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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国际范围内粮食价格快速上涨相同时，中国粮食市场的价格也是一路走高。作为最基础的初级产品和最为广泛的民众消费品，粮价的不断攀升不仅正在挑战着本已严重的通货膨胀压力，而且也直接影响着黎民百姓的生活质量。因此，对于拥有着13亿人口的中国而言，能否在确保粮价稳定的基础上提供一种健康的粮食安全生态，就变得异常关键而重要。
时代的烙印
来自国家发改委的最新报告显示，2008年第一季度，中国的稻谷、小麦、玉米和大豆价格，分别比上年同期上升6.0%、7.2%、9.6%和83.8%。而且专家认为，2008年国内粮价必定是高位运行。如果本轮粮价上涨峰值能够达到上一轮1995年的峰值，那么从时间序列数据看三种粮食价格还有近20%~25%的上涨空间，而即使粮食实际价格不能再次达到1995年峰值，三种粮食价格的升幅也不会低于10%。
产品价格的运行一般都会打上市场背景的烙印，因此，与历史上历次粮食价格上涨相比，本轮粮价的上升具有自己明显的特点：
粮食价格与粮食产量逆运行。理论上而言，粮食产量的增加意味着供给的增加从而可以驱动粮价的下降，但这一基本的原理却被现实所颠覆。2006年，中国粮食产量超过49000万吨，2007年冲高到50150万吨，与此相反照，2006和2007年的粮食价格却有所上涨。
粮食价格获得了流动性充足的支持。与以往粮食价格上涨都是发生在货币供应量不足状态中完全不同，新一轮粮价上涨却存在于流动性过剩的金融环境之中。这就意味着，国内货币供应量增速持续保持高位，有可能对粮食需求形成一定的拉动作用。虽然粮食需求弹性较小，但如果货币市场导致消费者产生所谓“货币幻觉”（如严重的通货膨胀），则很难保证粮食购买行为不会走向极端（如抢购、窖藏等），从而进一步推升粮价。
国际粮价因素的传导。与1988~1989年粮价上涨是因为价格“闯关”所致以及1993~1995年粮价暴涨是由“总需求拉动”不同，本轮粮价上涨的明显力量就是“国际化”与“价格输入”。
工业化城市化
从一般意义上讲，尽管可以将自然灾害频繁和流通环节不畅等变量引入到粮食价格上涨的坐标中来，但这些临时性因素并不是决定粮价上涨的决定力量。推动我国粮食价格上涨的根本性动能，在于不断推进和日益加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
第一，工业化与城市化的扩容加剧了粮食的需求，进而产生粮食供求局面的失衡。
一方面，目前我国的城市化率为40％左右，而国际上一般在工业化中期的城市化率至少要达到50％以上。按照这一标准，我国的城镇人口要在现在的基础上增加，由此必然大大增加对粮食的需求。
另一方面，伴随着工业化与城市化加速推进的是城乡居民经济收入明显提高和食物消费结构的明显升级，从而导致粮食消费需求出现较大的结构性变化。食品消费结构升级主要表现为食用油、肉禽蛋奶和精加工食品消费需求迅速增长，由此导致生产食用油的油料作物和生产肉禽蛋奶的饲料原粮需求大幅增加。与此同时，由于饲料用粮和工业用粮主要为大豆和玉米，这一变化直接导致大豆和玉米消费需求大幅增长。资料显示，2007~2008年度，我国玉米消费需求较上年度增长3.6%，大豆消费需求较上年度增长5.7%。
再者，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的能源需求加速放大，在能源价格不断爬升的前提下，寻找生物能源替代项目撑大了对粮食的需求口径。近几年，我们也投产了一些生物燃料，比如说乙醇项目，相应的工业生产用粮需求也在不断增多，粮食供给压力也日益加大。
第二，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加速挤占了大量粮食生产资源，导致粮食增产的变数加大。
