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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运用国际关系学中角色与个性的概念，考察了戴维·布鲁斯当选为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的原园。从中得出，对于重要外交官员的选拔，所任职位的性质、任务，所在国的环境，出任国的环境，领导人的偏好等是选拔外交官员的因素。同时，被选用外交官的个性、经历、专业素养、政治取向等都是应该考虑的个人特点。也就是说，除了外交官必须具备基本的素质外，环境对角色的要求与被任命者个人特质相吻合，是外交官员选派所应该遵循的一个原则。那么，外交人员应根据任职期间各个因素的具体情况，充分地拓展职位的空间，来定位自己应“扮演”的角色，充分地发挥个人的作用。
[关键词]角色，个性，戴维·布鲁斯，联络处
[中图分类号]K5 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7)02-0040-05
1973年2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第5次访华，中美双方商定各自在对方首都设立联络处。这是中美之间在打破坚冰后的又一重大举措。中美双方相互设立联络处是外交上的一个创举。双方对联络处的设立都非常重视，并对派往联络处的外交人员作了精心的考虑。中国政府派出中国驻法国大使黄镇任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外交部礼宾司司长韩叙任副主任。
美国政府派出的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是戴维·布鲁斯。作为“美国派出的常驻外交机构的头号官员”，戴维·布鲁斯于1973年5月到1974年9月在北京工作了一年零五个月。美国政府为什么会任命布鲁斯担任首位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呢?本文结合当时的政治背景，从中美两国关系状态、布鲁斯所在机构的特点、中美两国当时的国内政治背景、两国国家领导人的个人特质等方面，试图从国际关系学中角色与个性的角度考察布鲁斯当选为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的原因。
一、布鲁斯的身份符合联络处级别的要求
据曾在布鲁斯任内担任联络处政治部主任的尼古拉斯·普拉特回忆，在建立联络处之前，亨利·基辛格曾考虑把联络处当成一个较小的派出机构，仅需要较低级别的领导层。他考虑任命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约翰·霍尔德里奇或美国国务院官员艾尔·詹金斯为联络处主任。但是中国方面对联络处加大了“赌注”，决定派遣最资深的外交官之一的黄镇担任中国驻美国联络处主任。所以，基辛格只好做出回应，派出美国最资深的外交家戴维·布鲁斯为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而派霍尔德里奇和詹金斯为副主任。
当时中美两国商定，中美两国互设的联络处在规格上“相互对等”，人员享受外交特权，通讯往来享有安全保障，联络处从有关部门获得安全保卫。实际上，双方都把这一联络处的规格看得很高，默契地看成是大使馆的地位。就是说双方期待互派的联络处主任应当具备大使级的资历和身份。作为新中国首批驻外大使之一的驻法大使黄镇出任中国驻美联络处首任主任，黄镇后来成为了第一届中国驻美国大使。毛泽东就曾对即将赴任的黄镇说：“这(指联络处)比大使馆还大使馆。”
布鲁斯是“美国迄今最好的大使”。从1949年担任美国驻法国大使至1971年任美国和越南巴黎谈判代表，二十余年时间，布鲁斯一直活跃于欧洲外交界。他先后担任过欧洲三个主要大国法国、德国、英国的大使，这在美国驻外大使中是绝无仅有的一个。1973年3月15日，尼克松在华盛顿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他任命75岁已经退休的布鲁斯担任美国驻北京联络处主任的考虑之一就是布鲁斯的级别比较高。尼克松说：“因为我认为任命一个高级别的人担任这个职位是非常重要的，中国方面本身也同意这个观点。”在非正式场合，美国也常常把任职美驻华联络处主任的布鲁斯称为大使。布鲁斯与中方派出的中国驻美国联络处主任黄镇在级别上对等，起到—个象征和标志性的作用，标志着联络处相当于“大使馆”的级别。
二、布鲁斯的高龄符合中国敬老的传统并与中国领导人年龄相当
