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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初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和中央研究院等院校迁至湖南长沙，后迁至云南昆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而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院校迁至陕西西安，后迁至汉中，组成西北联合大学。
西北联大从1938年4月成立到1938年8月分体，仅存在四个月，但其带给西北教育的资源和影响，却是深远和持久的。
2015年3月31日下午，由西部电影集团出品，西北工业大学、城固县政府联合摄制的电影《古路坝灯火》首映式在陕西理工学院礼堂举行。这是国内迄今为止第一部讲述西北联大故事的影片。
有学者喟叹，半个多世纪以来，反映西南联大的文艺作品层出不穷，而反映西北联大的文艺作品几乎为零。如果单纯从改变地域教育格局的角度讲，国内可能没有一所大学能超过西北联大。这样一所在抗战时期与西南联大可谓双峰并峙的学校，怎么会销声匿迹在历史长河中呢？
这个问题，也是电影《古路坝灯火》的编剧兼导演莫伸一直在研究和思考的问题。
一所鲜为人知的大学
64岁的莫伸曾担任过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陕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学艺术研究所所长，也有从做记者到作家、编剧、导演、制片人的经历，但他坦言，在接手拍西北联大这个素材之前，他对这个名字也是闻所未闻。
“我做这个片子完全是出于偶然，当时是西影集团的董事长张宏给我提供了西北联大这个素材，因为他了解西北联大，他曾是西工大（西北工业大学的简称）的学生，而西工大的前身就是西北联大的工学院 。”
莫伸粗略看过西北联大的资料后，便深陷其中不能自拔了。他开始采访当年西北联大的一些老人，并调阅大量的文字资料。
让莫伸欲罢不能的西北联大，是国立西北联合大学的简称。从史料看，严格意义上的西北联大从合到分，其实只有四个月的时间。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北平、天津相继失陷。为了存留住中国教育的精髓，1937年9月10日，国民政府教育部紧急颁布命令，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和中央研究院等院校迁至湖南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将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院校迁至陕西西安，组成西安临时大学。
随后，京津地区的大批师生随校内迁，许多从沦陷区逃出来的北平大学等学校的流亡学生，冒着被日军搜捕的危险，进入天津英、法租界，再搭乘英国客轮在山东龙口或青岛上岸，绕个大弯，奔赴西安。
到西安后，很多人甚至没有衣服被褥，政府下令给每个学生发棉大衣一件、制服一套，来自战区无经济来源的学生伙食每月贷金法币六元，分三次发放，每十天发两元。
几所高校师生一下子涌入，可西安并没有准备充足的房屋和场地，师生们只能分散栖身在古城各地。庙后街4号成了临时大学的本部，国文系、历史系和外语系在此上课。
当时位于北大街中段路东的通济坊是一处四合院式的楼房，临街有一栋4层的砖木楼房，号称西安最早的西式大楼，这里曾一度被当做临时大学医学院的教室，法商学院、农学院以及教育系、生物系的学生也在此上课。
而位于太白北路的西北大学老校区在抗战爆发前，就是东北大学迁到西安的落脚地，且一直在这里办学。临时大学到西安后，数学系、物理系、化学系、体育系学生在此上课。
西安临时大学当时有教授百余名，学生1400余人，从1937年11月开学上课。学生们住的都是大通间的上下铺，教师则自找民房分散居住在全市各街区，不少教师要步行一二十里路去上课。