一方面，耕地资源被人为和非人为地挤占，造成耕地面积缩减。工业化与城镇化加快的时期，也是占地最多和耕地减少最快的时期。资料表明，从2003年至今，我国耕地面积年均下降0.7%，人均占有耕地只有1.39亩。如果按照目前的递减趋势，到2020年，中国耕地缺口将缩减到1亿亩以上。耕地减少直接导致了粮食播种面积的下降。国土资源部的调查报告显示，最近5年来，我国粮食作物种植面积年均下降0.65%。
另一方面，工业化与城市化过程中转移了大量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导致农业生产投入下降，劳动生产率增长缓慢。目前，导致农业劳动力流失的原因除了农业比较利益仍然偏低之外，还由于农业生产成本的上升直接降低了农业的绝对收益。因此，即使粮食价格与过去相比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但同样不能激发农民务农的积极性和生产热情。自然，当生产成本上涨更多地体现为农民种粮的绝对收益减少时，农业劳动力资源的流失趋势将不会停止。
第三，工业化与城镇化发展拉动原油和原材料等初级产品价格上涨，并向下传导到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引起投入粮食生产的物质，如农用工具、饲料、化学肥料、农药（器械）和农用机油，以及相关服务价格显著增长。上述因素共同推高了粮食生产总成本，从而引起粮价上涨。
从世界经济发展规律来看，粮食实际价格上涨是工业化中后期必然面临的问题。中国经济目前处于“费景汉-拉尼斯拐点”——在超过了“费景汉-拉尼斯拐点”之后，购买相同数量的农产品需要更多的货币，必须出售更多的工业品才能实现。“费景汉-拉尼斯拐点”的意义是，如果一个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不重视农业生产，不断向工业转移农业资源，就会出现全社会资源都趋向于盈利水平高的行业。社会资源开始撤离农业，造成农产品总供给的结构性短缺，农产品价格上扬，粮食问题将不可避免。以此观察，目前的粮食价格上涨既是对“费景汉-拉尼斯拐点”之前中国掠夺性破坏农业经济的惩罚，也是对中国粮食价格的一种矫正。
农民受益？
某种意义上而言，粮食价格的上涨有助于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进而可以激发农村的消费需求。但是，如果将粮价放在整个宏观经济坐标中审视，或者将粮食生产者主体的农民放在整个市场竞争环境中来把握，粮食价格过快上扬过程中的负面效应就会充分地显现出来。
粮食价格的上涨一定程度上可以助长通货膨胀。一般说来，粮食价格上涨多发生在物价整体上涨或者是通货膨胀的背景中。作为一种最基础的初级品和受众最广的消费品，其价格的异动不可能不引起其他产品价格的敏感反应。
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今年第一季度，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水平（CPI）同比上升了8%，创近十年的新高；分类看，在CPI子要素中，食品价格上涨21.0%，拉动价格总水平上涨6.8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如果扣掉食品的因素，我们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中的其他项目才上涨1.2%。而统计分析发现，在食品价格中，粮食价格的权重一般要占约1/3，因此，如果粮食价格加大上升幅度 ，其对整体物价水平和通胀的推动作用就可见一斑。
随着中国经济快速的全球化，目前我国通货膨胀也具备了“国际性”和”传导性”特征，而粮食价格则成为了传导通胀的主要品种。进入今年以来，国际市场上小麦、玉米、大豆和大米价格都在连续多年上涨的基础上再次攀升了30%至120%不等。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就很难独善其身。国家统计局农产品生产价格调查显示，2007年初至2008年2月，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大豆期货指数上涨了109.2%，同期国内大豆期货指数涨幅高达78.2%，大大超越了其他农产品期涨幅度。由于大豆是我国进口依赖度最高的粮食产品，其价格涨幅伴随国际市场共振就异常明显。与此同时，据海关重点商品进口统计，今年一季度我国初级产品（谷物及谷物粉、大豆、食用植物油、铁矿砂、原油等）进口523亿美元，同比增长95.3%。初级产品进口增长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于价格上涨，谷物及谷物粉、大豆的价格都上涨50%以上。
