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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跟王瑶先生学习现代文学
我是1978年到北大中文系求学的。那是研究生教育恢复的第一年。那时我大学毕业后已经在广东韶关地委工作七、八年了。在广东那几年，有较多时间直接到农村和工厂，还当过生产队驻队干部，对中国基层社会生活有切身体验。那时还读过很多书，历史、政治、经济、文学什么都读，也读了不少“内部发行”的外国作品，是杂览，但知识面和视野拓宽了。这两点，对我后来做学问有很大影响。选择报考研究生，重回校园，是希望自由一点，做点自己想做的事。另外还有一个很实际的原因，我爱人是北京人，我们要回北京。那么为什么报考北大中文系呢？我本科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的语文系，“文革”后期人大停办了，到我考研的时候还没有复校，所以我决定考北大。也是因为心仪北大自由开放的校风。考研时，也想过报考古代文学，但复习资料缺少。正好手头有王瑶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稿》，有一位在京的学兄也鼓励我考现代文学，我就给王瑶先生写了封信，希望报考。严家炎老师代表王瑶先生给我回了信，我就下决心报考北大的现代文学专业了。
那时候读研究生，跟现在有很大不同，毕竟几十年过去了。那时研究生比较少，我们享受的是教师的待遇，戴的校徽都跟老师一样，红底白字，后来才改成橙色。我们去图书馆也受照顾，没有借书的限制，书库也可以随便进。上课很少，导师也不怎么管，主要是自己读书。不像现在，规定要修几门课凑多少学分，然后做篇论文。那时候不是这样的，比较自由，就是如饥似渴地读书。我们岁数也比较大，学习机会很难得，都是很努力的。记得那时很多同学都是早晨食堂吃一碗玉米糊和一个馒头，然后就到图书馆，一待就是一个上午。下午和晚上也大都在图书馆看书，比较专注。
同学们普遍心气高，思想也比较活跃，较少怨气和戾气，就是抓紧时间学习。那时外界诱惑较少，也没有多少业余生活，就是看看电影，有时候还到别的学校去看电影，也看剧院演出。有个砖头似的录音机，就是享受。体育锻炼一般都安排在下午五六点钟，有些“老童生”一块拔河，现在的年轻人听了可能觉得不可思议。当时北大校园里面也有舞厅了，不过我没去过。
那时候学生之间来往很多，本科生、研究生都有。本科生主要是77级、78级，他们上的一些课我们也听，有些活动也一起参加。不同专业研究生之间交往也很密切。跟老师来往也多，记得有些著名教授还来学生宿舍辅导或者聊天，比如岑麒祥、朱德熙、阴法鲁、林焘等，都常常在研究生宿舍可以看到。我们也常去导师王瑶先生的家。学生去找老师不用提前打电话，敲门就进去了。赶上吃饭，就一起吃点饭。不像现在，学生见老师很困难，老师要找学生也不容易。
要说具体的教学方式，王瑶先生大概每隔一两个月，组织搞一次座谈会，由一个同学主讲一个专题，但大家都要准备。比如说钱理群，他讲周作人，那大家就拿周作人的作品来看。赵园讲俄罗斯文学对中国的影响，大家就看俄罗斯文学。我记得当时我讲的是郁达夫。每个人都有一个论题选择，然后大家看书，看完以后再就问题来讨论。讨论完以后，王先生就给我们点评。再后来就渐渐写成文章。这就是我们当时的学习方法。
二、现代文学教学和研究
我上大学时，对理论已经有所关注，也发表过一些评论。考上研究生以后，在寻找自己的研究方向方面，我们几个研究生不约而同都有个大致的“分工”。我一开始是做鲁迅和郁达夫研究的，后来又较多往思潮、流派方面考虑。硕士论文写的是鲁迅与厨川白村，博士论文是研究新文学现实主义的流变。还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也是20世纪80年代年代中期写成的，其中有关论争思潮的章节是我负责撰写的。留校任教后，批评史没有人做，我就选择做批评史。
