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处理“公”与“私”关系的智慧

来源 :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bjyueying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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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党员干部要处理好“公”与“私”之间的关系,既要重情感,又要守纪律明底线。毛泽东是一个重感情的人,也是一个原则性极强的人。他忙于公务但不忘为人父的责任,关心子女的成长教育,为他们树立榜样,塑造良好家风;他尊重长辈、关爱亲人、坚守原则,妥善处理亲戚关系,不以私人关系干扰公共事务;他尊敬师长、友爱同窗、关心同事,为人处世情理通达又恪守纪律,不徇私情、不碍公务。毛泽东处理“公”与“私”关系的智慧值得广大党员干部学习和借鉴。
  〔关键词〕 毛泽东;公共权力;人际关系;党风建设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203(2019)05-0045-04
  妥善处理各种人际关系是人们必备的社会生活技能,手握公共权力的党员干部更要在人际交往中做到情理通达又不逾矩越轨,这就需要具备处理人际关系的智慧。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积极推进正风反腐工作,中纪委查处了一系列大案要案。在这些案件中,部分党员干部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为特定关系人谋取特殊利益的腐败行为令人触目惊心。虽然导致这些党员干部贪污腐败的原因有很多,但是没有处理好公共权力与私人关系之间的关系是他们违法违纪的重要诱因。党员干部必须处理好权力的公共性与人际关系的私人性之间的关系,既要做一个有温度的人,又要做一个守规矩的人。毛泽东是一个重感情的人,也是一个原则性极强的人,其处理公共权力与私人关系的智慧,依然值得广大党员干部学习和借鉴。
  一、勤于公务,但不忘教育子女的私责
  (一)厚爱子女,关心子女的学习成长
  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子女的第一任老师。身为父母,无论工作职位有多高、公务有多繁忙,其对子女都有不容推卸的教育责任。毛泽东与发妻杨开慧感情甚笃,杨开慧牺牲时,毛岸青7岁,毛岸英也才8岁。母亲去世,父亲杳无消息,兄弟俩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他们被党组织找到后,送往苏联学习。虽然苏联方面为他们兄弟两人提供了良好的学习和成长环境,但毛泽东仍会在繁忙的公务之余经常与两个孩子进行书信交流,自觉承担起父亲对孩子应尽的教育责任。
  毛泽东时常写信关心毛岸英和毛岸青的学习情况,并多次为他们邮寄书籍和学习用品。毛泽东自己很爱读书,经常与孩子们交流自己的读书情况,自然也不忘敦促孩子们努力学习。“我还好,也看了一点书,但不多,心里觉得很不满足,不如你们是专心学习的时候” 〔1 〕157。有这样以身作则的父亲,孩子们没有不努力学习的道理。同时,毛泽东还以过来人的身份建议毛岸英、毛岸青多学习自然科学知识,为将来踏入社会储备更多的真才实学,而不要好高骛远、夸夸其谈。“有一事向你们建议,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政治是要谈的,但目前以潜心多习自然科学为宜,社会科学辅之。将来可倒置过来,以社会科学为主,自然科学为辅” 〔1 〕166。毛泽东还建议他们要有选择性地阅读人文历史小说。“你要看历史小说,明清两朝人写的笔记小说(明以前笔记不必多看),可托周扬同志设法,或能找到一些” 〔1 〕285。
  延安时期的毛泽东,已经是党内的重要领导,但是在孩子们面前,他依然是一位爱子心切的平凡父亲,会为孩子们成长过程中的点滴进步而感到欣慰。“你们长进了,很欢喜的。岸英文理通顺,字也写得不坏,有进取的志气,是很好的” 〔1 〕166。“你在进步中,甚为喜慰。永寿这孩子有很大进步,他的信写得很好” 〔1 〕285。刘松林是毛泽东的大儿媳,毛岸英牺牲之后,为了让刘松林尽早从丧夫的悲痛中解脱,毛泽东将她送往苏联留学。刘松林在苏联学习期间经常和毛泽东书信联系,毛泽东对刘松林的关爱也令人感动,“亲爱的思奇儿:希望你注意身体,不使生病,好好学习。我们都好,勿以为念” 〔1 〕509。
  (二)严管子女,扣好他们人生的“第一粒纽扣”