学校处于一种战时流亡教育状态，条件非常艰苦，尽管如此，学校仍坚持正常授课，而且还特别制定了与抗战有关的课程，每个星期邀请各界知名人士给学生做以抗战内容为主的报告。
南迁汉中
影片《古路坝灯火》的开头，就是一群逶迤行进在秦岭山路上的西安临时大学的师生队伍，他们正走在前往新选定的校址城固县古路坝村的路上。
抗战期间，中国教育界出现著名的三坝，分别是：南京大学迁至重庆的沙坪坝;中央大学、金陵大学、齐鲁大学等迁至成都的华西坝;西北联大的工学院迁至汉中的古路坝。
1937年11月太原失陷后，日军沿同蒲线南下，直逼潼关，西安也屡遭日机侵扰轰炸。1938年3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发来第一道电令：命令西安临时大学迁至陕西汉中。
电影《古路坝灯火》就是以当年西北工学院在城固县董家营所在的古路坝村为拍摄重点。尽管抗战时期陕南是流亡师生前往四川的必经之地，许多作家都描写过它，如作家李广田，台湾作家王鼎均、尹雪曼等，却还没有人将其以影视的方式展示在世人面前。
学校为了做好千余名师生的南迁工作，推举北平大学校长徐诵明任大队长，将全校师生分成几个中队，每个中队为一个行军单位。他们带着317袋共4300余公斤的锅盔，先是坐“闷罐”车到了宝鸡，然后按照原预定的行军编制徒步前行。他们过渭河、越秦岭、渡柴关、涉凤岭，风餐露宿，于1938年4月到达汉中。
据《西北联大校刊》记载，翻越秦岭是南迁师生经历的最艰辛的一段路程。秦岭高峻，人员攀爬已十分吃力，雇佣大车上行更加困难。人员到达目的地后，运输炊具的大车还未到达。原来，装满东西的大车根本爬不上坡陡的山岭，只好雇佣三头黄牛一步一顿地往前拉着走。
由于路途劳顿，身体羸弱的农学院教授周明群与一名学生，在到达汉中后病逝。
当时的汉中一下子来了千余名师生，房源顿时非常紧张。4月，师生还没完全安顿下来之时，国民政府根据行政院第350次会议通过《平津沪战区专科以上学校整理方案》，由教育部发布第二道电令：将西安临时大学改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设6院23系。“经费自二十七年一月起由国立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国立北洋工学院各原校经费各支四成为国立西北联大经费。”
1938年4月10日，经校委员会决定，确定校舍分配方案：在城固县城的考院设立校本部及文理学院;在文庙设教育学院;在小西关外设法商学院;在古路坝天主教堂设立工学院（后又在七星寺设分校）;在汉中市南郑县黄家坡设立医学院;在勉县武侯祠设立农学院。 5月2日，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正式开学，全校师生在城固县校本部大礼堂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校筹备委员会主席李书田在开学典礼上回顾了学校在平津沦陷后艰难曲折的迁建过程，他激动地说：“一月有余的长久时间，全体师生徒步近千里的路程，从事这样的长途旅行，在我们学界，却是破天荒的大举动。”
校常委陈剑翛报告迁移经过及更改校名意义时说：“本校现改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其意义一方面是要负起开发西北教育的使命，一方面是表示原由三院校合组而成。”
此时，毛泽东的老师黎锦熙、鲁迅的同学许寿裳，还有李达、许德珩、马师儒等著名学者也从各地来到这里，担负起战时教书育人的重任。同时，中共西北联大地下支部领导下的“西北联大剧团”也正式成立。
学校的教学开始步入正轨。
但是，让师生们没有想到的是，西北联大正式开学仅仅一个多月，就收到撤销的命令。
五校分立
1938年6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发来第三道电令：撤销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成立西北大学、西北师范学院、西北工学院、西北医学院、西北农学院五所由教育部直接领导的独立国立院校。