我的研究也受王瑶先生影响。王瑶先生是很大气的学者，他研究六朝文学和新文学，都很注重以历史的审美的视角观察“文学史现象”，这里面有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方法论影响。我的《新文学现实主义的流变》和《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也都力图学习“抓现象”的方法，从史事、作品和相关材料中提炼问题。
跟着王先生，我接受的学术训练是有点偏于史学的，文学史也是历史的一部分，所以很看重材料。当时资料的获取不像现在这样方便，要靠自己去摸索。我的方法是先有大致方向，然后收集资料，了解前人研究状况，形成问题，再进一步研究。我当年做郁达夫研究，是下了死功夫的。先做年谱，那时候没有现成的资料，要一个一个资料去找，写成了20多万字的郁达夫年谱，准备出版。王先生给我这本稿子写了序。
那时看书也多。老师开个书目给我们，我们顺着书目来看，再扩展去看，我那几年读了不下1000本书。有些是过眼录，读得快，但会有印象或者问题，随手用卡片记下来。现在有了电脑，网上查资料也方便，但容易“一步到位”，没有过程，研究的积累是不一样的。现在好像没人用这个“笨”办法了。以前很多老先生做学问也是这样，都是用卡片。当然现在的现代文学研究也不一样了。一代有一代之学术，以前我们找题目比较容易，做什么题目学界的关注度都比较高，大家也心无旁骛，就想着把它做成功。现在各种要求和利益诱惑多了，现代文学研究已经失去当年那种动力，研究越来越琐碎，自娱自乐。有些研究可能自己也觉得没有多少意思，还是花很多气力做文章，得出的结论是常识，也没起到文化积累的作用。古典文学因为学科庞大，时间跨度久远，有些题目即使细小，也是有意义的。现代文学不一样，与当代社会生活联系密切，还是要注重做些有问题意识、也比较有意思的题目为好。我后来在山东大学承担了一个重大课题，叫“当代社会‘文学生活’调查研究”，就是这种想法。文学研究要突破圈子，眼光扩大一点，接地气一点。有些对普通国民影响很大的作品，我们研究文学的人可能不关心，我们只关心圈子里有话说。譬如说《平凡的世界》，我们做过调查，是各个大学的图书馆连续十年、二十年出借率最高的，但是前些年当代文学研究者对《平凡的世界》并不怎么关心。它能进入千百万普通人阅读视野，这种阅读接受是值得研究的文学现象。这样的例子很多。所以我想打破从作家、作品到研究者和批评家的“内循环”，看作家作品的接受情况，普通的读者或者说理想的读者有什么反应？像《平凡的世界》可能艺术技巧差一些，但有它的长项，它能成为普通读者长期喜欢的作品，这就值得研究。我讲“文学生活”，还是希望文学研究能适当关注普通國民的文学接受与消费，以及相关的文学现象。这个课题在2012年就批准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北大也有些老师参加。打破惯性，往外拓展一步就海阔天空，有很多题目可做。比如有人做《知音》杂志的研究——《知音》为何影响那么大？它是什么生产机制？它是怎么传播的？读者群是怎么回事？还有人研究《读者》和《故事会》，研究网络文学，研究农民工的阅读状态，研究短视频对人的认知以及文化传播的影响，等等。 三、主政北大中文系
1999年至2008年，我担任北大中文系系主任。2000年中文系成立90周年時，我在演讲中提出，在教学与办学方面，北大中文系应当“守正创新”，得到中文系老师的认可。几年前，时任北大校长林建华在《人民日报》发文肯定了“守正创新”作为北大办学的思想，影响就出去了。近年来中央领导和一些文件都在使用“守正创新”这个提法。中文系是个老系，有好的传统和学风，比如严谨求实，宽松自由，还有思想比较活跃。这些都是好东西，要想办法把它传承下去。守正创新，先是把“正”守住，在这个基础上再创新和发展。不要天天搞改革，不需要那么多动作，搞教育特别忌讳“多动症”。教育有滞后性，特别是精英教育，它有时要与社会潮流保持一定距离。
