对当时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
读忆苦思甜书，随着忆苦思甜运动的深入开展，出版了一些有关忆苦思甜的报告文学、回忆录等，如《永远不要忘记》（1964年，河北日报编辑部编）、《回忆对比征文选》（1964年，解放日报编辑部编）、《从黑夜到天明——忆苦思甜报告文学选》（1964年，辽宁日报编辑部编）、《忆苦思甜话家史》（1964年天津人民出版社）等，这些文集文选配合当时开展的编写“三史”活动，多是由经历过旧社会的农民、工人口述或书写的自传式文字材料，出版之后引起了强烈反响，“许多读者说：‘这些征文是对旧社会的控诉书，对新社会的赞美诗，读了这些文章，从内心迸发出对旧社会的憎恨，激起了对新社会、对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热爱。’”（《回忆对比征文选》序言），对当时的忆苦思甜运动是一个很大的推动，很多地方搞忆苦思甜教育就是以这些书为蓝本。同时，为适应当时社会群众整体文化水平还不高，也为了更加直观的宣传主题，还出版了很多以表现阶级斗争和忆苦思甜为主题的连环画，如：《资产阶级罪恶录》、《矿工怒火》、《一块银元》等。
在这一时期，还按照“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一指导思想，创作了一批艺术作品，辅助忆苦思甜教育的开展，如大型雕塑《收租院》、油画《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海仇》等。最为著名的，就是大型雕塑《收租院》，它是由四川美术学院雕塑系教师赵树桐、学生李绍瑞等与校外雕塑工作者李奇生、张富纶、任义伯、唐顺安和民间艺人姜全贵等人于1965年创作的，陈列于四川省大邑县刘文彩庄园内。这组雕塑于1965～1966年间在北京复制展出，曾引起很大反响，其后曾在阿尔巴尼亚、越南展览，1988年则以玻璃钢镀铜新材料的复制品在日本巡回展出。1966年初，北京电视台（即中央电视台）将其拍摄成一部30分钟的电视纪录片，4月，电视纪录片在北京电视台播出，4月中旬，文化部将扩制成35毫米电影拷贝全国城市发行，又制成16毫米拷贝向全国农村发行，连放八年，它的解说词还被收进中小学语文教材。
四
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忆苦思甜就渐渐的从人们的视野中淡去，湮没在历史长河里。虽然忆苦思甜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是与阶级斗争、阶级教育相联系，发展到后期，渐渐形式化、表面化，引起群众的不满。但是应当看到忆苦思甜在当时年代还是有其存在历史环境的，也曾发挥过教益人民的作用。
忆苦思甜，作为一个词语，它的含义是：回忆过去的苦难，思索今天的幸福。作为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开展的一项政治运动，是指要通过回忆旧社会被压迫、被剥削的痛苦，思考新社会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树立阶级斗争观念，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实现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
忆苦思甜，作为中国共产党发动群众干革命，提高党员干部及军队思想觉悟的一种手段，可追溯到第一次土地革命时期。在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方针指导下开辟的各个根据地，苏维埃政权和工农红军，领导广大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开展土地革命，废除了封建剥削和债务，满足了农民对土地的需求。土地革命以及解放战争进行的土地改革是中国共产党对农村进行天翻地覆的改造。在发动农民起来斗争的过程中，首先是建构起农民的阶级和阶级斗争意识，旧社会中国农民的宗族亲缘意识，要远远强于阶级意识。同时在传统的社会制度下，贫富虽然是客观存在的，但却普遍被以“天命”的说法掩盖着，人们是“心里有苦说不出，心里有苦无处说”。在这种情况下，召集群众大会，让贫苦农民诉说自己的苦难生活，“越诉越痛、越痛越伤、越伤越气、越气越起火、越起火劲越大，群众的情绪高起来”（《中共冀中区党委关于土地改革第一阶段几个问题的经验介绍》1946年12月1日），引导农民将自己心中的愤恨发泄出来，从而使他们认识到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对自身的压迫是造成他们苦难生活的根本原因，最终唤醒农民的阶级意识，萌生并强化其阶级斗争意识，进而使贫苦农民投身革命。
一
忆苦思甜这种发动群众干革命的方式，在新中国成立后再次被运用。从1957年下半年起在我国广大农村、城市和各地工矿企业普遍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伴随着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不断发展，在农村“三反”、城市“五反”和“四清”等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各个阶段中，被广泛运用。