对西北联大的解体，目前史学界基本形成三种观点。一种是内部分裂说，即组成西北联大的诸校由于内部不团结，闹分裂，国民政府教育部为解决矛盾而下令分立。另一说为防共控制，即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教育部为有效防止共产党力量在西北联大发展，主动将其“肢解”，以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莫伸即持这一观点。还有一种开发西北说，即国民政府出于开发西北教育、奠定西北高教基础的目的而令西北联大分立。
当时西北联大的领导体制为校务委员会制，由原北平大学校长徐诵明、北平师范大学校长李蒸、北洋大学校长李书田等组成校务委员会，三人为常委，管理校政。
1938年6月，西北联大对导师制度等问题进行讨论，并规定9月1日至4日在武昌、长沙、重庆、成都等21个城市举行本年度招生考试。学制规定为四年，医学院为五年。此外，还附设大学先修班，招收高中毕业生，学习一年，成绩优良者，可保送上大学。其他中学毕业生则需经过国家大学统一考试才能入学。
当时的汉中地区千峰万岭，交通闭塞。学校的教授们多是住简陋的校舍或租住在当地的农民家中，学生则住在竹片泥巴墙搭成的草屋里，睡双层大铺，夜间透过瓦片间隙可见星月。遇到下雨时，师生们上课、吃饭甚至睡觉都得撑着雨伞。
国民政府教育部为了培养人才，使来自沦陷区的青年顺利完成学业，由国库出资，颁布了《公立专科以上学校战区学生贷金暂行办法》。办法规定：专科以上学生如家在战区，费用来源断绝，经确切证明必须接济者，可向政府申请贷金。贷金依据当地生活费用及实际需要决定，每月八元或十元。学生毕业后，再将服务所得交还国家，其偿还期不能超过战事终了三年以后。于是，“贷金”成了抗战时期后方大学生享受免费食宿的专用名词。许多学生也就是靠此维持生活完成学业的。
但是，对西北联大来说，所有的计划都随着教育部的这道撤校电令而终止。接着，五校分立工作拉开序幕。
1938年7月，由西北联大工学院、东北大学工学院、私立焦作工学院合并组建了一所独立的工学院。院长李书田曾向教育部提议定名为“北洋工学院”，教育部怕引发其他并入院系的反对没有采纳，定名为国立西北工学院。
1938年8月，国立西北工学院和国立西北农学院独立。同时，根据国民政府教育部的命令，国立西北联合大学的其他院系陆续分立，重组为国立西北大学、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国立西北医学院。至此，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完全撤销。
现在的人们习惯上把西北联大以及从西北联大分立出来后依然在汉中办学的几所院校统称为西北联大，但严格意义上的国立西北联合大学从1938年4月成立到1938年8月分体，仅存在了四个月。
改变西北教育的格局
“过去我一直心存一个疑惑，为什么西安能成为仅次于北京的全国高校第二极的地方？”
莫伸说：“为什么不是国民政府所在地的南京？也不是经济发达的上海？偏偏是内陆的西安？对西北联大进行研究后，就明白奥妙原来在此。”
西北联大解体后，西北工学院仍设于古坝路村。一位老校友曾回忆道：“西北工学院除陕西汉中城固县古路坝天主教堂校址外，还在不远处的七星寺设立了分院。七星寺的同学也是人人自奋，潜心苦读，开夜车成风。每个教室，有开晚车者，有开早车者，你去我来，经年如此，百数只蜡烛，光焰闪耀彻夜不熄，被誉为‘七星灯火’。”
从抗战开始到1940年初，物价比战前上涨了两倍多，各校师生的生活都非常艰苦。学校食堂的伙食供应通常只有渗水发霉的黑米和见不到油盐的白水煮青菜。师生们每天只吃两顿饭，而且吃饭时经常是八个人围着一小盆白菜汤，菜里很少见到油星。不少学生由于生活没有着落而被迫休学，有的则时断时续，甚至读了六七年才得以毕业。
学生上课缺少笔、纸和课本，常常是几个人或十几个人共用一本教材或课本，晚上靠点油灯或土蜡烛照明读书。由于宿舍没有桌椅，读书写字都要到图书馆去，每天早上，图书馆的门口都等着许多学生，门一开大家就拼命往里挤。
教师的生活比学生稍好一些，但跟战前无法相比。教授到助教的薪俸由440元到60元不等，所有员工的工资还要按教育部“抗战期间薪俸七折”的规定发放。少数从东北华北一带流亡过来的教师，由于多数拖家带口，生活担子就更重了一些。