布鲁斯在日记中写道：“我的主要称职之处，似乎在于我的年龄。在中国，70是古稀之年，人们认为能够活到70岁以上不但说明精神好，而且是一种智慧的象征。毛(泽东)79岁，周(恩来)74岁，而我75岁，与他们是同龄之人。”布鲁斯的年龄如同他的丰富的经历一样，也是他的资本之一。布鲁斯被任命为驻中国联络处主任时已经75岁，这符合中国敬老的文化传统。在历史上，中国是高度中央集权的农业社会，是典型的等级社会，人口流动少，而且农业社会讲求的是经验，因此数千年来，逐渐形成了长幼有序，敬老爱幼的文化传统。一般来说，在中国年长者具有较高的声望和地位，也会赢得较多的尊敬。因此，在中国年龄本身来说就是一种资历。
另一点是，当时中国的主要国家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都年事已高。与布鲁斯在工作上联系较多的中国其他高级外交官员如乔冠华年过六十，叶剑英、黄镇也已年过七十。布鲁斯的年龄与中国领导人和官员的年龄相称。从人际交往角度讲，相当的年龄和资历的人，可以找到相同的话题和词汇，有利于交流、对话的进行。有人说：“如果是与周恩来进行交谈，那么布鲁斯肯定要比其他年轻人做得更出色。”“与美国人不同，中国人对上了年纪的领导人比较尊敬。而且在北京，布鲁斯要打交道的两位领导人，毛泽东已经79岁，周恩来74岁，在他们讨论问题时，布鲁斯丝毫不会逊色。”
三、布鲁斯平和稳重的性格、丰富的外交经验适应中美交往的环境
布鲁斯个性谦逊冷静，为人老成平和，处事谨慎稳重，办事有耐心。在数十年的外交生涯中，布鲁斯一直表现出很强的忍耐心和合作精神。“布鲁斯是一个政治学者，一个理智的人，他能够做到在骚乱的局面下仍然彬彬有礼，并且做出分析”。“他总是给人一种非常镇静的感觉，在危机时刻，这样更容易把事情处理好”。这种个性特点能够很好地规范个人的愿望，按照职务的要求办事，适合在从长期敌对隔离到走向缓和的中美之间的复杂的交往环境里担当外交官的角色。
中美两国相互隔绝二十多年，由于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长期被蒋介石政府占据，中国参加其他国际组织以及其他国际性会议的机会也很少，因此中美双方在国际上交往的场合也很少，两国只通过较少的渠道存在接触。而且当时的国际环境，也阻碍了中美两国的相互了解。美苏在二战后不久即已拉开冷战的序幕，新中国在两大阵营的冷战之中成立，并迅速地采取了“一边倒”的外交战略，全面倒向社会主义苏联。因此在意识形态上来讲，中美双方处于一种针锋相对的状态。双方首先在思想观念、社会舆论上都对另一方充满了敌意。双方相互攻击，都不可能做到冷静地相互观察，不能做到客观公正的了解。
从历史文化方面来看，中国与美国在文化上存在巨大的反差。中国在长期的历史发展和矛盾冲突中，逐渐完善了其统治秩序，构建了井然有序的金字塔式权力结构。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和礼仪之邦，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讲究礼节和长幼 秩序。而美国是一个年轻的国家，没有历史上长期积淀下来的繁文缛节，强调人生而平等，“人人可与上帝直接对话”。因此，美国人比较坦率，无论老幼强调个人的独立，崇尚自主和自助的精神，中国首任驻联合国大使王炳南对美国人的印象是：“一般说来，他们坦率、开放、活跃，很容易打交道。”布鲁斯曾在日记中这样比较中美两国人民：“对他们来说，我们仍然是一群野蛮人。”
美驻华联络处第一任副主任约翰·H·霍尔德里奇在回忆录中描述了当时美驻中国联络处刚开始工作时，美国外交官们的感受。美国驻北京联络处的“不同之处在于我们的使团规模小，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我们的存在比较陌生”。“虽然我们按照外交职业人员的‘常规’办事，但实际上我们感到是在陌生的领域里摸索我们自己的工作方式方法”，“我们是在非常独特而又往往是磨难人的环境中进行工作的”。“首先，我们要面对某些美国学者所说的‘中国中心主义’，或者比较通俗地说，‘中央王国的情结’，这个情结意味着：在中国人的头脑里坚定地相信中国的文明和文化比世界上其他任何民族都优越”。“第二，既然在美国联络处成立时毛泽东是中国无可置疑的领袖，那么，在官员们的头脑中又增加了一种内容：‘毛泽东思想’能解答每一个问题，而没有掌握这种‘真理’的外国人都是无可指望的。因此，我们同中国官员的谈判十分艰巨”。
正如基辛格所言：“在我们与中国人交往的过程中，我们之间巨大的文化差异暴露无遗。”…在这样一个双方文化反差巨大，而又曾长期隔绝的情境之下，双方很容易由于误解而产生矛盾、冲突。因此必须选择有经验、有耐心的外交官员，在遇突发矛盾时可以做到平和谨慎，做事有分寸和留有余地；在产生分歧时，可以考虑到求同存异，给予配合和合作。布鲁斯在任职期间稳妥地解决了意外发生的事件，保证了中美关系不会由于意外的冲突而受到影响。
四、布鲁斯为人忠实、没有个人野心的个性特点符合尼克松和基辛格的个人风格
任命布鲁斯担任首届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这一职位的另一个原因是美国当时国家领导人的个性特点。布鲁斯与人随和，为人忠实，没有个人野心。这种服从上级的工作作风符合尼克松和基辛格的个人风格。
