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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句古语叫“郡县治，天下安”，推进新型城镇化被定调为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并被寄予改革厚望，恰好印证了这一点。
十八大后，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以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不同场合多次重点强调，“城镇化”成为近期舆论在讨论中国下一步发展时频频提到的一个热词。新型城镇化被定位为中国经济未来10年新的增长点。
但城镇化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涉及到方方面面的改革，难度不亚于另一场“摸着石头过河”的大规模经济改革。
当下，中国经济正步入深度调整期，潜在增速下降是不争的事实。而促消费、刺激内需，成为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长期健康良性发展的关键。
被寄予厚望的新型城镇化，不应向过去的发展模式低头。而应更关切民生。
民生的城镇化
古希腊先哲亚里士多德说“人们来到城市是为了生活。人们居住在城市是为了生活得更好。”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2010年中国流动人口数量达2.21亿人。“为了生活”，他们来到城市，但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因不拥有城镇户籍、收入较低，难以在工作地“居住”下来“生活得更好”。
据统计，江苏省在城市稳定就业半年以上的农民工有1000万人，如果加上临时、流动人员，在城市生活的农民工更是一个庞大群体。2008年，江苏专门出台意见，允许在各行各业表现突出的优秀农民工率先落户城镇。据测算，目前全省符合条件的优秀农民工有2万多人，但因为高房价等原因，仅有1％落户城镇。
江苏只是全国的一个缩影。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表示，我国城镇化率达到51.27％，实际上是指统计学意义上的城镇化率，前提就是2亿农民工和7500万流动人口已经完成了非农的转移，这当然是一项非常大的成就。另一方面，我国的户籍城镇化率只有35％，与目前的统计数据相比，存在着16个百分点的差距。如果我们今后制定的任何有关城镇化的政策，仍然过多地关注城市形态的改变，忽视2亿多非农转移人口公共服务的改善，新型城镇化就很难成为一种制度性的变革。
李铁表示，每当谈到土地价格的问题，大家更加关注的是房地产用地，其实，我国工业用地的规模远远超过了房地产用地，而且工业用地是零地价，甚至是负地价，在这一块各级政府都是赔钱的。因为各级政府都要招商引资，就利用低廉的土地成本引来企业，带来大量劳动力。没有这种特殊的制度安排，城镇化也达不到现在的目标。
所以，我国的城镇化走到今天这个程度，不能说过去的制度都是好的，也不能说都是坏的。城镇化还是要往前推进的，但要解决问题，首要解决的就是非农就业的问题。同时，我们要看到，过去各地政府的城市建设投资，开发商是最大的获利者，实际上，城市户籍居民才应该是最大的获利者。
“因此，我们面临的不是简单的城镇化问题，是在一个既定的利益框架中如何重新决策的问题，2亿农民工和7500万流动人口能否成为决策的出发点，将会决定新型城镇化是否成为一种制度性的变革。”李铁说。
2亿多非农转移人口的所有问题能够一次性解决吗？当然是不可能的，因为即使付出了整个公共支出，也不可能解决积累下来的所有问题。李铁认为，改革不是一下子打翻过去的东西，改革需要在不同的利益环境当中寻找更好的办法。“举例来说，我们可以首先解决20％的已经举家搬迁的农民工的问题，这部分大约有4000万人口，他们已经在城市里生活十几年了，但还没有城市户籍，是否可以首先考虑解决这部分人的问题，再分批次地解决其他人的问题？我认为这是可行的。”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高培勇认为，扩内需一条主线就是城镇化，也就是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问题，政府应在医疗、养老、住房、教育等方面缩小待遇差别，实现更加均衡广泛的公共服务。
新一轮的城镇化势必将更加注重“质量”，不仅是要让农民进城，还要以产业转移为依托，确保农民进城后能找到稳定的工作并享有市民待遇，真正做到“安居乐业”。业内人土认为，城镇化的推进可能先从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人手。
“城镇化是个漫长的过程，当你城镇化做到位的时候，事实上全面小康已经实现了，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也实现了。”申银万国宏观经济分析师李慧勇称。
40万亿投资的过热隐忧
2012岁末，由发改委主导的《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规划（2011-2020年）》初稿已编制完成。该规划称“城镇化将在未来十年拉动40万亿投资”。此外，近期福建、江西、云南、等地纷纷出台城镇化体系建设规划方案。
10年40万亿，每年就是4万亿。这是一个庞大的数字。2008年金融危机之时，中国政府推出了4万亿刺激计划，这促使中国经济在全球率先复苏。而如果此后城镇化每年拉动4万亿投资，这对中国经济而言，将是一个新的发动机。