在一次纪念周会上，曾任西北联大常委的胡庶华说：“我们西北联大设立在城固这个偏僻的地方，没有电灯，没有自来水，一切物质享受均谈不到，可我们师生依然共同努力，发扬能吃苦、有朝气的精神，来领导西北的教育。”
而从国民政府教育部当时的文件中可以看出，国民政府设立西安临时大学的目的，一是“收容北方学生”，二是“建立西北高教良好基础”。设立西北联合大学的目的是“发展西北高等教育”，“提高边省文化”，并令“该校院逐渐向西北陕甘一代移布。” 不难看出，从西安临大和西北联大，国民政府教育部都有明确的使其扎根西北、奠基西北高等教育的意图。
于是，从1938年7月开始，国民政府教育部先后下令将西北联大相关院系与其他院校相关院系重组，并给这五所学校统统打上了“西北”的烙印，基本完成了奠定西北高等教育基础的计划。
由文理学院、法商学院等组建国立西北大学，1945年后迁至西安。解放后，西北大学成了教育部直属的14所大学之一。
设在古路坝的工学院与北平大学工学院合并，先迁至咸阳，后迁入西安，成为西北工业大学。
设在汉中南郑县黄家坡的医学院，改称国立西北医学院。抗战胜利后，该校返回西安，与国立西北大学合并，改称国立西北大学医学院。解放后，学校独立设置，先后更名为西北医学院、西安医学院、西安医科大学，后并入西安交大。
设在勉县的农学院与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等合并，改称国立西北农学院，后迁至陕西武功县。解放后，西北农学院迁入杨凌，现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1941年，西北师范学院开始迁往兰州，至1944年全部迁完。两年以后，一部分师生仍留在西北师范大学外，大部分返回北平，成立北平师范学院，解放后更名为北京师范大学。
缘何被遗忘
“学界专门研究西北联大的严肃的学术性文章非常少见，系统展示西北联大历史的学术专著至今没有，更不要说能形成一个较稳定的西北联大研究学者群了。”在莫伸看来，很多原因造成了西北联大历史的被忽视甚至被遗忘。
有学者认为，从西北联大分立出来的高校除西北大学和西北师范学院外，大都在重组中与其他地区的相关院系相互合并，几经变迁，因此它们在编写校史时，西北联大仅是它们曾经的源流之一，且延续时间短，很容易对它轻描淡写。
还有学者认为，西北联大是在几所专门性大学的基础上建立的，原本就缺乏现代大学精神的基础，再加之建立时间短暂，没有也不可能做出像西南联大那样的成就。
莫伸也发现，当年的几所院校陆续离开汉中后，在汉中也没有留下办学实体。随着时间的推移，西北联大的一些旧址在城市建设中陆续被拆除。“西北联大的历史伴随着联大遗迹的悄然无声，乃至销声匿迹而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古路坝灯火》表现的城固县古路坝村，当年是西北联大工学院和后来的西北工学院办学的地方，一部分校址早已被农田和农舍占领，当年借用的教堂也年久失修。2003年，城固县人民政府在此建立“西北联大工学院旧址”碑;2004年，西北工业大学在此建立由中科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师昌绪题写的“国立西北工学院旧址”碑;中科院院士、曾任教于国立西北工学院的张伯声也捐资建设了古路坝小学。这些新建的标识物，见证着西北联大曾经的辉煌。
城固县龙头镇七星寺如今是一个农场的院落，了无当年办学的痕迹。今汉中市汉台区七里镇文家庙村是原西北联大医学院所在地，几经变迁，现在是文家庙小学的校址，周围已经很少有人知道这里曾与西北联大有过关联。
勉县武侯祠内，已经找不到一丝西北联大农学院的遗迹，就连里边的工作人员也不知道，西北联大农学院曾在此办学。
西北联大的历史被湮没，让莫伸感到心痛不已。他认为，重拾这段历史，也是对抗战的一个很好的纪念。
当年的西北联大后来到底衍生出多少高校，一直没有一个完整的统计。目前可知，汉中地区的最高学府陕西理工学院，以及后来回到原校址办学的中国农业大学、天津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河南理工大学、中国矿业大学、陕西建筑科技大学等，都与西北联大的五个学院有渊源。