1949年新中国成立，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到1956年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共和国的历史发展到一个新的时期。新的社会制度与经济制度的确立，使中国历史发生了伟大的转折。如何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更快更好的发展经济和文化，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便成为国家的主要任务。在这个历史的转折时期，一系列新的问题，摆在共和国面前：
首先是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苏联虽然是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先锋和探路人，但是苏联模式和经验并不完全适合中国情况，因此，必须在总结理论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重新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
其次是如何使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适应这一历史转变。新中国成立后，國内各阶级对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和想法并未一致，社会主义改造中一些利益关系未能完全理顺也加深了思想问题的复杂程度。同时，中国共产党对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加强领导、解决所面临和将会出现的政治、经济等问题，尚没有一个明确的理论指导。
再次是人民内部矛盾渐次凸显，并成为主要矛盾。虽然中国共产党与广大人民群众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新中国成立后，人民群众翻身得解放，农民分到了土地，工人提高了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但随着社会主义的建设，人们在追求更好的物质文化生活时，在自身利益与国家利益分配上，与政府产生了矛盾，如1955年为支援灾区增加征购70亿斤公粮而引起的农村紧张问题；另一方面，部分党员干部失去了革命战争年代的革命热情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官僚主义、以权谋私、贪污浪费等问题开始出现，引起群众的不满。
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的理论探索成果，是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中共八大的主要文件和陈云等人在会上的发言也集中反映了理论探索的成果。在这些理论的指导下，为解决当时面临的实际问题，于1957年5月1日，在《人民日报》刊登了《中共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5月2日，又发表了《为什么要整风？》的社论。《指示》与社论的发表标志着整风运动的开始。在整风运动中出现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情绪和言论引起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高度关注，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在表示欢迎善意的批评意见的同时，指出了当前整风运动中已经出现反共苗头，要求党和国家机关的有关领导人引起注意，采取克制的态度，暂时不予批驳这些言论。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的进攻》的党内指示，同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号召开展对右派分子的斗争。从此一场全国范围内的群众性的反右派斗争开始了。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正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开展的，同时，也是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和农村合作化运动过快推进而产生的一系列问题的集中反映。
1953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发布《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开始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在当时粮食供应尚不充足的情况下，这一措施不仅是保障城乡人民的吃饭问题，而且要满足工业发展对粮食的需求。当时农民尚不能正确的理解这一政策的意义，普遍存在不愿意将余粮出售给国家的情况。1954年，长江、淮河流域几乎同时发生严重的洪灾，受灾耕地约570万公顷，2000余万人受灾。为救济灾区，当年向农村多征购了70多亿斤粮食，这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1955年农村矛盾的紧张。1955年农村合作化运动迅猛推进，在工作中违背了自愿互利的原则，比较普遍的侵犯了中农的利益，各地逐渐出现农民“闹社”、“退社”的情况，到1957年情况进一步严重，出现农民抢购粮食的不正常现象。