  谦虚谨慎是健康人格的必备品质。毛泽东敦促孩子们认真学习的时候,也不忘教育孩子们要正确对待别人的褒奖。“人家恭维你抬举你,这有一样好处,就是鼓励你上进;但有一样坏处,就是易长自满之气,得意忘形,有不知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危险” 〔1 〕166。毛泽东还要求孩子们,做事要有恒心,要树立正确的“三观”,“一个人无论学什么或作什么,只要有热情,有恒心,不要那种无着落的与人民利益不相符合的个人主义的虚荣心,总是会有进步的” 〔1 〕286。
  毛泽民和毛泽覃都跟随毛泽东走上了革命道路,兄弟二人牺牲之后,毛泽东对他们的孩子视如己出,并自觉承担起抚养和教育的责任。毛泽民牺牲之后,他的儿子毛楚雄跟随其舅父生活在韶山冲,毛泽东主动负担侄儿的生活费用,并要求其监护人教育孩子要刻苦勤俭,“楚雄等以寄微款,尔后可略接济一点,请敦其刻苦节省” 〔1 〕128。
  在毛泽东的正确引导下,毛家孩子们都很优秀,也都以普通人的身份为国效力。1946年,年仅19岁的毛楚雄在奔赴革命圣地延安一年之后,就牺牲在“中原突围”的战场上。毛泽东的家风在毛岸英写给其表舅向三立的信中可见一斑。“新中国之所以不同于旧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不同于国民党,毛泽东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毛泽东的子女妻舅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的子女妻舅,除了其他更基本的原因之外,正在于此:皇亲贵戚仗势发财,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靠自己的劳动和才能吃饭的时代已经来临了” 〔2 〕。这封信写于1949年10月,一年后毛岸英在朝鲜战场上为国捐躯,年仅28岁。
  作为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毛泽东无疑是一个公务繁重的人,但他并没有因为繁重的公务而疏忽对子女的教育、对良好家风的塑造。作为父亲的毛泽东成功地處理了繁重的公务与教育子女的私责之间的关系,充分证明干好公务与教育子女可以协调兼顾,这一经验值得广大党员干部学习。
  二、坚守原则底线,妥善处理亲戚关系
  毛泽东少年时期的成长教育多受亲戚的帮助照顾,新中国成立后,有不少曾有恩于他的亲戚,希望得到毛泽东的特殊关照。毛泽东是重情之人,也是公私分明、原则性极强的人,他在坚守原则底线的同时,能够妥善处理好与亲戚之间的关系,这值得广大党员干部学习借鉴。   (一)关爱尊长,对长辈礼敬有加
  杨开慧的母亲向振熙(杨昌济的夫人,下文中称为杨老夫人、杨老太太),既是毛泽东的师母,也是他的岳母,毛泽东一直对她尊爱有加。毛泽东在与杨家亲属的通信中,经常问及杨老夫人,每逢年节寿诞,毛泽东作为女婿和晚辈,只要有时间,该尽的礼数毫不含糊,他还会安排孩子回湖南探望杨老太太。1950年,杨老太太八十寿辰,毛泽东提前派长子毛岸英回湖南给外婆拜寿。“小儿岸英回湘为老太太上寿,并为他母亲扫墓,同时看望你们,请你们给他以指教为荷” 〔1 〕355。杨老夫人去世时,毛泽东表达了沉重的哀悼之情,并亲自为老岳母安排了下葬之地,考虑可谓周详备至,他在给杨开智的信中写道,“得电惊悉杨老夫人逝世,十分哀痛。望你及你的夫人节哀。寄上五百元,以为悼仪。葬仪,可以与杨开慧同志我的亲爱的夫人同穴。我们两家同是一家,是一家,不分彼此。望你节哀顺变。敬祝大安” 〔1 〕590。
  1952年,毛泽东的六婶因家贫,死后无法下葬,其子毛泽连写信向毛泽东求助,毛泽东伸出了援助之手,并详细安排钱该怎么花。“毛泽连来信叫苦,母尚未葬,脚又未好,兹寄人民币三百万元,以一百万元为六婶葬费,二百万元为泽连治病之费” 〔1 〕446。周文楠的丈夫毛泽覃(毛泽东的二弟)和儿子毛楚雄,都在革命中牺牲了,革命胜利后周文楠在沈阳工作,其母既是烈属,也是在湖南老家无人照顾的孤独老人。周文楠想回家接母亲到东北共同生活,又苦于没有路费,只好求助于毛泽东。毛泽东爽快同意,并复信:“接你母亲去东北和你一道生活一事,我认为是好的。我可以写信给湖南方面发给旅费。” 〔1 〕369
  (二)慎用公共权力,坚决抵制裙带关系