“西北联大存在时间非常短暂，但其在西北留存下来的这几所高校，为战后及新中国成立后的西北高教发展奠定了相当的基础。”莫伸说。
在莫伸看来，西北联大与西南联大，在中国教育史上可谓双峰并峙。“都是抗战时期的流亡大学，而且都是聚集京津地区的名校师生，只不过一所向西南地区流亡，一所向西北地区流亡，两所学校难分伯仲。”
西北联大从1938年4月成立到1938年8月分体，仅存在四个月，但其带给西北教育的资源和影响，却是深远和持久的。
2015年3月31日下午，由西部电影集团出品，西北工业大学、城固县政府联合摄制的电影《古路坝灯火》首映式在陕西理工学院礼堂举行。这是国内迄今为止第一部讲述西北联大故事的影片。
有学者喟叹，半个多世纪以来，反映西南联大的文艺作品层出不穷，而反映西北联大的文艺作品几乎为零。如果单纯从改变地域教育格局的角度讲，国内可能没有一所大学能超过西北联大。这样一所在抗战时期与西南联大可谓双峰并峙的学校，怎么会销声匿迹在历史长河中呢？
这个问题，也是电影《古路坝灯火》的编剧兼导演莫伸一直在研究和思考的问题。
一所鲜为人知的大学
64岁的莫伸曾担任过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陕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学艺术研究所所长，也有从做记者到作家、编剧、导演、制片人的经历，但他坦言，在接手拍西北联大这个素材之前，他对这个名字也是闻所未闻。
“我做这个片子完全是出于偶然，当时是西影集团的董事长张宏给我提供了西北联大这个素材，因为他了解西北联大，他曾是西工大（西北工业大学的简称）的学生，而西工大的前身就是西北联大的工学院 。”
莫伸粗略看过西北联大的资料后，便深陷其中不能自拔了。他开始采访当年西北联大的一些老人，并调阅大量的文字资料。
让莫伸欲罢不能的西北联大，是国立西北联合大学的简称。从史料看，严格意义上的西北联大从合到分，其实只有四个月的时间。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北平、天津相继失陷。为了存留住中国教育的精髓，1937年9月10日，国民政府教育部紧急颁布命令，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和中央研究院等院校迁至湖南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将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院校迁至陕西西安，组成西安临时大学。
随后，京津地区的大批师生随校内迁，许多从沦陷区逃出来的北平大学等学校的流亡学生，冒着被日军搜捕的危险，进入天津英、法租界，再搭乘英国客轮在山东龙口或青岛上岸，绕个大弯，奔赴西安。
到西安后，很多人甚至没有衣服被褥，政府下令给每个学生发棉大衣一件、制服一套，来自战区无经济来源的学生伙食每月贷金法币六元，分三次发放，每十天发两元。
几所高校师生一下子涌入，可西安并没有准备充足的房屋和场地，师生们只能分散栖身在古城各地。庙后街4号成了临时大学的本部，国文系、历史系和外语系在此上课。
当时位于北大街中段路东的通济坊是一处四合院式的楼房，临街有一栋4层的砖木楼房，号称西安最早的西式大楼，这里曾一度被当做临时大学医学院的教室，法商学院、农学院以及教育系、生物系的学生也在此上课。
而位于太白北路的西北大学老校区在抗战爆发前，就是东北大学迁到西安的落脚地，且一直在这里办学。临时大学到西安后，数学系、物理系、化学系、体育系学生在此上课。
西安临时大学当时有教授百余名，学生1400余人，从1937年11月开学上课。学生们住的都是大通间的上下铺，教师则自找民房分散居住在全市各街区，不少教师要步行一二十里路去上课。
学校处于一种战时流亡教育状态，条件非常艰苦，尽管如此，学校仍坚持正常授课，而且还特别制定了与抗战有关的课程，每个星期邀请各界知名人士给学生做以抗战内容为主的报告。
南迁汉中
影片《古路坝灯火》的开头，就是一群逶迤行进在秦岭山路上的西安临时大学的师生队伍，他们正走在前往新选定的校址城固县古路坝村的路上。
抗战期间，中国教育界出现著名的三坝，分别是：南京大学迁至重庆的沙坪坝;中央大学、金陵大学、齐鲁大学等迁至成都的华西坝;西北联大的工学院迁至汉中的古路坝。