美国总统尼克松和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是打开中美关系的关键人物。总统尼克松精通外交事务，并常常亲自制定外交政策。而基辛格在外交当中喜欢抢风头，喜欢把握时局，“不能忍受他认为对自己的领地构成侵犯的任何事情”。基辛格尤其通过喜欢“个人外交”、“秘密外交”，独揽外交事务。中美双方互设联络处，在于设立一个处理日常交往的机构，以及把联络处作为稳定双方关系的机构。
那时，基辛格是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他的外交才能的发挥，使美国的对外事务掌握在总统和国家安全委员会手中，而不是掌握在传统上把握对外政策的国务卿手中。按照常规，布鲁斯的属下人员应由美国国务院派遣。为了与白宫保持联系，基辛格博士决定要霍尔德里奇恢复驻外的外事人员身份，并担任戴维·布鲁斯的副手。“为了不触怒国务院”，联络处设置两个副主任，另一位副主任由国务院选派，这在美国外交史上少说也是一件不平常的事。两个“副主任”的职位安排是不合惯例的。“联络处是一个奇怪的办公室”，“这两个副主任相互有些抵触”，这反映了美国内部国务院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两个机构之问的斗争。通过派遣霍尔德里奇为副主任，基辛格安排自己属下加入到联络处的工作，保持着对联络处的控制。因此．基辛格对美国驻北京联络处的掌控是非常直接的。联络处既与国务院又与基辛格保持工作上的联系。
中美关系的建立是关系到全局的大事，它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两国之间的矛盾和隔阂非常大，两国关系的发展所遇到的阻力也很多，所以中美关系的正常化进程必须保持在最高领导层手中，以规避各种阻力。基辛格为了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曾多次访华，重要的协议和文件，都是在基辛格访华期间达成或签订的，许多关键步骤都是由基辛格访华来完成的。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美国驻中国联络处是不可能发挥推动中美关系的关键作用的。白宫需要的是一个与它密切合作的联络处主任。
1973年3月，尼克松邀请布鲁斯到白宫，要求他担任美国驻北京联络处主任。并告诉他这是一个没有大使衔的职位，因为美国还没有关掉它在台北的大使馆，但是美国外交非常重要的标志。布鲁斯虽然年近75岁，但他甚至没有征询他妻子的意见就接受了这个职务。布鲁斯那一代属于听话的一代，实际上只要总统指派了，布鲁斯总会欣然从命的。
布鲁斯不能提出出色的政策建议，在大多数情况下，他只是政策、建议的赞成者和促进者。布鲁斯具有一种关于欧洲联合的感情倾向，在法国担任大使时，当莫内提出欧洲联合的主张时，布鲁斯成为了莫内计划忠实的支持者和促进者，为莫内计划争取到了大量的美国资金。在德国担任大使时，他是阿登那总统与美国总统问的“传话筒”。布鲁斯性格谦逊、善于倾听，成为阿登那亲密的谈话者。通过与布鲁斯进行私人谈话，阿登那总统以非常隐蔽、安全的方式向美国传达信息，交换信息。正如法国莫内计划的主持者让·莫内如此评价的：“布鲁斯总是考虑到别人，听取他们的意见，而不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也不固执己见、自以为然。他总是希望别人能够充分地说服他，而不是他去说服别人。”
布鲁斯个性谦和，服从指挥而又颇具人缘，能很好地起到“粘合剂”和“润滑剂”的作用。布鲁斯与基辛格的私人关系较为密切，基辛格是布鲁斯家里的常客。这样将友好人士安排为联络处主任有利于基辛格工作的开展，减少基辛格与联络处之间的摩擦。1974年3月，布鲁斯收到了一则新闻界关于布鲁斯即将离任的造谣的报道，针对这则报道，布鲁斯向基辛格发了一则电报，阐明了他的个人立场。布鲁斯充分认识到基辛格在中美谈判中的重要性，认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的谈判都由基辛格来进行是最有效的。自己被排除在最高级谈判之外，他毫无介入谈判的想法。布鲁斯一点也不认为担任没有正式大使官衔的驻华联络处主任有损他职业上的荣誉，他认为参加了基辛格与毛主席的会谈是他生命中“最引人入胜的”一段经历。布鲁斯说，“我相信你理解我对你的感情，是深深的钦佩和友爱”，“只要总统和你需要我担任这一职务，我就会一直留在这”。
容易接近，与人随和，为人忠实，服从上级，没有个人野心是布鲁斯一个显著的个性特点。因此，基辛格任用布鲁斯来担任主任，布鲁斯既可以成为基辛格忠实的助手，又有利于尼克松、基辛格对中美关系进程的掌握。
五、布鲁斯职业外交家的政治背景满足美国党派政治的需要