在北大中文系，教学是头等大事，尤其本科生教学，是最重要的工作。北大的本科生条件比较好，我们要让最好的老师给本科生讲基础课。当时北大中文系规定有八、九门基础课，有些属于精品课，还获得了全国的奖项。基础课之外，是设置若干二级专业课，比基础课更专一点，但它又不是研究生的课，是专门给高年级本科生开的。像我当时开的“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就是针对本科生开的专题选修课。每一个学科，比如古典文献、汉语史、古代文学，都应该有个二级课。不是说一个老师想上什么课，就上什么课，不能因人设课。
我们那时还特别注重让学生读书，读基本的书。我们开设了《论语》《孟子》《左传》《红楼梦》等专题读书课，一个学期下来，要求完整读好每一本书。另外要求学文学的也要学点训诂、版本之类的课程。我不知道现在这些课程有没有坚持下来。我到山大也建议他们开设类似的读书课。我一直认为，中文系毕业的学生，如果有关中国文化基本的书没有完整读过几本，这是说不过去的。
另外，中文系本科生基础要扎实，写作要过关。中文系不一定能培养作家，但必须要培养“写家”“笔杆子”。中文系毕业的，笔头要硬，这是社会需要，也是他们的饭碗。写作能力背后是思想能力、专业能力，是一种综合训练，不能靠一门课来解决。北大中文系没有写作课，但我们原来有这样的规定，即要求所有课程都布置一些写作任务。还有就是学年论文，必须有老师指导。二年级下学期有个写作能力评定，如果写作方面没有达到一定水平，就做专科处理。记得那时每年大概有百分之六、七，甚至最高达百分之十的本科生毕不了业。要落实挺难的，但规定明确，老师责任到位，就能做好。当时要求老师必须给学生改文章，系里抽查。
研究生培养方面，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生）教育最重要的是把好“三关”，即招生宁缺毋滥、资格考试有淘汰、毕业答辩实行匿名评审。我们是全国最早对博士生论文实行匿名评审的，《人民日报》都登过消息，后来逐步推广。当时每个专业搞个专家库，导师回避。答辩通过之后，还要系里讨论。每年都有学生没能通过的。还有，为拓展研究生视野，活跃思维，我们还专门设立了“孑民学术论坛”，是跨学科的，邀请不同领域顶尖的学者来做讲座。
四、主持统编中小学语文教材
我2008年卸任系主任，2009年退休，返聘到2011年，就转到山东大学去了，他们聘任我为文科一级教授。我在那边带博士生，也给本科生上课，北大这边我负责指导的几个博士生继续指导，直到他们都毕业。我去山大不久，教育部就聘请我担任全国中小学语文统编教材的总主编。工作看起来不一样了，但也不是什么“转变”。关注语文教育是中文系老师的题中应有之义。我当系主任时，看到很多师范大学中文系不怎么关注基础教育，都往综合大学的路子发展，而基础教育存在的问题又那么多，由于关乎国计民生，我就想“敲边鼓”，让北大中文系在语文教育方面有所作为，发出声音，支持更多的大学来关注基础教育。2004年我就主持成立了语文教育研究所，做了很多实事，在全国产生影响。袁行霈先生领衔的人教社高中语文教材，我当执行主编，北大中文系有十多位教授参与编写。包括陆俭明、陈平原、苏培成诸位先生，那时都参加了。在统编教材之前，人教社这套教材覆盖面最大，这也算是中文系的重要成果。那套语文的封面上就写着“北京大学中文系编写”，影响很大。而且，关注中小学语文教育，本来就是北大中文系的传统。以前的老先生都关注，朱德熙、王力等先生都教过中学的，冯钟芸先生也主持过中学语文教材评审。西南联大时期中文系教授们编过《国文月刊》杂志，朱自清还教授过“中学国文教学法”。这并不妨碍他们学术上取得巨大的成就，同时又使中文系的学术与社会需求取得更密切的联系。这应该是淑世之举。
