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历史背景下，对儒家经典文本海外翻译和传播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而儒家经典文本在法语世界翻译的相关研究已经逐步丰富和系统化，但是还需要进一步深入和拓展。以往的译介史划分已经有必要根据新的理解和变化来进行更细致的讨论。此外“四书”的法语翻译风格和翻译策略研究有待开拓，而国内外在这方面的研究交流还需要进一步加强。
　　 关键词：“四书” 法译研究 综述
　　 西方文化中根深蒂固的二元对立世界观导致在目前的国际环境之下，很难建立起一个真正平等对话的全球化国际文化交流环境。在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之后，在西方国家主导下建立起来的全球文化图景，始终面对着一个西方和非西方之间的对立，文化层面上的主要矛盾是西方文化对非西方文化的扩张和侵蚀，与非西方文化的抵抗之间的矛盾。中国建立在儒家思想基础上的和谐世界观为世界秩序提供了一种新的选择。中国提出的多元文化世界观、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概念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消解二元对立，推动世界文化的和谐共处、共同繁荣。从理论上或者历史经验上来看，都应当是对目前这种矛盾的一种有效的应对方案。
　　 “四书”作为儒家经典文本在全球范围内传播范围很广，但是在西方国家一般仍然被当做是一种异质文化，作为一种参照系和研究的对象。因此，深入理解儒家经典文本在西方的传播途径、传播历史和传播方式，加强东西方两种文化之间互相阐释和对话，才能推动文化间的互信，并在互信基础上增强儒家文化在海外的影响力。
　　 “四书”在西方的传播和相关研究，在英语世界的研究相对比较广泛深入，与国内学界的交流也比较多。不过虽然法语学界是汉学研究的重镇，涵盖面较广，研究成果丰富，但是我国与法语学界对儒家经典研究交流相对较少。因此，系统研究儒家典籍在法国的译介和传播历史，就显得具有深远的意义。
　　 一.“四书”法译简述
　　 一般认为“四书”在法语世界的翻译和跨文化阐释，至今主要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16世纪到18世纪“四书”法译的目的是推动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19世纪法国对儒学逐渐形成经院式研究，并引进理学来推动启蒙思想发展;20世纪之后对“四书”的翻译和阐释在深度和广度上都长足发展。[1]
　　 不过，目前看来，这种阶段划分略显简单粗放，基本依照整个汉学发展的框架来划分，而且对于这种阶段划分背后的逻辑表达并不深入。应当指出，16到18世纪儒学在法国的发展，除了推动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之外，还因为儒家思想没有对神灵的崇拜并且充满理性，也符合了当时整个欧洲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过程中，逐步摆脱宗教权威的历史发展趋势。而到了19世纪，因为黑格尔等哲學家依据西方哲学体系化的特点，否认了儒家思想的哲学性质，导致了儒学研究在西方的一个低潮期，这个缺席存在的阶段在目前的历史划分中没有体现出来。最后，西方的儒学研究，已经开始转向语用学研究，即儒学思想指导下的政治学和社会学研究，这个新的发展趋势，在目前的历史阶段划分中也没有表现出来。因此，对于“四书”乃至儒学的法译史研究，有必要进行进一步的开拓。
　　 二.国内“四书”法译研究简述
　　 国内对于法国儒学译介传播的研究一般分为四个方向：
　　 1.译介史梳理。谢欣吟、成蕾的《儒家典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