1937年11月太原失陷后，日军沿同蒲线南下，直逼潼关，西安也屡遭日机侵扰轰炸。1938年3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发来第一道电令：命令西安临时大学迁至陕西汉中。
电影《古路坝灯火》就是以当年西北工学院在城固县董家营所在的古路坝村为拍摄重点。尽管抗战时期陕南是流亡师生前往四川的必经之地，许多作家都描写过它，如作家李广田，台湾作家王鼎均、尹雪曼等，却还没有人将其以影视的方式展示在世人面前。
学校为了做好千余名师生的南迁工作，推举北平大学校长徐诵明任大队长，将全校师生分成几个中队，每个中队为一个行军单位。他们带着317袋共4300余公斤的锅盔，先是坐“闷罐”车到了宝鸡，然后按照原预定的行军编制徒步前行。他们过渭河、越秦岭、渡柴关、涉凤岭，风餐露宿，于1938年4月到达汉中。
据《西北联大校刊》记载，翻越秦岭是南迁师生经历的最艰辛的一段路程。秦岭高峻，人员攀爬已十分吃力，雇佣大车上行更加困难。人员到达目的地后，运输炊具的大车还未到达。原来，装满东西的大车根本爬不上坡陡的山岭，只好雇佣三头黄牛一步一顿地往前拉着走。
由于路途劳顿，身体羸弱的农学院教授周明群与一名学生，在到达汉中后病逝。
当时的汉中一下子来了千余名师生，房源顿时非常紧张。4月，师生还没完全安顿下来之时，国民政府根据行政院第350次会议通过《平津沪战区专科以上学校整理方案》，由教育部发布第二道电令：将西安临时大学改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设6院23系。“经费自二十七年一月起由国立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国立北洋工学院各原校经费各支四成为国立西北联大经费。”
1938年4月10日，经校委员会决定，确定校舍分配方案：在城固县城的考院设立校本部及文理学院;在文庙设教育学院;在小西关外设法商学院;在古路坝天主教堂设立工学院（后又在七星寺设分校）;在汉中市南郑县黄家坡设立医学院;在勉县武侯祠设立农学院。 5月2日，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正式开学，全校师生在城固县校本部大礼堂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校筹备委员会主席李书田在开学典礼上回顾了学校在平津沦陷后艰难曲折的迁建过程，他激动地说：“一月有余的长久时间，全体师生徒步近千里的路程，从事这样的长途旅行，在我们学界，却是破天荒的大举动。”
校常委陈剑翛报告迁移经过及更改校名意义时说：“本校现改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其意义一方面是要负起开发西北教育的使命，一方面是表示原由三院校合组而成。”
此时，毛泽东的老师黎锦熙、鲁迅的同学许寿裳，还有李达、许德珩、马师儒等著名学者也从各地来到这里，担负起战时教书育人的重任。同时，中共西北联大地下支部领导下的“西北联大剧团”也正式成立。
学校的教学开始步入正轨。
但是，让师生们没有想到的是，西北联大正式开学仅仅一个多月，就收到撤销的命令。
五校分立
1938年6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发来第三道电令：撤销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成立西北大学、西北师范学院、西北工学院、西北医学院、西北农学院五所由教育部直接领导的独立国立院校。
对西北联大的解体，目前史学界基本形成三种观点。一种是内部分裂说，即组成西北联大的诸校由于内部不团结，闹分裂，国民政府教育部为解决矛盾而下令分立。另一说为防共控制，即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教育部为有效防止共产党力量在西北联大发展，主动将其“肢解”，以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莫伸即持这一观点。还有一种开发西北说，即国民政府出于开发西北教育、奠定西北高教基础的目的而令西北联大分立。