语文统编教材这个大工程，从2012年到2019年总共做了8年，先后组织各方面专家两百多人，虽然非常艰难，但终于完成了。现在中小学语文统编教材已在全国投入使用。以前的语文教材都是各个出版社编的，质量难免良莠不齐。统编能调动全国的研制编写力量，水平会有一定提升。教材编写是国家的事权，肯定有政治要求，但也有专业方面的很多空间。比如课文选什么，应该引导学生怎样去学，建议在教学上作哪些改革等等，都是要各方面的专业研究支持的。这是值得做的事。确实很难，比我们自己写文章难多了。到了编高中教材那几年，我年纪也大了，又动了手术，一度想推辞不干了。教育部的领导特地到家里来，劝我坚持做完。这样我还是从大局考虑，坚持做下来了。
做了这些年中小学语文教育，现在回过头来看大学中文系的文学教育，是有一些感触的。中文系是基础学科，又是人文学科，需要有社会关怀。现在的问题是分工很细，大都在自己专业圈子里转，做打井式的研究，只关注发文章做项目，其他都不关注。缺少社会关怀，缺少思想发现，还缺少“文气”，那就会被边缘化，成为一个摆设。中文系应该有一部分力量（不是全部）关注社会的“语文生活”和“文学生活”，关注中小学语文教育，用专业视角去关注。比如说搞诗歌的人，可以关注一下何为“诗教”，中小学诗歌都是怎么教的。研究古汉语的人，也不妨关心一下什么叫“浅近的文言文”。语文教育研究所是一个虚体，但影响很大，也是中文系的学术资源，应当用好这个平台。要通过切实的调查研究，结合专业的眼光，发现问题，向社会发出声音。
2020年是北大中文系110周年系庆，我还是主张中文系应当坚持“守正创新”，把它作为一种“系格”来坚守。在这个实利化的浮躁的环境中，尽可能为老师和学生争取相对的学术自由，使他们能够有比较宽松的心态去学习和做学问。教好我们的学生，通过学术训练使他们充分打开自己，认识和磨炼自己，为一生的学习发展打下厚实的底子，做有家国天下大胸怀的人。
[本文由温儒敏口述，李宪瑜整理]
[责任编辑：陈立民]
我是1978年到北大中文系求学的。那是研究生教育恢复的第一年。那时我大学毕业后已经在广东韶关地委工作七、八年了。在广东那几年，有较多时间直接到农村和工厂，还当过生产队驻队干部，对中国基层社会生活有切身体验。那时还读过很多书，历史、政治、经济、文学什么都读，也读了不少“内部发行”的外国作品，是杂览，但知识面和视野拓宽了。这两点，对我后来做学问有很大影响。选择报考研究生，重回校园，是希望自由一点，做点自己想做的事。另外还有一个很实际的原因，我爱人是北京人，我们要回北京。那么为什么报考北大中文系呢？我本科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的语文系，“文革”后期人大停办了，到我考研的时候还没有复校，所以我决定考北大。也是因为心仪北大自由开放的校风。考研时，也想过报考古代文学，但复习资料缺少。正好手头有王瑶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稿》，有一位在京的学兄也鼓励我考现代文学，我就给王瑶先生写了封信，希望报考。严家炎老师代表王瑶先生给我回了信，我就下决心报考北大的现代文学专业了。
那时候读研究生，跟现在有很大不同，毕竟几十年过去了。那时研究生比较少，我们享受的是教师的待遇，戴的校徽都跟老师一样，红底白字，后来才改成橙色。我们去图书馆也受照顾，没有借书的限制，书库也可以随便进。上课很少，导师也不怎么管，主要是自己读书。不像现在，规定要修几门课凑多少学分，然后做篇论文。那时候不是这样的，比较自由，就是如饥似渴地读书。我们岁数也比较大，学习机会很难得，都是很努力的。记得那时很多同学都是早晨食堂吃一碗玉米糊和一个馒头，然后就到图书馆，一待就是一个上午。下午和晚上也大都在图书馆看书，比较专注。