2013年，城镇化改革的综合配套措施将会相继出台，主要包括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及教育等方面。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认为，目前正是中国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的黄金期，2011年中国的城镇化率为51.3％，正处于加速发展的区间。未来5至10年，人口城镇化将形成支撑中国发展转型的动力，如果这一时期城乡一体化的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有重大突破，城镇化率有可能达到60％至65％。
全国工商联房地产商会会长聂梅生表示，带动40万亿投资，据说是按照每年1000万人进城、人均年投资4万来算的，其实很模糊，主要是基建、城市教育医疗卫生等配套，还有相关产业的投资。
毫无疑问，投资仍然是未来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内容，但在各地陆续公布的城镇化方案中可以隐约嗅到投资过热的风险。
在各地大张旗鼓建设城镇化的同时，一个颇为尴尬的现实是，现在国内众多的县级市要建超高层写字楼。县级市的经济实力有限，人口不多，市场容量相对狭窄，但房地产发展走了大城市的路子，甚至很多地方为了搞面子工程，不仅提出建设一些地标性超高层建筑，还要大搞“城市综合体”。而另有一些城市以加速城镇化进程为幌子，以建设工业园区为名，以获取土地出让收入及相关税费为目的，大搞扩城、造城运动。
投资对于拉动经济可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在当前稳增长的压力下，地方政府很可能打着城镇化的旗号，大搞房地产投资和建设。更加令人不安的是，今年两会后地方政府完成换届后，新一轮的大干快上可能又是箭在弦上。
观察人士指出，这种路子仍旧是投资主导、单一的扩张城市建设，显然没有将城市土地扩张要与农业人口转移相结合。没有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要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的政策意图。
值得担心的是，类似于2008年在“抗危机”和“保就业”的口号下，地方扩张冲动不仅带来了通货膨胀、房价飞涨、财政金融风险加大等显性风险，还进一步恶化了经济结构和私人部门的生存空间。城镇化的异化可能再次结出无序扩张的恶果，甚至成为“圈地运动”。
有专家说，一旦城镇化出现急躁、冒进的情况，其后果很难预料。2012年在国家严厉的调控下，地方政府偿债能力和财政状况面临严峻考验。为了追求城镇化快速发展，有个别大城市房地产投资已占固定资产投资一半以上，获得的土地财政收入占比有的城市高达50％以上。有专家警告说，要警惕片面追求基础设施建设、做大GDP。
此外，还有市场人士担心，城镇化加速推广，并带动大规模的投资，会否导致高通胀的出现。
“新型城市化需要面临的实际问题有很多，还包括决策由短期化向长期化转型等，都是一些制度行为，涉及全方位的制度改革。现在，很多研究城镇化的专家、学者，张口闭口大中小城市，还没有意识到新型城镇化的转型关键在于制度、体制的转型，关键在于方式和观念的转型。”李铁说。
新型城镇化本来可以成为一种刺激消费和内需的制度性变革，也有可能转化成为过去常见的政府投资带动，我们需要拭目以待。
（本刊综合整理）
十八大后，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以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不同场合多次重点强调，“城镇化”成为近期舆论在讨论中国下一步发展时频频提到的一个热词。新型城镇化被定位为中国经济未来10年新的增长点。
但城镇化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涉及到方方面面的改革，难度不亚于另一场“摸着石头过河”的大规模经济改革。
当下，中国经济正步入深度调整期，潜在增速下降是不争的事实。而促消费、刺激内需，成为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长期健康良性发展的关键。
被寄予厚望的新型城镇化，不应向过去的发展模式低头。而应更关切民生。
民生的城镇化
古希腊先哲亚里士多德说“人们来到城市是为了生活。人们居住在城市是为了生活得更好。”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2010年中国流动人口数量达2.21亿人。“为了生活”，他们来到城市，但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因不拥有城镇户籍、收入较低，难以在工作地“居住”下来“生活得更好”。
据统计，江苏省在城市稳定就业半年以上的农民工有1000万人，如果加上临时、流动人员，在城市生活的农民工更是一个庞大群体。2008年，江苏专门出台意见，允许在各行各业表现突出的优秀农民工率先落户城镇。据测算，目前全省符合条件的优秀农民工有2万多人，但因为高房价等原因，仅有1％落户城镇。
江苏只是全国的一个缩影。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表示，我国城镇化率达到51.27％，实际上是指统计学意义上的城镇化率，前提就是2亿农民工和7500万流动人口已经完成了非农的转移，这当然是一项非常大的成就。另一方面，我国的户籍城镇化率只有35％，与目前的统计数据相比，存在着16个百分点的差距。如果我们今后制定的任何有关城镇化的政策，仍然过多地关注城市形态的改变，忽视2亿多非农转移人口公共服务的改善，新型城镇化就很难成为一种制度性的变革。
李铁表示，每当谈到土地价格的问题，大家更加关注的是房地产用地，其实，我国工业用地的规模远远超过了房地产用地，而且工业用地是零地价，甚至是负地价，在这一块各级政府都是赔钱的。因为各级政府都要招商引资，就利用低廉的土地成本引来企业，带来大量劳动力。没有这种特殊的制度安排，城镇化也达不到现在的目标。
所以，我国的城镇化走到今天这个程度，不能说过去的制度都是好的，也不能说都是坏的。城镇化还是要往前推进的，但要解决问题，首要解决的就是非农就业的问题。同时，我们要看到，过去各地政府的城市建设投资，开发商是最大的获利者，实际上，城市户籍居民才应该是最大的获利者。