虽然我们不能将粮食价格上涨视为通货膨胀的“罪魁祸首”，但却不能忽视粮价上涨对通胀的进一步威胁性。目前，一方面流动性过剩，另一方面资产价格市场（房地产、股票）出现拐点或剧烈下挫，而唯独粮食价格保持上升的势头。因此，这种情况并不排除大量的投机资本会进入粮市，从而进一步加剧粮价的波动，助推通货膨胀。
理论上，作为粮食生产者主体的农民应当最有资格分享粮价上涨的成果，但是，由于中国农民目前依然是一个市场谈判能力和自我保护能力十分嫩弱的群体，自然在与相关市场主体的博弈过程中，农民必然再一次成为输家。据农业部赴北京、山东、河北等省市调研组对粮食生产—收购—加工—运输—批发—零售等环节全程跟踪调查发现，在粮食产销各环节每斤总成本中，生产环节占73.9%。粮食总成本的增加主要发生在生产环节，这使农民在这轮粮食价格上涨中没有获利或者获利很少。
更进一步分析可知，作为最终消费者，粮食价格上升驱动CPI上涨对消费能力本已经脆弱的农民所产生的冲击要远远大于城镇居民。这一点，从国家统计局最近几年统计报告中所言明的“农村价格上涨幅度要大于城市”的结论就可见端倪。不仅如此，由于中国农村的恩格尔系数本身就大大高于城市，粮食价格和CPI的上涨就会削弱农民除食物之外其他消费品的购买能力，这种状况既会进一步抬高农村的恩格尔系数，同时阻挠农民消费结构的升级，拉大城乡消费差距。
中国粮食荒不荒
13亿人口的中国由于对粮食的巨大需求历来成为国际舆论关注的焦点。14年前，美国科学家莱斯特·布朗发表专著《谁来供养中国》，质疑21世纪初中国的粮食安全；如今，在全球出现粮价猛涨甚至产生“粮荒”的背景下，许多人再一次将矛头对准了中国。一个十分严峻的诘问就是，在粮食需求全球性放大和粮食价格高企以及各国扎紧粮食出口口袋的国际环境中，仍然没有扔掉进口拐杖的中国能否保证自己的粮食安全。
答案无疑是肯定的！
的确，中国粮食消费生态中未来还会表现出明显的进口成份。我国粮食需求占世界粮食需求总量达18.5%，过去10年我国粮食缺口占总需求的0.9%，比世界同期高0.7%。同时，2030年我国人口将达到15亿，即使保持现有的人均需求不变，粮食产量需要每年增长0.5%~0.7%才能养活这些人口。正是基于如此严峻的形势，如今中国政府对于粮食安全重要性的认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实行了最严格的耕地保护政策，划下18亿亩耕地的红线。在此基础上，中国政府保护农业、农民与粮食生产的系列倾斜性政策纷纷出台。
“手中有粮，心里不慌”。在过去四年粮食连续丰收的基础上，中国的粮食产需缺口从2003年的超过1000亿斤缩小到300亿斤以内。对于2008年的粮食产量，国家粮食局预测将保持在 1万亿斤左右。
粮食产量的持续增加有效充实了国家的粮食战略储备。目前，中国的粮食储备在1.5~2亿吨左右。如果按照2亿吨计算，中国的粮食库存消费比就高达40%。由于粮食储备充足，我国粮食的对外依存度一直处于较低水平，粮食自给率多年保持在95%以上，远远超过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提出的17%~18%的粮食安全线。不仅如此，为了稳定市场价格，过去两年中，国家粮食局通过拍卖的最低收购价粮食超过了1000亿斤。
在大米、小麦、玉米、大豆四大粮食品种中，60%以上依赖进口的大豆似乎历来是他人诟病中国的借口。但是全面地分析，这种单一的进口品种并不能构成对中国粮食健康生态的否定。资料显示，除大豆以外，中国的谷物不仅进口量减少，出口量增加，而且已经成为谷物净出口国。
