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孩子理发，一位老人推门而入：“用用你们这儿的WiFi。”理发店的小老板不置可否，老人毫不客气落座，拿出手机听广播，手机声音非常大，远远盖过了理发店里温柔的背景音乐。
　　不客气地讲，当蹭网的老人毫无顾忌地在理发店里享受着自己的广播时，我是有些愤怒的。愤怒的同时脑海里全是新闻里“坏老人”的合集：辽宁沈阳公交车上对不小心碰到自己的大学生破口大骂的老人、浙江海宁公交车上大放音乐还抠脚的老人、四川仁寿死也要拉着年轻民警垫背的轻生老人……
　　确实不够好，确实为老不尊，所以他们有了“坏老人”的标签。对于当事的个体老人来说，“坏”的形容，并不夸张。只不过媒体视野中一下子爆出这么多“坏老人”，多多少少还是让人有些吃惊。但对熟悉媒体传播的人而言，这也并不值得大惊小怪，搭一下“热点”的便车更容易上头条，这早已成为一种传播规律。
　　我不反对也不反感对个体的恶的批评，但还是不习惯“坏老人”这样的叙事方式。每每看到“坏老人”这样的热点时，特别想听一听这个群体中当事人之外的声音，毕竟，“坏”这样的字眼现在针对的已经不是具体的个人，而是一个群体。遗憾的是，你听不到这个群体更多的声音，你不知道这个群体自身到底有没有在反省。舆论场里，并没有给他们太多的发言权。
　　对老人如此，对孩子亦如此。“熊孩子”也是一个热门话题。新闻里呈现的“熊孩子”都是事实，新闻之外你一定也被“熊孩子”干扰过，一个“熊孩子”的“事迹”成了新闻热点，很多“熊孩子”的故事都会接踵而至。可是，孩子到底也是一个弱势群体，他们还没有能力在舆论场里发声，到底“熊孩子”多还是“暖孩子”多，又有谁去认真统计过呢？
　　孩子变“熊”、老人变“坏”，似乎只有在舆论场里掌握了话语权的年轻人和中年人是正常的。在舆论场里，如果缺少了被批评者的声音，这并不正常。简单的定义、标签化的叙事，这其中不免带有道德优越感，甚至暗藏道德权威主义。
　　在批评老人“坏”的时候，我们这些中年人或许会感慨，等我们老了，一定不会像他们这么“坏”。不和年轻人争夺活动场地、尊重每个群体的选择，这本是一个“正常”的行为，远远称不上“高尚”。只不过有一些“坏”的个例在前，所以我们便有了“资格”自诩为“好”。每每谈及“坏老人”的时候，我总不免内心有些挣扎，如果不是就事论事，而是从群体的格局着眼，对自己的父母或者身边的老人说，“你们这些老人如何如何”时，他们的内心会不会深感悲凉？
　　個体的恶必须批评，但对群体，终究还是应该去善意地交流，而不是苛责嘲讽。如果只是凭借话语权优势去棒喝，这也算不上是一种真正的善。如果说谁掌握了话语权，谁就有资格和权力定义其他群体，这算不算是一种粗鄙的叙事方式？
　　很遗憾，为了刷出自己的某种“优越感”，我们似乎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叙事方式。看看社交媒体上流行的鸡汤文，诸如《绝不做那低品质的勤奋者》，何尝不粗暴？勤奋本是一种好品质，只不过你成了一个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者、有了世俗意义上的“精英范儿”，然后你就有了“资格”对那些忙得昏天黑地也不成功的平凡人冷嘲热讽。或许叙事者所讲的道理完全正确，但这种说话的方式却有失风度。拥有更多话语权，并不代表你就是一个合格的定义者，没有谁有能力去轻易定义他人。
　　无论穷的富的老的少的，这个社会上的每个人都在努力追求一种体面的生活。习惯了粗鄙的叙事，谁又能真正体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