选择布鲁斯的另一个原因是出于国内政治、党派政治的考虑。布鲁斯不是政治家，是一个职业外交家。布鲁斯早年就加入了民主党，但是他很少介入党派政治。1923年，布鲁斯进入提名马里兰众议 院代表的预选会，他被选举为巴尔的摩第二街区的民主党六个代表之一。1924年1月，他宣誓就职，但是他很快认为在众议院的一届任职对他来说，已经足够了。“政治就像‘严冬的一场嬉戏’”。布鲁斯很快就对政治产生了厌倦。“我的所谓的政治职务，仅仅是被选为1924到1926年马里兰众议院代表，1939年、1942年弗吉尼亚众议院代表”。但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开始，布鲁斯就对外交产生了兴趣。
1963年，约翰逊政府上台后，布鲁斯请求辞去驻英国大使的职务，约翰逊总统没有同意布鲁斯辞呈，继续任命他为驻英国大使。布鲁斯接受了这一任命，因为他“一直认为不管他个人的观点如何，他都有责任支持政府的政策”。1969年，布鲁斯在退休时曾说：“作为一名派往国外的大使，最重要的原则是对国内政治党派或政治运动既不反对也不参与。”
他并不与某届内阁共同进退，共在七位来自两党的总统任下担任过职务。“自二战以来的五位总统可能在许多问题上，尤其是外交事务上很难达成一致。但是，当在寻找一位人选担当外交关键职务时，这五位总统都会选择戴维·布鲁斯”。这种在多届总统政府中任职的经历，更加说明了布鲁斯的无党派性的工作作风和背景。
尼克松和基辛格也希望中国方面注意到布鲁斯在美国政治中所具有的中立性。1973年2月，基辛格的特别助理温斯顿·洛德以基辛格的名义给在纽约的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发了一份布鲁斯的简历，按外交惯例征求北京对美国选派布鲁斯的意见。洛德强调：“(布鲁斯)在美国由于他的两党性而享有很高声誉，选择一个具有这样特点的人．可以表明我们对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的重视。”1973年3月15日，尼克松在华盛顿就中美相互设立联络处事项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尼克松在招待会上说：“布鲁斯虽然是一个民主党成员，但在他的职业生涯中没有参与政党政治”，“我们相信任命布鲁斯为联络处主任，表明了我们这样的意图，就是不管将来是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人担任总统，联络处这一举措都将继续下去。”共和党总统尼克松任命布鲁斯为北京联络处主任，表明了美国谋求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应该是美国两党的一项共同事业，而不受党派政治的干扰。
中美相互设立联络处是外交史上的首创。它是中美建交过程中的一个过渡性的机构。对于这一机构的性质、地位和作用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布鲁斯作为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的第一任，其本身更是一种首创。通过对布鲁斯被任命为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的考量，可以看出政府对外交官的选任可能起作用的各种要素。
布鲁斯被派往北京是美国政府，尤其是总统尼克松和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精心考虑的结果。布鲁斯是当时美国最出色的职业外交官之一，他具有丰富的外交经历，性格沉稳，年龄与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相仿，专心于外交工作，与国内上级领导人尼克松和基辛格的关系良好，成为尼克松和基辛格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的合适人选。他本身所具有的个人特质十分符合中美两国政府商议中关于联络处主任角色的要求，也符合美国国内政治局势的需要。
从以上布鲁斯的个案分析可以看出，对于重要外交官员的选拔，所任职位的性质、任务，所在国的国内环境，出任国的国内环境，领导人的个人偏好等是选拔外交官员起作用的因素。尤其是在特殊职位的规定中，上级领导人的个性特征甚至可以成为对下级角色规定的变量。那么被选用外交官的个性、经历、专业素养、政治取向等都是应该考虑的个人特点。从布鲁斯被任命的原因看出，重要外交官员的任命，除了外交官必须具备基本的素质以外，环境对角色的要求与被任命者个人特质相吻合，是外交官员选派所应该遵循的原则之一。反之．外交人员则应根据任职期间各个因素的具体情况，充分地拓展职位的空间，来定位自己应“扮演”的角色，充分地发挥个人的作用，体现自己的个性。而不是仅仅将角色理解为职务。只有这样才能在一定的职位上，开创性的完成自己的任务，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作者简介]肖文黎(1976-)，女，汉族，湖南娄底人，湘潭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国际关系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中美关系、中国外交。