同学们普遍心气高，思想也比较活跃，较少怨气和戾气，就是抓紧时间学习。那时外界诱惑较少，也没有多少业余生活，就是看看电影，有时候还到别的学校去看电影，也看剧院演出。有个砖头似的录音机，就是享受。体育锻炼一般都安排在下午五六点钟，有些“老童生”一块拔河，现在的年轻人听了可能觉得不可思议。当时北大校园里面也有舞厅了，不过我没去过。
那时候学生之间来往很多，本科生、研究生都有。本科生主要是77级、78级，他们上的一些课我们也听，有些活动也一起参加。不同专业研究生之间交往也很密切。跟老师来往也多，记得有些著名教授还来学生宿舍辅导或者聊天，比如岑麒祥、朱德熙、阴法鲁、林焘等，都常常在研究生宿舍可以看到。我们也常去导师王瑶先生的家。学生去找老师不用提前打电话，敲门就进去了。赶上吃饭，就一起吃点饭。不像现在，学生见老师很困难，老师要找学生也不容易。
要说具体的教学方式，王瑶先生大概每隔一两个月，组织搞一次座谈会，由一个同学主讲一个专题，但大家都要准备。比如说钱理群，他讲周作人，那大家就拿周作人的作品来看。赵园讲俄罗斯文学对中国的影响，大家就看俄罗斯文学。我记得当时我讲的是郁达夫。每个人都有一个论题选择，然后大家看书，看完以后再就问题来讨论。讨论完以后，王先生就给我们点评。再后来就渐渐写成文章。这就是我们当时的学习方法。
二、现代文学教学和研究
我上大学时，对理论已经有所关注，也发表过一些评论。考上研究生以后，在寻找自己的研究方向方面，我们几个研究生不约而同都有个大致的“分工”。我一开始是做鲁迅和郁达夫研究的，后来又较多往思潮、流派方面考虑。硕士论文写的是鲁迅与厨川白村，博士论文是研究新文学现实主义的流变。还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也是20世纪80年代年代中期写成的，其中有关论争思潮的章节是我负责撰写的。留校任教后，批评史没有人做，我就选择做批评史。
我的研究也受王瑶先生影响。王瑶先生是很大气的学者，他研究六朝文学和新文学，都很注重以历史的审美的视角观察“文学史现象”，这里面有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方法论影响。我的《新文学现实主义的流变》和《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也都力图学习“抓现象”的方法，从史事、作品和相关材料中提炼问题。
跟着王先生，我接受的学术训练是有点偏于史学的，文学史也是历史的一部分，所以很看重材料。当时资料的获取不像现在这样方便，要靠自己去摸索。我的方法是先有大致方向，然后收集资料，了解前人研究状况，形成问题，再进一步研究。我当年做郁达夫研究，是下了死功夫的。先做年谱，那时候没有现成的资料，要一个一个资料去找，写成了20多万字的郁达夫年谱，准备出版。王先生给我这本稿子写了序。
那时看书也多。老师开个书目给我们，我们顺着书目来看，再扩展去看，我那几年读了不下1000本书。有些是过眼录，读得快，但会有印象或者问题，随手用卡片记下来。现在有了电脑，网上查资料也方便，但容易“一步到位”，没有过程，研究的积累是不一样的。现在好像没人用这个“笨”办法了。以前很多老先生做学问也是这样，都是用卡片。当然现在的现代文学研究也不一样了。一代有一代之学术，以前我们找题目比较容易，做什么题目学界的关注度都比较高，大家也心无旁骛，就想着把它做成功。现在各种要求和利益诱惑多了，现代文学研究已经失去当年那种动力，研究越来越琐碎，自娱自乐。有些研究可能自己也觉得没有多少意思，还是花很多气力做文章，得出的结论是常识，也没起到文化积累的作用。古典文学因为学科庞大，时间跨度久远，有些题目即使细小，也是有意义的。现代文学不一样，与当代社会生活联系密切，还是要注重做些有问题意识、也比较有意思的题目为好。我后来在山东大学承担了一个重大课题，叫“当代社会‘文学生活’调查研究”，就是这种想法。文学研究要突破圈子，眼光扩大一点，接地气一点。