“因此，我们面临的不是简单的城镇化问题，是在一个既定的利益框架中如何重新决策的问题，2亿农民工和7500万流动人口能否成为决策的出发点，将会决定新型城镇化是否成为一种制度性的变革。”李铁说。
2亿多非农转移人口的所有问题能够一次性解决吗？当然是不可能的，因为即使付出了整个公共支出，也不可能解决积累下来的所有问题。李铁认为，改革不是一下子打翻过去的东西，改革需要在不同的利益环境当中寻找更好的办法。“举例来说，我们可以首先解决20％的已经举家搬迁的农民工的问题，这部分大约有4000万人口，他们已经在城市里生活十几年了，但还没有城市户籍，是否可以首先考虑解决这部分人的问题，再分批次地解决其他人的问题？我认为这是可行的。”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高培勇认为，扩内需一条主线就是城镇化，也就是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问题，政府应在医疗、养老、住房、教育等方面缩小待遇差别，实现更加均衡广泛的公共服务。
新一轮的城镇化势必将更加注重“质量”，不仅是要让农民进城，还要以产业转移为依托，确保农民进城后能找到稳定的工作并享有市民待遇，真正做到“安居乐业”。业内人土认为，城镇化的推进可能先从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人手。
“城镇化是个漫长的过程，当你城镇化做到位的时候，事实上全面小康已经实现了，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也实现了。”申银万国宏观经济分析师李慧勇称。
40万亿投资的过热隐忧
2012岁末，由发改委主导的《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规划（2011-2020年）》初稿已编制完成。该规划称“城镇化将在未来十年拉动40万亿投资”。此外，近期福建、江西、云南、等地纷纷出台城镇化体系建设规划方案。
10年40万亿，每年就是4万亿。这是一个庞大的数字。2008年金融危机之时，中国政府推出了4万亿刺激计划，这促使中国经济在全球率先复苏。而如果此后城镇化每年拉动4万亿投资，这对中国经济而言，将是一个新的发动机。
2013年，城镇化改革的综合配套措施将会相继出台，主要包括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及教育等方面。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认为，目前正是中国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的黄金期，2011年中国的城镇化率为51.3％，正处于加速发展的区间。未来5至10年，人口城镇化将形成支撑中国发展转型的动力，如果这一时期城乡一体化的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有重大突破，城镇化率有可能达到60％至65％。
全国工商联房地产商会会长聂梅生表示，带动40万亿投资，据说是按照每年1000万人进城、人均年投资4万来算的，其实很模糊，主要是基建、城市教育医疗卫生等配套，还有相关产业的投资。
毫无疑问，投资仍然是未来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内容，但在各地陆续公布的城镇化方案中可以隐约嗅到投资过热的风险。
在各地大张旗鼓建设城镇化的同时，一个颇为尴尬的现实是，现在国内众多的县级市要建超高层写字楼。县级市的经济实力有限，人口不多，市场容量相对狭窄，但房地产发展走了大城市的路子，甚至很多地方为了搞面子工程，不仅提出建设一些地标性超高层建筑，还要大搞“城市综合体”。而另有一些城市以加速城镇化进程为幌子，以建设工业园区为名，以获取土地出让收入及相关税费为目的，大搞扩城、造城运动。
投资对于拉动经济可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在当前稳增长的压力下，地方政府很可能打着城镇化的旗号，大搞房地产投资和建设。更加令人不安的是，今年两会后地方政府完成换届后，新一轮的大干快上可能又是箭在弦上。
观察人士指出，这种路子仍旧是投资主导、单一的扩张城市建设，显然没有将城市土地扩张要与农业人口转移相结合。没有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要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的政策意图。
值得担心的是，类似于2008年在“抗危机”和“保就业”的口号下，地方扩张冲动不仅带来了通货膨胀、房价飞涨、财政金融风险加大等显性风险，还进一步恶化了经济结构和私人部门的生存空间。城镇化的异化可能再次结出无序扩张的恶果，甚至成为“圈地运动”。
有专家说，一旦城镇化出现急躁、冒进的情况，其后果很难预料。2012年在国家严厉的调控下，地方政府偿债能力和财政状况面临严峻考验。为了追求城镇化快速发展，有个别大城市房地产投资已占固定资产投资一半以上，获得的土地财政收入占比有的城市高达50％以上。有专家警告说，要警惕片面追求基础设施建设、做大GDP。
此外，还有市场人士担心，城镇化加速推广，并带动大规模的投资，会否导致高通胀的出现。
“新型城市化需要面临的实际问题有很多，还包括决策由短期化向长期化转型等，都是一些制度行为，涉及全方位的制度改革。现在，很多研究城镇化的专家、学者，张口闭口大中小城市，还没有意识到新型城镇化的转型关键在于制度、体制的转型，关键在于方式和观念的转型。”李铁说。
新型城镇化本来可以成为一种刺激消费和内需的制度性变革，也有可能转化成为过去常见的政府投资带动，我们需要拭目以待。
（本刊综合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