有鉴于上述情况，毛泽东在1957年7月的青岛会议上提出：“我赞成迅即由中央发一个指示,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其中的主要锋芒是向着动摇的富裕中农，对他们的资本主义思想进行一次说理斗争。”中共中央于1957年8月8日发布了《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指示号召，利用生产间隙和休息时间，在全体农民中就这些问题进行大辩论、提问题、提意见、摆事实、讲道理、回忆对比解放前后和合作化前后农民生活的变化。从此开始，以回忆解放前后贫雇农的困苦生活为主题的忆苦会，登上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舞台。
1958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开始注意到“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所出现的问题，先后召开郑州会议、中国八届六中全会和第二次郑州会议等，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左”的错误。1959年7月，为进一步总结经验教训，统一全党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庐山召开了扩大会议。由于会议后期错误的发动了对彭德怀等人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使得以高指标、浮夸风、共产风和瞎指挥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再度泛滥，并在农村兴起了大办公共食堂的风潮，一些平均主义的、“大办”社有经济的做法又盛行起来，造成不少社员对“三面红旗”“三大万岁”缺乏信心，产生忧虑情绪，加之1959年后连续出现的自然灾害，我国的经济形势急剧恶化，生活必需品供应紧张，投机倒把现象出现，一些基层干部的违法乱纪行为引起群众强烈不满。在这种局面下，中共中央于1960年5月15日发出《关于在农村中开展“三反”运动的指示》，要求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开展一次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运动。开展“三反”运动首先是召开社员大会，宣讲政策，发动社员揭发干部批判干部的右倾思想和错误行为，揭露贪污、多吃多占等问题；然后在此基础上，确定批判斗争的重点，采取回忆对比、办展览会、开斗争会等方法，达到教育犯错误干部的目的。
在1962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直接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所以“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毛泽东在会上再一次提出要大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会后，各地传达学习会议精神，其中河北省和湖北省在这方面步伐很快，形成了经验。河北省的经验做法，就是通过“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为主要内容的“四清”工作，纠正基层干部中存在的挪用公款、铺张浪费、多吃多占和贪污行为，整顿干部作风。
1963年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介绍了湖南和河北两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经验，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论断，要求各地加紧开展社会主义教育。5月2日至12日，在杭州召开会议，专门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并制定出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共十条，被称为《前十条》），这份文件中明确提出“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阶级斗争，不可忘记无产阶级专政，不可忘记依靠贫农、下中农，不可忘记党的政策，不可忘记党的工作。”在第六条“目前农村中正确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政策和方法问题”中，举例说：“如河南，对这个工作就已经做的很有成效。他们还采用结合本社和本队的革命斗争历史、土地改革的历史、集体化的历史，让老一辈重新回忆过去身受剥削阶级压迫的痛苦，身受地主富农剥削的痛苦，激发他们的阶级感情，也让年青的一代知道革命斗争果实来之不易，让他们续一续无产阶级的‘家谱’。”随着工作的深入和推广，出现了很多关于政策的问题，为此，9月6日至27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通过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共十条，被称为《后十条》）。《后十条》规定的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12项主要内容中，访贫问苦发动群众和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和阶级斗争教育是其中重要的两项。