充足的粮源和灵活的吞吐能力保证了中国粮食市场的稳定。国家发改委统计，除大豆之外，中国粮食产品的价格增幅均远远低于国际市场价格增幅。在一个动荡不安的全球粮食市场中，中国能够实现粮价的稳定就足以说明其自身丰饶的粮食供给能力和调控市场的政策水平。
时代的烙印
来自国家发改委的最新报告显示，2008年第一季度，中国的稻谷、小麦、玉米和大豆价格，分别比上年同期上升6.0%、7.2%、9.6%和83.8%。而且专家认为，2008年国内粮价必定是高位运行。如果本轮粮价上涨峰值能够达到上一轮1995年的峰值，那么从时间序列数据看三种粮食价格还有近20%~25%的上涨空间，而即使粮食实际价格不能再次达到1995年峰值，三种粮食价格的升幅也不会低于10%。
产品价格的运行一般都会打上市场背景的烙印，因此，与历史上历次粮食价格上涨相比，本轮粮价的上升具有自己明显的特点：
粮食价格与粮食产量逆运行。理论上而言，粮食产量的增加意味着供给的增加从而可以驱动粮价的下降，但这一基本的原理却被现实所颠覆。2006年，中国粮食产量超过49000万吨，2007年冲高到50150万吨，与此相反照，2006和2007年的粮食价格却有所上涨。
粮食价格获得了流动性充足的支持。与以往粮食价格上涨都是发生在货币供应量不足状态中完全不同，新一轮粮价上涨却存在于流动性过剩的金融环境之中。这就意味着，国内货币供应量增速持续保持高位，有可能对粮食需求形成一定的拉动作用。虽然粮食需求弹性较小，但如果货币市场导致消费者产生所谓“货币幻觉”（如严重的通货膨胀），则很难保证粮食购买行为不会走向极端（如抢购、窖藏等），从而进一步推升粮价。
国际粮价因素的传导。与1988~1989年粮价上涨是因为价格“闯关”所致以及1993~1995年粮价暴涨是由“总需求拉动”不同，本轮粮价上涨的明显力量就是“国际化”与“价格输入”。
工业化城市化
从一般意义上讲，尽管可以将自然灾害频繁和流通环节不畅等变量引入到粮食价格上涨的坐标中来，但这些临时性因素并不是决定粮价上涨的决定力量。推动我国粮食价格上涨的根本性动能，在于不断推进和日益加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
第一，工业化与城市化的扩容加剧了粮食的需求，进而产生粮食供求局面的失衡。
一方面，目前我国的城市化率为40％左右，而国际上一般在工业化中期的城市化率至少要达到50％以上。按照这一标准，我国的城镇人口要在现在的基础上增加，由此必然大大增加对粮食的需求。
另一方面，伴随着工业化与城市化加速推进的是城乡居民经济收入明显提高和食物消费结构的明显升级，从而导致粮食消费需求出现较大的结构性变化。食品消费结构升级主要表现为食用油、肉禽蛋奶和精加工食品消费需求迅速增长，由此导致生产食用油的油料作物和生产肉禽蛋奶的饲料原粮需求大幅增加。与此同时，由于饲料用粮和工业用粮主要为大豆和玉米，这一变化直接导致大豆和玉米消费需求大幅增长。资料显示，2007~2008年度，我国玉米消费需求较上年度增长3.6%，大豆消费需求较上年度增长5.7%。
再者，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的能源需求加速放大，在能源价格不断爬升的前提下，寻找生物能源替代项目撑大了对粮食的需求口径。近几年，我们也投产了一些生物燃料，比如说乙醇项目，相应的工业生产用粮需求也在不断增多，粮食供给压力也日益加大。
第二，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加速挤占了大量粮食生产资源，导致粮食增产的变数加大。
一方面，耕地资源被人为和非人为地挤占，造成耕地面积缩减。工业化与城镇化加快的时期，也是占地最多和耕地减少最快的时期。资料表明，从2003年至今，我国耕地面积年均下降0.7%，人均占有耕地只有1.39亩。如果按照目前的递减趋势，到2020年，中国耕地缺口将缩减到1亿亩以上。耕地减少直接导致了粮食播种面积的下降。国土资源部的调查报告显示，最近5年来，我国粮食作物种植面积年均下降0.65%。