[责任编辑：倪金荣]
[关键词]角色，个性，戴维·布鲁斯，联络处
[中图分类号]K5 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7)02-0040-05
1973年2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第5次访华，中美双方商定各自在对方首都设立联络处。这是中美之间在打破坚冰后的又一重大举措。中美双方相互设立联络处是外交上的一个创举。双方对联络处的设立都非常重视，并对派往联络处的外交人员作了精心的考虑。中国政府派出中国驻法国大使黄镇任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外交部礼宾司司长韩叙任副主任。
美国政府派出的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是戴维·布鲁斯。作为“美国派出的常驻外交机构的头号官员”，戴维·布鲁斯于1973年5月到1974年9月在北京工作了一年零五个月。美国政府为什么会任命布鲁斯担任首位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呢?本文结合当时的政治背景，从中美两国关系状态、布鲁斯所在机构的特点、中美两国当时的国内政治背景、两国国家领导人的个人特质等方面，试图从国际关系学中角色与个性的角度考察布鲁斯当选为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的原因。
一、布鲁斯的身份符合联络处级别的要求
据曾在布鲁斯任内担任联络处政治部主任的尼古拉斯·普拉特回忆，在建立联络处之前，亨利·基辛格曾考虑把联络处当成一个较小的派出机构，仅需要较低级别的领导层。他考虑任命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约翰·霍尔德里奇或美国国务院官员艾尔·詹金斯为联络处主任。但是中国方面对联络处加大了“赌注”，决定派遣最资深的外交官之一的黄镇担任中国驻美国联络处主任。所以，基辛格只好做出回应，派出美国最资深的外交家戴维·布鲁斯为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而派霍尔德里奇和詹金斯为副主任。
当时中美两国商定，中美两国互设的联络处在规格上“相互对等”，人员享受外交特权，通讯往来享有安全保障，联络处从有关部门获得安全保卫。实际上，双方都把这一联络处的规格看得很高，默契地看成是大使馆的地位。就是说双方期待互派的联络处主任应当具备大使级的资历和身份。作为新中国首批驻外大使之一的驻法大使黄镇出任中国驻美联络处首任主任，黄镇后来成为了第一届中国驻美国大使。毛泽东就曾对即将赴任的黄镇说：“这(指联络处)比大使馆还大使馆。”
布鲁斯是“美国迄今最好的大使”。从1949年担任美国驻法国大使至1971年任美国和越南巴黎谈判代表，二十余年时间，布鲁斯一直活跃于欧洲外交界。他先后担任过欧洲三个主要大国法国、德国、英国的大使，这在美国驻外大使中是绝无仅有的一个。1973年3月15日，尼克松在华盛顿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他任命75岁已经退休的布鲁斯担任美国驻北京联络处主任的考虑之一就是布鲁斯的级别比较高。尼克松说：“因为我认为任命一个高级别的人担任这个职位是非常重要的，中国方面本身也同意这个观点。”在非正式场合，美国也常常把任职美驻华联络处主任的布鲁斯称为大使。布鲁斯与中方派出的中国驻美国联络处主任黄镇在级别上对等，起到—个象征和标志性的作用，标志着联络处相当于“大使馆”的级别。
二、布鲁斯的高龄符合中国敬老的传统并与中国领导人年龄相当
布鲁斯在日记中写道：“我的主要称职之处，似乎在于我的年龄。在中国，70是古稀之年，人们认为能够活到70岁以上不但说明精神好，而且是一种智慧的象征。毛(泽东)79岁，周(恩来)74岁，而我75岁，与他们是同龄之人。”布鲁斯的年龄如同他的丰富的经历一样，也是他的资本之一。布鲁斯被任命为驻中国联络处主任时已经75岁，这符合中国敬老的文化传统。在历史上，中国是高度中央集权的农业社会，是典型的等级社会，人口流动少，而且农业社会讲求的是经验，因此数千年来，逐渐形成了长幼有序，敬老爱幼的文化传统。一般来说，在中国年长者具有较高的声望和地位，也会赢得较多的尊敬。因此，在中国年龄本身来说就是一种资历。