《后十条》中的第六条“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农村干部”中，对如何教育犯错误的干部，指出：“我们的基层干部，有许多人在旧社会里吃过苦，受过压迫，引导他们回忆旧社会，对比新社会，极容易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这是一个很好的进行阶级教育的方法。”；第十条“正确对待地主、富农子女问题”，在加强地主富农子女的教育改造工作上，指出：“可以吸收他们参加群众大会，接受教育；可以召集他们开会，请老贫农、下中农向他们揭露他们家庭的剥削史和他们父母的罪恶，进行阶级教育，以提高他们的认识。”随着各级机关派出的工作队和宣传队深入农村，两个十条得到充分的宣传，通过忆苦思甜进行阶级教育，增强阶级觉悟，成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开展阶级斗争的主要方式。
从1964年起，农村中开展的“三反”运动和城市中开展的“五反”运动，逐渐合并为“四清”运动，即“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发布政治局全国工作会议讨论的纪要《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題》中，将“三反”“五反”统一改为“四清”。在“四清”运动和之后开展的“文化大革命”中，忆苦思甜始终是开展阶级教育和阶级斗争的重要手段和方式。
二
人民军队自成立之日起，就秉承着“党指挥枪”的原则，非常注意对指战员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正是由于人民军队出色的政治工作，使得人民军队始终团结一致，始终为推翻“三座大山”，实现民族独立自由这一目标战斗。在革命战争年代，人民军队能越战越强，一方面是广大人民群众为保卫胜利成果，踊跃参军；另一方面是靠人民军的基础政治工作，转化俘虏的伪军及国民党军官兵，在战斗中成长，在战斗中壮大。教育转化俘虏官兵工作的核心内容，就是开展“诉苦运动”，控诉在旧社会、旧军队里所受的压迫苦，消除他们的“天命”思想，唤醒他们的阶级意识，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引导他们投身让广大劳苦大众翻身解放的伟大革命，为建立“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新社会”而战斗。
新中国成立后，在全国城乡及工矿企业广泛开展社会主义教育的同时，人民解放军也在全军范围内开展了名为“两忆三查”（忆阶级苦、忆民族苦，查立场、查斗志、查工作）的思想政治教育运动。这是由于1958年以来，经历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化等运动以及1959年起全国范围内发生的自然灾害，农村形势一度处于困难境地，甚至有干部战士的亲属到部队求助，这些现象使干部战士在思想上产生不满情绪，直接影响到军队的斗志和战斗力。为了帮助广大干部战士正确认识国内形势，坚定战胜困难的信心，根据林彪的意见，总政治部于1960年11月向全军推广了兰州军区在连队开展“两忆三查”的经验，并决定把开展“两忆三查”教育运动作为1961年全军“思想政治工作的第一仗”。1月7日总政治部召开了各军区、军兵种政治部主任和宣传部长参加的电话会议，对这一教育运动作了部署，要求“两忆三查”教育运动自始至终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以毛泽东著作为武器，有的放矢，提高阶级觉悟；各级党委要把这一教育运动作为“当前中心”，加强领导，集中力量，首长亲自挂帅，抽调机关干部到基层帮助指导；抓住重点，主要解决正确认识国内形势问题；用大量活的教材进行教育，主要搞正面教育，不搞鸣放；主要是在连队，在战士中进行教育；联系实际，注重实效。根据总政治部的部署和要求，全军在近千个单位先行试点的基础上，在基层连队普遍展开了“两忆三查”教育运动。这次教育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从认识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入手，提高阶级觉悟，增强革命意志。具体做法是首先进行思想动员，抓好苦情摸底，选择典型，引苦忆苦；然后忆苦挖根，认清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的根源与实质，激发阶级仇恨；接着谈甜思源、新旧对比，谈解放后的甜，引导战士正确认识当时的国内形势。在此基础上，进行三查，解决思想认识问题，最后落实到以实际行动搞好部队建设上来。
雷锋就是在这一时期出现的学习毛泽东著作和“两忆三查”报告典型。
三
自60年初，随着城乡社会主义教育中“四清”运动逐渐转变为以清思想为主的“大四清”，随着1961年冬人民解放军开始进行以“忆阶级苦、忆民族苦、查立场、查斗志、查工作”为主题的“两忆三查”教育运动，忆苦思甜教育逐渐由早期召开“忆苦大会”，控诉旧社会的苦难生活，发展到以体会“新旧社会两重天”为主要内容。到“文革”时期，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下，忆苦思甜更是作为强化阶级教育、加深阶级感情、展开阶级斗争的工具，更是教育那些没有经历过旧社会的青少年不忘阶级苦的方式，还开展了写家史、村史、社史、厂史、斗争史、血泪史用以进行忆苦思甜教育。在这一时期的忆苦思甜主要内容是：开忆苦思甜会、吃忆苦思甜饭、听忆苦思甜歌、看忆苦思甜剧、读忆苦思甜书。