当时西北联大的领导体制为校务委员会制，由原北平大学校长徐诵明、北平师范大学校长李蒸、北洋大学校长李书田等组成校务委员会，三人为常委，管理校政。
1938年6月，西北联大对导师制度等问题进行讨论，并规定9月1日至4日在武昌、长沙、重庆、成都等21个城市举行本年度招生考试。学制规定为四年，医学院为五年。此外，还附设大学先修班，招收高中毕业生，学习一年，成绩优良者，可保送上大学。其他中学毕业生则需经过国家大学统一考试才能入学。
当时的汉中地区千峰万岭，交通闭塞。学校的教授们多是住简陋的校舍或租住在当地的农民家中，学生则住在竹片泥巴墙搭成的草屋里，睡双层大铺，夜间透过瓦片间隙可见星月。遇到下雨时，师生们上课、吃饭甚至睡觉都得撑着雨伞。
国民政府教育部为了培养人才，使来自沦陷区的青年顺利完成学业，由国库出资，颁布了《公立专科以上学校战区学生贷金暂行办法》。办法规定：专科以上学生如家在战区，费用来源断绝，经确切证明必须接济者，可向政府申请贷金。贷金依据当地生活费用及实际需要决定，每月八元或十元。学生毕业后，再将服务所得交还国家，其偿还期不能超过战事终了三年以后。于是，“贷金”成了抗战时期后方大学生享受免费食宿的专用名词。许多学生也就是靠此维持生活完成学业的。
但是，对西北联大来说，所有的计划都随着教育部的这道撤校电令而终止。接着，五校分立工作拉开序幕。
1938年7月，由西北联大工学院、东北大学工学院、私立焦作工学院合并组建了一所独立的工学院。院长李书田曾向教育部提议定名为“北洋工学院”，教育部怕引发其他并入院系的反对没有采纳，定名为国立西北工学院。
1938年8月，国立西北工学院和国立西北农学院独立。同时，根据国民政府教育部的命令，国立西北联合大学的其他院系陆续分立，重组为国立西北大学、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国立西北医学院。至此，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完全撤销。
现在的人们习惯上把西北联大以及从西北联大分立出来后依然在汉中办学的几所院校统称为西北联大，但严格意义上的国立西北联合大学从1938年4月成立到1938年8月分体，仅存在了四个月。
改变西北教育的格局
“过去我一直心存一个疑惑，为什么西安能成为仅次于北京的全国高校第二极的地方？”
莫伸说：“为什么不是国民政府所在地的南京？也不是经济发达的上海？偏偏是内陆的西安？对西北联大进行研究后，就明白奥妙原来在此。”
西北联大解体后，西北工学院仍设于古坝路村。一位老校友曾回忆道：“西北工学院除陕西汉中城固县古路坝天主教堂校址外，还在不远处的七星寺设立了分院。七星寺的同学也是人人自奋，潜心苦读，开夜车成风。每个教室，有开晚车者，有开早车者，你去我来，经年如此，百数只蜡烛，光焰闪耀彻夜不熄，被誉为‘七星灯火’。”
从抗战开始到1940年初，物价比战前上涨了两倍多，各校师生的生活都非常艰苦。学校食堂的伙食供应通常只有渗水发霉的黑米和见不到油盐的白水煮青菜。师生们每天只吃两顿饭，而且吃饭时经常是八个人围着一小盆白菜汤，菜里很少见到油星。不少学生由于生活没有着落而被迫休学，有的则时断时续，甚至读了六七年才得以毕业。
学生上课缺少笔、纸和课本，常常是几个人或十几个人共用一本教材或课本，晚上靠点油灯或土蜡烛照明读书。由于宿舍没有桌椅，读书写字都要到图书馆去，每天早上，图书馆的门口都等着许多学生，门一开大家就拼命往里挤。
教师的生活比学生稍好一些，但跟战前无法相比。教授到助教的薪俸由440元到60元不等，所有员工的工资还要按教育部“抗战期间薪俸七折”的规定发放。少数从东北华北一带流亡过来的教师，由于多数拖家带口，生活担子就更重了一些。
在一次纪念周会上，曾任西北联大常委的胡庶华说：“我们西北联大设立在城固这个偏僻的地方，没有电灯，没有自来水，一切物质享受均谈不到，可我们师生依然共同努力，发扬能吃苦、有朝气的精神，来领导西北的教育。”
而从国民政府教育部当时的文件中可以看出，国民政府设立西安临时大学的目的，一是“收容北方学生”，二是“建立西北高教良好基础”。设立西北联合大学的目的是“发展西北高等教育”，“提高边省文化”，并令“该校院逐渐向西北陕甘一代移布。” 不难看出，从西安临大和西北联大，国民政府教育部都有明确的使其扎根西北、奠基西北高等教育的意图。