另一点是，当时中国的主要国家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都年事已高。与布鲁斯在工作上联系较多的中国其他高级外交官员如乔冠华年过六十，叶剑英、黄镇也已年过七十。布鲁斯的年龄与中国领导人和官员的年龄相称。从人际交往角度讲，相当的年龄和资历的人，可以找到相同的话题和词汇，有利于交流、对话的进行。有人说：“如果是与周恩来进行交谈，那么布鲁斯肯定要比其他年轻人做得更出色。”“与美国人不同，中国人对上了年纪的领导人比较尊敬。而且在北京，布鲁斯要打交道的两位领导人，毛泽东已经79岁，周恩来74岁，在他们讨论问题时，布鲁斯丝毫不会逊色。”
三、布鲁斯平和稳重的性格、丰富的外交经验适应中美交往的环境
布鲁斯个性谦逊冷静，为人老成平和，处事谨慎稳重，办事有耐心。在数十年的外交生涯中，布鲁斯一直表现出很强的忍耐心和合作精神。“布鲁斯是一个政治学者，一个理智的人，他能够做到在骚乱的局面下仍然彬彬有礼，并且做出分析”。“他总是给人一种非常镇静的感觉，在危机时刻，这样更容易把事情处理好”。这种个性特点能够很好地规范个人的愿望，按照职务的要求办事，适合在从长期敌对隔离到走向缓和的中美之间的复杂的交往环境里担当外交官的角色。
中美两国相互隔绝二十多年，由于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长期被蒋介石政府占据，中国参加其他国际组织以及其他国际性会议的机会也很少，因此中美双方在国际上交往的场合也很少，两国只通过较少的渠道存在接触。而且当时的国际环境，也阻碍了中美两国的相互了解。美苏在二战后不久即已拉开冷战的序幕，新中国在两大阵营的冷战之中成立，并迅速地采取了“一边倒”的外交战略，全面倒向社会主义苏联。因此在意识形态上来讲，中美双方处于一种针锋相对的状态。双方首先在思想观念、社会舆论上都对另一方充满了敌意。双方相互攻击，都不可能做到冷静地相互观察，不能做到客观公正的了解。
从历史文化方面来看，中国与美国在文化上存在巨大的反差。中国在长期的历史发展和矛盾冲突中，逐渐完善了其统治秩序，构建了井然有序的金字塔式权力结构。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和礼仪之邦，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讲究礼节和长幼 秩序。而美国是一个年轻的国家，没有历史上长期积淀下来的繁文缛节，强调人生而平等，“人人可与上帝直接对话”。因此，美国人比较坦率，无论老幼强调个人的独立，崇尚自主和自助的精神，中国首任驻联合国大使王炳南对美国人的印象是：“一般说来，他们坦率、开放、活跃，很容易打交道。”布鲁斯曾在日记中这样比较中美两国人民：“对他们来说，我们仍然是一群野蛮人。”
美驻华联络处第一任副主任约翰·H·霍尔德里奇在回忆录中描述了当时美驻中国联络处刚开始工作时，美国外交官们的感受。美国驻北京联络处的“不同之处在于我们的使团规模小，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我们的存在比较陌生”。“虽然我们按照外交职业人员的‘常规’办事，但实际上我们感到是在陌生的领域里摸索我们自己的工作方式方法”，“我们是在非常独特而又往往是磨难人的环境中进行工作的”。“首先，我们要面对某些美国学者所说的‘中国中心主义’，或者比较通俗地说，‘中央王国的情结’，这个情结意味着：在中国人的头脑里坚定地相信中国的文明和文化比世界上其他任何民族都优越”。“第二，既然在美国联络处成立时毛泽东是中国无可置疑的领袖，那么，在官员们的头脑中又增加了一种内容：‘毛泽东思想’能解答每一个问题，而没有掌握这种‘真理’的外国人都是无可指望的。因此，我们同中国官员的谈判十分艰巨”。
正如基辛格所言：“在我们与中国人交往的过程中，我们之间巨大的文化差异暴露无遗。”…在这样一个双方文化反差巨大，而又曾长期隔绝的情境之下，双方很容易由于误解而产生矛盾、冲突。因此必须选择有经验、有耐心的外交官员，在遇突发矛盾时可以做到平和谨慎，做事有分寸和留有余地；在产生分歧时，可以考虑到求同存异，给予配合和合作。布鲁斯在任职期间稳妥地解决了意外发生的事件，保证了中美关系不会由于意外的冲突而受到影响。
四、布鲁斯为人忠实、没有个人野心的个性特点符合尼克松和基辛格的个人风格
任命布鲁斯担任首届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这一职位的另一个原因是美国当时国家领导人的个性特点。布鲁斯与人随和，为人忠实，没有个人野心。这种服从上级的工作作风符合尼克松和基辛格的个人风格。
美国总统尼克松和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是打开中美关系的关键人物。总统尼克松精通外交事务，并常常亲自制定外交政策。而基辛格在外交当中喜欢抢风头，喜欢把握时局，“不能忍受他认为对自己的领地构成侵犯的任何事情”。基辛格尤其通过喜欢“个人外交”、“秘密外交”，独揽外交事务。中美双方互设联络处，在于设立一个处理日常交往的机构，以及把联络处作为稳定双方关系的机构。