  新中国成立前夕,杨开慧的哥哥杨开智让表弟向三立经毛岸英向毛泽东转达其希望在湖南谋得一个厅长职位的要求。毛泽东得知后非常愤怒,他在同一天向长沙军管会副主任王首道和杨开智本人分别写了一封信,严正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和立场。毛泽东措辞相当强硬,要求王首道要阻止杨开智到北京,并且要求王不要满足杨的任何无理要求,如果杨母生活确实困难,可以通过相关政策提供帮助,表现出了“无情”中的“深情”。“杨开智等不要来京,在湘按其能力分配适当工作,任何无理要求不应允许。其老母如有困难,可给若干帮助” 〔1 〕342。在写给杨开智的信中,毛泽东毫不客气地批评了他的过分要求,“希望你在湘听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京。湖南省委派你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不要使政府为难” 〔1 〕343。当杨开智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接受湖南省委正常的工作安排之后,毛泽东主动修复与杨家的关系,并派毛岸英回湖南为杨母祝寿,顺道看望杨开智夫妇。
  毛泽东不仅断然拒绝了作为烈士家属的杨开智的过分要求,也委婉拒绝了从小就与他关系甚好的外婆家诸表兄弟的过分要求。湖南湘潭的唐家圫,是毛泽东外婆家所在地,也是毛泽东儿时的乐园。他与外婆家诸表兄弟一起长大,而在这些表兄弟中,文运昌对毛泽东的成长影响很大,二人的关系也最好。新中国成立后,文运昌多方托人,请求毛泽东给他安排一份工作,毛泽东没有直接回信给文运昌,而是通过给另外一位表兄写信,委婉地拒绝了为文运昌安排工作的请求。“运昌兄的工作,不宜由我推荐,宜由他自己在人民中有所表现,取得信任,便有机会参加工作” 〔1 〕366。
  毛泽东外婆家里人口众多,亲戚中总会有些不太自觉的人,想依托毛泽东的影响,搞特殊化,不服地方政府的管理。毛泽东得到消息后很气愤,直接给其外婆家所在的石城乡党组织和政府领导写信,要求地方政府对亲戚们的特权思想和特殊化行为严肃处理。“我的亲戚唐家圫文家,过去几年常有人来北京看我。回去之后,有些人骄傲起来,不大服政府管,这是不对的。文家任何人,都要同乡里众人一样,服从党与政府的领导,勤耕守法,不应特殊。请你们不要因为文家是我的亲戚,觉得不好放手管理” 〔1 〕481。
  三、守规矩讲情理,理顺师长同窗、故人同事的关系
  新中國成立后,毛泽东在中央担任要职,有些以前的同学、老师和同事,为这样那样的事情找他帮忙,有的要求合理,有的要求逾矩,他都根据具体情况,合规矩的就帮忙,不合规矩的就拒绝,做到了守规矩讲情理。
  (一)重私情,但不碍公务
  叶健农曾是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的同学,解放前在重庆任检察官,解放后写信请毛泽东帮忙解决工作问题。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需要大量的知识分子参与社会建设,毛泽东并没有直接拒绝叶健农的请求,而是根据他的实际情况给出了合理的建议,这样既不显得绝情,也不逾矩。“工作问题,如能在重庆获得解决,以在重庆为好。如要来京,则请直向最高人民法院沈钧儒院长通信询问有无适宜工作,或先入短期学习机关加以学习然后参加工作” 〔1 〕368。对于那些找工作想走捷径的同学,毛泽东则婉言拒绝。“吾兄出任工作极为赞成,其步骤似宜就群众利益方面有所赞助表现,为人所重,自然而然参加进去,不宜由弟推荐,反而有累清德,不知以为然否?” 〔1 〕3561955年3月,毛泽东的同学周墩祜要求他帮忙解决学生读书事宜,毛泽东认为有越权插手之嫌,就直接拒绝。“我对学生入学的事都不直接干与,因此不能满足你的要求,尚希鉴谅” 〔1 〕490。
  对于生活确有困难,需要帮助的同学,毛泽东则是通过自掏腰包的方式解决问题。邹普勋是毛泽东的发小,是私塾同学,也是他老师的儿子,二人小时候关系就很好。解放后,毛泽东经常关心邹普勋的生活状况,当他听说邹普勋身体不好、家里负担又重、生活极其困难时,便请求他的堂兄毛宇居接济一下邹家,资助费用由他还。“邹普勋(亨二)如十分困难,病情又重时,如兄手中宽裕时,请酌为接济若干,容后由弟归还” 〔1 〕370。当毛泽东得知他的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同学易南屏,体弱多病,想要到北京看看时,毛泽东也及时伸出了援助之手,并建议他不要到北京,以免旅途劳累加重病情。“体弱多病,不宜外出,更不要来京。寄上人民币三百万元,借佐医药费用” 〔1 〕454。   (二)感恩情,但不徇私利
  对那些为革命作出过重大贡献,又确实在生活中遇到了自己解决不了的困难的故人,毛泽东不仅会向他们伸出援助之手,还会为他们指出合乎原则的求助途径。毛泽东的战友罗哲早年牺牲,其妻曹云芳也是毛泽东的战友,当毛泽东得知罗哲烈士的墓地没有修时,便建议由家属自己修墓,并随信寄上三百元钱,以表资助,并告知曹云芳,今后如果还有困难,可以去找他。“坟墓可由家属修理。现寄上三百元,请你酌量处理。今后如果还有困难,可以告我设法” 〔1 〕512。陈玉英曾在毛泽东和杨开慧家里做过保姆,1930年她同杨开慧一同被捕,并在狱中与敌人进行了不屈的斗争,当她年逾六十需要人照顾时,她的女儿找到毛泽东,希望母女二人可以不下放农村,毛泽东同意了,但也没有直接干预地方政务,而是建议她们找湖南省委统战部走正常程序。