另一方面，工业化与城市化过程中转移了大量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导致农业生产投入下降，劳动生产率增长缓慢。目前，导致农业劳动力流失的原因除了农业比较利益仍然偏低之外，还由于农业生产成本的上升直接降低了农业的绝对收益。因此，即使粮食价格与过去相比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但同样不能激发农民务农的积极性和生产热情。自然，当生产成本上涨更多地体现为农民种粮的绝对收益减少时，农业劳动力资源的流失趋势将不会停止。
第三，工业化与城镇化发展拉动原油和原材料等初级产品价格上涨，并向下传导到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引起投入粮食生产的物质，如农用工具、饲料、化学肥料、农药（器械）和农用机油，以及相关服务价格显著增长。上述因素共同推高了粮食生产总成本，从而引起粮价上涨。
从世界经济发展规律来看，粮食实际价格上涨是工业化中后期必然面临的问题。中国经济目前处于“费景汉-拉尼斯拐点”——在超过了“费景汉-拉尼斯拐点”之后，购买相同数量的农产品需要更多的货币，必须出售更多的工业品才能实现。“费景汉-拉尼斯拐点”的意义是，如果一个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不重视农业生产，不断向工业转移农业资源，就会出现全社会资源都趋向于盈利水平高的行业。社会资源开始撤离农业，造成农产品总供给的结构性短缺，农产品价格上扬，粮食问题将不可避免。以此观察，目前的粮食价格上涨既是对“费景汉-拉尼斯拐点”之前中国掠夺性破坏农业经济的惩罚，也是对中国粮食价格的一种矫正。
农民受益？
某种意义上而言，粮食价格的上涨有助于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进而可以激发农村的消费需求。但是，如果将粮价放在整个宏观经济坐标中审视，或者将粮食生产者主体的农民放在整个市场竞争环境中来把握，粮食价格过快上扬过程中的负面效应就会充分地显现出来。
粮食价格的上涨一定程度上可以助长通货膨胀。一般说来，粮食价格上涨多发生在物价整体上涨或者是通货膨胀的背景中。作为一种最基础的初级品和受众最广的消费品，其价格的异动不可能不引起其他产品价格的敏感反应。
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今年第一季度，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水平（CPI）同比上升了8%，创近十年的新高；分类看，在CPI子要素中，食品价格上涨21.0%，拉动价格总水平上涨6.8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如果扣掉食品的因素，我们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中的其他项目才上涨1.2%。而统计分析发现，在食品价格中，粮食价格的权重一般要占约1/3，因此，如果粮食价格加大上升幅度 ，其对整体物价水平和通胀的推动作用就可见一斑。
随着中国经济快速的全球化，目前我国通货膨胀也具备了“国际性”和”传导性”特征，而粮食价格则成为了传导通胀的主要品种。进入今年以来，国际市场上小麦、玉米、大豆和大米价格都在连续多年上涨的基础上再次攀升了30%至120%不等。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就很难独善其身。国家统计局农产品生产价格调查显示，2007年初至2008年2月，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大豆期货指数上涨了109.2%，同期国内大豆期货指数涨幅高达78.2%，大大超越了其他农产品期涨幅度。由于大豆是我国进口依赖度最高的粮食产品，其价格涨幅伴随国际市场共振就异常明显。与此同时，据海关重点商品进口统计，今年一季度我国初级产品（谷物及谷物粉、大豆、食用植物油、铁矿砂、原油等）进口523亿美元，同比增长95.3%。初级产品进口增长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于价格上涨，谷物及谷物粉、大豆的价格都上涨50%以上。