那时，基辛格是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他的外交才能的发挥，使美国的对外事务掌握在总统和国家安全委员会手中，而不是掌握在传统上把握对外政策的国务卿手中。按照常规，布鲁斯的属下人员应由美国国务院派遣。为了与白宫保持联系，基辛格博士决定要霍尔德里奇恢复驻外的外事人员身份，并担任戴维·布鲁斯的副手。“为了不触怒国务院”，联络处设置两个副主任，另一位副主任由国务院选派，这在美国外交史上少说也是一件不平常的事。两个“副主任”的职位安排是不合惯例的。“联络处是一个奇怪的办公室”，“这两个副主任相互有些抵触”，这反映了美国内部国务院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两个机构之问的斗争。通过派遣霍尔德里奇为副主任，基辛格安排自己属下加入到联络处的工作，保持着对联络处的控制。因此．基辛格对美国驻北京联络处的掌控是非常直接的。联络处既与国务院又与基辛格保持工作上的联系。
中美关系的建立是关系到全局的大事，它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两国之间的矛盾和隔阂非常大，两国关系的发展所遇到的阻力也很多，所以中美关系的正常化进程必须保持在最高领导层手中，以规避各种阻力。基辛格为了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曾多次访华，重要的协议和文件，都是在基辛格访华期间达成或签订的，许多关键步骤都是由基辛格访华来完成的。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美国驻中国联络处是不可能发挥推动中美关系的关键作用的。白宫需要的是一个与它密切合作的联络处主任。
1973年3月，尼克松邀请布鲁斯到白宫，要求他担任美国驻北京联络处主任。并告诉他这是一个没有大使衔的职位，因为美国还没有关掉它在台北的大使馆，但是美国外交非常重要的标志。布鲁斯虽然年近75岁，但他甚至没有征询他妻子的意见就接受了这个职务。布鲁斯那一代属于听话的一代，实际上只要总统指派了，布鲁斯总会欣然从命的。
布鲁斯不能提出出色的政策建议，在大多数情况下，他只是政策、建议的赞成者和促进者。布鲁斯具有一种关于欧洲联合的感情倾向，在法国担任大使时，当莫内提出欧洲联合的主张时，布鲁斯成为了莫内计划忠实的支持者和促进者，为莫内计划争取到了大量的美国资金。在德国担任大使时，他是阿登那总统与美国总统问的“传话筒”。布鲁斯性格谦逊、善于倾听，成为阿登那亲密的谈话者。通过与布鲁斯进行私人谈话，阿登那总统以非常隐蔽、安全的方式向美国传达信息，交换信息。正如法国莫内计划的主持者让·莫内如此评价的：“布鲁斯总是考虑到别人，听取他们的意见，而不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也不固执己见、自以为然。他总是希望别人能够充分地说服他，而不是他去说服别人。”
布鲁斯个性谦和，服从指挥而又颇具人缘，能很好地起到“粘合剂”和“润滑剂”的作用。布鲁斯与基辛格的私人关系较为密切，基辛格是布鲁斯家里的常客。这样将友好人士安排为联络处主任有利于基辛格工作的开展，减少基辛格与联络处之间的摩擦。1974年3月，布鲁斯收到了一则新闻界关于布鲁斯即将离任的造谣的报道，针对这则报道，布鲁斯向基辛格发了一则电报，阐明了他的个人立场。布鲁斯充分认识到基辛格在中美谈判中的重要性，认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的谈判都由基辛格来进行是最有效的。自己被排除在最高级谈判之外，他毫无介入谈判的想法。布鲁斯一点也不认为担任没有正式大使官衔的驻华联络处主任有损他职业上的荣誉，他认为参加了基辛格与毛主席的会谈是他生命中“最引人入胜的”一段经历。布鲁斯说，“我相信你理解我对你的感情，是深深的钦佩和友爱”，“只要总统和你需要我担任这一职务，我就会一直留在这”。
容易接近，与人随和，为人忠实，服从上级，没有个人野心是布鲁斯一个显著的个性特点。因此，基辛格任用布鲁斯来担任主任，布鲁斯既可以成为基辛格忠实的助手，又有利于尼克松、基辛格对中美关系进程的掌握。
五、布鲁斯职业外交家的政治背景满足美国党派政治的需要
选择布鲁斯的另一个原因是出于国内政治、党派政治的考虑。布鲁斯不是政治家，是一个职业外交家。布鲁斯早年就加入了民主党，但是他很少介入党派政治。1923年，布鲁斯进入提名马里兰众议 院代表的预选会，他被选举为巴尔的摩第二街区的民主党六个代表之一。1924年1月，他宣誓就职，但是他很快认为在众议院的一届任职对他来说，已经足够了。“政治就像‘严冬的一场嬉戏’”。布鲁斯很快就对政治产生了厌倦。“我的所谓的政治职务，仅仅是被选为1924到1926年马里兰众议院代表，1939年、1942年弗吉尼亚众议院代表”。但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开始，布鲁斯就对外交产生了兴趣。