有些对普通国民影响很大的作品，我们研究文学的人可能不关心，我们只关心圈子里有话说。譬如说《平凡的世界》，我们做过调查，是各个大学的图书馆连续十年、二十年出借率最高的，但是前些年当代文学研究者对《平凡的世界》并不怎么关心。它能进入千百万普通人阅读视野，这种阅读接受是值得研究的文学现象。这样的例子很多。所以我想打破从作家、作品到研究者和批评家的“内循环”，看作家作品的接受情况，普通的读者或者说理想的读者有什么反应？像《平凡的世界》可能艺术技巧差一些，但有它的长项，它能成为普通读者长期喜欢的作品，这就值得研究。我讲“文学生活”，还是希望文学研究能适当关注普通國民的文学接受与消费，以及相关的文学现象。这个课题在2012年就批准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北大也有些老师参加。打破惯性，往外拓展一步就海阔天空，有很多题目可做。比如有人做《知音》杂志的研究——《知音》为何影响那么大？它是什么生产机制？它是怎么传播的？读者群是怎么回事？还有人研究《读者》和《故事会》，研究网络文学，研究农民工的阅读状态，研究短视频对人的认知以及文化传播的影响，等等。 三、主政北大中文系
1999年至2008年，我担任北大中文系系主任。2000年中文系成立90周年時，我在演讲中提出，在教学与办学方面，北大中文系应当“守正创新”，得到中文系老师的认可。几年前，时任北大校长林建华在《人民日报》发文肯定了“守正创新”作为北大办学的思想，影响就出去了。近年来中央领导和一些文件都在使用“守正创新”这个提法。中文系是个老系，有好的传统和学风，比如严谨求实，宽松自由，还有思想比较活跃。这些都是好东西，要想办法把它传承下去。守正创新，先是把“正”守住，在这个基础上再创新和发展。不要天天搞改革，不需要那么多动作，搞教育特别忌讳“多动症”。教育有滞后性，特别是精英教育，它有时要与社会潮流保持一定距离。
在北大中文系，教学是头等大事，尤其本科生教学，是最重要的工作。北大的本科生条件比较好，我们要让最好的老师给本科生讲基础课。当时北大中文系规定有八、九门基础课，有些属于精品课，还获得了全国的奖项。基础课之外，是设置若干二级专业课，比基础课更专一点，但它又不是研究生的课，是专门给高年级本科生开的。像我当时开的“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就是针对本科生开的专题选修课。每一个学科，比如古典文献、汉语史、古代文学，都应该有个二级课。不是说一个老师想上什么课，就上什么课，不能因人设课。
我们那时还特别注重让学生读书，读基本的书。我们开设了《论语》《孟子》《左传》《红楼梦》等专题读书课，一个学期下来，要求完整读好每一本书。另外要求学文学的也要学点训诂、版本之类的课程。我不知道现在这些课程有没有坚持下来。我到山大也建议他们开设类似的读书课。我一直认为，中文系毕业的学生，如果有关中国文化基本的书没有完整读过几本，这是说不过去的。
另外，中文系本科生基础要扎实，写作要过关。中文系不一定能培养作家，但必须要培养“写家”“笔杆子”。中文系毕业的，笔头要硬，这是社会需要，也是他们的饭碗。写作能力背后是思想能力、专业能力，是一种综合训练，不能靠一门课来解决。北大中文系没有写作课，但我们原来有这样的规定，即要求所有课程都布置一些写作任务。还有就是学年论文，必须有老师指导。二年级下学期有个写作能力评定，如果写作方面没有达到一定水平，就做专科处理。记得那时每年大概有百分之六、七，甚至最高达百分之十的本科生毕不了业。要落实挺难的，但规定明确，老师责任到位，就能做好。当时要求老师必须给学生改文章，系里抽查。