于是，从1938年7月开始，国民政府教育部先后下令将西北联大相关院系与其他院校相关院系重组，并给这五所学校统统打上了“西北”的烙印，基本完成了奠定西北高等教育基础的计划。
由文理学院、法商学院等组建国立西北大学，1945年后迁至西安。解放后，西北大学成了教育部直属的14所大学之一。
设在古路坝的工学院与北平大学工学院合并，先迁至咸阳，后迁入西安，成为西北工业大学。
设在汉中南郑县黄家坡的医学院，改称国立西北医学院。抗战胜利后，该校返回西安，与国立西北大学合并，改称国立西北大学医学院。解放后，学校独立设置，先后更名为西北医学院、西安医学院、西安医科大学，后并入西安交大。
设在勉县的农学院与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等合并，改称国立西北农学院，后迁至陕西武功县。解放后，西北农学院迁入杨凌，现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1941年，西北师范学院开始迁往兰州，至1944年全部迁完。两年以后，一部分师生仍留在西北师范大学外，大部分返回北平，成立北平师范学院，解放后更名为北京师范大学。
缘何被遗忘
“学界专门研究西北联大的严肃的学术性文章非常少见，系统展示西北联大历史的学术专著至今没有，更不要说能形成一个较稳定的西北联大研究学者群了。”在莫伸看来，很多原因造成了西北联大历史的被忽视甚至被遗忘。
有学者认为，从西北联大分立出来的高校除西北大学和西北师范学院外，大都在重组中与其他地区的相关院系相互合并，几经变迁，因此它们在编写校史时，西北联大仅是它们曾经的源流之一，且延续时间短，很容易对它轻描淡写。
还有学者认为，西北联大是在几所专门性大学的基础上建立的，原本就缺乏现代大学精神的基础，再加之建立时间短暂，没有也不可能做出像西南联大那样的成就。
莫伸也发现，当年的几所院校陆续离开汉中后，在汉中也没有留下办学实体。随着时间的推移，西北联大的一些旧址在城市建设中陆续被拆除。“西北联大的历史伴随着联大遗迹的悄然无声，乃至销声匿迹而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古路坝灯火》表现的城固县古路坝村，当年是西北联大工学院和后来的西北工学院办学的地方，一部分校址早已被农田和农舍占领，当年借用的教堂也年久失修。2003年，城固县人民政府在此建立“西北联大工学院旧址”碑;2004年，西北工业大学在此建立由中科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师昌绪题写的“国立西北工学院旧址”碑;中科院院士、曾任教于国立西北工学院的张伯声也捐资建设了古路坝小学。这些新建的标识物，见证着西北联大曾经的辉煌。
城固县龙头镇七星寺如今是一个农场的院落，了无当年办学的痕迹。今汉中市汉台区七里镇文家庙村是原西北联大医学院所在地，几经变迁，现在是文家庙小学的校址，周围已经很少有人知道这里曾与西北联大有过关联。
勉县武侯祠内，已经找不到一丝西北联大农学院的遗迹，就连里边的工作人员也不知道，西北联大农学院曾在此办学。
西北联大的历史被湮没，让莫伸感到心痛不已。他认为，重拾这段历史，也是对抗战的一个很好的纪念。
当年的西北联大后来到底衍生出多少高校，一直没有一个完整的统计。目前可知，汉中地区的最高学府陕西理工学院，以及后来回到原校址办学的中国农业大学、天津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河南理工大学、中国矿业大学、陕西建筑科技大学等，都与西北联大的五个学院有渊源。
“西北联大存在时间非常短暂，但其在西北留存下来的这几所高校，为战后及新中国成立后的西北高教发展奠定了相当的基础。”莫伸说。
在莫伸看来，西北联大与西南联大，在中国教育史上可谓双峰并峙。“都是抗战时期的流亡大学，而且都是聚集京津地区的名校师生，只不过一所向西南地区流亡，一所向西北地区流亡，两所学校难分伯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