1963年，约翰逊政府上台后，布鲁斯请求辞去驻英国大使的职务，约翰逊总统没有同意布鲁斯辞呈，继续任命他为驻英国大使。布鲁斯接受了这一任命，因为他“一直认为不管他个人的观点如何，他都有责任支持政府的政策”。1969年，布鲁斯在退休时曾说：“作为一名派往国外的大使，最重要的原则是对国内政治党派或政治运动既不反对也不参与。”
他并不与某届内阁共同进退，共在七位来自两党的总统任下担任过职务。“自二战以来的五位总统可能在许多问题上，尤其是外交事务上很难达成一致。但是，当在寻找一位人选担当外交关键职务时，这五位总统都会选择戴维·布鲁斯”。这种在多届总统政府中任职的经历，更加说明了布鲁斯的无党派性的工作作风和背景。
尼克松和基辛格也希望中国方面注意到布鲁斯在美国政治中所具有的中立性。1973年2月，基辛格的特别助理温斯顿·洛德以基辛格的名义给在纽约的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发了一份布鲁斯的简历，按外交惯例征求北京对美国选派布鲁斯的意见。洛德强调：“(布鲁斯)在美国由于他的两党性而享有很高声誉，选择一个具有这样特点的人．可以表明我们对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的重视。”1973年3月15日，尼克松在华盛顿就中美相互设立联络处事项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尼克松在招待会上说：“布鲁斯虽然是一个民主党成员，但在他的职业生涯中没有参与政党政治”，“我们相信任命布鲁斯为联络处主任，表明了我们这样的意图，就是不管将来是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人担任总统，联络处这一举措都将继续下去。”共和党总统尼克松任命布鲁斯为北京联络处主任，表明了美国谋求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应该是美国两党的一项共同事业，而不受党派政治的干扰。
中美相互设立联络处是外交史上的首创。它是中美建交过程中的一个过渡性的机构。对于这一机构的性质、地位和作用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布鲁斯作为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的第一任，其本身更是一种首创。通过对布鲁斯被任命为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的考量，可以看出政府对外交官的选任可能起作用的各种要素。
布鲁斯被派往北京是美国政府，尤其是总统尼克松和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精心考虑的结果。布鲁斯是当时美国最出色的职业外交官之一，他具有丰富的外交经历，性格沉稳，年龄与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相仿，专心于外交工作，与国内上级领导人尼克松和基辛格的关系良好，成为尼克松和基辛格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的合适人选。他本身所具有的个人特质十分符合中美两国政府商议中关于联络处主任角色的要求，也符合美国国内政治局势的需要。
从以上布鲁斯的个案分析可以看出，对于重要外交官员的选拔，所任职位的性质、任务，所在国的国内环境，出任国的国内环境，领导人的个人偏好等是选拔外交官员起作用的因素。尤其是在特殊职位的规定中，上级领导人的个性特征甚至可以成为对下级角色规定的变量。那么被选用外交官的个性、经历、专业素养、政治取向等都是应该考虑的个人特点。从布鲁斯被任命的原因看出，重要外交官员的任命，除了外交官必须具备基本的素质以外，环境对角色的要求与被任命者个人特质相吻合，是外交官员选派所应该遵循的原则之一。反之．外交人员则应根据任职期间各个因素的具体情况，充分地拓展职位的空间，来定位自己应“扮演”的角色，充分地发挥个人的作用，体现自己的个性。而不是仅仅将角色理解为职务。只有这样才能在一定的职位上，开创性的完成自己的任务，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作者简介]肖文黎(1976-)，女，汉族，湖南娄底人，湘潭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国际关系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中美关系、中国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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