  毛泽东对他的警卫员们也是关爱有加。当他得知以前的警卫员齐吉树得了高血压之后,写信关心他的病情,安慰他,并亲自派人为他找药。“高血压病可以慢慢治好,不要性急。药已托人去找,如能找到即送给你。如无这种药,可用别种药” 〔1 〕507。毛泽东对警卫员的态度,是平等的同志关系,而非封建社会的君臣父子关系。当毛泽东收到他曾经的警卫员翟作军的来信时,非常高兴,他鼓励翟作军要好好学习,并要求其下次来北京时要通知他和李银桥,见上一面,完全没有主席的派头。
  (三)尊师长,但不逾矩
  毛泽东处理师生感情的办法,也值得今天的党员干部学习。毛泽东非常尊重他的老师,如果其生活上确有困难,他会慷慨地予以帮助,但是对于老师请托的可能干扰地方政务的一切事情,他都一概拒绝。韶山有一位进步教师,毛泽东早年常去他家看书,请教学问,可以说是有恩于毛泽东,当这位老师请托的事情涉及地方政务时,毛泽东直接回绝。“地方事,我只愿收集材料以供参考,不愿也不应当直接处理一般地方性的问题,使地方党政不好办事” 〔1 〕468。即使对一些曾给过他较大帮助的老师,只要他们的请求有悖原则,他也不会违规插手。有一位叫彭时麟的老师,曾为毛泽东组织、领导的革命活动提供过帮助,当他请求毛泽东帮忙推荐工作时,毛泽东直接写信请求彭时麟原谅,“我不大愿意为乡里亲友形诸荐牍,间或也有,但极少。李漱清先生、文运昌兄,以此见托,我婉辞了,他们的问题是他们自己托人解决的。先生生计困难,可以告我,在费用方面,我再助先生若干,是不难的。此复,祈谅是幸” 〔1 〕479。
  张干曾在毛泽东就读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时担任过该校的校长,当张干79岁时,因年老需要人照料,便请求毛泽东帮助其调动女儿回湖南工作。毛泽东没有推辞,他不但亲自帮忙办理,还写信求助时任湖南省副省长的同学周世钊,请求周世钊帮忙办理,并嘱托周世钊抽空找张干校长谈谈,看看他在生活上是否还有其他需要帮助的地方,对老师的关爱之心非常让人感动。“校长张干(忘其别甫,是否叫作次?)先生,寄我两信,尚未奉复。他叫我设法助其女儿返湘工作,以便侍养。此事我正在办,未知能办得到否?如办不到,可否另想方法。请你暇时找张先生一叙,看其生活上是否有困难,是否需要协助” 〔1 〕591。两个月之后,毛泽东亲自给張干写了信,并寄上钱物表示尊敬。
  章士钊曾对毛泽东的革命事业有过帮助,毛泽东早年为湖南学生留法勤工俭学事宜到北京募捐时,曾得到过时任中华民国教育部长章士钊的鼎力支持,章士钊一次性捐助了两万个大洋,解决了湖南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的旅费问题。毛泽东一直记着章士钊的这个大恩,在新中国成立后对他仍尊敬有加,二人不但常有诗作上的互鉴互赏,毛泽东还偶尔赠送时令物品给章士钊以表谢意。“大作收到,义正词严,敬服之至。古人云: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今奉上桃杏各五斤,哂纳为盼!投报相反,尚乞谅解” 〔1 〕606。
  重人情伦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色之一,处理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也是当代人们必备的社交生存技能,而手握公权的党员干部面对的人际关系更加复杂。在部分走上违法犯罪道路的党员干部中,有相当大一部分人就是没有处理好手中的公共权力与复杂人际关系之间的关系,导致滥用公权、以权谋私,最终走上违法犯罪的不归路。党员干部要在工作生活中做到既不失人情味又不逾矩,就必须妥善处理公共权力与私人关系之间的关系。毛泽东是一个既重私人情感也讲原则的人,重人情但不徇私情体现出了其伟大的人格魅力。毛泽东处理“公”与“私”关系之间关系的智慧,值得今天的广大党员干部学习和借鉴。
  〔参 考 文 献〕
  〔1〕毛泽东书信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2〕北京市纪委市监委机关,北京市委宣传部.初心·使命·家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80.
  责任编辑 王亚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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