研究生培养方面，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生）教育最重要的是把好“三关”，即招生宁缺毋滥、资格考试有淘汰、毕业答辩实行匿名评审。我们是全国最早对博士生论文实行匿名评审的，《人民日报》都登过消息，后来逐步推广。当时每个专业搞个专家库，导师回避。答辩通过之后，还要系里讨论。每年都有学生没能通过的。还有，为拓展研究生视野，活跃思维，我们还专门设立了“孑民学术论坛”，是跨学科的，邀请不同领域顶尖的学者来做讲座。
四、主持统编中小学语文教材
我2008年卸任系主任，2009年退休，返聘到2011年，就转到山东大学去了，他们聘任我为文科一级教授。我在那边带博士生，也给本科生上课，北大这边我负责指导的几个博士生继续指导，直到他们都毕业。我去山大不久，教育部就聘请我担任全国中小学语文统编教材的总主编。工作看起来不一样了，但也不是什么“转变”。关注语文教育是中文系老师的题中应有之义。我当系主任时，看到很多师范大学中文系不怎么关注基础教育，都往综合大学的路子发展，而基础教育存在的问题又那么多，由于关乎国计民生，我就想“敲边鼓”，让北大中文系在语文教育方面有所作为，发出声音，支持更多的大学来关注基础教育。2004年我就主持成立了语文教育研究所，做了很多实事，在全国产生影响。袁行霈先生领衔的人教社高中语文教材，我当执行主编，北大中文系有十多位教授参与编写。包括陆俭明、陈平原、苏培成诸位先生，那时都参加了。在统编教材之前，人教社这套教材覆盖面最大，这也算是中文系的重要成果。那套语文的封面上就写着“北京大学中文系编写”，影响很大。而且，关注中小学语文教育，本来就是北大中文系的传统。以前的老先生都关注，朱德熙、王力等先生都教过中学的，冯钟芸先生也主持过中学语文教材评审。西南联大时期中文系教授们编过《国文月刊》杂志，朱自清还教授过“中学国文教学法”。这并不妨碍他们学术上取得巨大的成就，同时又使中文系的学术与社会需求取得更密切的联系。这应该是淑世之举。
语文统编教材这个大工程，从2012年到2019年总共做了8年，先后组织各方面专家两百多人，虽然非常艰难，但终于完成了。现在中小学语文统编教材已在全国投入使用。以前的语文教材都是各个出版社编的，质量难免良莠不齐。统编能调动全国的研制编写力量，水平会有一定提升。教材编写是国家的事权，肯定有政治要求，但也有专业方面的很多空间。比如课文选什么，应该引导学生怎样去学，建议在教学上作哪些改革等等，都是要各方面的专业研究支持的。这是值得做的事。确实很难，比我们自己写文章难多了。到了编高中教材那几年，我年纪也大了，又动了手术，一度想推辞不干了。教育部的领导特地到家里来，劝我坚持做完。这样我还是从大局考虑，坚持做下来了。
做了这些年中小学语文教育，现在回过头来看大学中文系的文学教育，是有一些感触的。中文系是基础学科，又是人文学科，需要有社会关怀。现在的问题是分工很细，大都在自己专业圈子里转，做打井式的研究，只关注发文章做项目，其他都不关注。缺少社会关怀，缺少思想发现，还缺少“文气”，那就会被边缘化，成为一个摆设。中文系应该有一部分力量（不是全部）关注社会的“语文生活”和“文学生活”，关注中小学语文教育，用专业视角去关注。比如说搞诗歌的人，可以关注一下何为“诗教”，中小学诗歌都是怎么教的。研究古汉语的人，也不妨关心一下什么叫“浅近的文言文”。语文教育研究所是一个虚体，但影响很大，也是中文系的学术资源，应当用好这个平台。要通过切实的调查研究，结合专业的眼光，发现问题，向社会发出声音。
2020年是北大中文系110周年系庆，我还是主张中文系应当坚持“守正创新”，把它作为一种“系格”来坚守。在这个实利化的浮躁的环境中，尽可能为老师和学生争取相对的学术自由，使他们能够有比较宽松的心态去学习和做学问。教好我们的学生，通过学术训练使他们充分打开自己，认识和磨炼自己，为一生的学习发展打下厚实的底子，做有家国天下大胸怀的人。
[本文由温儒敏口述，李宪瑜整理]
[责任编辑：陈立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