虽然我们不能将粮食价格上涨视为通货膨胀的“罪魁祸首”，但却不能忽视粮价上涨对通胀的进一步威胁性。目前，一方面流动性过剩，另一方面资产价格市场（房地产、股票）出现拐点或剧烈下挫，而唯独粮食价格保持上升的势头。因此，这种情况并不排除大量的投机资本会进入粮市，从而进一步加剧粮价的波动，助推通货膨胀。
理论上，作为粮食生产者主体的农民应当最有资格分享粮价上涨的成果，但是，由于中国农民目前依然是一个市场谈判能力和自我保护能力十分嫩弱的群体，自然在与相关市场主体的博弈过程中，农民必然再一次成为输家。据农业部赴北京、山东、河北等省市调研组对粮食生产—收购—加工—运输—批发—零售等环节全程跟踪调查发现，在粮食产销各环节每斤总成本中，生产环节占73.9%。粮食总成本的增加主要发生在生产环节，这使农民在这轮粮食价格上涨中没有获利或者获利很少。
更进一步分析可知，作为最终消费者，粮食价格上升驱动CPI上涨对消费能力本已经脆弱的农民所产生的冲击要远远大于城镇居民。这一点，从国家统计局最近几年统计报告中所言明的“农村价格上涨幅度要大于城市”的结论就可见端倪。不仅如此，由于中国农村的恩格尔系数本身就大大高于城市，粮食价格和CPI的上涨就会削弱农民除食物之外其他消费品的购买能力，这种状况既会进一步抬高农村的恩格尔系数，同时阻挠农民消费结构的升级，拉大城乡消费差距。
中国粮食荒不荒
13亿人口的中国由于对粮食的巨大需求历来成为国际舆论关注的焦点。14年前，美国科学家莱斯特·布朗发表专著《谁来供养中国》，质疑21世纪初中国的粮食安全；如今，在全球出现粮价猛涨甚至产生“粮荒”的背景下，许多人再一次将矛头对准了中国。一个十分严峻的诘问就是，在粮食需求全球性放大和粮食价格高企以及各国扎紧粮食出口口袋的国际环境中，仍然没有扔掉进口拐杖的中国能否保证自己的粮食安全。
答案无疑是肯定的！
的确，中国粮食消费生态中未来还会表现出明显的进口成份。我国粮食需求占世界粮食需求总量达18.5%，过去10年我国粮食缺口占总需求的0.9%，比世界同期高0.7%。同时，2030年我国人口将达到15亿，即使保持现有的人均需求不变，粮食产量需要每年增长0.5%~0.7%才能养活这些人口。正是基于如此严峻的形势，如今中国政府对于粮食安全重要性的认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实行了最严格的耕地保护政策，划下18亿亩耕地的红线。在此基础上，中国政府保护农业、农民与粮食生产的系列倾斜性政策纷纷出台。
“手中有粮，心里不慌”。在过去四年粮食连续丰收的基础上，中国的粮食产需缺口从2003年的超过1000亿斤缩小到300亿斤以内。对于2008年的粮食产量，国家粮食局预测将保持在 1万亿斤左右。
粮食产量的持续增加有效充实了国家的粮食战略储备。目前，中国的粮食储备在1.5~2亿吨左右。如果按照2亿吨计算，中国的粮食库存消费比就高达40%。由于粮食储备充足，我国粮食的对外依存度一直处于较低水平，粮食自给率多年保持在95%以上，远远超过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提出的17%~18%的粮食安全线。不仅如此，为了稳定市场价格，过去两年中，国家粮食局通过拍卖的最低收购价粮食超过了1000亿斤。
在大米、小麦、玉米、大豆四大粮食品种中，60%以上依赖进口的大豆似乎历来是他人诟病中国的借口。但是全面地分析，这种单一的进口品种并不能构成对中国粮食健康生态的否定。资料显示，除大豆以外，中国的谷物不仅进口量减少，出口量增加，而且已经成为谷物净出口国。
充足的粮源和灵活的吞吐能力保证了中国粮食市场的稳定。国家发改委统计，除大豆之外，中国粮食产品的价格增幅均远远低于国际市场价格增幅。在一个动荡不安的全球粮食市场中，中国能够实现粮价的稳定就足以说明其自身丰饶的粮食供给能力和调控市场的政策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