忆苦思甜会开遍了城市乡其村、工矿企业、军营驻地。召开忆苦思甜大会，在农村通常是以生产队为单位，由本队本村或本公社在旧社会当过地主佃户、佣人的贫雇农主讲，讲述自己在旧社会受压迫、受剥削的生活；在城市中，则是请工厂的老工人或者农村的贫雇农到机关、学校、工厂主讲；在军队中，常常采取的是由战士们自己“挖苦根、倒苦水”的形式，回忆自己或父母在旧社会受的苦难，忆苦挖根，谈甜思源。
在忆苦思甜教育达到高潮时期，忆苦思甜饭这一形式也就出现了，顾名思义，是要通过吃这顿饭，感受旧社会劳动人民受剥削、受压迫、吃不饱、穿不暖的生活，从而感受新社会的幸福。通常是在召开忆苦思甜会之后，再吃忆苦思甜饭。忆苦思甜饭各地的做法不尽相同，大体上是用糠、麸等和着菜帮做成窝头，或者将红薯秧、红薯叶、野菜等用白水煮过，不加油盐做成。
在阶级斗争发展到高峰时，开忆苦思甜会、吃忆苦思甜饭，逐渐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部分，不仅出现在大型集会、思想教育運动中，而且出现在民众的日常生活中，成为日常生活的重要环节，比如种地要在地头先忆苦思甜，春节等民俗和革命节日以及结婚等重要场合，也要吃忆苦饭。有一首民谣，描述了当时的结婚程序：“结婚不谈情与爱，进门先批走资派，新郎新娘不吃糖，忆苦思甜尝苦菜。”同时也演变成了一项具有政治意义的活动，听忆苦思甜报告时不严肃、吃忆苦思甜饭偷偷倒掉等行为，都被视作没有阶级感情、丧失阶级立场的表现。
听忆苦思甜歌，每到开忆苦思甜会的时候，必有忆苦思甜歌作为背景，本文开头所摘录的，便是当时流传最广的。此外，还有《想起往日苦》等，《想起往日苦》创作于1963年，是作者甘朝青在湖北省天门县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创作的，歌曲曲调参考了天门民歌，旋律流畅，前缓后快，配合歌词展现了人民群众在新旧社会不同的感觉，“这首歌为什么会有这样大的影响呢？这是因为这个歌唱出了人民群众的心里话，它使广大群众又重温了一次在旧社会所受的流浪、讨饭的痛苦经历，激越了他们对地主阶级的仇恨，进一步启发了他们的阶级觉悟。正因为它唱出了昔日的苦难，也就倍加使人们感到了新社会的温暖和幸福。”（1963年12月13日《武汉晚报》）。
看忆苦思甜剧，这里所说的忆苦思甜剧，有为了贴合忆苦思甜教育运动而专门组织编排或拍摄的剧作品，如纪录片《收租院》，也有反映“新旧社会两重天”以及经过艰苦斗争赢得革命胜利的剧作品，如体现“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歌剧及电影《白毛女》、根据小说改编的体现地主剥削雇农的美术片《半夜鸡叫》、体现旧社会妇女的苦难生活和反抗精神的《红色娘子军》等。这些剧作品集中而直观的体现了旧社会劳苦大众所收的苦难生活，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通过艰苦卓绝的斗争赢得革命胜利的过程，对当时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
读忆苦思甜书，随着忆苦思甜运动的深入开展，出版了一些有关忆苦思甜的报告文学、回忆录等，如《永远不要忘记》（1964年，河北日报编辑部编）、《回忆对比征文选》（1964年，解放日报编辑部编）、《从黑夜到天明——忆苦思甜报告文学选》（1964年，辽宁日报编辑部编）、《忆苦思甜话家史》（1964年天津人民出版社）等，这些文集文选配合当时开展的编写“三史”活动，多是由经历过旧社会的农民、工人口述或书写的自传式文字材料，出版之后引起了强烈反响，“许多读者说：‘这些征文是对旧社会的控诉书，对新社会的赞美诗，读了这些文章，从内心迸发出对旧社会的憎恨，激起了对新社会、对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热爱。’”（《回忆对比征文选》序言），对当时的忆苦思甜运动是一个很大的推动，很多地方搞忆苦思甜教育就是以这些书为蓝本。同时，为适应当时社会群众整体文化水平还不高，也为了更加直观的宣传主题，还出版了很多以表现阶级斗争和忆苦思甜为主题的连环画，如：《资产阶级罪恶录》、《矿工怒火》、《一块银元》等。
在这一时期，还按照“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一指导思想，创作了一批艺术作品，辅助忆苦思甜教育的开展，如大型雕塑《收租院》、油画《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海仇》等。最为著名的，就是大型雕塑《收租院》，它是由四川美术学院雕塑系教师赵树桐、学生李绍瑞等与校外雕塑工作者李奇生、张富纶、任义伯、唐顺安和民间艺人姜全贵等人于1965年创作的，陈列于四川省大邑县刘文彩庄园内。这组雕塑于1965～1966年间在北京复制展出，曾引起很大反响，其后曾在阿尔巴尼亚、越南展览，1988年则以玻璃钢镀铜新材料的复制品在日本巡回展出。1966年初，北京电视台（即中央电视台）将其拍摄成一部30分钟的电视纪录片，4月，电视纪录片在北京电视台播出，4月中旬，文化部将扩制成35毫米电影拷贝全国城市发行，又制成16毫米拷贝向全国农村发行，连放八年，它的解说词还被收进中小学语文教材。
四
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忆苦思甜就渐渐的从人们的视野中淡去，湮没在历史长河里。虽然忆苦思甜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是与阶级斗争、阶级教育相联系，发展到后期，渐渐形式化、表面化，引起群众的不满。但是应当看到忆苦思甜在当时年代还是有其存在历史环境的，也曾发挥过教益人民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